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家。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员外郎等职务。其所作传奇剧本《桃花扇》，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明珠。
孔尚任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其父孔贞璠为举人，才识出众。在父亲的教诲之下，孔尚任幼年便颖慧过人。13岁时，孔尚任进入专供孔、孟、颜、曾子孙读书的“四氏学宫”学习，在那里持续刻苦攻读了7年，最终成为秀才。20岁之后，孔尚任在家温习经史，为参加乡试做准备。虽然对功名充满了渴求，但孔尚任并未囿于“经书桎梏”之中，他亦潜心研究乐律，而且喜好书法，爱好收集古玩字画。
蟾宫折桂是封建士子孜孜以求的梦想，孔尚任自然亦是如此。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孔尚任在济南参加乡试，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名落孙山使孔尚任沮丧不已，无心留恋泉城山水，只带着在济南写的七首《历下杂咏》匆匆返家。
苦闷失落的孔尚任寄情于自然，以图获得心灵的平静。曲阜城北的石门山灵气十足，景色秀丽，为孔尚任提供了慰藉。游览石门山激发了孔尚任“读书于此”的欲望，此后不久，他便进山而居了。
隐居石门山之前，孔尚任就对南明“弘光轶事”有所耳闻并感慨颇多，从而引起了他创作的兴趣。正如他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说：“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洒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所以，构思《桃花扇》草稿，可以说是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期间最大的收获。
隐山而居之后，孔尚任一方面“搜奇览胜”，尽情领略自然的美景；一方面“乐道读书”，为后世留下了《石门山集》《节俗同风录》《会心录》《律吕管见》等著作。同时，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一些田地，捐纳了一个“例监”。
孔尚任隐居石门山之时，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向往山中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文人士子的功名之心又使他担心在此隐居难以被赏识。所以，其身在山，其心在尘。也正因此，当有人邀请他出山之时，欣然应允。
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衍圣公孔毓圻邀请孔尚任出山，为其夫人张氏治丧。孔尚任温文尔雅，工书能文，乐律精邃，礼仪谙练，在这些事务上一丝不苟，表现出色。忙完治丧事宜，他正待重回石门山，却传来皇帝要来曲阜祭孔的消息。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皇帝南巡北返，准备到曲阜祭孔，并派遣两名翰林学士会同衍圣公一起在孔氏子弟中挑选两名儒生，在祭孔时为其“讲明经书文义”，以便“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孔毓圻便保举了监生孔尚任和举人孔尚。此次祭孔，孔尚任担当了讲经、导游的重要角色。他讲完《大学》首章退下，便见“天颜悦霁”。皇帝向旁边的侍臣夸赞孔尚任，认为他讲得比经筵讲官（明清时期翰林院职官的名称）还要好。康熙皇帝又指定由衍圣公、讲书人、山东巡抚引驾，追览圣迹。一路上，皇帝不断对身边的文物古迹提出各种问题，孔尚任都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全部礼仪过后，康熙又说：“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孔尚任原是捐纳的监生，按规定，不经保举，不准升转正途，现在却可以“不拘定例……从优升授国子监博士”。对于皇帝的恩荣，孔尚任自然感激涕零，没齿难忘。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孔尚任终身难忘的一年。因为与皇帝的亲密接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由一介书生“鱼跃龙门”，成为天子脚下的京官。
但好景不长，居于深宫的皇帝似乎忘记了孔尚任这个八品闲官，对他没有新的关注。加上耳闻目睹了不少世俗之流的秽行、达官贵族的丑闻，孔尚任写了《续古宫词》十多首作品，借孤女孤寂之感来抒发自己的微怨苦愁。
康熙皇帝南巡之时，经过高邮、宝应等县，曾亲眼目睹洪水泛滥、田畴淹没、房屋倒塌、百姓流离的情景，颇为震惊。因此，他对治河极为关注。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皇帝任命孙在丰为工部侍郎，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为其属佐。自此，孔尚任离开京都，转仕淮扬。
治河期间，尽管孔尚任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但朝廷无古籍可查，也无治河详图，上层官吏亦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有这些，使得治河茫然无绪。孔尚任有些失望，利禄仕进之心开始衰退。
