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玷（1895—1926），原名王思璜，曾用笔名王一民、王亦民。山东兰陵西南圩村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王思玷的曾祖王晓荣，字春旭，清朝嘉庆举人，道光年间曾先后任江苏崇明、金坛、奉贤知县，为官清正，有政声，去世后幸得奉贤县门生金兼善破产扶柩送回原籍安葬。祖父王绍翀、父亲王赓庸，弃文习武，以图报国，不得志而回乡务农，家有田地两百余亩，家境较富裕。
王思玷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灾情不断、鲁南人民生活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王恩玷自幼便对社会的腐败黑暗十分痛恨，同情和关注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这种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深厚的实践素材。
王思玷幼时聪颖，受学于清末秀才王思颖。在他的影响下，王思玷自幼酷爱文学，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天赋。后外出求学，先入临沂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考入南京铁道专门学堂。此时，王思玷接触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阅读了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受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熏陶的王思玷立志献身民主革命，解救劳苦大众。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停办，他于1922年回到家乡兰陵，与王思璞创办临沂县兰陵区立高等小学，教授高年级国文及低年级算术课。
王思玷是兰陵一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在兰陵小学教书期间积极从事教学推动工作，希望达到教育、文化救国的目的。他身材魁梧，黑长脸膛，说话虽有点口吃，但国文课却教得很出色。在教学时，他常以“怎样做一个人”为题，向学生们灌输爱国和民主思想。鼓励学生们长大后要为救国救民做贡献。他曾组织进步学生杨文田、孙民成等秘密学习马列论著，还组织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
辛亥革命以后，王思玷在家乡兰陵率先剪辫、留起“洋头”。在他的推动下，学生们相继剪掉辫子，表示与旧封建礼教决裂。兰陵学校旁有座古庙，学校需把神像搬掉改为教室，迷信思想严重的人坚决反对。王思玷率领学生，拆掉神像，将庙堂改造成教室，并在学校里宣传反封建迷信的无神论思想。王思玷经常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深入民众之中，体验民生疾苦，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他扶弱济贫，特别关心穷苦学生。王思玷提倡办夜校，推举校外人士孙传经为夜校校长，并自编教材，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学生组办剧团，演出由他编写的新剧本。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思玷不但自己主动参与募捐，还积极发动其他人参加募捐，并将兰陵小学作为当地的募捐大本营。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还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如田兵、王秋岩、孙立晨等人，都是王思玷的学生。1940年5月“横山惨案”中壮烈牺牲的车志远、陈德吾烈士也是他的学生。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专政；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向封建势力发起挑战。而文学则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工具，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民主启蒙的高潮。王思玷被这个热潮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订阅了《东方杂志》《小说日报》等进步杂志，广泛地阅读当时著名作家的作品，还经常向学生讲解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文化先驱的作品，阐发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王思玷还拿起笔来，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1921年，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以《风雨之夜》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写出了他第一篇小说《风雨之下》。文章通过一个老农的自述，描写了农民和自然界的两个死对头——风和雨，揭示了暴风雨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控诉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小说发到编辑部后，成为入选的五篇作品之一，不久即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上。茅盾评论这篇作品说：“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
从此之后，王思玷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一面教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接连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6篇小说：《偏枯》（13卷11号）、《刘并》（14卷2号）、《归来》（14卷5号）、《瘟疫》（14卷12号）、《一粒子弹》（15卷7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15卷8号）。
这些作品，前五篇是关于农村的题材，作者用真实、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统治下鲁南农村的悲惨图画，深刻反映了“三座大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后两篇属于当时所谓“非战文学”，文中强烈谴责了军阀混战的罪行。此外，他还写过许多散文、诗歌，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鲁南时报》上，在当地广为流传。恰如杨义所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而不应该被忘记的作者还有王思玷，他短暂的一生大概只写过七篇小说，均发表在1921年至1924年的《小说月报》上，其中五篇是描写农村题材。……而且他又早于王统照把山东血与泪的生活呈献给文坛。”
