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是王羲之的幼子。祖籍琅邪（今山东临沂），生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献之初为州主簿、秘书郎，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后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一门一体，而是兼通众家，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或分称“大王”“小王”。又同钟繇、张芝、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杰”。他继王羲之之后，在书法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书法时代，曾经独领风骚，风靡一时。
一、书香门第
家庭环境的熏陶是一个人成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方面，王献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王献之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在这个书法世家里不仅造就了像王羲之这样的“书圣”，也产生了许多名噪一时的书法大家，书学传统源远流长。王献之的三位祖辈均系书法大家：王导（王羲之从伯父）以行草书名于当世；王廙（王羲之的叔父）“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王旷（王羲之的父亲）亦对书法有一定的研究。当时书法家卫夫人是王羲之父亲王旷的中表亲戚，也是王羲之早年的老师，经常到王家做客，不时给王献之以指导；卫妇人之笔法传自钟繇，钟繇又上承蔡邕。其外公郗鉴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
献之早年学书直接得益于其父王羲之。王羲之共有7个儿子，自小便跟从羲之学书法。献之排行第七，他的6位哥哥中有5位善书法，即玄之、凝之、操之、徽之、涣之。凝之得羲之之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唯有献之书画双全，独得父之真传，学得最好。
献之小时特别调皮，但是每当看到大人在写字他便会跑过去，有时还会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拿起笔来学着大人的模样乱画一通。平时献之总是缠着父亲羲之教他写字，羲之以为其尚小且调皮便没将他放在心上。献之见父亲不理睬自己，便向几位哥哥学习。他们练字，他也跟着练字；他们画画，他也跟着画画。还时不时地向哥哥们问这问那，以致哥哥们常被献之的问题难住，不愿和他在一起，献之只好去找他的母亲。其母郗氏出身于名门世家，自小也学过书法，后来受羲之的影响，对书法也有一定的研究。见小儿如此喜欢书法，便以羲之书帖教授献之，几年后，献之已有不小的进步。
承姑帖
同其他孩子一样，献之小时候活泼好动、天真顽皮，无事常与伙伴们用炭墨在墙上乱画，初始羲之以为小孩子们玩闹没太在意。偶有一次，羲之见很多人指着献之议论纷纷，羲之以为献之在搞什么恶作剧，过去一看，见献之正在书写方丈大字，尽管尚未脱稚气，但已非同一般的小儿能比，十分吃惊，觉得此儿大有前途。还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很干净，便取帚蘸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都说：“七郎所书。”
王献之作品
某一日，七八岁的献之正在专心致志地学书，父亲经过，悄悄地来到他身后，猛然间掣其手中之笔，献之的手臂只是稍微晃动了一下，笔仍在手中。羲之大惊，暗喜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羲之发现献之对书法有独到的领悟力，进步神速，于是便亲书《乐毅论》一本和《笔势说》一篇，专供献之学书之用，以开导献之的悟性。
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和指导，使献之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献之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他又获得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献之不仅学习王羲之，也师法钟繇的楷书、张芝的章草以及当时名人之书。
王献之继承家学，师法大家，但不墨守成规，而是将个人独特的性情融入书法当中，从而取得新的巨大突破。南朝虞和在《论书表》中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亦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继踵蹑步”和“别出蹊径”的踪迹。
二、临池学书
王献之初学书法时，总是不能静下心来，稍有进步，便沾沾自喜；再加上小孩子容易滋生骄傲情绪和周围人的称赞，没学几年，便觉得自己的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于是便洋洋自得起来。有一天晚饭后，献之照例跟着父亲来到书房。父亲在灯下看书，献之闲着没事，突然想起要在父亲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讨父亲的称赞，便在书桌上铺好纸，认认真真地写了个“大”字给父亲看。
献之喜滋滋地试探着。王羲之抬头看了下字：下边叉开的大了些，显得松散。看着儿子那得意的神情，知道了儿子的用意，羲之没有吱声，只提笔在“大”字底下加了一点，成了个“太”字，便又回头去看他的书。
献之见父亲不理睬自己，只好对着字左看右看，“大”字底下加一点是什么意思，是“太好”，还是“太差”？遂决定还是去问问母亲。献之快步跑到母亲卧房。母亲正在缝制衣服，王献之拿出刚写的字让母亲看，母亲仔细端详了一会，夸奖地说：“我儿学父三年整，终有一点像羲之。”