由于河务棘手，久治无效。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春，皇帝来到扬州巡视河工，随即解散河局。孔尚任三年的治河工作实际上不了了之，拯危济困之志未酬，只落得饥寒呻吟、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而已。
康熙二十八年（1689）暮冬，孔尚任将近四年的湖海生涯结束，启程赴京。在途中，他回到家乡曲阜，与亲人共度春节，享受了短暂的天伦之乐。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他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
康熙三十年（1691）春，孔尚任寻得稀器小忽雷，喜爱异常。小忽雷是唐代宫中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被下令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段安节所救结为夫妇的故事。
面对稀世珍器与传奇故事，孔尚任思绪翻滚，浮想联翩。他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诗兴油然而生，遂将两首诗刻在小忽雷上。写罢，意犹未尽，于是又决定写一部《小忽雷传奇》。他唯恐自己力不胜任，于是邀请工于音律的顾彩为其谱曲，二人共同完成此作。《小忽雷》问世不久，即被搬上舞台，演出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这不仅是孔尚任问世的第一部历史剧，也是其艺术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初露锋芒，为后来写作《桃花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仿佛小忽雷的妙音开启了孔尚任仕途的春天，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由八品博士升为正六品户部福清吏司主事。不久，户部又保送其兼任宝泉局监督之职。孔尚任经略有方，恪勤奉职，得到皇帝的嘉奖，康熙三十九年（1700）初春，孔尚任又晋升为广东司员外郎，由正六品升为从五品。
重返京城的十年是孔尚任仕途节节高升的时期，也是其不断对《桃花扇》进行加工修改的时期。孔尚任在修改《桃花扇》的时候，谨慎持重，煞费苦心。他每成一曲，辄按节而歌，稍有拗字，即为改制，直到通本流畅，绝无佶屈聱牙之病为止。就这样，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这部著名的历史剧终于“抉心呕成”。
于是，孔尚任与此剧很快即蜚声京都，一时“洛阳纸贵”。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桃花扇》初演，至三月此剧即独占鳌头。《桃花扇》演出的成功似乎使孔尚任忘掉了一切忧愁哀伤。然而，好景不长，到三月中旬，也就是就任广东司员外郎十几天后，孔尚任被罢官了。猝然而来的罢官，对孔尚任来说是不小的打击。正当他志得意满之际，自然会痛苦愈甚。如果是孔尚任踌躇满志、对康熙知遇之恩潜心图报的十几年前，如此打击必定是致命的。但是，十几年的宦海浮沉，此时的他已显得相当豁达和平静，以至于当友人向他表示同情和惋惜之时，他反倒劝解起别人来。他曾作《休官歌》聊以自慰，认为休官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脱离名利枷锁，可以事亲养母等。不过，一想起罢官的冤屈不平，有时究竟也难免愁肠婉转，感慨颇多，因而写下了《愁》等反映此时心境的诗歌。
至于罢官的原因，官方没有对此进行通报，当事人也三缄其口，以至于坊间议论纷纷，成为疑案。有人推测孔尚任受《通天榜传奇》所累，此书由孔尚任根据顺天乡试舞弊案而创作。也有人认为其受贪污案牵连，康熙三十八年（1699），宝泉局收购“铅多铜少”小钱事件案发，孔尚任也受到了牵连。后人猜测，最大的可能是因《桃花扇》惹祸，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自己写这本书，就是要让人知道：“（明代）三百年之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这样深切的亡国之感。在大清立国之初，这些文字显然不合时宜。
康熙四十一年（1702）暮冬，孔尚任怀着复杂的心情收拾行囊，准备返乡。孔尚任返回曲阜后不久，于次年三月便写出了《桃花扇小识》，直截了当地指出《桃花扇》的矛头所向乃是将明代江山社稷毁于一旦的魏阉余孽马、阮权奸，为后人研究这部传奇剧的思想内容和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提供了宝贵资料。至此，《桃花扇》剧本和序、跋、小引、小识等都已经写就，演出也得到了观众的首肯。但是，它仍然是抄本，字迹漫污，且有多次改写之处。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借助佟的力量刊刻了这部力作。从此，《桃花扇》便流传于世，名垂百代。
此后的十年间，孔尚任四处漫游，寻访好友。康熙五十四年（1715）暮春，孔尚任重返故乡曲阜，在好友刘廷玑的资助下，于石门山建成秋水亭。他喜不自胜，特写《建秋水亭记》一文。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这位著名的剧作家在家乡曲阜与世长辞。
（蒋晓群）
