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齐菑川国薛（今潍坊寿光南）人。汉武帝时两次被推荐征为博士，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封平津侯，谥献侯。是西汉建立后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西汉名臣。又是著名的公羊学家，为汉代儒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封侯拜相
公孙弘年少时以家中贫寒，遂到海边为富人家放牧猪群以供给家用。后任狱吏，因学识浅薄而失职获罪，后得豁免，立志苦读。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师从经学大师胡母生习学《公羊春秋》。公孙弘供养后母十分孝顺谨慎，后母去世后，为她服丧3年。
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后招纳贤良文学之士。此时公孙弘年已60岁，应征对策，以贤良得征录为博士。公孙弘奉召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陈奏相关事宜，其所奏不合武帝之意，武帝便认为公孙弘没有大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任，于是公孙弘上书称病以此免归。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再次下诏征召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仍旧举荐公孙弘。公孙弘推辞说：“我已经被推荐过一次，因为不能胜任而被罢免，还是改推他人吧！”国人坚持推荐公孙弘，于是他前往长安至太常。武帝下诏问治世之策于诸生，当时参加对策的有百余人，太常所判公孙弘的对策居下。武帝亲自看过太常所呈对策后，擢公孙弘对策为第一，召其入见。武帝见公孙弘相貌伟岸、气度不凡，于是拜弘为博士，令他待诏金马门。公孙弘上疏奏论选拔官员的重要性，指出当今之世与先圣之世之所以存在很大差异，就是因为任用官吏的不同，“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 通过对古今选拔任用官吏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周公旦之所以在短期内就可以教化人民、平定天下，正是因为所用官吏之贤德。武帝看过他的上书，便问公孙弘与周公相比谁更贤德。公孙弘回答道：“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 武帝虽对公孙弘的这番言辞感到诧异，但也更重视他了。
武帝初，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令唐蒙上书说巴蜀地区的富饶景象，建议开通夜郎道。武帝同意他的奏议，改夜郎为郡，令唐蒙开通夜郎及其西南的僰中。此后唐蒙征发巴、蜀二郡数千名士卒进行此地的开发事宜，士卒苦于徭役征调，数年间已是疲惫不堪。西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许多人因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劳作而病死，加之西南夷屡次叛乱，所以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后依旧没有大的成果，于是武帝命公孙弘前往巴蜀查看当地的情况。公孙弘自蜀地归来向武帝大陈西南夷所居之地并无用处，对其开发只会增加国家的财政开支、给百姓带来灾难，武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每次朝会议事，公孙弘只是陈述事情的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后果以及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让武帝自行选择，即使有人质疑他的提议，他也从不肯与大臣在朝堂上争论。武帝认为公孙弘有辩论之才却不与人强争，可见其为人谨慎敦厚；熟悉法规律令，又多援引儒经之义晓之以理，对公孙弘很是赏识。元光六年（前129），任命公孙弘为左内史。
公孙弘经常同主爵都尉汲黯一同在朝会外向武帝奏事，汲黯先讲，公孙弘于其后加以说明或补充，武帝往往十分高兴，对其所奏之事大多依从，并日益亲信公孙弘。公孙弘曾与公卿一同议事并且约定奏事大旨和观点，但至公孙弘上前奏事时，对之前所约定之事大都不能遵从而是顺应武帝的意思随机改变。汲黯十分气愤，就当庭诘责公孙弘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武帝诘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认同公孙弘之说，故此后朝中每有人在武帝面前诋毁公孙弘，武帝反而更亲厚他。
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在今朝鲜半岛中部设苍海郡。次年，卫青、李息出云中，北击匈奴，俘虏数千人，收复河南地，朝廷于此地置朔方、五原郡。公孙弘认为如此兴师动众对周边地区用兵，是疲敝中国以供养无用之地，数次劝谏，希望武帝能够停止征伐战争，罢设二郡。武帝令朱买臣等就置朔方郡之事与公孙弘讨论，朱买臣等言其利害十条而弘无以应，于是公孙弘谢过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得到汉武帝认可。
