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收（？—670），贝州武城人，隋末唐初著名音律学家。
一、出身望族
张文收出生于著名的清河张氏家族，清河郡是张氏祖居之地，历来人多势众。从十六国北朝直至隋唐，以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张氏最为显赫。
该族原为西汉留侯张良的后裔。三国曹魏时期大司农、泰山太守张岱由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迁居此地。十六国时期，张幸任南燕东牟（今山东牟平）太守。归北魏，赐爵平陆侯，官至青州刺史。曾孙张彝承袭侯爵，历任秦州刺史、侍中等职。张彝孙张晏之文武双全，北齐时官至北徐州刺史。张晏之子张虔威，字元敬，从小生性聪敏、涉猎群书。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其世父张嵩之曾夸赞张虔威说：“虔威，吾家千里驹也。”
入隋后，张虔威深得晋王杨广器重，与河内张衡并称“二张”。杨广继位后，授内史舍人、仪同三司，寻拜谒者大夫。张虔威为人正直谨慎，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在一次外出途中，遇见一个装满东西的袋子，他担心失主着急，便令随从扛起袋子徐行以寻找失主。几天后，失主前来认领，张虔威把东西原封不动地归还他，失主感激万分。还有一次，淮南太守杨与十几人一同上殿谒见隋炀帝，炀帝问张虔威：站在最前面的人是谁？张虔威下殿走近仔细观察后说：淮南太守杨。炀帝不悦，责问张虔威说：你身为谒者大夫，竟然不熟识前来参见的人，而要下殿细看才能辨认出来，这是为何？张虔威回答说：臣并非不认得杨，只是担心认错，所以不敢轻易回答。这就像用石头雕刻数匹形态各异的马足一样，需要慎之又慎。炀帝由怒转喜，对此十分赞赏。隋炀帝好大喜功，喜好四处巡幸，几乎年年都得出巡，他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别苑，征调各地百姓参与修建，导致财力消耗、百姓疲敝、怨声载道。张虔威深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劝谏隋炀帝，隋炀帝对此很不乐意，于是便不再重用张虔威，不久张虔威抑郁而终。
张虔威的弟弟张虔雄也很有才气，曾任秦州法曹参军。虔雄有3个儿子，名文禧、文琮、文瓘。
张文琮、张文瓘，都是隋末唐初官员，张文瓘更是官至宰相，显赫一时。他们皆以勤政廉洁而有美名。张文琮好著书，常常笔不释手。并对人说：“吾好此，不为倦。”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迁亳州刺史，后出为建州刺史。有《文皇帝颂》，文辞优美。生有3子，长子张戬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次子张挹任郎中；幼子张锡在武后、韦后时两次出任宰相。
其弟张文瓘，字稚圭。自幼饱读诗书、深明礼义，以孝悌闻名于乡里，担任长史的李勣尝感叹道：“稚圭，今之管、萧，吾所不及。”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乾封二年（667），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遂与勣同为宰相，俄知左史事。
张文瓘直言敢谏，深得高宗尊敬和信任。时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复征讨四夷，京师养厩马万匹。文瓘劝谏唐高宗不要劳民伤财，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为减厩马数千。文瓘断案严明，毫不徇私，囚犯对他十分尊敬。他离任时，囚犯都为之垂泪。张文瓘个性严谨正直，遇有重大政事，皇帝必派人到文瓘家中亲自咨询才作出决定。卒后，赠幽州都督，谥曰懿。以尝事孝敬皇帝，诏陪葬恭陵。
张文瓘有4个儿子，潜，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卫尉卿；涉，殿中监。父子皆官至三品，被当时人称为“万石张家”，意思是说一家5人都做到了受俸“二千石”的高官；又因为张文瓘三兄弟同居一处，房宅门前都列戟以示尊贵，一时号称“三戟张家”。唐代清河张氏，一门出了张文瓘等3位宰相，被列为“十国柱”之首，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郡望，他们的后人也以“清河世泽，唐相家声”为荣。
家族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为张文收成为一代名家提供了各种条件。
二、尤善音律
