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1644），初名丹，字开予，后改名子中，字道毋，号青蚓（一作青引），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清朝初年，吴伟业在题刘源《凌烟阁功臣图》一文中写道：“四十年来谁不朽？北有崔青蚓，南有陈章侯。”崔青蚓即崔子忠，陈章侯即陈洪绶；崔子忠和陈洪绶是公认的晚明人物画家中的两位突出代表。由于他们分别出生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当时即有“南陈北崔”的美誉。
崇祯年间，崔子忠为顺天府学学生，以诗出名。后科举屡试不中，侨居北京，以画闻名当时。晚明画坛宗师董其昌，在崇祯年间再次应诏北上。崔子忠以诗、文、书画求教于他。董其昌对他的文章、书画感到很惊讶，赞许为近代罕见。自此以后，崔子忠越发地孤高自重，爱惜自己的名誉。崔子忠与文学家钱谦益有过两个月的密切交往。明末清初之际，文人景仰魏晋的风流之士。崔子忠亦是如此，且做得更加过火，他给人的印象是容貌形象清癯，平常喜欢戴着高帽子、穿着草鞋，虽然贫穷却无所谓，被钱虞山称为“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
《畿辅人物志》和《畿辅人物考》都这样描述崔子忠：居住的地方十分简陋，家中常常灰尘满席，平日喜欢种花养鱼，虽居住在繁华的都城，却像陶渊明隐居终南山一样，与世隔绝。虽生活拮据，却性情高傲。当时山东莱阳有一位学者，名叫宋继登，是崔子忠的老师，他的子侄宋玫和宋应亨，与崔子忠也有交情。宋玫是天启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宋应亨是宋玫的族兄，官至礼部员外郎。宋玫和宋应亨有着强烈的势利观念，崔子忠很看不起他们。据《畿辅人物志》和《畿辅人物考》记载：宋应亨为崔子忠祝寿的时候，带去1000两黄金，意在借机周济崔子忠。崔子忠却大发雷霆，拒绝接受。宋玫也多次求取他的画迹，崔子忠都没有应允。
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说明崔子忠具有高傲的气概。《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一》记载：史可法到北京看望家属，经过崔子忠的门口，见大门虚掩，家中还没有做早饭的东西，就把自己的马赠给了他，自己徒步回家。崔子忠把马卖了40串钱，在市场上打了酒，回家和朋友大饮，一天把钱全部花完。并且说：这酒来自史可法，不是偷来的。他对史可法的馈赠没有当面拒绝，那是因为他尊敬史可法的为人；但是，他要自食其力，决不肯依靠别人的馈赠过日子。
狩猎图
崔子忠的一生都在贫寒中度过，他勤奋创作，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件作品。他作画时用许多笔名，有的人虽然喜欢他的画，却往往因为不知道他的笔名而错过了机会。《无声史》记载：崔子忠性格孤傲，凡是利用金钱权力求取他的画，他都一概拒绝。他的作品之所以特别可贵，原因也就在此。对于交朋友，崔子忠非常谨慎，很少结交达官显贵、风流名士。对此，崔子忠的看法是“交游盛而朋党立”，这一观念，其实隐含了他对晚明朋党攻讦、政治黑暗的厌恶与不满。
牵狮图
鹰兔图
崔子忠如何走上绘画道路的，已经无法得知。画史上说他效法顾（恺之）、陆（探微）、阎（立本）、吴（道子）的书法风格，意趣在晋唐之间，对于宋元的窠臼之书并不欣赏。他又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与其个性类似，所画的人物卓荦幽雅，奇古不媚。画仕女娟妍静逸，重细描设色，画风接近南唐的周文姬。崔子忠曾经画过18尊佛像图，笔意超迈，神气如生。并且对于每一尊佛像图，都题写上自己编撰的文章，字、画和文章都非常精美。崔子忠对肖像画也有研究，用线、用墨、用色的感觉与手法与当时画坛的常规画风差异很大，评论者以为“非唐非宋。”
明初的人物画，比起元代来略有起色，然而大多数模拟唐宋，不如隋唐那样灿烂辉煌。晚明由于社会思潮的变化和市民文艺的兴起，这一时期人物画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文学插图艺术的繁荣，为人物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崔子忠等著名人物画画家的出现，使这一趋于沉寂的画种又有了新的生机。所以清初学者徐沁在《明画录》中这样写道：“近代‘北崔南陈’力追古法，所谓‘人物近不如古’，非通论也。”
崔子忠的传世作品不多，其前期作品以仿古为主，多取材佛教故事，有吴道子遗风，用笔幽静流畅，白描赋色拟诸己意；后期作品强调构图趣味，常有出奇之处，笔墨圆劲酣畅，强劲中不失柔美，流露出的是清刚绝俗的视觉感受。所画人物的面貌、服饰极为奇古，常常使用白描的方法作画，充满新意。他的画风不媚俗而古意盎然。传世作品有《藏云图轴》《长白仙踪图》《云中玉女图》《伏生授经图》《张东华像》《文殊洗象图》《云林洗桐图》《葛洪移居图》《苏轼留带图》等，皆格调高古，境界奇异，有超凡脱俗的情趣。
