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仁（生卒年不详），济北（今山东茌平南）人，北齐时期著名学者、书法家，在北朝书法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历仕文宣帝、武成帝、后主诸朝，其仕宦沉浮与北齐的理乱兴亡密切相关。
一、以书干禄
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张景仁者，济北人也。”古时的济水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极其主要的地位，与江水、河水、淮水并称“四渎”，古时帝王祭祀名山大川，即指五岳和四渎，正如唐人李颀《与诸公游济渎泛舟》所说：“皇帝崇祀典，诏书示三公。”可见古济水之地位是多么煊赫。李氏又载：“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知其发源于豫西山地（今河南济源附近），过河南、入山东，独流入海（今渤海），所经流域囊括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区在唐宋以前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才辈出，不绝于世，张景仁的诞生地济北即在这一地区。济北地区，又是齐鲁文化故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也是在山东，儒学、墨学并争于前，谶纬学、玄学兴起于后，凡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或学说大都根植于或浸染于齐鲁大地浓郁的学术氛围，由此熏陶出了该地区人们笃志好学的生活雅趣及求知探索的精神追求。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出身贫寒的张景仁，十分好学。据《北齐书·儒林传》载，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由此可知张景仁幼年丧父，以致家道不张，继而陷于生活窘境。以此推测，张氏乃寒庶遗孑，当为孤门细族，不为时人所重。北朝主要是由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立的王朝，这些胡人初入中原汉地时，裹挟了原居塞外时诸多的草原观念风俗，带有浓郁草原色彩的思想观念大都具有开放、爽烈、自由的特点。作为统治者，草原民族的意识形态也在一定时期内感染了它所治下的汉人，而其表现就是与南朝相较，北朝的民间社会多了几分自由灵动之气和武烈刚毅之风，位居底层的平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问和功业而摆脱卑下的阶级地位，从而进入社会的上流阶级，因此不至于在民众之间产生一种悲观厌世的绝望情绪。这正是张景仁出身寒门，却以学书为业的原因。
为了学好书法并使书法成为自己的立身之业，张景仁曾去洛阳临摹石经，据《北史》记载：“景仁为儿童时，在洛京，曾诣国学摹《石经》。许子华遇之学中，执景仁手曰：张郎风骨，必当通贵……子华卒二十余年，景仁位开府，数赐衣冠、笔砚，如子华所言。”出身于寒门的张氏以练习书法为务，也说明在北朝时期书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及普及，乃至为下层社会所知并起而效仿之。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时断时续，家学和私学则延续未断有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该时期私学下移并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情况。
由于张景仁刻苦好学，在草书、隶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选补内书生。”张景仁以草隶见长，“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张景仁主要生活在北齐时期，这时北朝门阀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北方高门中以崔、卢、李、郑为大，柳、韦、裴、薛次之，由此观之，与济北张氏交游的魏郡姚、颍川韩、荥阳李等并非高门，也折射出当时不同出身的士人交往是有等级差别的，反映了士庶在交友方面宛如天隔的社会现实。正是因其善长书法且又与诸人齐名，才被“世宗引为宾客，”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记载：“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自有来。”