张文收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在音律学方面，天赋异禀。他曾看过隋代萧吉的《乐谱》，认为其中所记载的乐理知识不甚详细，于是博采众家之长及历代音律沿革规律，对其加以补充纠正。
雅乐，大致相当于狭义的“礼乐”，指宫廷祭祀之乐，祭祀对象包括天地、鬼神与祖先。
礼乐建制是历代王朝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必须工作。唐高祖建国后，尚无暇顾及礼乐建制，所用之乐承隋之旧规。《通典》卷第一四三《乐三》：“大唐高祖受禅后，军国多务，未逗改扔，乐府尚用隋氏旧文。”隋代礼乐相当粗糙，《隋书》卷一四《音乐中》载隋文帝时的雅乐“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后用制氏定礼乐，然“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颜、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隋炀帝虽曾提倡过雅乐建制，然无结果，《隋书》卷一五《音乐下》：“顾言等后亲，帝复难于改作，其议竟寝。诸郊庙歌辞，亦并依旧制，唯新造《高歌》九首。今亡”、“隋世雅音，唯清乐十四调而已。”唐高祖时的宫廷雅乐，亦此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即着手礼乐的重新创建。太乐有古钟十二，后来唯用其七，至唐太宗时仅有其五，已经无人会全部演奏了。张文收做了十二支律管，和祖孝孙共同校定钟律，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
于是召张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第一次，由太常少卿祖孝孙主持。祖孝孙，唐乐律学家，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博学，通晓律、历、算数。隋开皇年间任协律郎，参定雅乐，曾奉命向陈山阳太守毛爽学习“京房律法”。入唐，历任著作郎，吏部郎、太常少卿等。主要参与者有协律郎窦琏、张文收、起居郎吕才，乐工白明达、王长通也参预过讨论，时间在武德九年（626）到贞观二年（628）。《通典》卷第一四二《乐二》“历代沿革下”：“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祖孝孙制雅乐的宫廷音乐现状是雅、俗交加，汉、胡杂糅，祖孝孙虽加强了华乐成分，但大格局未变。《旧唐书·祖孝孙传》记载：“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祖孝孙所作的大唐雅乐一共是12套，具体是《豫和》《顺和》《永和》《肃和》《太和》《舒和》《休和》《政和》《承和》《昭和》《雍和》《寿和》。但是“十二和”的音乐究竟如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它和三十一曲、八十四调的关系也无法考证。
第二次协定雅乐主要由协律郎张文收主持。时间约在贞观三年（629）或稍后，《通典》卷第一四三《乐三》“历代制造”记载：“及孝孙卒，文收复采《三礼》，更加厘革”、《旧唐书·音乐一》：“及孝孙卒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言孝孙虽创其端，至于郊梗用乐，事未周备。诏文收与太常掌礼乐官等更加厘改。”故张文收所进行的工作是在祖孝孙所制雅乐基础上作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对郊梗乐的新建。只是调整了典礼中用乐的礼乐关系，同时把“十二和”删繁就简，至此，唐代雅乐的体系基本完成，此后唐代雅乐的建设主要是在此基础上对具体内容作一些增损。
张文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非凡，在当时深为人们所敬仰，于是衍生出许多关于他的十分离奇的传说故事。《隋唐嘉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文收与时任太史的李淳风同坐，忽然一阵狂风自南而至，李淳风认为南方五里处应该有人在哭，张文收则认为南方五里处会有音乐。于是他们命随从驰马前去观望，果然看到一队送葬的队伍经过，并有鼓吹乐队。
传说当时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向朝廷进贡12玉磬，张文收用手敲了敲其中一个就判断出来是晋代某年所造，并说那年是闰年，制造者遵循月数规律，做了13个玉磬，如今还缺少1个。应当于黄钟东边九尺处据地，定能得到它。于是下令依言而掘地，果然挖到了第13块玉磬。这两段话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它们也表明，张文收的音律学造诣在后人心目中已得到充分肯定。
