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清初诗人、诗论家，山东益都（今淄博市博山区）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官左赞善，因“国恤”日观演洪昇《长生殿》被劾撤职，赋闲50年，终身不复仕，徜徉林壑间。自此游踪半天下，纵情歌酒，而悲慨愤怼寄托于诗。赵执信幼承家学，又为王渔洋甥婿，尤工于诗，并提出了与其不同的论诗主张，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风格恣肆怒峭，著有《谈龙录》《饴山堂集》等。
赵执信于康熙十八年（1679）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入翰林院后，23岁任山西乡试正考官，25岁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元史》《明史》纂修官兼预修《大清会典》。据《清史稿·赵执信传》载：“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其时，赵执信崭露头角，已然跻身于统治集团的上层，并与孙氏夫人（王渔洋从妹之女）结缡。可以说，十年的官宦生活，是他早年最为顺遂、欢悦的时期。
从赵执信一生的创作道路来看，这十年正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早期阶段，也是他得以在清初诗坛显露锋芒的契机。他在其早期诗作中，就表现出不落俗套、用句质朴的艺术风格。吴雯所撰《并门集序》中评价赵执信的诗歌“直而不俚，高而不诡”。陈慕尹在《观海集序》中也盛赞他的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能用质朴的语言写诗，并把诗写得清新峭拔、含义深刻。他的代表作《闲斋集》《并门集》造句质朴，意境清新，但就其内容而言，多咏物抒怀之作，所反映的生活层面缺乏广度，这也与他此时期的官场生活环境有关。
除诗歌外，赵执信在这一时期还著有诗律论著《声调谱》和诗文评《谈龙录》。关于《声调谱》，《清史稿·赵执信传》载：“执信尝问声调于王士禛，士禛靳不肯言，执信乃发唐人诸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赵执信用这部论著揭开了“神韵说”之谜，稽考五、七言诗各种诗体平仄规律，旨在辨析古体、齐梁体、律体在平仄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体的变格。《谈龙录》因洪昇、王士禛和赵执信三人以龙喻诗的诗论而得名，共1卷、36则，专为批驳王士禛诗论而作，所持观点多为冯班、吴乔之说。赵执信以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之说为名言，批评王士禛诗伪饰失实，反对作家无病呻吟、脱离现实，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教育意义，针砭当时“浮响日增”的诗坛弊端。他说：“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世，是又与于札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其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他还批评王士禛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但尚兴会而并错失实”，并且提倡诗歌风格的多元化。至此，赵、王二人在论诗宗旨上产生分歧，友善关系破裂。
赵执信为人峭峻褊狭，性喜谐谑，故得一“狂”名。《观海集序》云：“益都赵秋谷，早通仕籍，才名振天下，然好纵酒，喜谐谑。士以诗文贽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长安。”赵执信的狂傲，乃有意为之，是他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手段。怀抱异才，身负奇气，满腔报国之志，却无法迎合官场腐败污浊之习气，所以才不肯趋炎附势、逢迎巴结，反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以“喜谐谑士”的身份自处，借以寄托其愤世嫉俗、豪放不羁的情怀。黄叔琳在《赵执信墓表》里就提到，朝中高官贵族都愿意与赵执信结交，但赵执信天性傲岸，耻于依附他人，常常独来独往，因此他的才能越显露，名望越高，忌惮他的人就越多。如此一来，在后来暴露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中，赵执信就必然成为被打击、排陷的主要对象。
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应好友洪昇的邀请，观演了《长生殿》传奇。适逢佟皇后国丧期间，这种“违制”举动，遭到朝廷御史黄六鸿的弹劾。面临不测之罪，他不顾个人安危，到考功处声明：“赵某当座，他人无与。”最终赵执信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受到株治，被罢官除名，返回故乡因园。时人有诗称：“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表现出对他不幸遭遇的惋惜。至此，赵执信退出官场，结束了十年的仕途。
离京归乡，从污浊的官场到闲居乡里、投闲林壑，赵执信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虽然思想上难免流露出消极情绪，但他毕竟在新的生活境遇中发现了新的生活乐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感怀》诗、《遣怀》诗中提到“岂有声名折官职，却将山水换宾朋”，反映出赵执信逐渐感到个人声名重于所谓功名，因而不再留恋功名利禄。正是“过眼烟云忽若驰，投闲林壑雅相宜”，闲居乡野也能乐在其中。