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部分士人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而博取名利，在正常的入仕途径（察举、孝廉、征辟等）之外还有其他的捷径可选，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显现出东魏北齐时期仕进途径的多样化，可能与高齐统治者的复杂出身及独特的观念习俗有某种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氏作为异族统治者在立足中原之初，十分注重起用汉族士人为其政权建设服务，一则树立高齐尊贤纳士、雅爱人才的形象，以此作为羁縻汉人的情感纽带；二则企图利用这些汉族士人的喉舌，鼓吹禅让的合理性，为其代魏营造舆论。张景仁在文襄帝时任宾客，文宣帝时任开府参军，武成帝时任太子门大夫、员外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后主时任通直散骑常侍、中书监等。宾客在古时其性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家臣相类似，为主人谋划出策，与后世的外廷大臣相比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算不上正式的外廷官员。
天保八年（558），张景仁“敕授太原王绍德书，除开府参军。”开府是指开府治事之意，即能够自选僚属，是官员地位尊崇的标志。参军即“参谋军务”的简称，起初供职于丞相，两晋以后其权位日益式微，是高级官僚及诸王的属官，但较之宾客而言其地位已有明显的提高了。
不久，张景仁补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是北朝时期一种较为高贵的近侍官，为皇帝近臣。谏议大夫掌谏诤议论，从四品，仪同三司，是北齐时期的一种赠官，仅指礼仪等同诸公。中书监，曹魏时始设，与中书令职务相等，而位次略高，北齐沿置，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得以参与机要，可谓位尊权重。由此观之，从宾客至开府参军至谏议大夫至中书监，张景仁官职的不断升迁过程也就是其从内廷逐步参与外廷政务的过程。
二、结交内臣
张景仁的人生轨迹，与其姻亲有很大的关系。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胡人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里，恩遇日隆。”胡人何洪珍，以歌舞见宠于帝王，北齐初期仅备驱使，不涉足外廷政治，随着北齐政治的败坏，恩倖渐起干政之念。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结交外廷重臣以固宠，进而干预政治。在古代中国，内臣结交廷臣本是皇权政治的大忌，然而此种现象在北齐末年却司空见惯，预示了齐末皇权不张及官僚政治的变态式发展的现实。张景仁与内廷佞臣结亲以图强援而自固，这显然是背离了儒家宗旨的离经叛道行为，本应为士人所不耻，然而张景仁却藉此愈受信用，享受一般官员所不同的待遇，“景仁多疾，每遣徐之范等治疗，给药物珍馐，中使问疾，相望于道。是后，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
张景仁与内廷佞臣结亲，与当时严酷的政治局势不无关系，纵观北齐一朝民族关系始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朝堂之上胡汉势力争斗频仍，北齐帝王在胡人亲幸和勋贵的撺掇下动辄迫害或杀戮汉士人，朝政的紊乱、政治的黑暗使他们时刻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痛苦生活，因而更多的是把对国家尽忠的奉献精神转移到对自己家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上。目光从广阔的社会视野回缩到狭隘的家庭生活中，对于相当一部分士人官宦来说，此时时代的精神不在马上，而在私房，不在君家，而在私门。表现之一就是忠君殉节精神的淡漠，北齐亡后，颜之推、阳休之、袁聿修等朝士纷纷改节，西入长安，以仕新朝。在儒家看来，道义重于生死，死得其所是生命价值的最终体现。颜、阳之徒作为士大夫，本应该守道统，尊孔门之义，而身处改朝换代之时却背弃儒门信条，不能以身殉道。在当时南北、东西长期对峙的大分裂时期，国家观念并不十分强烈的情况下，部分士人处世的出发点更可能是己身、家族亦或是集团的利益。鉴于此，张景仁“迁假仪同三司，银青光禄大夫，食恒山县干”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齐时期曾普遍存在食干制度，所谓食干制度是指封建国家将一些州郡县各级官府所掌握的“职公田”作为“干禄”，赐给包括汉人在内的部分官僚群体。以其隶属于国家的大量隶户、杂户、营户在各级政府公田上的劳动成果，如绢帛（代役性质）为其来源，是大土地经济的一个补充。干禄制实质上是北齐政权对胡汉臣僚们做出的一种经济补偿方式，它强调的是君臣关系，体现的是帝王对臣下的体恤与关爱，说到底是一种统治集团中笼络与被笼络的手段与方式。张景仁食恒山县干，除了表明张氏享受了经济上的实惠，还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尊荣地位，也折射出高齐在政治统治手段上的逐步成熟。