元朔三年（前126），公孙弘代张欧任御史大夫。齐王骄奢淫逸，行事乖僻，元朔二年以主父偃为齐相。主父偃告发齐王行为不端，并对齐王进行严密监视，齐王因恐惧而自杀。汉武帝认为是主父偃要挟齐王令其自杀，便下令逮捕主父偃，对此事进行调查。主父偃否认迫令齐王自杀之事，武帝便想从轻发落，免除他的死刑。公孙弘以齐王死，是主父偃的过错，不杀他不足以谢天下。武帝听从其建议，令族诛主父偃。武帝想要用因罪被免官的宁成为郡守，公孙弘认为宁成为人过于严苛，令其治民必定会使百姓感到困苦，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对道：“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 因此宁成没有得到任用。
河内轵（今属河南济源）人游侠郭解，长得短小精悍，性情深沉，年少时为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所杀之人众多。至年长，一改以往作风，处世恭俭、以德报怨、乐善好施但仍旧喜欢行侠仗义。元朔二年（前127），武帝下诏将郡国豪杰及家财300万以上的人迁往茂陵，郭解亦在迁徙之列。先前郭解兄子杀杨县掾，此时杨县掾父亲也被杀害，其家人上书告状被人杀于宫门前。武帝下令逮捕郭解，郭解开始了逃亡生涯。因为郭解素有侠名，所以一路上都有人帮助他，以致经过很长时间才抓住他。穷究郭解所犯之事，多在赦令之前，所以他不应被论罪。此时轵地有一儒生因为说郭解多作奸犯科、违背公法，不能算作贤良之人而被割断舌头，后被杀害。官吏以为此事与郭解无关，公孙弘却不以为然，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 于是郭解被族诛。游侠者这一春秋战国以来极其引人注目的群体，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对社会的安定存在着一定的威胁，所以公孙弘惩治郭解的要求可以说给了游侠群体一次重击。
元朔五年（前124），公孙弘代替薛泽为丞相。汉代旧制多以列侯为丞相，唯有公孙弘没有爵位。武帝为此专门下诏以高成（今属山西）之平津乡650户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至丞相而封爵，自公孙弘始，此后多引以为故事。
公孙弘善于谈笑，且博学多闻。他认为作为君主要心胸宽广，作为臣下要节俭自律。公孙弘外表宽厚实则城府极深，对于那些和他有嫌怨的人，不管亲疏远近，他都表面装作十分友善，而后借机进行报复。朝臣汲黯为人傲慢少礼，不能容人过错，经常当面批评别人，又喜好黄老之学，对儒学多有诋毁。公孙弘因习儒术而被重用，汲黯几次在朝堂上当面弹劾公孙弘。至公孙弘为相后，便以右内史境内多贵族宗室，难以治理，不是重臣不足以担当此任为借口，建议武帝徙命汲黯为右内史，将其排挤出朝。董仲舒为人廉洁耿直，以贤良对策得以任用。公孙弘与董仲舒都擅长《春秋》，公孙弘虽不及董仲舒，却因能够利用《春秋》大义迎合世俗而位至丞相。董仲舒认为公孙弘这是阿谀奉承，因此被公孙弘所嫉恨。胶西王为人暴虐、恣意妄为，几次杀害朝廷大臣，于是公孙弘又奏言武帝说只有董仲舒这样的贤能之士才能辅佐胶西王。于是武帝遂以董仲舒相胶西王。因为董仲舒是名重一时的大儒，所以胶西王对董仲舒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与迫害。公孙弘对汲黯、董仲舒的报复行为，最终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但由此可以看出对那些出言诋毁他的人，公孙弘并未表现出像他所标榜的那种大度宽容姿态，而是表现的心胸狭隘。
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事频繁，民众苦于徭役征发，倾家荡产无以供应军需，所以许多人为此逃亡山林间而盗贼，其中尤以东郡（今河南东北和山东西部）为甚。朝廷以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寿王到任后并未如武帝所期望的，反而情况更加严重，盗贼丛生、秩序混乱。元朔五年（前124），寿王为光禄大夫侍中，时为丞相的公孙弘上奏建议禁止百姓携带弓弩，只要老百姓不能携带弓弩等武器，那些为寇的盗贼自然也就只能与官吏近距离作战，这样对于数量上有优势的官吏是有益的。武帝令群臣讨论这个提议，吾丘寿王丘上书反对，指出秦始皇曾有此禁令，但是并没有阻止秦朝的灭亡。公孙弘无以反驳，所以他的提议没能实行。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暗地制作攻战器具，意欲谋叛。旧辟阳侯孙审卿因淮南厉王杀其祖父而心存怨恨，他暗中收集淮南王不轨行为并借与丞相公孙弘关系友善，将此事告知公孙弘。公孙弘深究此事，最终使得淮南王谋叛之事泄露。此后在处理淮南党羽之际，公孙弘病重，他自认为没有功劳却得以封侯，位居宰相之位，在用人之际却不能辅佐君主安定国家，没有担负起为人臣的应尽职责，于是他上表说明值此诸侯叛乱之时，作为朝廷重臣却只能在家休养，心中十分愧疚，于是请求致仕以便有才之士能够得到接任。武帝未予准许，而是赐予牛酒锦帛等物，令他安心养病。数月后，公孙弘病情有所好转，便开始办理政事。
元狩二年（前121）三月，公孙弘因病终于丞相任上，时年80岁。公孙弘子公孙度嗣为平津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年，有诏征巨野令史成，公孙度留而不遣，因此事而被罚为城旦。汉平帝元始中，表彰功臣之后，复公孙弘后代为关内侯，并下诏称赞公孙弘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俸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制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二、兼通儒墨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弘作《公孙子》10篇，其内容多是关于刑名之事的，但此书已佚。其学术思想可从其对策、奏疏中窥知一斑。