王献之一听，呆住了，这一“点”正是父亲刚才点上去的。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惭愧极了。心想，原来与父亲比，自己还差得远呢！于是他又恭恭敬敬地去找父亲，向父亲讨教写字的秘诀。王羲之看到儿子有虚心学习的诚意，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仍装着严肃的样子对他说：东汉的大书法家张芝临池学书，几年后，一大池子清水被他写成了墨水，终于练出一笔好章草，人称“草圣”。你要想学好书法，也应该像张芝那样有刻苦学书的精神才行。这就是秘诀。院子里有18口大缸，等你把18口大缸里的水全部用完，你就会和张芝一样受到大家的敬仰！
献之便以院子里18口缸中的水为墨练了起来，初时进步很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进步逐渐慢了下来。再拿自己写的字和父亲相比较，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于是认为自己的字已经达到了父亲的水平，但是父亲每次看到了自己写的字总是不说什么，难道已超过了父亲？献之百思不得其解，决心找个机会与父亲一比高下，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王羲之到京城去，临行前，在院里的墙壁上题了几行字，羲之走后，献之偷偷地将父亲的字擦掉，按照原来字的大小和笔画的粗细重新写了一遍。心想，父亲回来，看到这么好的字，一定认为是他自己走时写的，到那时，我把事情揭穿，看父亲还怎么说！谁知，王羲之从京城回家之后，看到墙上题的字不由大吃一惊，感慨地说：我走的时候，真是醉得厉害，竟把字写得这么糟糕！
王献之作品
献之听了这话，哭笑不得，这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字还远远赶不上父亲，心中非常惭愧，再也不敢骄傲了，决心坐下来加倍苦练。
于是献之从头学起。他先练基本笔画，单是横、竖、点、撇、捺，就练了两年；再练钩，又足足练了两年，这才开始练字。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院子里18口缸中的水都已被他练完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的书法一日胜过一日，进步神速。在17岁那年就因书法出名，而被委任为州主簿之职，掌管一州文书的起草。
三、摹洛自怜
王献之传世的作品特别多，有《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中秋帖》《廿九日帖》《东山帖》《送梨帖》《地黄汤帖》《十二月割至残帖》等等，前3部充分体现了王献之高超的书法艺术，代表了献之书法成就的最高峰。其中的《洛神赋》是经过献之千锤百炼的小楷精品，传说献之为了写好《洛神赋》练了不下数百遍。献之为何如此苦练《洛神赋》呢？这要从献之的婚姻说起。
王献之的第一任妻子郗道茂是其舅舅郗昙的女儿，也是他的表姐，从小两人便在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双方早已相互寄托终身。献之22岁那年，在父亲王羲之的安排下，有情人结成百年之好。婚后两人恩爱有加，情深意重。但是，好景不长，两人的美好时光只有短暂的六年。在献之28岁的时候，皇帝为新安公主司马道福重新挑选驸马，选中了献之。对此，献之也曾“以火烧脚”的方式反抗过，无奈圣命难违，面对皇族和家族的巨大压力，献之不得不同朝夕相处的爱妻郗氏离婚，因为他不能让公主做小妾。现实总是这样残酷，将这对鸳鸯活活地拆散。自此，尽管献之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但生活上却郁郁寡欢。与表姐感情极深，并有百年之约，未曾想被人拆散，怎能“不俯仰悲咽”，以致气绝！更令献之伤心的是，表姐并非性格刚烈的女性，而是缠绵悱恻，悲苦怅惘在心中不能清除之人，这就更增加了献之内心的不安。
洛神赋
献之与郗道茂离婚后，至死于心不安。据《世说新语》记载，献之在弥留之际，按道家的规矩要对自己生前的过失进行忏悔，家人问他在生前有何过失，还有什么遗憾的事？献之回答说：没有什么事，只是想起与郗家女离婚的事。这件事他至死都念念不忘，无法原谅自己，可见对他影响极深。
无法消弭内心的抑郁，献之只好借书法以自慰。也许是出于相似的遭遇，也许是文人之间的相互怜惜，献之喜欢上了《洛神赋》。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名家曹植浪漫主义爱情诗篇，原名《感甄赋》，反映曹植与汉文帝曹丕之妃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甄氏是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的女儿。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官渡之战后，袁绍兵败病死。曹操趁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由曹操做主嫁于曹丕为妻。曹丕因长期忙于政事冷落了甄氏，而曹植与甄氏朝夕相处，互相之间产生了爱意。但因甄氏系哥哥曹丕的妻子，曹植虽爱甄氏却不能与她在一起，便郁郁寡欢。后来曹丕当了皇帝，甄氏被封为妃子，一年后被谗赐死。曹植得知后十分难过，便作此赋以怀念甄氏。
洛神赋
《洛神赋（十三行）》是王献之的传世小楷名作。晚唐书法大家柳公权曾说：“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可见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原是完整的一篇，且不止一本。至宋代仅残存13行，故又称“《洛神赋》十三行”。写于麻笺之上的真迹已无法看到，现存的《洛神赋》系南宋贾似道临摹本，刻于石上，因石色如碧玉，故又称“碧玉十三石”或“玉版十三行”。
四、更开一门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据说有一次他和兄弟王徽之两人共处一室，不小心半夜闹起了火灾，急性子的王徽之连鞋都没有穿，就吓得赶忙跑出去了，可王献之竟然很镇静地把仆人叫来，穿戴整齐完毕之后，才不慌不忙地走出去，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种超然世俗、怡然自得的个性使献之能够不为成法所束缚，并敢向成规挑战，从而在书法上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
早在十五六岁时，献之就曾劝父亲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字字独立以致容易生发波磔，无法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发现藁草与行书相结合可找到突破成法的办法，因而建议父亲“改体”。如此年幼，便有惊人发现，可见献之确有过人之处，对传统书体洞悉深刻，对创新路数了然于胸。