张景仁与宦官邓长颙也有私交，“及立文林馆，中人邓长颙希旨，奏令总制馆事，除侍中。”后主时，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历史上尤其是文学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北齐文学的觉醒及与南朝文学差距的缩小。张景仁以侍中的身份总制馆事，多少促进了文林馆的发展，《修文殿御览》这部官修文史类书的最终问世，也与其有一定关系。另外，张景仁以侍中的职衔统领馆务，其意义非同寻常。据清袁枚著《随园随笔·古官尊卑不一》记载：“秦汉侍中本丞相史，不过掌虎子、捧唾壶等事。而晋以后之侍中，乃宰相也。”可知，北朝政出门下，其长官便为侍中，侍中即宰相，其位尊权重非他人所及，一方面显示出北齐后主对文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后主对张景仁的莫大信任。此外，这种宰相监修成书的方式，对后世在贞观三年（629）形成的“宰相监修、名家执笔”的修史制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洪珍死后，长颙犹存旧款，更相弥缝，得无坠退。除中书监，以疾卒。”显然，长顒本是内廷一宦官，由念及旧交之情乃惠及张氏，因此在他的庇护下，晚年张氏之仕途仍亨通，最后以宰相的高位终老于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后主末年倖臣干政的严重性。
三、身后评议
唐代史学家李百药在撰写《北齐书》时，对张景仁的评价颇有微词。在李百药看来，张景仁本是不学无术之徒，因机缘巧合之故，终位至公卿，更甚封王，张氏妻之族属无所归，且才德疏寡，竟为命妇，与王妃、郡君等比肩。其子志骄且无所长，唯赖妻族之力继而累迁。从李百药对张景仁及其族的评价中，可以窥探其中之深意，一则告诫为官仕宦之士需加强个人品行修养，保持士大夫之节操，远离奸佞之人，遂求匡君济世；一则从反面教育贵游子弟，督促其勤勉向上，侍己之力以干世主；一则进谏人主需行督责之术，严于驭下，力求明之于心。
李百药之所以如此，与其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李百药一生历经北齐、北周、隋朝和初唐，对北朝末年和隋末社会的诸多现象及其弊政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亲身的体会，入唐后，通过著书以阐述己意，以便为李唐王室服务。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修订前朝史书，并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以求其中理乱兴亡之经验教训，遂命李百药撰写北齐史。李百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奉诏修订的《北齐书》，显见其政治色彩颇为浓厚。
另外，从李百药对张景仁的评价中，也可以隐隐约约地洞悉李氏的婚嫁观念和人性论观念。论中指出“景仁出自微寒……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显然济北张氏出自寒门庶族，社会地位低下，张妻之族姓竟不知其源流所出，此时正值门阀等级森严的北朝社会，强宗豪右都十分注重本族家谱的编撰，即使稍有名气的士人之家也会起而效仿之，更有甚者，为了攀附名门，竟冒然认宗溯源，由此谱牒之风大行于世。出现张氏妻族姓不详这一异况，实属罕见，由此可知，张妻之族必为孤门寒族。张景仁与其共结秦晋之好是符合时人门当户对的婚嫁观念的，李氏既然如此执笔而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本人是认同婚嫁须以门第阀阅为准则的思想观念。况且李氏是在初唐时编写的《北齐书》，至初唐时期北方士族的门阀观念依旧颇为浓郁，成书于此时的《北齐书》及其所流露的观念未必不受初唐世风的影响。论中又指出“景仁性本卑谦，及用胡人巷伯之势，坐致通显，志操颇改，渐成骄傲……诸子不思其本，自许贵游。”可见，张景仁性谦且卑，卑即“恭”也，“谦”“恭”当为美德之属。即在人性论上认为张景仁“性善”，并承认这是与生俱有的。及至与胡人权贵交游，长此以往，遂成志骄之徒，张景仁的品性因此就堕落为恶了。李百药在潜意识里承认只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人又不能正确地把握自我，为形势、环境等社会因素左右所致，才使人做了不善的事情。
（秦湘宇）