元朔五年（前124），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官置弟子、兴学、任儒生等，其言曰：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招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公孙弘除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之外，还请令郡国地方推选仁义友爱、孝敬父母的文学之士至太常，其授业如博士弟子，并且根据学业情况任官。他的这一建言得到首肯，自此之后，儒生入仕有了固定的途径，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之士。公孙弘把儒学水平作为选拔、任用管吏的标准，并使这一标准得到统治者的肯定，从而保证了儒学的官学地位，大量的儒学之士借机跻身于统治阶层，儒学呈现出兴盛之势。
公孙弘擅习《春秋公羊传》，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太常时所作对策中，其对策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做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公孙弘在对策中提出了治民之要在于用人方面要因能任官、知人善任、任用贤德；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层自身要戒奢戒骄、崇尚节俭，对百姓则要轻徭薄役，不夺民时，为百姓的生产生活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百姓就会自觉服从管理，行事也会顺应上层的意志。
公孙弘在此次对策中强调了“和”的重要性，把“和”作为实现社会安定、国家风调雨顺的重要手段。不同于传统儒学中把“和”定义为相对意义上的矛盾调和，公孙弘所说的“和”带有服从的意味，即百姓要服从君主的意志而君主的行为必须符合德的规定。他把“德”置于君主之上，指出君主的行为要在符合“德”的范畴内进行，而非为所欲为、毫无限制，而且民众服从君主的重要前提是君主“和德”。这就使得统治阶层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客观上约束了君主的恣意妄为的行径。他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但是对立中又包含统一，“和”则是其能够统一的基础。作为两个对立的阶层，若是君主“和德”，民众即会“和合”，这就会出现天平和谐的局面。就个人而言，心与气、气与形、形与声都是对立统一的，但是“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从而才能出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公孙弘的思想中，“和”不只是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在自然界中“和”也是无处不在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山林繁茂等景象的出现都是阴阳想和所至。既然“和”对国家稳定、自然界和谐有着如此大的作用，所以统治阶级就必须掌握“和”。只有这样，才能使周边国家臣服，奉币来朝。
公孙弘又解释了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仁义礼，其中“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他认为“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对仁的解释中包含有两层含义。首先要“致利除害”，用利来解释仁，充分肯定利的重要性，这与传统儒学思想排斥利的观点大相径庭。相反墨家理论论证大都是以是否有利为基础，其明确指出利是天下众人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用以衡量是非高下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他的兼爱无私为仁，也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墨学所说的兼爱是广泛的、无差别的，是不受贫富、尊卑、等级限制的。而儒家所提出的“仁者，爱人”，是有差别的爱，强调的是在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前提下，这种爱人是建立在血缘宗法观念基础之上的。 所以公孙弘的思想受到了墨家思想的影响，兼收其观点，用以对儒学思想的理解、解释。
公孙弘的思想又掺杂了法家的思想，他所说的智是术的本原。术即权术，是法家重要思想之一。法家认为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不同于公开的“法”，术是隐藏在君主心中的，专门对付大臣的。作为法家术派的代表人物，申不害认为君主要操杀生之柄，保证其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加强对群臣的监督、考察和防范。公孙弘所论之术显然是借用了法家的举措，以实现君主对臣下、民众的全盘掌握。此外公孙弘虽然强调仁义礼智，但是他同样看到刑名利禄在统治中的作用，把刑名、爵赏作为统治的手段之一。