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连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羲之把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而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在书法表现形式上突破了王羲之的连绵模式，发展成为更多字的贯通，即所谓的“一笔书”；在用笔上也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
相过帖
“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能其隔行”，而且“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所以要求书法家对作品的艺术形象、气势、神韵、效果等方面，都应有通盘、妥善的考虑，做到隔行意不断，笔断意仍连。
“一笔书”肇始于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的章草为“杠杆”，以羲之的今草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进一层。《书议》中曾这样评价王献之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循围，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为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挺然秀出，务于简易，神弛情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不但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精神风貌、思想情感等，都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一笔书”更有“子敬之韵”。只可惜他四十多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方面的成就当更为惊人。
后世对他的“一笔书”推崇备至，评价非常高。俞焯对献之的“一笔书”评价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入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吴德旋也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
《鸭头丸帖》和《中秋帖》是其“一笔书”的代表作。
《鸭头丸帖》共15字，系王献之赠给友人的便札。其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什么是“鸭头丸”呢？原来魏晋时期的文人喜欢服药求仙，而鸭头丸正是一种丸药，唐王焘和的《外台秘要》、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鸭头丸”，说它是一种利尿消肿之药。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可能是朋友告诉他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种情况。王献之服用后，觉得果然如此，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
《鸭头丸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全帖共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燥、由浓而淡，墨苞分明，从而展现出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全帖笔画劲利、开拓跌宕，墨采飞动、气势充沛，神纵情驰、流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用笔上下相连，即便墨断，而笔势仍衔接。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十分褒美，他说：《鸭头丸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内中多有飞白笔、丝毫根根可数。
王献之的另一幅行草代表作为《中秋帖》。《中秋帖》，共22字，其文曰：
中秋不复不得相
还为即甚省如
何然胜人何庆
等大军
中秋帖
此帖神采如新，片羽吉光。后来为清高宗乾隆收入《三希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三希帖”，被视为“国宝”。清吴异认为此帖“书法古厚，墨采风韵鲜润”。今人多认为现存此帖系米芾所临，颇得献之意趣。此帖被誉为“一笔书”的典范。献之学张芝草书，并创独具面目的连绵草，从《鸭头丸帖》已见“一笔书”之涂轨，而此帖以流媚为主，间以顿隔，形成有柔有刚，有流有止的特有韵律；钩联曲折更为明显，圆转流美更甚。明代董其昌在《中秋帖》后题跋说：“米老（宋代米芾）以为天下第一敬书，又名一笔书。”《中秋帖》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似一笔而成，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飒爽之气。
献之以“小王”名世，正是由于“一笔书”与其父齐名。《书后品》尝云：“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如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后世狂草实滥觞于王献之的连绵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也为后来浪漫主义狂草书体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世之人学献之草书往往注重“连”，而不注重“点”“画”，结果无法领会“一笔书”之真谛，更无法得到献之书法艺术的精髓。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王献之草书的“点”“画”有一段十分精当的评介。他说：“世人知其书之妙在使转，而不知草书之妙在点画，此草书所为不传也。大令草常一笔环转，如火箸画灰，不见起止。然相心探玩，其环转处，悉具起伏顿挫，皆成点画之势。内其笔力精熟，故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形质成而性情见，所谓画变起伏，点殊轫挫，异之泉注，顿之山安也。”