1935年，鲁迅、茅盾、胡适等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收录有王思玷3篇小说：《偏枯》《瘟疫》《几封用S署名的信》。茅盾对王思玷的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该书的《导言》评述王思玷入选作品道：本书选了《偏枯》等3篇，是打算在极少数的作品中选出能够表示他的全面的东西。在当时一般的作品中间，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
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一对贫苦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几个不知道大祸已在门边的小儿女的天真。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的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智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角色，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中，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
《瘟疫》的题旨是在老百姓怎样怕兵，他用了“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小村上的居民，怎样想用消极的手段来挡那些丘八老爷的驾。
《几封用S署名的信》是作者最后的作品，他终于抛弃了最初纯客观的态度，热情地骂“内战”的罪恶。他用了书信体，他不写战地的情形，不写士兵，他描写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跌在现实的泥淖里，终于觉悟了他在那无名目的混战中的真实的地位。我们猜想来，作者大概未尝有战争的亲身经验，他很知道怎样回避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所以用了书信体，而且注重在心理描写。这要跟我们近几年来的战争文学一比，他这篇自然不能往成功的淘里算，可是在十三年的非战文学中，已经是很好的了。至少那下级军官心理的分析是成功的。而且像他所指出来的下级军官在战争中的真正地位，那时候的许多非战小说也都没有写到。
《刘并》讲述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种了一片高粱，这红头绿秆的高粱“吃着他的肉，喝着他的血，浴着他的眼光”长大了，可这即将到手的粮食，他的心头肉忽然遭到了地痞的盗窃。农人父子将窃贼捉拿归案。但农人哪里会想到这是个官盗一家的社会？先是当地保长捎信暗示农人要钱，后者不敢相信，没有回应。结果保长纵虎归山，高粱更多地被偷，未成熟的地瓜被糟蹋，驴被杀，驴骨埋在他祖茔里。进而这地痞又持刀辱骂，扬言要杀他全家……投诉无着，反遭其害。小说触目惊心地揭露了官府和盗贼相勾结而欺压百姓的黑暗社会。
从王思玷的7篇短篇小说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创作主体具有很强烈的对社会人生的参与意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很多作家都在热衷于描写爱情婚姻等题材内容时，他却比“为人生”派作家先行一步，紧随鲁迅等新文学先驱，执着地关注现实人生，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现状，提出了很多农民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天灾人祸以及现实黑暗，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威胁和影响，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空气。郑振铎在《血和泪的文学》中对王思玷的小说也给予了肯定：“可以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几乎没有这种描写被压迫者的血和泪的创作，惟有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上发表过几篇并未加入该会的作者的创作，如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王思玷的《偏枯》……”所以，称王思玷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如此，他的小说还经常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他对农民性格中善良、美好的东西给予了很大的欣赏和认同。他怀着极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描写他们的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遭遇，对社会的罪恶势力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他对当时对民众产生严重影响的军阀战争也非常关注，非常严肃地思考着战争的本质以及它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其中交织着对人的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命遭到无情践踏表示出极大的痛惜。 这一切都表明，王思玷是一个勇于严肃直面人生，具有可贵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新文学作家。
1924年以后，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促使王思玷毅然放弃了钟爱的文学事业，投笔从戎。1925年，王思玷配合兰陵国民党人袁永平秘密组织起一支队伍，抗击军阀压迫。后来，这支队伍被编为国民革命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袁永平任司令，王思玷任参谋。
王思玷一腔热血加入义军，却发现起义军成员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王思玷、袁永平决定先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筹集粮饷，然后再采取行动。1925年秋天，他们率领部队攻克了军阀盘踞的鲁南重镇临沂城，但因鲁南、苏北两省军阀势力夹击，队伍损失惨重，被迫撤出。袁永平先被诱降，后遭杀害。王思玷率领余部继续转战于临沂一带。1926年秋，王思玷率领的残余部队遭到地主联庄会武装袭击，王思玷中弹身亡，年仅31岁。
王思玷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以杰出的文学才能，留下了不朽之作，被茅盾誉为文坛一现之彗星。王思玷的遗体，初葬于枣庄市峄城区峨山乡赵庄村。1926年清明，王思玷家人将其迁葬于兰陵镇南王氏祖茔。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府曾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对其家属实行过抚恤。2001年，经苍山县人民政府批准，社会各界捐助，在兰陵镇西温岭建成“中国新文化先驱王思玷纪念碑”，供人们瞻仰缅怀。
（李丹）