从削职还乡到63岁是赵执信的漫游时期。在此期间，除断续家居外，赵执信大部分时间浪迹江湖。他东至黄海，西到嵩山，南到广州，北至天津。游历的地区除山东外，有河北、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长期在外游历，使他逐渐深入社会，接近人民。
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这四年的时间，是赵执信削职还乡在博山家居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转变的重要节点。回乡后，赵执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乡民，写出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他的诗作《还山集》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共收入诗歌99首，多为直面社会现实的诗篇。如《纪蝗》《后纪蝗》这两首诗，形象地描写了蝗虫损害庄稼的惨状。作者以极其真挚、深沉的感情，记叙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苦境遇；更以无比的愤慨，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官吏的罪恶。经过与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赵执信开始走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又如《感事》二首，他从憎恶封建统治者、同情劳苦大众的感情出发，将艺术触角延伸到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尖锐社会矛盾：一面是“只识随年贡”的“天官”，一面是“肠断”“愁绝”的劳动人民悲苦幽咽的情状，蕴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他由官场的黑暗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暗，由个人的不幸逐渐认识到人民的苦难，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这也是他对人生、对社会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雍正三年（1725），63岁的赵执信结束了他的漫游生活，返回故里。次年，退居因园，以隐晦曲折的笔法继续反映社会现实。雍正十一年（1733）冬，赵执信因病致盲，不能复见文字，但诗歌创作仍然不断。他在乾隆九年（1744）秋创作的《题幼子庆赋稿》中说：“余盲目病废十二载于兹矣。”在这12年间，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是年十一月以83岁高龄卒于故里。
（刘晓彤）
赵执信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清初诗人、诗论家，山东益都（今淄博市博山区）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官左赞善，因“国恤”日观演洪昇《长生殿》被劾撤职，赋闲50年，终身不复仕，徜徉林壑间。自此游踪半天下，纵情歌酒，而悲慨愤怼寄托于诗。赵执信幼承家学，又为王渔洋甥婿，尤工于诗，并提出了与其不同的论诗主张，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风格恣肆怒峭，著有《谈龙录》《饴山堂集》等。
赵执信于康熙十八年（1679）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入翰林院后，23岁任山西乡试正考官，25岁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元史》《明史》纂修官兼预修《大清会典》。据《清史稿·赵执信传》载：“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其时，赵执信崭露头角，已然跻身于统治集团的上层，并与孙氏夫人（王渔洋从妹之女）结缡。可以说，十年的官宦生活，是他早年最为顺遂、欢悦的时期。
从赵执信一生的创作道路来看，这十年正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早期阶段，也是他得以在清初诗坛显露锋芒的契机。他在其早期诗作中，就表现出不落俗套、用句质朴的艺术风格。吴雯所撰《并门集序》中评价赵执信的诗歌“直而不俚，高而不诡”。陈慕尹在《观海集序》中也盛赞他的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能用质朴的语言写诗，并把诗写得清新峭拔、含义深刻。他的代表作《闲斋集》《并门集》造句质朴，意境清新，但就其内容而言，多咏物抒怀之作，所反映的生活层面缺乏广度，这也与他此时期的官场生活环境有关。
除诗歌外，赵执信在这一时期还著有诗律论著《声调谱》和诗文评《谈龙录》。关于《声调谱》，《清史稿·赵执信传》载：“执信尝问声调于王士禛，士禛靳不肯言，执信乃发唐人诸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赵执信用这部论著揭开了“神韵说”之谜，稽考五、七言诗各种诗体平仄规律，旨在辨析古体、齐梁体、律体在平仄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体的变格。《谈龙录》因洪昇、王士禛和赵执信三人以龙喻诗的诗论而得名，共1卷、36则，专为批驳王士禛诗论而作，所持观点多为冯班、吴乔之说。赵执信以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之说为名言，批评王士禛诗伪饰失实，反对作家无病呻吟、脱离现实，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教育意义，针砭当时“浮响日增”的诗坛弊端。他说：“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世，是又与于札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其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他还批评王士禛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但尚兴会而并错失实”，并且提倡诗歌风格的多元化。至此，赵、王二人在论诗宗旨上产生分歧，友善关系破裂。