张景仁
张景仁（生卒年不详），济北（今山东茌平南）人，北齐时期著名学者、书法家，在北朝书法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历仕文宣帝、武成帝、后主诸朝，其仕宦沉浮与北齐的理乱兴亡密切相关。
一、以书干禄
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张景仁者，济北人也。”古时的济水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极其主要的地位，与江水、河水、淮水并称“四渎”，古时帝王祭祀名山大川，即指五岳和四渎，正如唐人李颀《与诸公游济渎泛舟》所说：“皇帝崇祀典，诏书示三公。”可见古济水之地位是多么煊赫。李氏又载：“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知其发源于豫西山地（今河南济源附近），过河南、入山东，独流入海（今渤海），所经流域囊括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区在唐宋以前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才辈出，不绝于世，张景仁的诞生地济北即在这一地区。济北地区，又是齐鲁文化故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也是在山东，儒学、墨学并争于前，谶纬学、玄学兴起于后，凡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或学说大都根植于或浸染于齐鲁大地浓郁的学术氛围，由此熏陶出了该地区人们笃志好学的生活雅趣及求知探索的精神追求。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出身贫寒的张景仁，十分好学。据《北齐书·儒林传》载，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由此可知张景仁幼年丧父，以致家道不张，继而陷于生活窘境。以此推测，张氏乃寒庶遗孑，当为孤门细族，不为时人所重。北朝主要是由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立的王朝，这些胡人初入中原汉地时，裹挟了原居塞外时诸多的草原观念风俗，带有浓郁草原色彩的思想观念大都具有开放、爽烈、自由的特点。作为统治者，草原民族的意识形态也在一定时期内感染了它所治下的汉人，而其表现就是与南朝相较，北朝的民间社会多了几分自由灵动之气和武烈刚毅之风，位居底层的平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问和功业而摆脱卑下的阶级地位，从而进入社会的上流阶级，因此不至于在民众之间产生一种悲观厌世的绝望情绪。这正是张景仁出身寒门，却以学书为业的原因。
为了学好书法并使书法成为自己的立身之业，张景仁曾去洛阳临摹石经，据《北史》记载：“景仁为儿童时，在洛京，曾诣国学摹《石经》。许子华遇之学中，执景仁手曰：张郎风骨，必当通贵……子华卒二十余年，景仁位开府，数赐衣冠、笔砚，如子华所言。”出身于寒门的张氏以练习书法为务，也说明在北朝时期书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及普及，乃至为下层社会所知并起而效仿之。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时断时续，家学和私学则延续未断有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该时期私学下移并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情况。
由于张景仁刻苦好学，在草书、隶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选补内书生。”张景仁以草隶见长，“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张景仁主要生活在北齐时期，这时北朝门阀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北方高门中以崔、卢、李、郑为大，柳、韦、裴、薛次之，由此观之，与济北张氏交游的魏郡姚、颍川韩、荥阳李等并非高门，也折射出当时不同出身的士人交往是有等级差别的，反映了士庶在交友方面宛如天隔的社会现实。正是因其善长书法且又与诸人齐名，才被“世宗引为宾客，”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记载：“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自有来。”