王思玷
王思玷（1895—1926），原名王思璜，曾用笔名王一民、王亦民。山东兰陵西南圩村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王思玷的曾祖王晓荣，字春旭，清朝嘉庆举人，道光年间曾先后任江苏崇明、金坛、奉贤知县，为官清正，有政声，去世后幸得奉贤县门生金兼善破产扶柩送回原籍安葬。祖父王绍翀、父亲王赓庸，弃文习武，以图报国，不得志而回乡务农，家有田地两百余亩，家境较富裕。
王思玷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灾情不断、鲁南人民生活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王恩玷自幼便对社会的腐败黑暗十分痛恨，同情和关注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这种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深厚的实践素材。
王思玷幼时聪颖，受学于清末秀才王思颖。在他的影响下，王思玷自幼酷爱文学，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天赋。后外出求学，先入临沂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考入南京铁道专门学堂。此时，王思玷接触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阅读了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受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熏陶的王思玷立志献身民主革命，解救劳苦大众。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停办，他于1922年回到家乡兰陵，与王思璞创办临沂县兰陵区立高等小学，教授高年级国文及低年级算术课。
王思玷是兰陵一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在兰陵小学教书期间积极从事教学推动工作，希望达到教育、文化救国的目的。他身材魁梧，黑长脸膛，说话虽有点口吃，但国文课却教得很出色。在教学时，他常以“怎样做一个人”为题，向学生们灌输爱国和民主思想。鼓励学生们长大后要为救国救民做贡献。他曾组织进步学生杨文田、孙民成等秘密学习马列论著，还组织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
辛亥革命以后，王思玷在家乡兰陵率先剪辫、留起“洋头”。在他的推动下，学生们相继剪掉辫子，表示与旧封建礼教决裂。兰陵学校旁有座古庙，学校需把神像搬掉改为教室，迷信思想严重的人坚决反对。王思玷率领学生，拆掉神像，将庙堂改造成教室，并在学校里宣传反封建迷信的无神论思想。王思玷经常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深入民众之中，体验民生疾苦，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他扶弱济贫，特别关心穷苦学生。王思玷提倡办夜校，推举校外人士孙传经为夜校校长，并自编教材，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学生组办剧团，演出由他编写的新剧本。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思玷不但自己主动参与募捐，还积极发动其他人参加募捐，并将兰陵小学作为当地的募捐大本营。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还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如田兵、王秋岩、孙立晨等人，都是王思玷的学生。1940年5月“横山惨案”中壮烈牺牲的车志远、陈德吾烈士也是他的学生。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专政；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向封建势力发起挑战。而文学则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工具，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民主启蒙的高潮。王思玷被这个热潮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订阅了《东方杂志》《小说日报》等进步杂志，广泛地阅读当时著名作家的作品，还经常向学生讲解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文化先驱的作品，阐发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王思玷还拿起笔来，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1921年，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以《风雨之夜》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写出了他第一篇小说《风雨之下》。文章通过一个老农的自述，描写了农民和自然界的两个死对头——风和雨，揭示了暴风雨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控诉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小说发到编辑部后，成为入选的五篇作品之一，不久即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上。茅盾评论这篇作品说：“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
从此之后，王思玷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一面教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接连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6篇小说：《偏枯》（13卷11号）、《刘并》（14卷2号）、《归来》（14卷5号）、《瘟疫》（14卷12号）、《一粒子弹》（15卷7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15卷8号）。
这些作品，前五篇是关于农村的题材，作者用真实、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统治下鲁南农村的悲惨图画，深刻反映了“三座大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后两篇属于当时所谓“非战文学”，文中强烈谴责了军阀混战的罪行。此外，他还写过许多散文、诗歌，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鲁南时报》上，在当地广为流传。恰如杨义所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而不应该被忘记的作者还有王思玷，他短暂的一生大概只写过七篇小说，均发表在1921年至1924年的《小说月报》上，其中五篇是描写农村题材。……而且他又早于王统照把山东血与泪的生活呈献给文坛。”