赵执信为人峭峻褊狭，性喜谐谑，故得一“狂”名。《观海集序》云：“益都赵秋谷，早通仕籍，才名振天下，然好纵酒，喜谐谑。士以诗文贽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长安。”赵执信的狂傲，乃有意为之，是他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手段。怀抱异才，身负奇气，满腔报国之志，却无法迎合官场腐败污浊之习气，所以才不肯趋炎附势、逢迎巴结，反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以“喜谐谑士”的身份自处，借以寄托其愤世嫉俗、豪放不羁的情怀。黄叔琳在《赵执信墓表》里就提到，朝中高官贵族都愿意与赵执信结交，但赵执信天性傲岸，耻于依附他人，常常独来独往，因此他的才能越显露，名望越高，忌惮他的人就越多。如此一来，在后来暴露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中，赵执信就必然成为被打击、排陷的主要对象。
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应好友洪昇的邀请，观演了《长生殿》传奇。适逢佟皇后国丧期间，这种“违制”举动，遭到朝廷御史黄六鸿的弹劾。面临不测之罪，他不顾个人安危，到考功处声明：“赵某当座，他人无与。”最终赵执信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受到株治，被罢官除名，返回故乡因园。时人有诗称：“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表现出对他不幸遭遇的惋惜。至此，赵执信退出官场，结束了十年的仕途。
离京归乡，从污浊的官场到闲居乡里、投闲林壑，赵执信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虽然思想上难免流露出消极情绪，但他毕竟在新的生活境遇中发现了新的生活乐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感怀》诗、《遣怀》诗中提到“岂有声名折官职，却将山水换宾朋”，反映出赵执信逐渐感到个人声名重于所谓功名，因而不再留恋功名利禄。正是“过眼烟云忽若驰，投闲林壑雅相宜”，闲居乡野也能乐在其中。
从削职还乡到63岁是赵执信的漫游时期。在此期间，除断续家居外，赵执信大部分时间浪迹江湖。他东至黄海，西到嵩山，南到广州，北至天津。游历的地区除山东外，有河北、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长期在外游历，使他逐渐深入社会，接近人民。
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这四年的时间，是赵执信削职还乡在博山家居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转变的重要节点。回乡后，赵执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乡民，写出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他的诗作《还山集》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共收入诗歌99首，多为直面社会现实的诗篇。如《纪蝗》《后纪蝗》这两首诗，形象地描写了蝗虫损害庄稼的惨状。作者以极其真挚、深沉的感情，记叙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苦境遇；更以无比的愤慨，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官吏的罪恶。经过与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赵执信开始走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又如《感事》二首，他从憎恶封建统治者、同情劳苦大众的感情出发，将艺术触角延伸到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尖锐社会矛盾：一面是“只识随年贡”的“天官”，一面是“肠断”“愁绝”的劳动人民悲苦幽咽的情状，蕴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他由官场的黑暗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暗，由个人的不幸逐渐认识到人民的苦难，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这也是他对人生、对社会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雍正三年（1725），63岁的赵执信结束了他的漫游生活，返回故里。次年，退居因园，以隐晦曲折的笔法继续反映社会现实。雍正十一年（1733）冬，赵执信因病致盲，不能复见文字，但诗歌创作仍然不断。他在乾隆九年（1744）秋创作的《题幼子庆赋稿》中说：“余盲目病废十二载于兹矣。”在这12年间，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是年十一月以83岁高龄卒于故里。
（刘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