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部分士人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而博取名利，在正常的入仕途径（察举、孝廉、征辟等）之外还有其他的捷径可选，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显现出东魏北齐时期仕进途径的多样化，可能与高齐统治者的复杂出身及独特的观念习俗有某种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氏作为异族统治者在立足中原之初，十分注重起用汉族士人为其政权建设服务，一则树立高齐尊贤纳士、雅爱人才的形象，以此作为羁縻汉人的情感纽带；二则企图利用这些汉族士人的喉舌，鼓吹禅让的合理性，为其代魏营造舆论。张景仁在文襄帝时任宾客，文宣帝时任开府参军，武成帝时任太子门大夫、员外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后主时任通直散骑常侍、中书监等。宾客在古时其性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家臣相类似，为主人谋划出策，与后世的外廷大臣相比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算不上正式的外廷官员。
天保八年（558），张景仁“敕授太原王绍德书，除开府参军。”开府是指开府治事之意，即能够自选僚属，是官员地位尊崇的标志。参军即“参谋军务”的简称，起初供职于丞相，两晋以后其权位日益式微，是高级官僚及诸王的属官，但较之宾客而言其地位已有明显的提高了。
不久，张景仁补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是北朝时期一种较为高贵的近侍官，为皇帝近臣。谏议大夫掌谏诤议论，从四品，仪同三司，是北齐时期的一种赠官，仅指礼仪等同诸公。中书监，曹魏时始设，与中书令职务相等，而位次略高，北齐沿置，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得以参与机要，可谓位尊权重。由此观之，从宾客至开府参军至谏议大夫至中书监，张景仁官职的不断升迁过程也就是其从内廷逐步参与外廷政务的过程。
二、结交内臣
张景仁的人生轨迹，与其姻亲有很大的关系。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胡人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里，恩遇日隆。”胡人何洪珍，以歌舞见宠于帝王，北齐初期仅备驱使，不涉足外廷政治，随着北齐政治的败坏，恩倖渐起干政之念。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结交外廷重臣以固宠，进而干预政治。在古代中国，内臣结交廷臣本是皇权政治的大忌，然而此种现象在北齐末年却司空见惯，预示了齐末皇权不张及官僚政治的变态式发展的现实。张景仁与内廷佞臣结亲以图强援而自固，这显然是背离了儒家宗旨的离经叛道行为，本应为士人所不耻，然而张景仁却藉此愈受信用，享受一般官员所不同的待遇，“景仁多疾，每遣徐之范等治疗，给药物珍馐，中使问疾，相望于道。是后，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
张景仁与内廷佞臣结亲，与当时严酷的政治局势不无关系，纵观北齐一朝民族关系始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朝堂之上胡汉势力争斗频仍，北齐帝王在胡人亲幸和勋贵的撺掇下动辄迫害或杀戮汉士人，朝政的紊乱、政治的黑暗使他们时刻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痛苦生活，因而更多的是把对国家尽忠的奉献精神转移到对自己家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上。目光从广阔的社会视野回缩到狭隘的家庭生活中，对于相当一部分士人官宦来说，此时时代的精神不在马上，而在私房，不在君家，而在私门。表现之一就是忠君殉节精神的淡漠，北齐亡后，颜之推、阳休之、袁聿修等朝士纷纷改节，西入长安，以仕新朝。在儒家看来，道义重于生死，死得其所是生命价值的最终体现。颜、阳之徒作为士大夫，本应该守道统，尊孔门之义，而身处改朝换代之时却背弃儒门信条，不能以身殉道。在当时南北、东西长期对峙的大分裂时期，国家观念并不十分强烈的情况下，部分士人处世的出发点更可能是己身、家族亦或是集团的利益。鉴于此，张景仁“迁假仪同三司，银青光禄大夫，食恒山县干”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齐时期曾普遍存在食干制度，所谓食干制度是指封建国家将一些州郡县各级官府所掌握的“职公田”作为“干禄”，赐给包括汉人在内的部分官僚群体。以其隶属于国家的大量隶户、杂户、营户在各级政府公田上的劳动成果，如绢帛（代役性质）为其来源，是大土地经济的一个补充。干禄制实质上是北齐政权对胡汉臣僚们做出的一种经济补偿方式，它强调的是君臣关系，体现的是帝王对臣下的体恤与关爱，说到底是一种统治集团中笼络与被笼络的手段与方式。张景仁食恒山县干，除了表明张氏享受了经济上的实惠，还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尊荣地位，也折射出高齐在政治统治手段上的逐步成熟。
