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廙（276—322），字世将，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以其绝妙的书画才能成为琅邪王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廙初仕晋惠帝为太傅掾，转任参军。建武初，擢升为辅国将军，封武陵县侯，历任尚书郎、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等职。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王廙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世有“王平南”之称。王廙善诗词，工书画，精通音律、射御、博弈、杂伎，对后世尤其是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出身名门，天赋异禀
王廙出身魏晋时期一流世族——琅邪王氏家族。琅邪王氏家族自东汉王祥以来，族人多身居高位，世代显赫。父王正，西晋光禄大夫王览第四子，官至尚书郎。母亲夏侯氏为夏侯庄之女，晋元帝姨母。王廙从兄王导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魏晋时期，王氏族人多掌军中机要，朝中影响日大，遂发展成魏晋南北朝一流世族。王廙从小聪明好学，独具天赋，史载“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他不但擅长吟诗属文，还兼通数艺，尤长于书法、绘画之事，就连音律、射御、博弈、杂伎等技艺，也雅性好学，达到十分精通的地步。
除了自身勤奋好学、禀赋天成之外，王廙超高的艺术成就还与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的熏陶有关。魏晋世族往往有较为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些世家大族起初多以经术传家，累世清贵，遂成名门。东晋时，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门阀世族在儒玄双修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文化艺术的修养，重视教育，由此代代相传，在家族中形成了浓厚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氛围，琅邪王氏遂成了著名的文艺世家。王氏族人皆颇负文才，往往身兼数艺，在文学艺术领域成就更是斐然。沈约曾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在文学方面，王珣曾“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王氏家族在书法方面成就最高，在王廙之前，家族中的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等人皆擅书。他们不但自身爱好书法，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而且也注意对家族子孙的书法教育。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再加上世族之家良好的教育环境，家中弟子往往很小就开始接触、学习艺术，具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感受力。同时，琅邪王氏家族注重兼收并蓄，吸收前人艺术成果。王廙幼年时期就遍习名家碑帖，汲取众家之长，尤其是对钟繇、张芝、索靖的书法刻苦临摹，笔耕不辍，这些都为以后王廙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二、委身乱世，神逸高朗
王廙生活于两晋时期，亲历了晋室南渡的战乱局面，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持洒脱不羁的风度。
王廙早年任司马越的佐官和参军。晋惠帝即位后，改元永熙。惠帝为人痴呆不任政事，由太傅杨骏辅政，后皇后贾南风杀害杨骏，掌握大权。在八王之乱中，惠帝的叔祖赵王司马伦篡夺了帝位，并囚禁了惠帝。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对，群臣共谋杀司马伦党羽，迎晋惠帝复位。后来诸王辗转挟持，惠帝形同傀儡，受尽凌辱。后来，王廙因协助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归洛阳有功而被封为武陵县侯，后任尚书郎和濮阳太守。
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移镇建邺，依靠王导和王敦在江南地区建立名望。王廙也随之弃官南迁，被任命为司马。后王廙多次守备鄱阳和庐江二郡以及参与平定周馥和杜弢的叛乱，屡有功绩，累增封邑，被提拔为冠军将军，领丞相军谘祭酒。
永嘉之乱后，王敦专擅的迹象日益明显，常常自辟僚属。建兴三年（315），王敦因忌荆州刺史陶侃的功勋，调陶侃任广州刺史，而以王廙为宁远将军，接任荆州刺史。当时荆州将吏郑攀和马隽等向王敦请求让陶侃留任荆州，王敦怒而不许。陶侃有平灭杜弢之功却被贬广州，引起荆州群众怨愤，于是有人与杜曾联手进攻前来上任的王廙，王廙被逼移守江安。王廙随后督诸军进攻杜曾，但反被杜曾所败。最后王敦派湘州刺史甘卓和豫章太守周广协助王廙击败杜曾，王廙才得以到荆州就任。王廙到任荆州后，大杀陶侃的旧部，又杀害受陶侃敬重的名士皇甫方回。于是王廙在荆州名望大降，人心背离。
永昌元年（322），大将军王敦在江州举兵，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王敦之乱爆发。司马睿命王廙劝谏王敦，晓以利害，王廙非但不能谏阻王敦，反而被王敦留下来，协助反叛，并受王敦命令杀害抵抗王敦失败的谯王司马承。同年王敦攻陷建康，自任丞相，任命王廙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不久后，王廙病逝。王廙是晋元帝的姨表弟，所以晋元帝对王廙之死深感痛心怜惜。王廙灵柩运回建康时，皇太子司马绍亲至拜谒灵柩，一如家人之礼。朝廷追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
王廙性格高朗超脱、坦白直爽。曾于早上自浔阳坐船乘风东归建康，至黄昏便到达，恰逢王导、庾亮游于石头。王廙倚在舫楼上临风长啸，有超逸的神情和气概。王导谓庾亮曰：“世将为伤时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气耳。”