贞观十一年（637），张文收上表太宗请厘正太乐，太宗对左右侍臣说：音乐与人事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和则音乐也能和谐。譬如隋炀帝末年，天下大乱，就算是改张音律，天下也不会太平。如今四海皆平安祥和、百姓安居乐业，音律自然会和谐悦耳，根本用不着更改。太宗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关于张文收的个人音乐成就，见诸史册的就是他创作出了《景云河清歌》。据《旧唐书·音乐一》记载：“贞观十四年（640），景云见，河水清，文收采《硃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这就是作为“诸乐之首”的《燕乐》，其后，《燕乐》颇有扩展。《唐六典·燕乐伎》曰《燕乐》“有《景云》之舞、《庆善乐》之舞、《破阵乐》之舞、《承天乐》之舞”，《通典》所记与之相同。由此看来，无论是九部乐之一的《燕乐》、10部乐之一的《燕乐》，还是坐部伎之一的《燕乐》，都是在张文收于贞观十四年所创之《燕乐》基础上的扩大，最终定型为《景云舞》《庆善舞》《破阵舞》与《承天舞》。
此外，张文收在音乐著述方面著有《新乐书》12卷，体现了他的主要音乐理论和成就。
三、计量贡献
中国古代度量衡与音律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张文收在音律学方面造诣颇深，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贡献。
据《通典》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张文收奉敕铸造了两套度量衡器，包括铜斛、秤、尺、升、合等。这些器物制作精良，太宗下诏将其中一套藏于太常寺所属太乐署中。武则天当朝时，太常卿武延秀视之为奇玩，献诸武后。开元十七年（729），有司奏请用其考正中宗庙乐。其后玄宗下敕只将铜律管交付于太常寺，但经过清点发现少了9支律管，结果能正音律的只有铜律三百五十六、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斛左右耳与臀皆正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铭云：“大唐贞观十年，岁次玄枵，月旅应钟，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兹嘉量，与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协律郎张文收奉敕修定。”秤盘铭云：“大唐贞观秤，同律度量衡。”秤匣上用朱漆题写秤尺，尺已亡逸。以其遗迹与当时度量衡相较，其尺度为常用度量的六分之五，容量、衡重皆为三分之一。另有一斛一秤，为张文收于唐高宗总章年间所制，器形较小，内方尺而圆其外，其重量规格与铜秤规定的衡重单位相符。太常寺所用调和音律之度量衡应属小制，任职寺中的张文收依律所铸的度量衡当为小制标准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贞观十年（636）张文收所造诸器当中的铜斛是一件方形嘉量。在这件嘉量上，他创造性地将斛量、斗量、升量、合量和龠量结合在一起，对嘉量形制做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相比唐代之前的诸量合一的圆形量器，张文收方形嘉量具有以下优越性：其一，张文收方形嘉量通过形制上的革新，消除了圆形嘉量所固有的设计上的系统误差。其二，相比圆形嘉量，方形嘉量在量值传递和溯源这两个方面，也有易于操作、计算过程并不复杂等优势。
但张文收创造的方形嘉量却不被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后世的太常寺主要官员太常卿很可能由于自身学识的限制，认识不到这件器物的价值所在，只是将之视为珍奇玩物，认为其仅可供人欣赏娱遣而已。由此，方量很有可能不被世人认可和接受，遭到弃用亦在所难免。还有，张文收当时担任正八品上之协律郎，“掌和六律、六吕，以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其为人所称道和熟知的正是其在音律方面的出色才华，史籍对此记载颇多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铸造方形嘉量之前，他却从未表现出制作度量衡器的才能。
永徽五年（654），张文收官至太常丞。咸亨元年（670），迁为太子率更令，同年卒于官。张文收少而好学，颇具才气，不但在我国音乐史上有突出贡献，而且在度量衡方面的才能也十分显著，是在我国古代音律和计量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曹雪）