1935年，鲁迅、茅盾、胡适等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收录有王思玷3篇小说：《偏枯》《瘟疫》《几封用S署名的信》。茅盾对王思玷的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该书的《导言》评述王思玷入选作品道：本书选了《偏枯》等3篇，是打算在极少数的作品中选出能够表示他的全面的东西。在当时一般的作品中间，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
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一对贫苦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几个不知道大祸已在门边的小儿女的天真。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的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智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角色，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中，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
《瘟疫》的题旨是在老百姓怎样怕兵，他用了“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小村上的居民，怎样想用消极的手段来挡那些丘八老爷的驾。
《几封用S署名的信》是作者最后的作品，他终于抛弃了最初纯客观的态度，热情地骂“内战”的罪恶。他用了书信体，他不写战地的情形，不写士兵，他描写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跌在现实的泥淖里，终于觉悟了他在那无名目的混战中的真实的地位。我们猜想来，作者大概未尝有战争的亲身经验，他很知道怎样回避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所以用了书信体，而且注重在心理描写。这要跟我们近几年来的战争文学一比，他这篇自然不能往成功的淘里算，可是在十三年的非战文学中，已经是很好的了。至少那下级军官心理的分析是成功的。而且像他所指出来的下级军官在战争中的真正地位，那时候的许多非战小说也都没有写到。
《刘并》讲述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种了一片高粱，这红头绿秆的高粱“吃着他的肉，喝着他的血，浴着他的眼光”长大了，可这即将到手的粮食，他的心头肉忽然遭到了地痞的盗窃。农人父子将窃贼捉拿归案。但农人哪里会想到这是个官盗一家的社会？先是当地保长捎信暗示农人要钱，后者不敢相信，没有回应。结果保长纵虎归山，高粱更多地被偷，未成熟的地瓜被糟蹋，驴被杀，驴骨埋在他祖茔里。进而这地痞又持刀辱骂，扬言要杀他全家……投诉无着，反遭其害。小说触目惊心地揭露了官府和盗贼相勾结而欺压百姓的黑暗社会。
从王思玷的7篇短篇小说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创作主体具有很强烈的对社会人生的参与意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很多作家都在热衷于描写爱情婚姻等题材内容时，他却比“为人生”派作家先行一步，紧随鲁迅等新文学先驱，执着地关注现实人生，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现状，提出了很多农民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天灾人祸以及现实黑暗，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威胁和影响，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空气。郑振铎在《血和泪的文学》中对王思玷的小说也给予了肯定：“可以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几乎没有这种描写被压迫者的血和泪的创作，惟有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上发表过几篇并未加入该会的作者的创作，如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王思玷的《偏枯》……”所以，称王思玷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如此，他的小说还经常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他对农民性格中善良、美好的东西给予了很大的欣赏和认同。他怀着极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描写他们的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遭遇，对社会的罪恶势力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他对当时对民众产生严重影响的军阀战争也非常关注，非常严肃地思考着战争的本质以及它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其中交织着对人的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命遭到无情践踏表示出极大的痛惜。 这一切都表明，王思玷是一个勇于严肃直面人生，具有可贵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新文学作家。
1924年以后，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促使王思玷毅然放弃了钟爱的文学事业，投笔从戎。1925年，王思玷配合兰陵国民党人袁永平秘密组织起一支队伍，抗击军阀压迫。后来，这支队伍被编为国民革命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袁永平任司令，王思玷任参谋。
王思玷一腔热血加入义军，却发现起义军成员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王思玷、袁永平决定先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筹集粮饷，然后再采取行动。1925年秋天，他们率领部队攻克了军阀盘踞的鲁南重镇临沂城，但因鲁南、苏北两省军阀势力夹击，队伍损失惨重，被迫撤出。袁永平先被诱降，后遭杀害。王思玷率领余部继续转战于临沂一带。1926年秋，王思玷率领的残余部队遭到地主联庄会武装袭击，王思玷中弹身亡，年仅31岁。
王思玷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以杰出的文学才能，留下了不朽之作，被茅盾誉为文坛一现之彗星。王思玷的遗体，初葬于枣庄市峄城区峨山乡赵庄村。1926年清明，王思玷家人将其迁葬于兰陵镇南王氏祖茔。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府曾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对其家属实行过抚恤。2001年，经苍山县人民政府批准，社会各界捐助，在兰陵镇西温岭建成“中国新文化先驱王思玷纪念碑”，供人们瞻仰缅怀。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