《世说新语·仇隙篇》刘孝标注引《王廙别传》：“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为物所疾。”王廙傲慢不恭，但凡人事只要不合自己心意就会当面拒绝，因而招来其他人憎恨。
三、身兼数艺，文采斐然
王廙多才多艺，不但擅长书画、音乐、射御、博弈、杂伎，也很有文才，在当时颇有名气，其辞深受帝王和士大夫的喜爱。晋元帝继位后，王廙曾上《中兴赋》，多有附会、溢美之词，赋曰：
臣托备肺腑，幼蒙洪润，爰自龆龀，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阳，弃官远迹，扶持老母，携将细弱，越长江归陛下者，诚以道之所存，愿托余荫故也。天诱其愿，遇陛下中兴。当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礼，闻问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
又臣昔尝侍坐于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后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臣作赋。时琅邪郡又献甘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
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寇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愆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虽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
受晋元帝命而作的《白兔赋》：
丞相琅邪王始受旄节，作镇北方，仁风所被，回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译而献白雉，著在前典，历代以为美谈。今在我王，匡济皇维，而有白兔之应，可谓重规累矩，不忝先圣也。
曰皇大晋，祖宗重光。固坤厚以为基兮，廓乾维以为纲；方将朝服济江，传檄旧国；反梓宫于旧茔兮，奉圣帝乎洛阳；建中兴之遐祚兮，与二仪乎比长。于是古之有德，则纳瑞而求安，无德则不胜而为灾。赤乌降于周文兮，尚称曰休哉；桑谷生于殷庭兮，中宗克己以成仁；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责躬而教纯。
《隋书·经籍志》共著录有《王廙集》34卷，均佚。今存为晋元帝歌功颂德的《晋中兴赋上疏》以及《白兔赋》，载《初学记》。另有残文《洛阳赋》《笙赋》《思逸民赋》等，散见于《艺文类聚》等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
四、书画绝妙，晋代第一
王廙在书画艺术上造诣精深，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价王廙“工书画，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
在书法方面，他师承钟繇，谓为书法正途。东晋时，钟繇、张芝并称“钟张”，张芝善草书，被称为“草圣”；钟繇的书法在当时也广为流传。王廙书法前人，尤善草、隶、飞白，气概高古，唐张怀瑾《书断》云：“其飞白志气极古，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自过江，右军之前，世将书独为最。”王僧虔《论书》也说：“右军之前，惟廙为最。”
王廙曾是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王羲之从卫夫人学书之后，改从王廙学书，王廙的书画技艺和理论对王羲之的书法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传世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十七帖》中，仍可以看出笔法中带有王廙草书的痕迹。
永嘉之乱，文物尽毁，王廙留心保存书画珍品，他曾将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折成四叠缀衣中以渡江，爱之如命。他对艺术珍品的保护、重视，使许多艺术品免于战乱的破坏，使许多珍贵书法文物得到保存和传播，为东晋艺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廙的书法作品有楷书《两表帖》、草书《二月十六日帖》以及《嫂何如帖》等，均刻入《淳化阁帖》。
在绘画方面，王廙更是名噪一时，“人物鸟兽鱼龙无不精妙”，绘画技法、理论、境界皆达到纯熟自如的地步。晋明帝曾以他为师，他的画受时人推崇。当时镇军谢尚在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他们都请王廙为之作画。
王羲之也曾向王廙学画，王廙画《孔子十弟子图》赠送给他以示鼓励，并称赞道：“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并强调：“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又各为汝赞之。”王廙在此指出学书靠日积月累，学画则要注重形成自己的风格。
王廙在绘画理论上提出了书、画创作要“行己之道”的原则，即所谓不因袭前人，要形成自己的风格。王羲之正是遵循他的这一创新原则，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开创一代书风，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圣”。王廙所提倡的自画、自书的理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推动了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齐头并进，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结合渗透关系，并融合了诗、文。特别到了宋、元时代，中国文人讲究诗、书、画融为一体，这与王廙的倡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王廙的影响下，琅邪王氏家族在当时出了不少有名的书法家、画家。除王羲之外，王廙的侄子王彪之、儿子王胡之、从孙王献之、曾孙王裕之、玄孙王韶之，都在他的熏陶和影响下，成为有名的书法家、画家。
王廙的绘画作品有《异兽图》《列女传仁智图》《狮子图》，著录于《梁太清目》；《吴楚放牧图》《鱼龙相戏图》《村社齐屏风》著录于《贞观公私画史》；《狮子击象图》《犀凹图》著录于《历代名画记》。
（曹雪）