《藏云图轴》，描绘的是唐代诗人李白。据说李白曾经坐车进入深山，用瓶子带回山里的云，回来散放在室内，以享“日饮清泉卧白云”的乐趣。此画描写李白乘车驶近云层，团团浓云在山间浮动，遮住了大片山林，境界虚幻、神秘、奇妙；山石细勾、浓染，形态如软石堆积，画法、造型古拙；人物用笔细劲流畅，白色衣着鲜亮，主体人物虽小却十分突出，反映了他画艺的主要特点。
《长白仙踪图》则是将传奇故事与现实人物融为一体的一幅作品。主人公张廷登是崔子忠相识的先辈，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累官太仆侍卿、右都御史、工部尚书。万历年间在长白山（位于山东邹平南15里）隐居，有一天遇见一只白兔窜出，他以为是祥瑞之兆，就在坪上筑了一个洞室及一座亭子，取名为“兔砦”。两年后他读到唐代诗人韩翃的《送齐山人归长白山》一诗，诗中写道：“旧事仙人白兔公，掉头归去又乘风。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注又说：“长白山又名会仙山，白兔仙居此。”张廷登感觉到遇兔这件事并不是偶然，自言自语道：“兔砦名号其天下授乎！”崇祯四年（1631），他在南京拜访一位雷姓画师，见客厅挂着一幅有两位仙人的图像，询问以后，才知道手握茯苓、穿草衣的人是赤松子雨神，戴黄冠、穿道服、手执拐杖、旁边跟随白兔的是白兔仙，修炼得道后居住长白山。他更感到惊喜，随即照摹了这幅画，带回来挂在山东长白山的“兔砦”里，并于崇祯五年（1632）做文章《白兔公记》一篇，详细记述了这段奇遇。崔子忠的《长白仙踪图》是应张廷登之请，依据《白兔公记》的构思所创作的，所以画中所绘有很多神幻的色彩。高出峻岭处一片平坡，坡石延伸犹如石屋；左边岩石嶙峋，泉水淙淙，虬松盘曲，藤萝蔓延，颇似仙境；主人公束发道服，手执竹杖，凝视天际，容貌清古，飘然若仙；身旁的白兔，紧随脚边，竖耳回首，仰望张公，显得聪慧亲昵，似解人意。作品从立意、构图到形象、气氛，都寓意着长白奇遇和白兔仙踪，贴切地表现了题意。同时，张廷登作为现实中的人物，崔子忠又不作类型或程式化描写，而赋以明显的肖像特征，主人公面庞清癯，勾勒简练而准确，并突出有神的双目、飘然的修须以及洒脱的仪姿，将张公奇遇白兔的瞬间心态和风采表现得真实而生动。从此图可以领略到崔子忠扎实的写实功力和把现实与想象结合的巧妙构思。
《长白仙踪图》局部
云林洗桐图
《云中玉女图》，以仙女为题材，画西王母随侍女立于徐徐腾起的云端，低首俯瞰人间，表现出留恋向往的意向。碧海青宇，寂寥清冷，衬托出玉女的超凡与高洁，更增添仙界、凡界悬隔的氛围。衣纹用笔轻柔，融合“游丝描”和“战笔描”，云彩勾勒繁细，似“行云流水”状，设色淡雅，画法颇有古意。布局简洁空灵，尤具特色，正如自题所云：“杜远山下仙桃花，一万里路蒸红霞。昨啸王母云中过，逢住七香金风车。王仲彝……画云中玉女于赤城古壁上……百千人不见其多。余画一人与云中，亦复不见其少。画得其情，非以数具也；如日徐旌阳以五十旅行，虽多亦奚以为。”以少胜多，重在传情，道出了此画之精髓。
文殊洗象图
崔子忠以洗象为题材的佛画也十分出名，尽管在他之前的丁云鹏以及在他之后的丁观鹏都以《扫象图》出名，但崔子忠的《洗象图》还是显示出不流于俗的过人之处。他的绫本《文殊洗象图》，细笔设色，画面古拙，线条圆满绵长，略有清颤笔意，是崔子忠画的典型风貌。明末印书业的兴盛，使木刻版画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为故事插图成了书籍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种情况引起了崔子忠等一批文人画家的注意，他们对版画创作的介入，使得原本在民间自生自灭的这种创作活动，走上了意识清醒、观念鲜明的艺术探索之路。《息影轩画谱》是崔子忠所绘的木版画集。清康熙十二年（1673）梁清标刊本。此书作为一部画传，前面为图像，后面带有书传，绘自上古许由止于明代海瑞，计历代人物全身像40幅。卷首有梁清标所作的序。画传原作约百幅，后散失，梁氏以重价收回40幅。文人画家为版画所起的画稿，乃是个性化的、充满独立追求的严肃作品，再经由技艺高超的刻工们刻版，产生了一批一流的佳作，使得版画上升为一个成熟、独立的艺术门类。
除了绘画以外，崔子忠的学问也很广博。据《畿辅人物志》《畿辅人物考》说，崔子忠“生平好读奇书，六经无所不窥，尤深于戴礼。发为古文诗歌，博奥不逊李长吉”。《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一》记载，崔子忠“为诗古文，奥博奇崛”，为其书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底蕴。
《长白仙踪图》局部
崔子忠个性十分刚强，清兵入关后，他不吃清朝的粮食，躲入土屋中，最终被活活地饿死。崔子忠是一个具强烈个性、有独特艺术追求的人物画画家，他是当时变形观念的积极实践者和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为明末清初衰微的画坛掀起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崔子忠是个奇人，他的画也叫人称奇，呈现出面目多样、诗文气息浓郁、人物古拙夸张的特点。
（王守文 段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