张文收
张文收（？—670），贝州武城人，隋末唐初著名音律学家。
一、出身望族
张文收出生于著名的清河张氏家族，清河郡是张氏祖居之地，历来人多势众。从十六国北朝直至隋唐，以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张氏最为显赫。
该族原为西汉留侯张良的后裔。三国曹魏时期大司农、泰山太守张岱由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迁居此地。十六国时期，张幸任南燕东牟（今山东牟平）太守。归北魏，赐爵平陆侯，官至青州刺史。曾孙张彝承袭侯爵，历任秦州刺史、侍中等职。张彝孙张晏之文武双全，北齐时官至北徐州刺史。张晏之子张虔威，字元敬，从小生性聪敏、涉猎群书。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其世父张嵩之曾夸赞张虔威说：“虔威，吾家千里驹也。”
入隋后，张虔威深得晋王杨广器重，与河内张衡并称“二张”。杨广继位后，授内史舍人、仪同三司，寻拜谒者大夫。张虔威为人正直谨慎，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在一次外出途中，遇见一个装满东西的袋子，他担心失主着急，便令随从扛起袋子徐行以寻找失主。几天后，失主前来认领，张虔威把东西原封不动地归还他，失主感激万分。还有一次，淮南太守杨与十几人一同上殿谒见隋炀帝，炀帝问张虔威：站在最前面的人是谁？张虔威下殿走近仔细观察后说：淮南太守杨。炀帝不悦，责问张虔威说：你身为谒者大夫，竟然不熟识前来参见的人，而要下殿细看才能辨认出来，这是为何？张虔威回答说：臣并非不认得杨，只是担心认错，所以不敢轻易回答。这就像用石头雕刻数匹形态各异的马足一样，需要慎之又慎。炀帝由怒转喜，对此十分赞赏。隋炀帝好大喜功，喜好四处巡幸，几乎年年都得出巡，他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别苑，征调各地百姓参与修建，导致财力消耗、百姓疲敝、怨声载道。张虔威深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劝谏隋炀帝，隋炀帝对此很不乐意，于是便不再重用张虔威，不久张虔威抑郁而终。
张虔威的弟弟张虔雄也很有才气，曾任秦州法曹参军。虔雄有3个儿子，名文禧、文琮、文瓘。
张文琮、张文瓘，都是隋末唐初官员，张文瓘更是官至宰相，显赫一时。他们皆以勤政廉洁而有美名。张文琮好著书，常常笔不释手。并对人说：“吾好此，不为倦。”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迁亳州刺史，后出为建州刺史。有《文皇帝颂》，文辞优美。生有3子，长子张戬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次子张挹任郎中；幼子张锡在武后、韦后时两次出任宰相。
其弟张文瓘，字稚圭。自幼饱读诗书、深明礼义，以孝悌闻名于乡里，担任长史的李勣尝感叹道：“稚圭，今之管、萧，吾所不及。”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乾封二年（667），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遂与勣同为宰相，俄知左史事。
张文瓘直言敢谏，深得高宗尊敬和信任。时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复征讨四夷，京师养厩马万匹。文瓘劝谏唐高宗不要劳民伤财，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为减厩马数千。文瓘断案严明，毫不徇私，囚犯对他十分尊敬。他离任时，囚犯都为之垂泪。张文瓘个性严谨正直，遇有重大政事，皇帝必派人到文瓘家中亲自咨询才作出决定。卒后，赠幽州都督，谥曰懿。以尝事孝敬皇帝，诏陪葬恭陵。
张文瓘有4个儿子，潜，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卫尉卿；涉，殿中监。父子皆官至三品，被当时人称为“万石张家”，意思是说一家5人都做到了受俸“二千石”的高官；又因为张文瓘三兄弟同居一处，房宅门前都列戟以示尊贵，一时号称“三戟张家”。唐代清河张氏，一门出了张文瓘等3位宰相，被列为“十国柱”之首，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郡望，他们的后人也以“清河世泽，唐相家声”为荣。
家族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为张文收成为一代名家提供了各种条件。
二、尤善音律