经过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复存在，除了法家思想因受到君主的青睐而成为统治思想以外，其余各派都出现消沉景象。汉朝建立后，解除了秦代对思想的禁锢，各派思想开始复兴，这就使得汉初一段时期内各种思想活跃，而公孙弘正是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他以《春秋》得以入仕，又杂采众说来为其政治思想服务，所以他的思想融合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以儒、墨两家最为显著。
三、逸事杂闻
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再次以贤良被国人被举荐前往长安。他的同乡邹长倩见其衣单食薄、家中贫寒、资财有限，于是解下自己的衣裳，脱下自己的冠帽和鞋子送给公孙弘，又赠予他刍一束、素丝一襚、扑满（古代的一种储钱罐）一枚，并附上一封书信说：“夫人无幽显，道在则为尊。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窃在下风，以俟嘉誉。” 邹长倩在信中说明了其所赠之物的内涵，鲜草虽普通低贱，却不会轻慢君子，借所赠之物告诫公孙弘不要因一时挫折而沮丧，人之贵贱在于其是否得道；即使是一襚素丝也是由少而多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注重积累，才能逐渐从卑微走向显贵；扑满用以存钱，只进不出，最终只能被打碎，士人若只知道聚敛钱财而不能将其用在该用之处，就会和扑满有相同的命运。公孙弘的回信因竹简腐烂而无从得知，但是公孙弘在显贵后，开设学官，勤俭节约，散尽家财供养贤良之士，其行为与邹长倩所说是有相同之处的。
经过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以后，至武帝时可谓是国富民强，但此时北方匈奴仍然不断侵扰边地人民，南方百越叛乱时起，国内郡国并行、王国势力过大，解决这些长期以来一直威胁着汉王朝安定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武帝时期几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贤良方正，招揽人才。公孙弘成为举首，他起自布衣，数年之间就封侯拜相。公孙弘成为丞相后起客馆，开东阁以招天下之士，与他们共同讨论国家大事，商定计谋。东阁分为三馆，其一是钦贤馆，专门用来招待最为贤德的士人；其二是翘楚馆，用来接待最有学识的人；其三是接士馆，用来接待国中优秀之人。钦贤馆中居住之人能够辅佐君主，有济世之才；翘楚馆中人则能够担任九卿、将军等二千石官职；接士馆中人都要一技之长或者有某些独特的优点。公孙弘礼贤下士，对待这些人十分恭谨。他省吃俭用，食不兼味，吃脱粟饭，把俸禄都用来供给这些宾客而没有多余的，其故人宾客全都仰仗公孙弘以得衣食。
公孙弘官至丞相后，有故人高贺投靠他。孰料高贺以公孙弘生活节俭清苦，让其吃脱粟米、盖粗布被而心怀不满，遂对公孙弘说：“脱粟、布被，我自有之。”高贺还对别人说：“公孙宏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中之人怀疑公孙弘表里不一，为人狡诈。公孙弘对此深感无奈，他叹息道：“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汲黯就此事上奏武帝认为公孙弘这样做是为了欺诈世人，有沽名钓誉之嫌。武帝问公孙弘，公孙弘坦言承认确实有这样的事并且对汲黯直言加以赞谕，又举管仲相齐桓公奢侈似于君，齐桓公称霸后其制更过于周天子；而晏婴相景公尚节俭同于百姓，却也使齐国长治久安，百姓生活安乐。武帝非但未怪罪公孙弘，反而认为他谦逊有礼，以此更加厚待他。
公孙弘首建为博士置弟子和选择儒生为官吏，增强了儒学的影响，扩大了儒生入仕的途径，对于儒学的发展兴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初，治《春秋》者，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受到胡毋生的影响，但他在儒学思想上并没有很大创新建树。不同于一代大儒董仲舒，公孙弘是将其所学应用于政治领域中，他把儒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援引经典来解释自己的政见，使二者真正结合在一起。同时公孙弘善于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加以融合发挥，为阐明自己的思想服务。公孙弘40岁学《春秋》，60岁举贤良，80岁于丞相任上寿终正寝，在宰相位共6年，为国家招揽人才，数次上疏劝谏。他不仅是西汉以儒生荣登宰相之位的开端之人，还开以丞相位封侯之先，可谓是位尊名重。史书所记公孙弘墓有淄川墓址、麓台墓址和兴平墓志址三处。迄今，在淄川城南有庄名为公孙庄，相传是为纪念公孙弘而命名。在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淄川区龙泉镇韩圣村（该村原名亦称公孙庄）发现公孙弘墓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地处 “南园”（当地称是公孙弘的花园）的一座古老的“平津桥”。清代阎循观《程符山十咏?并序》提到在潍县西南处有座高一丈的高台，台下有7眼泉水，此台即为麓台，是公孙弘读书之地，相传公孙弘葬于此。明朝刘应节曾在浮山下修建麓台书院，又名公孙弘书院。另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公孙弘墓则在陕西兴平县东北18里，相传其墓东南方是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址。
（殷庆双）
公孙弘