王 廙
王廙（276—322），字世将，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以其绝妙的书画才能成为琅邪王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廙初仕晋惠帝为太傅掾，转任参军。建武初，擢升为辅国将军，封武陵县侯，历任尚书郎、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等职。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王廙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世有“王平南”之称。王廙善诗词，工书画，精通音律、射御、博弈、杂伎，对后世尤其是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出身名门，天赋异禀
王廙出身魏晋时期一流世族——琅邪王氏家族。琅邪王氏家族自东汉王祥以来，族人多身居高位，世代显赫。父王正，西晋光禄大夫王览第四子，官至尚书郎。母亲夏侯氏为夏侯庄之女，晋元帝姨母。王廙从兄王导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魏晋时期，王氏族人多掌军中机要，朝中影响日大，遂发展成魏晋南北朝一流世族。王廙从小聪明好学，独具天赋，史载“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他不但擅长吟诗属文，还兼通数艺，尤长于书法、绘画之事，就连音律、射御、博弈、杂伎等技艺，也雅性好学，达到十分精通的地步。
除了自身勤奋好学、禀赋天成之外，王廙超高的艺术成就还与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的熏陶有关。魏晋世族往往有较为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些世家大族起初多以经术传家，累世清贵，遂成名门。东晋时，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门阀世族在儒玄双修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文化艺术的修养，重视教育，由此代代相传，在家族中形成了浓厚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氛围，琅邪王氏遂成了著名的文艺世家。王氏族人皆颇负文才，往往身兼数艺，在文学艺术领域成就更是斐然。沈约曾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在文学方面，王珣曾“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王氏家族在书法方面成就最高，在王廙之前，家族中的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等人皆擅书。他们不但自身爱好书法，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而且也注意对家族子孙的书法教育。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再加上世族之家良好的教育环境，家中弟子往往很小就开始接触、学习艺术，具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感受力。同时，琅邪王氏家族注重兼收并蓄，吸收前人艺术成果。王廙幼年时期就遍习名家碑帖，汲取众家之长，尤其是对钟繇、张芝、索靖的书法刻苦临摹，笔耕不辍，这些都为以后王廙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二、委身乱世，神逸高朗
王廙生活于两晋时期，亲历了晋室南渡的战乱局面，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持洒脱不羁的风度。
王廙早年任司马越的佐官和参军。晋惠帝即位后，改元永熙。惠帝为人痴呆不任政事，由太傅杨骏辅政，后皇后贾南风杀害杨骏，掌握大权。在八王之乱中，惠帝的叔祖赵王司马伦篡夺了帝位，并囚禁了惠帝。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对，群臣共谋杀司马伦党羽，迎晋惠帝复位。后来诸王辗转挟持，惠帝形同傀儡，受尽凌辱。后来，王廙因协助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归洛阳有功而被封为武陵县侯，后任尚书郎和濮阳太守。
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移镇建邺，依靠王导和王敦在江南地区建立名望。王廙也随之弃官南迁，被任命为司马。后王廙多次守备鄱阳和庐江二郡以及参与平定周馥和杜弢的叛乱，屡有功绩，累增封邑，被提拔为冠军将军，领丞相军谘祭酒。
永嘉之乱后，王敦专擅的迹象日益明显，常常自辟僚属。建兴三年（315），王敦因忌荆州刺史陶侃的功勋，调陶侃任广州刺史，而以王廙为宁远将军，接任荆州刺史。当时荆州将吏郑攀和马隽等向王敦请求让陶侃留任荆州，王敦怒而不许。陶侃有平灭杜弢之功却被贬广州，引起荆州群众怨愤，于是有人与杜曾联手进攻前来上任的王廙，王廙被逼移守江安。王廙随后督诸军进攻杜曾，但反被杜曾所败。最后王敦派湘州刺史甘卓和豫章太守周广协助王廙击败杜曾，王廙才得以到荆州就任。王廙到任荆州后，大杀陶侃的旧部，又杀害受陶侃敬重的名士皇甫方回。于是王廙在荆州名望大降，人心背离。
永昌元年（322），大将军王敦在江州举兵，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王敦之乱爆发。司马睿命王廙劝谏王敦，晓以利害，王廙非但不能谏阻王敦，反而被王敦留下来，协助反叛，并受王敦命令杀害抵抗王敦失败的谯王司马承。同年王敦攻陷建康，自任丞相，任命王廙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不久后，王廙病逝。王廙是晋元帝的姨表弟，所以晋元帝对王廙之死深感痛心怜惜。王廙灵柩运回建康时，皇太子司马绍亲至拜谒灵柩，一如家人之礼。朝廷追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
王廙性格高朗超脱、坦白直爽。曾于早上自浔阳坐船乘风东归建康，至黄昏便到达，恰逢王导、庾亮游于石头。王廙倚在舫楼上临风长啸，有超逸的神情和气概。王导谓庾亮曰：“世将为伤时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气耳。”