张文收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在音律学方面，天赋异禀。他曾看过隋代萧吉的《乐谱》，认为其中所记载的乐理知识不甚详细，于是博采众家之长及历代音律沿革规律，对其加以补充纠正。
雅乐，大致相当于狭义的“礼乐”，指宫廷祭祀之乐，祭祀对象包括天地、鬼神与祖先。
礼乐建制是历代王朝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必须工作。唐高祖建国后，尚无暇顾及礼乐建制，所用之乐承隋之旧规。《通典》卷第一四三《乐三》：“大唐高祖受禅后，军国多务，未逗改扔，乐府尚用隋氏旧文。”隋代礼乐相当粗糙，《隋书》卷一四《音乐中》载隋文帝时的雅乐“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后用制氏定礼乐，然“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颜、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隋炀帝虽曾提倡过雅乐建制，然无结果，《隋书》卷一五《音乐下》：“顾言等后亲，帝复难于改作，其议竟寝。诸郊庙歌辞，亦并依旧制，唯新造《高歌》九首。今亡”、“隋世雅音，唯清乐十四调而已。”唐高祖时的宫廷雅乐，亦此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即着手礼乐的重新创建。太乐有古钟十二，后来唯用其七，至唐太宗时仅有其五，已经无人会全部演奏了。张文收做了十二支律管，和祖孝孙共同校定钟律，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
于是召张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第一次，由太常少卿祖孝孙主持。祖孝孙，唐乐律学家，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博学，通晓律、历、算数。隋开皇年间任协律郎，参定雅乐，曾奉命向陈山阳太守毛爽学习“京房律法”。入唐，历任著作郎，吏部郎、太常少卿等。主要参与者有协律郎窦琏、张文收、起居郎吕才，乐工白明达、王长通也参预过讨论，时间在武德九年（626）到贞观二年（628）。《通典》卷第一四二《乐二》“历代沿革下”：“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祖孝孙制雅乐的宫廷音乐现状是雅、俗交加，汉、胡杂糅，祖孝孙虽加强了华乐成分，但大格局未变。《旧唐书·祖孝孙传》记载：“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祖孝孙所作的大唐雅乐一共是12套，具体是《豫和》《顺和》《永和》《肃和》《太和》《舒和》《休和》《政和》《承和》《昭和》《雍和》《寿和》。但是“十二和”的音乐究竟如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它和三十一曲、八十四调的关系也无法考证。
第二次协定雅乐主要由协律郎张文收主持。时间约在贞观三年（629）或稍后，《通典》卷第一四三《乐三》“历代制造”记载：“及孝孙卒，文收复采《三礼》，更加厘革”、《旧唐书·音乐一》：“及孝孙卒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言孝孙虽创其端，至于郊梗用乐，事未周备。诏文收与太常掌礼乐官等更加厘改。”故张文收所进行的工作是在祖孝孙所制雅乐基础上作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对郊梗乐的新建。只是调整了典礼中用乐的礼乐关系，同时把“十二和”删繁就简，至此，唐代雅乐的体系基本完成，此后唐代雅乐的建设主要是在此基础上对具体内容作一些增损。
张文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非凡，在当时深为人们所敬仰，于是衍生出许多关于他的十分离奇的传说故事。《隋唐嘉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文收与时任太史的李淳风同坐，忽然一阵狂风自南而至，李淳风认为南方五里处应该有人在哭，张文收则认为南方五里处会有音乐。于是他们命随从驰马前去观望，果然看到一队送葬的队伍经过，并有鼓吹乐队。
传说当时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向朝廷进贡12玉磬，张文收用手敲了敲其中一个就判断出来是晋代某年所造，并说那年是闰年，制造者遵循月数规律，做了13个玉磬，如今还缺少1个。应当于黄钟东边九尺处据地，定能得到它。于是下令依言而掘地，果然挖到了第13块玉磬。这两段话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它们也表明，张文收的音律学造诣在后人心目中已得到充分肯定。