张景仁与宦官邓长颙也有私交，“及立文林馆，中人邓长颙希旨，奏令总制馆事，除侍中。”后主时，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历史上尤其是文学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北齐文学的觉醒及与南朝文学差距的缩小。张景仁以侍中的身份总制馆事，多少促进了文林馆的发展，《修文殿御览》这部官修文史类书的最终问世，也与其有一定关系。另外，张景仁以侍中的职衔统领馆务，其意义非同寻常。据清袁枚著《随园随笔·古官尊卑不一》记载：“秦汉侍中本丞相史，不过掌虎子、捧唾壶等事。而晋以后之侍中，乃宰相也。”可知，北朝政出门下，其长官便为侍中，侍中即宰相，其位尊权重非他人所及，一方面显示出北齐后主对文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后主对张景仁的莫大信任。此外，这种宰相监修成书的方式，对后世在贞观三年（629）形成的“宰相监修、名家执笔”的修史制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洪珍死后，长颙犹存旧款，更相弥缝，得无坠退。除中书监，以疾卒。”显然，长顒本是内廷一宦官，由念及旧交之情乃惠及张氏，因此在他的庇护下，晚年张氏之仕途仍亨通，最后以宰相的高位终老于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后主末年倖臣干政的严重性。
三、身后评议
唐代史学家李百药在撰写《北齐书》时，对张景仁的评价颇有微词。在李百药看来，张景仁本是不学无术之徒，因机缘巧合之故，终位至公卿，更甚封王，张氏妻之族属无所归，且才德疏寡，竟为命妇，与王妃、郡君等比肩。其子志骄且无所长，唯赖妻族之力继而累迁。从李百药对张景仁及其族的评价中，可以窥探其中之深意，一则告诫为官仕宦之士需加强个人品行修养，保持士大夫之节操，远离奸佞之人，遂求匡君济世；一则从反面教育贵游子弟，督促其勤勉向上，侍己之力以干世主；一则进谏人主需行督责之术，严于驭下，力求明之于心。
李百药之所以如此，与其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李百药一生历经北齐、北周、隋朝和初唐，对北朝末年和隋末社会的诸多现象及其弊政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亲身的体会，入唐后，通过著书以阐述己意，以便为李唐王室服务。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修订前朝史书，并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以求其中理乱兴亡之经验教训，遂命李百药撰写北齐史。李百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奉诏修订的《北齐书》，显见其政治色彩颇为浓厚。
另外，从李百药对张景仁的评价中，也可以隐隐约约地洞悉李氏的婚嫁观念和人性论观念。论中指出“景仁出自微寒……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显然济北张氏出自寒门庶族，社会地位低下，张妻之族姓竟不知其源流所出，此时正值门阀等级森严的北朝社会，强宗豪右都十分注重本族家谱的编撰，即使稍有名气的士人之家也会起而效仿之，更有甚者，为了攀附名门，竟冒然认宗溯源，由此谱牒之风大行于世。出现张氏妻族姓不详这一异况，实属罕见，由此可知，张妻之族必为孤门寒族。张景仁与其共结秦晋之好是符合时人门当户对的婚嫁观念的，李氏既然如此执笔而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本人是认同婚嫁须以门第阀阅为准则的思想观念。况且李氏是在初唐时编写的《北齐书》，至初唐时期北方士族的门阀观念依旧颇为浓郁，成书于此时的《北齐书》及其所流露的观念未必不受初唐世风的影响。论中又指出“景仁性本卑谦，及用胡人巷伯之势，坐致通显，志操颇改，渐成骄傲……诸子不思其本，自许贵游。”可见，张景仁性谦且卑，卑即“恭”也，“谦”“恭”当为美德之属。即在人性论上认为张景仁“性善”，并承认这是与生俱有的。及至与胡人权贵交游，长此以往，遂成志骄之徒，张景仁的品性因此就堕落为恶了。李百药在潜意识里承认只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人又不能正确地把握自我，为形势、环境等社会因素左右所致，才使人做了不善的事情。
（秦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