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齐菑川国薛（今潍坊寿光南）人。汉武帝时两次被推荐征为博士，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封平津侯，谥献侯。是西汉建立后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西汉名臣。又是著名的公羊学家，为汉代儒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封侯拜相
公孙弘年少时以家中贫寒，遂到海边为富人家放牧猪群以供给家用。后任狱吏，因学识浅薄而失职获罪，后得豁免，立志苦读。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师从经学大师胡母生习学《公羊春秋》。公孙弘供养后母十分孝顺谨慎，后母去世后，为她服丧3年。
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后招纳贤良文学之士。此时公孙弘年已60岁，应征对策，以贤良得征录为博士。公孙弘奉召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陈奏相关事宜，其所奏不合武帝之意，武帝便认为公孙弘没有大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任，于是公孙弘上书称病以此免归。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再次下诏征召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仍旧举荐公孙弘。公孙弘推辞说：“我已经被推荐过一次，因为不能胜任而被罢免，还是改推他人吧！”国人坚持推荐公孙弘，于是他前往长安至太常。武帝下诏问治世之策于诸生，当时参加对策的有百余人，太常所判公孙弘的对策居下。武帝亲自看过太常所呈对策后，擢公孙弘对策为第一，召其入见。武帝见公孙弘相貌伟岸、气度不凡，于是拜弘为博士，令他待诏金马门。公孙弘上疏奏论选拔官员的重要性，指出当今之世与先圣之世之所以存在很大差异，就是因为任用官吏的不同，“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 通过对古今选拔任用官吏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周公旦之所以在短期内就可以教化人民、平定天下，正是因为所用官吏之贤德。武帝看过他的上书，便问公孙弘与周公相比谁更贤德。公孙弘回答道：“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 武帝虽对公孙弘的这番言辞感到诧异，但也更重视他了。
武帝初，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令唐蒙上书说巴蜀地区的富饶景象，建议开通夜郎道。武帝同意他的奏议，改夜郎为郡，令唐蒙开通夜郎及其西南的僰中。此后唐蒙征发巴、蜀二郡数千名士卒进行此地的开发事宜，士卒苦于徭役征调，数年间已是疲惫不堪。西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许多人因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劳作而病死，加之西南夷屡次叛乱，所以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后依旧没有大的成果，于是武帝命公孙弘前往巴蜀查看当地的情况。公孙弘自蜀地归来向武帝大陈西南夷所居之地并无用处，对其开发只会增加国家的财政开支、给百姓带来灾难，武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每次朝会议事，公孙弘只是陈述事情的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后果以及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让武帝自行选择，即使有人质疑他的提议，他也从不肯与大臣在朝堂上争论。武帝认为公孙弘有辩论之才却不与人强争，可见其为人谨慎敦厚；熟悉法规律令，又多援引儒经之义晓之以理，对公孙弘很是赏识。元光六年（前129），任命公孙弘为左内史。
公孙弘经常同主爵都尉汲黯一同在朝会外向武帝奏事，汲黯先讲，公孙弘于其后加以说明或补充，武帝往往十分高兴，对其所奏之事大多依从，并日益亲信公孙弘。公孙弘曾与公卿一同议事并且约定奏事大旨和观点，但至公孙弘上前奏事时，对之前所约定之事大都不能遵从而是顺应武帝的意思随机改变。汲黯十分气愤，就当庭诘责公孙弘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武帝诘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认同公孙弘之说，故此后朝中每有人在武帝面前诋毁公孙弘，武帝反而更亲厚他。
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在今朝鲜半岛中部设苍海郡。次年，卫青、李息出云中，北击匈奴，俘虏数千人，收复河南地，朝廷于此地置朔方、五原郡。公孙弘认为如此兴师动众对周边地区用兵，是疲敝中国以供养无用之地，数次劝谏，希望武帝能够停止征伐战争，罢设二郡。武帝令朱买臣等就置朔方郡之事与公孙弘讨论，朱买臣等言其利害十条而弘无以应，于是公孙弘谢过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得到汉武帝认可。