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家。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员外郎等职务。其所作传奇剧本《桃花扇》，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明珠。
孔尚任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其父孔贞璠为举人，才识出众。在父亲的教诲之下，孔尚任幼年便颖慧过人。13岁时，孔尚任进入专供孔、孟、颜、曾子孙读书的“四氏学宫”学习，在那里持续刻苦攻读了7年，最终成为秀才。20岁之后，孔尚任在家温习经史，为参加乡试做准备。虽然对功名充满了渴求，但孔尚任并未囿于“经书桎梏”之中，他亦潜心研究乐律，而且喜好书法，爱好收集古玩字画。
蟾宫折桂是封建士子孜孜以求的梦想，孔尚任自然亦是如此。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孔尚任在济南参加乡试，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名落孙山使孔尚任沮丧不已，无心留恋泉城山水，只带着在济南写的七首《历下杂咏》匆匆返家。
苦闷失落的孔尚任寄情于自然，以图获得心灵的平静。曲阜城北的石门山灵气十足，景色秀丽，为孔尚任提供了慰藉。游览石门山激发了孔尚任“读书于此”的欲望，此后不久，他便进山而居了。
隐居石门山之前，孔尚任就对南明“弘光轶事”有所耳闻并感慨颇多，从而引起了他创作的兴趣。正如他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说：“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洒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所以，构思《桃花扇》草稿，可以说是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期间最大的收获。
隐山而居之后，孔尚任一方面“搜奇览胜”，尽情领略自然的美景；一方面“乐道读书”，为后世留下了《石门山集》《节俗同风录》《会心录》《律吕管见》等著作。同时，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一些田地，捐纳了一个“例监”。
孔尚任隐居石门山之时，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向往山中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文人士子的功名之心又使他担心在此隐居难以被赏识。所以，其身在山，其心在尘。也正因此，当有人邀请他出山之时，欣然应允。
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衍圣公孔毓圻邀请孔尚任出山，为其夫人张氏治丧。孔尚任温文尔雅，工书能文，乐律精邃，礼仪谙练，在这些事务上一丝不苟，表现出色。忙完治丧事宜，他正待重回石门山，却传来皇帝要来曲阜祭孔的消息。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皇帝南巡北返，准备到曲阜祭孔，并派遣两名翰林学士会同衍圣公一起在孔氏子弟中挑选两名儒生，在祭孔时为其“讲明经书文义”，以便“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孔毓圻便保举了监生孔尚任和举人孔尚。此次祭孔，孔尚任担当了讲经、导游的重要角色。他讲完《大学》首章退下，便见“天颜悦霁”。皇帝向旁边的侍臣夸赞孔尚任，认为他讲得比经筵讲官（明清时期翰林院职官的名称）还要好。康熙皇帝又指定由衍圣公、讲书人、山东巡抚引驾，追览圣迹。一路上，皇帝不断对身边的文物古迹提出各种问题，孔尚任都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全部礼仪过后，康熙又说：“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孔尚任原是捐纳的监生，按规定，不经保举，不准升转正途，现在却可以“不拘定例……从优升授国子监博士”。对于皇帝的恩荣，孔尚任自然感激涕零，没齿难忘。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孔尚任终身难忘的一年。因为与皇帝的亲密接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由一介书生“鱼跃龙门”，成为天子脚下的京官。
但好景不长，居于深宫的皇帝似乎忘记了孔尚任这个八品闲官，对他没有新的关注。加上耳闻目睹了不少世俗之流的秽行、达官贵族的丑闻，孔尚任写了《续古宫词》十多首作品，借孤女孤寂之感来抒发自己的微怨苦愁。
康熙皇帝南巡之时，经过高邮、宝应等县，曾亲眼目睹洪水泛滥、田畴淹没、房屋倒塌、百姓流离的情景，颇为震惊。因此，他对治河极为关注。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皇帝任命孙在丰为工部侍郎，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为其属佐。自此，孔尚任离开京都，转仕淮扬。
治河期间，尽管孔尚任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但朝廷无古籍可查，也无治河详图，上层官吏亦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有这些，使得治河茫然无绪。孔尚任有些失望，利禄仕进之心开始衰退。