《世说新语·仇隙篇》刘孝标注引《王廙别传》：“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为物所疾。”王廙傲慢不恭，但凡人事只要不合自己心意就会当面拒绝，因而招来其他人憎恨。
三、身兼数艺，文采斐然
王廙多才多艺，不但擅长书画、音乐、射御、博弈、杂伎，也很有文才，在当时颇有名气，其辞深受帝王和士大夫的喜爱。晋元帝继位后，王廙曾上《中兴赋》，多有附会、溢美之词，赋曰：
臣托备肺腑，幼蒙洪润，爰自龆龀，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阳，弃官远迹，扶持老母，携将细弱，越长江归陛下者，诚以道之所存，愿托余荫故也。天诱其愿，遇陛下中兴。当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礼，闻问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
又臣昔尝侍坐于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后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臣作赋。时琅邪郡又献甘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
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寇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愆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虽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
受晋元帝命而作的《白兔赋》：
丞相琅邪王始受旄节，作镇北方，仁风所被，回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译而献白雉，著在前典，历代以为美谈。今在我王，匡济皇维，而有白兔之应，可谓重规累矩，不忝先圣也。
曰皇大晋，祖宗重光。固坤厚以为基兮，廓乾维以为纲；方将朝服济江，传檄旧国；反梓宫于旧茔兮，奉圣帝乎洛阳；建中兴之遐祚兮，与二仪乎比长。于是古之有德，则纳瑞而求安，无德则不胜而为灾。赤乌降于周文兮，尚称曰休哉；桑谷生于殷庭兮，中宗克己以成仁；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责躬而教纯。
《隋书·经籍志》共著录有《王廙集》34卷，均佚。今存为晋元帝歌功颂德的《晋中兴赋上疏》以及《白兔赋》，载《初学记》。另有残文《洛阳赋》《笙赋》《思逸民赋》等，散见于《艺文类聚》等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
四、书画绝妙，晋代第一
王廙在书画艺术上造诣精深，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价王廙“工书画，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
在书法方面，他师承钟繇，谓为书法正途。东晋时，钟繇、张芝并称“钟张”，张芝善草书，被称为“草圣”；钟繇的书法在当时也广为流传。王廙书法前人，尤善草、隶、飞白，气概高古，唐张怀瑾《书断》云：“其飞白志气极古，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自过江，右军之前，世将书独为最。”王僧虔《论书》也说：“右军之前，惟廙为最。”
王廙曾是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王羲之从卫夫人学书之后，改从王廙学书，王廙的书画技艺和理论对王羲之的书法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传世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十七帖》中，仍可以看出笔法中带有王廙草书的痕迹。
永嘉之乱，文物尽毁，王廙留心保存书画珍品，他曾将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折成四叠缀衣中以渡江，爱之如命。他对艺术珍品的保护、重视，使许多艺术品免于战乱的破坏，使许多珍贵书法文物得到保存和传播，为东晋艺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廙的书法作品有楷书《两表帖》、草书《二月十六日帖》以及《嫂何如帖》等，均刻入《淳化阁帖》。
在绘画方面，王廙更是名噪一时，“人物鸟兽鱼龙无不精妙”，绘画技法、理论、境界皆达到纯熟自如的地步。晋明帝曾以他为师，他的画受时人推崇。当时镇军谢尚在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他们都请王廙为之作画。
王羲之也曾向王廙学画，王廙画《孔子十弟子图》赠送给他以示鼓励，并称赞道：“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并强调：“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又各为汝赞之。”王廙在此指出学书靠日积月累，学画则要注重形成自己的风格。
王廙在绘画理论上提出了书、画创作要“行己之道”的原则，即所谓不因袭前人，要形成自己的风格。王羲之正是遵循他的这一创新原则，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开创一代书风，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圣”。王廙所提倡的自画、自书的理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推动了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齐头并进，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结合渗透关系，并融合了诗、文。特别到了宋、元时代，中国文人讲究诗、书、画融为一体，这与王廙的倡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王廙的影响下，琅邪王氏家族在当时出了不少有名的书法家、画家。除王羲之外，王廙的侄子王彪之、儿子王胡之、从孙王献之、曾孙王裕之、玄孙王韶之，都在他的熏陶和影响下，成为有名的书法家、画家。
王廙的绘画作品有《异兽图》《列女传仁智图》《狮子图》，著录于《梁太清目》；《吴楚放牧图》《鱼龙相戏图》《村社齐屏风》著录于《贞观公私画史》；《狮子击象图》《犀凹图》著录于《历代名画记》。
（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