元朔三年（前126），公孙弘代张欧任御史大夫。齐王骄奢淫逸，行事乖僻，元朔二年以主父偃为齐相。主父偃告发齐王行为不端，并对齐王进行严密监视，齐王因恐惧而自杀。汉武帝认为是主父偃要挟齐王令其自杀，便下令逮捕主父偃，对此事进行调查。主父偃否认迫令齐王自杀之事，武帝便想从轻发落，免除他的死刑。公孙弘以齐王死，是主父偃的过错，不杀他不足以谢天下。武帝听从其建议，令族诛主父偃。武帝想要用因罪被免官的宁成为郡守，公孙弘认为宁成为人过于严苛，令其治民必定会使百姓感到困苦，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对道：“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 因此宁成没有得到任用。
河内轵（今属河南济源）人游侠郭解，长得短小精悍，性情深沉，年少时为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所杀之人众多。至年长，一改以往作风，处世恭俭、以德报怨、乐善好施但仍旧喜欢行侠仗义。元朔二年（前127），武帝下诏将郡国豪杰及家财300万以上的人迁往茂陵，郭解亦在迁徙之列。先前郭解兄子杀杨县掾，此时杨县掾父亲也被杀害，其家人上书告状被人杀于宫门前。武帝下令逮捕郭解，郭解开始了逃亡生涯。因为郭解素有侠名，所以一路上都有人帮助他，以致经过很长时间才抓住他。穷究郭解所犯之事，多在赦令之前，所以他不应被论罪。此时轵地有一儒生因为说郭解多作奸犯科、违背公法，不能算作贤良之人而被割断舌头，后被杀害。官吏以为此事与郭解无关，公孙弘却不以为然，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 于是郭解被族诛。游侠者这一春秋战国以来极其引人注目的群体，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对社会的安定存在着一定的威胁，所以公孙弘惩治郭解的要求可以说给了游侠群体一次重击。
元朔五年（前124），公孙弘代替薛泽为丞相。汉代旧制多以列侯为丞相，唯有公孙弘没有爵位。武帝为此专门下诏以高成（今属山西）之平津乡650户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至丞相而封爵，自公孙弘始，此后多引以为故事。
公孙弘善于谈笑，且博学多闻。他认为作为君主要心胸宽广，作为臣下要节俭自律。公孙弘外表宽厚实则城府极深，对于那些和他有嫌怨的人，不管亲疏远近，他都表面装作十分友善，而后借机进行报复。朝臣汲黯为人傲慢少礼，不能容人过错，经常当面批评别人，又喜好黄老之学，对儒学多有诋毁。公孙弘因习儒术而被重用，汲黯几次在朝堂上当面弹劾公孙弘。至公孙弘为相后，便以右内史境内多贵族宗室，难以治理，不是重臣不足以担当此任为借口，建议武帝徙命汲黯为右内史，将其排挤出朝。董仲舒为人廉洁耿直，以贤良对策得以任用。公孙弘与董仲舒都擅长《春秋》，公孙弘虽不及董仲舒，却因能够利用《春秋》大义迎合世俗而位至丞相。董仲舒认为公孙弘这是阿谀奉承，因此被公孙弘所嫉恨。胶西王为人暴虐、恣意妄为，几次杀害朝廷大臣，于是公孙弘又奏言武帝说只有董仲舒这样的贤能之士才能辅佐胶西王。于是武帝遂以董仲舒相胶西王。因为董仲舒是名重一时的大儒，所以胶西王对董仲舒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与迫害。公孙弘对汲黯、董仲舒的报复行为，最终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但由此可以看出对那些出言诋毁他的人，公孙弘并未表现出像他所标榜的那种大度宽容姿态，而是表现的心胸狭隘。
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事频繁，民众苦于徭役征发，倾家荡产无以供应军需，所以许多人为此逃亡山林间而盗贼，其中尤以东郡（今河南东北和山东西部）为甚。朝廷以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寿王到任后并未如武帝所期望的，反而情况更加严重，盗贼丛生、秩序混乱。元朔五年（前124），寿王为光禄大夫侍中，时为丞相的公孙弘上奏建议禁止百姓携带弓弩，只要老百姓不能携带弓弩等武器，那些为寇的盗贼自然也就只能与官吏近距离作战，这样对于数量上有优势的官吏是有益的。武帝令群臣讨论这个提议，吾丘寿王丘上书反对，指出秦始皇曾有此禁令，但是并没有阻止秦朝的灭亡。公孙弘无以反驳，所以他的提议没能实行。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暗地制作攻战器具，意欲谋叛。旧辟阳侯孙审卿因淮南厉王杀其祖父而心存怨恨，他暗中收集淮南王不轨行为并借与丞相公孙弘关系友善，将此事告知公孙弘。公孙弘深究此事，最终使得淮南王谋叛之事泄露。此后在处理淮南党羽之际，公孙弘病重，他自认为没有功劳却得以封侯，位居宰相之位，在用人之际却不能辅佐君主安定国家，没有担负起为人臣的应尽职责，于是他上表说明值此诸侯叛乱之时，作为朝廷重臣却只能在家休养，心中十分愧疚，于是请求致仕以便有才之士能够得到接任。武帝未予准许，而是赐予牛酒锦帛等物，令他安心养病。数月后，公孙弘病情有所好转，便开始办理政事。
元狩二年（前121）三月，公孙弘因病终于丞相任上，时年80岁。公孙弘子公孙度嗣为平津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年，有诏征巨野令史成，公孙度留而不遣，因此事而被罚为城旦。汉平帝元始中，表彰功臣之后，复公孙弘后代为关内侯，并下诏称赞公孙弘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俸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制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二、兼通儒墨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弘作《公孙子》10篇，其内容多是关于刑名之事的，但此书已佚。其学术思想可从其对策、奏疏中窥知一斑。
