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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溥(1827—1911),字瞻原,山东平度人。父戴金鼎曾中乡试解元,充任汶上等县学官多年,富有学识。戴恩溥于咸丰九年(1858)中举人,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从此迈入仕途,先任兵部主事,不久升任监察御史,再升至工科掌印给事中。他长期担任科道方面职务,上奏章多论时政,其中以《请禁浮收银两折》和《胶澳划界》两折最为有名。
当时征收田赋均以银两为标准,后期则把银两折为银钱。同治年间,财政匮乏,白银一两折合京制钱三千八九百文,加上“火耗”“解费”等杂项,征收田赋时一两银曾折五千八九百文。到光绪二十年时,一两白银只能折京制钱二千六七百文,但山东各州县仍然按同治年间的数目折收。以莱州府而言,平度、掖县每“田赋银”一两折收五千六百文,胶州、高密、即墨更折收五千八九百文。这种做法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也给官吏们提供了生财之道。如果有人建议改革这种弊政,必然触犯各级官吏的利益,招致多方面的怨恨,只会给自己招来灾难。但是,戴恩溥不畏权贵,在光绪二十年(1894)上《请禁浮收银两折》,揭露了莱州府属五州县任意浮收的恶行。他指出:“银价时有低昂,钱价永无减少,丰岁如此,歉岁也如此。竭艰苦之脂膏,饱贪婪之囊橐,穷民之累,情何以堪?”
戴恩溥的建议果然遭到地方官僚们的攻击。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秉衡任巡抚时,各级官吏仍按旧额开征。戴恩溥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毫不退缩。同年再次上奏,称李秉衡是“念切民瘼,实心任事”。在朝廷的多次催促之下,李秉衡不得已向朝廷禀报,下令“自二十二年夏征始,按银每一两包括各项费用在内,一律折收京制钱四千八百文,此外不准另加分文”,减轻了加在全省百姓身上的不合理负担,山东各州县为此都在衙署堂前立碑,以示纪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次年又在胶州租借界约,德国又意欲强占包括平度南境和诸城、高密东境一带的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度知州潘民表上书山东巡抚,痛斥德方,认为应严辞拒绝。此时,戴恩溥身在京城,闻知此事后,与同乡监察御史王培佑联合上疏,让朝廷及时了解情况,才拒绝了德方如此无礼之要求,迫使德国如约划界。
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戴恩溥任广西右江兵备道(驻柳州)。当地“久经战乱,社会不靖”,甚至连县官也无比残暴,居然滥杀百姓。戴恩溥到任后,立即严明律例,使良民免受刀兵之灾。不久,柳江水灾泛滥,水淹柳州城,造成严重灾荒。戴恩溥积极设法救灾,使大量百姓得救。次年,戴恩溥见当地巡抚腐朽无能,建议更是不被采纳,便辞职还乡。他刚离开柳州,柳州就发生了兵变事件,人们皆“服其先见”。
戴恩溥回乡后,陶冶情操,潜心研究诗文字画。他的书法也为世人所看重,存世的墨迹较多,多为人所珍藏。此外,其撰文勒石者尚有《重修玉皇庙三清阁记》等。
《续平度县志》中亦收戴恩溥诗文颇多。除了上述两封著名奏折,还有《官鹤皋传》等文章,都是传世之名作。有诗9首,长诗《灾民行》描写了湘南百姓频遭天灾兵祸、被迫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卖儿鬻女的凄惨现状,批判了贪官污吏私吞朝廷的赈灾粮米、中饱私囊的罪恶行为,对百姓表现出了真挚的同情:“我闻斯语心凄绝,睡乡难稳衾如铁。呵毫记事吟未成,凛冽北风吹急雪”,可谓具体入微,情真感人。可见,他对百姓的同情之心是真诚的,对国家的担忧之情是痛切的。
近年来,又发现了戴恩溥诗集《见山楼诗稿》手抄本,众体兼备、内容广博、功力深厚、佳作甚多。其中多叙事之作,如《灾民行》《晚渡潍水》《过齐河》《烙马行》《书客氏碑后》《巡视西城记事》《甲午顺天武闱监试记事》《夜泊香港》《水灾行》《柳州叹》等,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并且兼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宣统三年(1911)正月,戴恩溥病逝于家乡平度。
(党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