贞观十一年（637），张文收上表太宗请厘正太乐，太宗对左右侍臣说：音乐与人事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和则音乐也能和谐。譬如隋炀帝末年，天下大乱，就算是改张音律，天下也不会太平。如今四海皆平安祥和、百姓安居乐业，音律自然会和谐悦耳，根本用不着更改。太宗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关于张文收的个人音乐成就，见诸史册的就是他创作出了《景云河清歌》。据《旧唐书·音乐一》记载：“贞观十四年（640），景云见，河水清，文收采《硃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这就是作为“诸乐之首”的《燕乐》，其后，《燕乐》颇有扩展。《唐六典·燕乐伎》曰《燕乐》“有《景云》之舞、《庆善乐》之舞、《破阵乐》之舞、《承天乐》之舞”，《通典》所记与之相同。由此看来，无论是九部乐之一的《燕乐》、10部乐之一的《燕乐》，还是坐部伎之一的《燕乐》，都是在张文收于贞观十四年所创之《燕乐》基础上的扩大，最终定型为《景云舞》《庆善舞》《破阵舞》与《承天舞》。
此外，张文收在音乐著述方面著有《新乐书》12卷，体现了他的主要音乐理论和成就。
三、计量贡献
中国古代度量衡与音律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张文收在音律学方面造诣颇深，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贡献。
据《通典》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张文收奉敕铸造了两套度量衡器，包括铜斛、秤、尺、升、合等。这些器物制作精良，太宗下诏将其中一套藏于太常寺所属太乐署中。武则天当朝时，太常卿武延秀视之为奇玩，献诸武后。开元十七年（729），有司奏请用其考正中宗庙乐。其后玄宗下敕只将铜律管交付于太常寺，但经过清点发现少了9支律管，结果能正音律的只有铜律三百五十六、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斛左右耳与臀皆正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铭云：“大唐贞观十年，岁次玄枵，月旅应钟，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兹嘉量，与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协律郎张文收奉敕修定。”秤盘铭云：“大唐贞观秤，同律度量衡。”秤匣上用朱漆题写秤尺，尺已亡逸。以其遗迹与当时度量衡相较，其尺度为常用度量的六分之五，容量、衡重皆为三分之一。另有一斛一秤，为张文收于唐高宗总章年间所制，器形较小，内方尺而圆其外，其重量规格与铜秤规定的衡重单位相符。太常寺所用调和音律之度量衡应属小制，任职寺中的张文收依律所铸的度量衡当为小制标准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贞观十年（636）张文收所造诸器当中的铜斛是一件方形嘉量。在这件嘉量上，他创造性地将斛量、斗量、升量、合量和龠量结合在一起，对嘉量形制做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相比唐代之前的诸量合一的圆形量器，张文收方形嘉量具有以下优越性：其一，张文收方形嘉量通过形制上的革新，消除了圆形嘉量所固有的设计上的系统误差。其二，相比圆形嘉量，方形嘉量在量值传递和溯源这两个方面，也有易于操作、计算过程并不复杂等优势。
但张文收创造的方形嘉量却不被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后世的太常寺主要官员太常卿很可能由于自身学识的限制，认识不到这件器物的价值所在，只是将之视为珍奇玩物，认为其仅可供人欣赏娱遣而已。由此，方量很有可能不被世人认可和接受，遭到弃用亦在所难免。还有，张文收当时担任正八品上之协律郎，“掌和六律、六吕，以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其为人所称道和熟知的正是其在音律方面的出色才华，史籍对此记载颇多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铸造方形嘉量之前，他却从未表现出制作度量衡器的才能。
永徽五年（654），张文收官至太常丞。咸亨元年（670），迁为太子率更令，同年卒于官。张文收少而好学，颇具才气，不但在我国音乐史上有突出贡献，而且在度量衡方面的才能也十分显著，是在我国古代音律和计量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