元朔五年（前124），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官置弟子、兴学、任儒生等，其言曰：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招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公孙弘除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之外，还请令郡国地方推选仁义友爱、孝敬父母的文学之士至太常，其授业如博士弟子，并且根据学业情况任官。他的这一建言得到首肯，自此之后，儒生入仕有了固定的途径，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之士。公孙弘把儒学水平作为选拔、任用管吏的标准，并使这一标准得到统治者的肯定，从而保证了儒学的官学地位，大量的儒学之士借机跻身于统治阶层，儒学呈现出兴盛之势。
公孙弘擅习《春秋公羊传》，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太常时所作对策中，其对策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做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公孙弘在对策中提出了治民之要在于用人方面要因能任官、知人善任、任用贤德；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层自身要戒奢戒骄、崇尚节俭，对百姓则要轻徭薄役，不夺民时，为百姓的生产生活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百姓就会自觉服从管理，行事也会顺应上层的意志。
公孙弘在此次对策中强调了“和”的重要性，把“和”作为实现社会安定、国家风调雨顺的重要手段。不同于传统儒学中把“和”定义为相对意义上的矛盾调和，公孙弘所说的“和”带有服从的意味，即百姓要服从君主的意志而君主的行为必须符合德的规定。他把“德”置于君主之上，指出君主的行为要在符合“德”的范畴内进行，而非为所欲为、毫无限制，而且民众服从君主的重要前提是君主“和德”。这就使得统治阶层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客观上约束了君主的恣意妄为的行径。他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但是对立中又包含统一，“和”则是其能够统一的基础。作为两个对立的阶层，若是君主“和德”，民众即会“和合”，这就会出现天平和谐的局面。就个人而言，心与气、气与形、形与声都是对立统一的，但是“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从而才能出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公孙弘的思想中，“和”不只是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在自然界中“和”也是无处不在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山林繁茂等景象的出现都是阴阳想和所至。既然“和”对国家稳定、自然界和谐有着如此大的作用，所以统治阶级就必须掌握“和”。只有这样，才能使周边国家臣服，奉币来朝。
公孙弘又解释了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仁义礼，其中“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他认为“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对仁的解释中包含有两层含义。首先要“致利除害”，用利来解释仁，充分肯定利的重要性，这与传统儒学思想排斥利的观点大相径庭。相反墨家理论论证大都是以是否有利为基础，其明确指出利是天下众人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用以衡量是非高下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他的兼爱无私为仁，也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墨学所说的兼爱是广泛的、无差别的，是不受贫富、尊卑、等级限制的。而儒家所提出的“仁者，爱人”，是有差别的爱，强调的是在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前提下，这种爱人是建立在血缘宗法观念基础之上的。 所以公孙弘的思想受到了墨家思想的影响，兼收其观点，用以对儒学思想的理解、解释。
公孙弘的思想又掺杂了法家的思想，他所说的智是术的本原。术即权术，是法家重要思想之一。法家认为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不同于公开的“法”，术是隐藏在君主心中的，专门对付大臣的。作为法家术派的代表人物，申不害认为君主要操杀生之柄，保证其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加强对群臣的监督、考察和防范。公孙弘所论之术显然是借用了法家的举措，以实现君主对臣下、民众的全盘掌握。此外公孙弘虽然强调仁义礼智，但是他同样看到刑名利禄在统治中的作用，把刑名、爵赏作为统治的手段之一。