献之墨迹传世的还有《廿九日帖》《兰草帖》等等。
《廿九日帖》为行楷书，是《万岁通天帖》中的一札。唐时阁臣宰相王方庆，将其先祖王羲之父子及诸孙辈数代人的墨迹献给武则天，武后于万岁通天二年（697）据王氏所进献的真迹为蓝本，命双勾摹拓以留内府，通称《万岁通天帖》。其文云：“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匆匆不具。献之再拜。”此帖字端丽，潇洒秀劲，疏爽多姿，字字神逸，墨彩飞动，出右军书法之上，师古创新的面貌跃然纸上。此帖双勾技术精妙，有天下真迹一等之誉。
流传至今的献之书法，除《洛神赋》是楷书之外，其他多是行草书。此帖中有些字极近楷书，实开楷书之源，尤为可贵。此帖与其传世的其他帖不同，有些字结体微扁。有些字如“深”“体”“勿”等又同一般流行的魏晋及南朝字风格一致。从《廿九日帖》对研究当时书体风格的演变过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它将行楷和草书（如“何如”“献之再拜”等）放在一起，显得非常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感。《廿九日帖》不论用笔还是结字确实已变得姿媚流便，更接近后来的流行书体了。
五、独善行草
《晋书》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谢）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哪得知。”类似的记载在虞和《论书表》中也有。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献之孤傲不羁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献之对自己和父亲的书法作比较后的基本看法。当时的人认为羲之的草隶无人能及，献之笔法的骨力远不及其父，而颇有媚趣。羲之善隶法，献之擅篆法，因此应该说二人各有千秋。
进入南朝宋后，由于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献之散朗妍妙的笔致和俊逸姿媚的字体大受欢迎，而“右军之体轻微，不复见贵”，再加上“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羲之的书法一度被冷落。此后直至梁武帝时期，献之的名声超过了他的父亲，海内学书之人俱习献之书，献之的书法几乎霸占了整个书坛。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惟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羊欣书艺独步于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鸭头丸帖
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崇拜王羲之而竭力贬低王献之。他说：“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唐太宗将献之书法贬得一钱不值。唐太宗以个人好恶作为评价标准，对献之贬得太过有失公允。
尽管如此，唐人草书，几乎是无人不学大令。欧阳询的真、行既学“大王”又学“小王”，但师法于“小王”较多些。虞世南书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色。王绍宗，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十分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是师从王献之化出。唐人蔡希综在《法书论》中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以小王为宗。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学习献之书法，甚至李世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晋、唐以来从大令问津以迄于成者，代不乏人。”
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摩刻10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著录王献之的书帖达73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献之书法，《宣和书楷》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80余件。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的米芾，妙于翰墨，颇得献之笔意。他说：“子敬天真超逸，其父可比！”
思恋无往帖
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书法大家，也都师法于王献之。
大王、小王各有千秋，各有所长，正如《书议》所言：“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所以，献之在大草上所显示的良好状态，羲之也应会退避三舍的。在父辈的笼罩下，献之尚能突破藩篱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这是何等的不容易。
小王的行草所表现的是一种彻底自由的状态，物我一体，无拘无束，以致有似周庄之说。魏晋以降，师法献之者，代有其人。但是那种自由自在的书法艺术，后世又有何人能真正学到手呢？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优雅格调的极致。
（杨昭 王耀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