由于河务棘手，久治无效。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春，皇帝来到扬州巡视河工，随即解散河局。孔尚任三年的治河工作实际上不了了之，拯危济困之志未酬，只落得饥寒呻吟、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而已。
康熙二十八年（1689）暮冬，孔尚任将近四年的湖海生涯结束，启程赴京。在途中，他回到家乡曲阜，与亲人共度春节，享受了短暂的天伦之乐。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他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
康熙三十年（1691）春，孔尚任寻得稀器小忽雷，喜爱异常。小忽雷是唐代宫中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被下令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段安节所救结为夫妇的故事。
面对稀世珍器与传奇故事，孔尚任思绪翻滚，浮想联翩。他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诗兴油然而生，遂将两首诗刻在小忽雷上。写罢，意犹未尽，于是又决定写一部《小忽雷传奇》。他唯恐自己力不胜任，于是邀请工于音律的顾彩为其谱曲，二人共同完成此作。《小忽雷》问世不久，即被搬上舞台，演出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这不仅是孔尚任问世的第一部历史剧，也是其艺术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初露锋芒，为后来写作《桃花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仿佛小忽雷的妙音开启了孔尚任仕途的春天，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由八品博士升为正六品户部福清吏司主事。不久，户部又保送其兼任宝泉局监督之职。孔尚任经略有方，恪勤奉职，得到皇帝的嘉奖，康熙三十九年（1700）初春，孔尚任又晋升为广东司员外郎，由正六品升为从五品。
重返京城的十年是孔尚任仕途节节高升的时期，也是其不断对《桃花扇》进行加工修改的时期。孔尚任在修改《桃花扇》的时候，谨慎持重，煞费苦心。他每成一曲，辄按节而歌，稍有拗字，即为改制，直到通本流畅，绝无佶屈聱牙之病为止。就这样，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这部著名的历史剧终于“抉心呕成”。
于是，孔尚任与此剧很快即蜚声京都，一时“洛阳纸贵”。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桃花扇》初演，至三月此剧即独占鳌头。《桃花扇》演出的成功似乎使孔尚任忘掉了一切忧愁哀伤。然而，好景不长，到三月中旬，也就是就任广东司员外郎十几天后，孔尚任被罢官了。猝然而来的罢官，对孔尚任来说是不小的打击。正当他志得意满之际，自然会痛苦愈甚。如果是孔尚任踌躇满志、对康熙知遇之恩潜心图报的十几年前，如此打击必定是致命的。但是，十几年的宦海浮沉，此时的他已显得相当豁达和平静，以至于当友人向他表示同情和惋惜之时，他反倒劝解起别人来。他曾作《休官歌》聊以自慰，认为休官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脱离名利枷锁，可以事亲养母等。不过，一想起罢官的冤屈不平，有时究竟也难免愁肠婉转，感慨颇多，因而写下了《愁》等反映此时心境的诗歌。
至于罢官的原因，官方没有对此进行通报，当事人也三缄其口，以至于坊间议论纷纷，成为疑案。有人推测孔尚任受《通天榜传奇》所累，此书由孔尚任根据顺天乡试舞弊案而创作。也有人认为其受贪污案牵连，康熙三十八年（1699），宝泉局收购“铅多铜少”小钱事件案发，孔尚任也受到了牵连。后人猜测，最大的可能是因《桃花扇》惹祸，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自己写这本书，就是要让人知道：“（明代）三百年之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这样深切的亡国之感。在大清立国之初，这些文字显然不合时宜。
康熙四十一年（1702）暮冬，孔尚任怀着复杂的心情收拾行囊，准备返乡。孔尚任返回曲阜后不久，于次年三月便写出了《桃花扇小识》，直截了当地指出《桃花扇》的矛头所向乃是将明代江山社稷毁于一旦的魏阉余孽马、阮权奸，为后人研究这部传奇剧的思想内容和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提供了宝贵资料。至此，《桃花扇》剧本和序、跋、小引、小识等都已经写就，演出也得到了观众的首肯。但是，它仍然是抄本，字迹漫污，且有多次改写之处。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借助佟的力量刊刻了这部力作。从此，《桃花扇》便流传于世，名垂百代。
此后的十年间，孔尚任四处漫游，寻访好友。康熙五十四年（1715）暮春，孔尚任重返故乡曲阜，在好友刘廷玑的资助下，于石门山建成秋水亭。他喜不自胜，特写《建秋水亭记》一文。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这位著名的剧作家在家乡曲阜与世长辞。
（蒋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