经过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复存在，除了法家思想因受到君主的青睐而成为统治思想以外，其余各派都出现消沉景象。汉朝建立后，解除了秦代对思想的禁锢，各派思想开始复兴，这就使得汉初一段时期内各种思想活跃，而公孙弘正是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他以《春秋》得以入仕，又杂采众说来为其政治思想服务，所以他的思想融合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以儒、墨两家最为显著。
三、逸事杂闻
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再次以贤良被国人被举荐前往长安。他的同乡邹长倩见其衣单食薄、家中贫寒、资财有限，于是解下自己的衣裳，脱下自己的冠帽和鞋子送给公孙弘，又赠予他刍一束、素丝一襚、扑满（古代的一种储钱罐）一枚，并附上一封书信说：“夫人无幽显，道在则为尊。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窃在下风，以俟嘉誉。” 邹长倩在信中说明了其所赠之物的内涵，鲜草虽普通低贱，却不会轻慢君子，借所赠之物告诫公孙弘不要因一时挫折而沮丧，人之贵贱在于其是否得道；即使是一襚素丝也是由少而多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注重积累，才能逐渐从卑微走向显贵；扑满用以存钱，只进不出，最终只能被打碎，士人若只知道聚敛钱财而不能将其用在该用之处，就会和扑满有相同的命运。公孙弘的回信因竹简腐烂而无从得知，但是公孙弘在显贵后，开设学官，勤俭节约，散尽家财供养贤良之士，其行为与邹长倩所说是有相同之处的。
经过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以后，至武帝时可谓是国富民强，但此时北方匈奴仍然不断侵扰边地人民，南方百越叛乱时起，国内郡国并行、王国势力过大，解决这些长期以来一直威胁着汉王朝安定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武帝时期几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贤良方正，招揽人才。公孙弘成为举首，他起自布衣，数年之间就封侯拜相。公孙弘成为丞相后起客馆，开东阁以招天下之士，与他们共同讨论国家大事，商定计谋。东阁分为三馆，其一是钦贤馆，专门用来招待最为贤德的士人；其二是翘楚馆，用来接待最有学识的人；其三是接士馆，用来接待国中优秀之人。钦贤馆中居住之人能够辅佐君主，有济世之才；翘楚馆中人则能够担任九卿、将军等二千石官职；接士馆中人都要一技之长或者有某些独特的优点。公孙弘礼贤下士，对待这些人十分恭谨。他省吃俭用，食不兼味，吃脱粟饭，把俸禄都用来供给这些宾客而没有多余的，其故人宾客全都仰仗公孙弘以得衣食。
公孙弘官至丞相后，有故人高贺投靠他。孰料高贺以公孙弘生活节俭清苦，让其吃脱粟米、盖粗布被而心怀不满，遂对公孙弘说：“脱粟、布被，我自有之。”高贺还对别人说：“公孙宏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中之人怀疑公孙弘表里不一，为人狡诈。公孙弘对此深感无奈，他叹息道：“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汲黯就此事上奏武帝认为公孙弘这样做是为了欺诈世人，有沽名钓誉之嫌。武帝问公孙弘，公孙弘坦言承认确实有这样的事并且对汲黯直言加以赞谕，又举管仲相齐桓公奢侈似于君，齐桓公称霸后其制更过于周天子；而晏婴相景公尚节俭同于百姓，却也使齐国长治久安，百姓生活安乐。武帝非但未怪罪公孙弘，反而认为他谦逊有礼，以此更加厚待他。
公孙弘首建为博士置弟子和选择儒生为官吏，增强了儒学的影响，扩大了儒生入仕的途径，对于儒学的发展兴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初，治《春秋》者，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受到胡毋生的影响，但他在儒学思想上并没有很大创新建树。不同于一代大儒董仲舒，公孙弘是将其所学应用于政治领域中，他把儒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援引经典来解释自己的政见，使二者真正结合在一起。同时公孙弘善于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加以融合发挥，为阐明自己的思想服务。公孙弘40岁学《春秋》，60岁举贤良，80岁于丞相任上寿终正寝，在宰相位共6年，为国家招揽人才，数次上疏劝谏。他不仅是西汉以儒生荣登宰相之位的开端之人，还开以丞相位封侯之先，可谓是位尊名重。史书所记公孙弘墓有淄川墓址、麓台墓址和兴平墓志址三处。迄今，在淄川城南有庄名为公孙庄，相传是为纪念公孙弘而命名。在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淄川区龙泉镇韩圣村（该村原名亦称公孙庄）发现公孙弘墓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地处 “南园”（当地称是公孙弘的花园）的一座古老的“平津桥”。清代阎循观《程符山十咏?并序》提到在潍县西南处有座高一丈的高台，台下有7眼泉水，此台即为麓台，是公孙弘读书之地，相传公孙弘葬于此。明朝刘应节曾在浮山下修建麓台书院，又名公孙弘书院。另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公孙弘墓则在陕西兴平县东北18里，相传其墓东南方是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址。
（殷庆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