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因读书室名聊斋，故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蒲家庄人（今淄博市淄川区），终生不第，晚年才成岁贡生。蒲松龄以幕僚、教书为业，一生著述丰富，涉及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剧等，后人辑为《蒲松龄集》。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此书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享誉海内外。
清乾隆《淄川县志》载：“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康熙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著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籍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慷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县志的评论基本描述了蒲松龄的一生。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蒲松龄诞生于蒲家故宅。蒲松龄的一生穷困潦倒不得志。蒲家庄旧名满井庄，因庄东头有一口泉井，泉水常满，溢出为溪；周围又有很多大柳树，蒲松龄热爱家乡这“环合笼盖，随溪逶迤”的美景，因此自号柳泉居士。
蒲氏家族自明万历以来“科甲相继”，可谓诗书传家。明万历年间（1573—1620），淄川县共有八个廪膳生，蒲家就独占六个。到蒲松龄之父蒲槃时家境已经败落，勤学苦读而不能高中。为谋生计，蒲槃弃文经商，蒲家四兄弟（蒲松龄排行第三）皆由蒲槃教读。蒲松龄天资聪慧，经史过目不忘，尤得父亲喜爱。顺治十五年（1658），19岁的蒲松龄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闻名诸生间。时主持考试的山东学道是文人施闰章。对于施闰章的知遇之恩，蒲松龄终身难忘，以“吾师”称呼。《聊斋志异》中的《胭脂》一篇写的就是施闰章任山东学道时慧眼识冤情，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
蒲松龄的交游十分广泛。清顺治十六年（1659），青年蒲松龄踌躇满志，与好友张笃庆、李尧臣、王鹿瞻等结成“郢中社”。当时，他们年少气盛，有很强的上进心，希望通过结社，相互砥砺，研讨学业。诗社成立于端午节，“郢中”的社名有敬仰和学习屈原的意思，同时也因郢人善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出自郢中，因此又含有雅俗共赏的意思。这是他们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蒲松龄曾在《郢中诗社序》中阐明了他们办诗社的宗旨。
自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初年，蒲松龄岁岁游学。他先在邑西沈家河，与沈天祥“共灯火”，并为沈家写过多篇订婚、宴客等应酬文字。康熙三年（1664），应挚友李尧臣之邀，在李家就读。为惜时笃学，蒲松龄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发愤。
在李家借读期间，蒲家因婆媳矛盾导致分家，家境更为窘迫。蒲松龄10余岁与同县丰泉乡庠生刘国鼎的幼女订婚，18岁时二人结婚，刘氏15岁。刘氏勤俭持家，温良贤淑，而两位嫂嫂却是悍妇。分家时，刘氏只得老屋3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以及只够3个月的口粮。家庭的窘迫，迫使蒲松龄结束了在李家的借读，开始他的塾师、幕僚生涯。
康熙五年（1666）前后，蒲松龄在邑西王村授课。康熙九年（1670），已到而立之年的蒲松龄为了全家5口（此时蒲松龄已有2子1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他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县令孙蕙邀请，南下宝应县做幕僚。此次做幕宾，是蒲松龄人生唯一一次远游，前后虽然只有1年，却对他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南下途经沂州（今临沂）时，因避雨住进旅社，蒲松龄听书生讲述桑生与鬼狐的爱情故事，并阅读了王子章的《桑生传》。后蒲松龄改为《莲香》，成为《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宝应县地处淮河下游，临大运河，水路便利，迎送官吏、驿站供应任务繁重；若遇水灾，土地房屋俱淹，百姓流离失所，哀号啼饥。蒲松龄亲眼目睹百姓的惨状、社会的黑暗，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蒲松龄在为孙蕙幕僚期间，作书启、文告等九十余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省府上级、州县同僚、外地官员、乡绅故旧的公文、寄远送别、往复酬答等，涉及公务和私交的方方面面。他同情孙蕙等底层官吏的苦楚，也同情百姓的惨况，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孙蕙不仅是蒲松龄的上级，也是诗友、知己，二人出游时多有唱和。蒲松龄原本对此次幕宾生活有所期待，但是看到的却是官场的龌龊和从政的艰难。而且他的差事主要是做一些应酬文字，“无端代人歌哭”。一年后，康熙十年（1671），蒲松龄不仅思念亲人故旧，更无法忘怀自己追逐一生的科举梦，遂辞职归乡，结束了幕僚生活。此次南下，让蒲松龄开阔了眼界，为《聊斋志异》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很多篇章都是在这时完成或依据此时的见闻而作。
回乡后，蒲松龄继续靠西席谋生，设帐授徒，辗转于缙绅之家，过着清苦的塾师生活。其中时间最长、对蒲松龄影响最大的是在同邑毕际有家执教，长达30年。康熙十八年（1679），40岁的蒲松龄到毕家坐馆，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70岁时方撤帐归家。毕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毕际有曾任扬州府通州知州，藏书丰富，喜欢以文会友，尤其佩服蒲松龄的文采。他的书稿都要请蒲松龄批点、品鉴，宾主相处极为融洽。蒲松龄不仅负责教授毕家子孙，而且兼职作大量的应酬文字，并陪东主迎送待客，成为毕家不可缺少的人物。毕际有谢世后，他的儿子毕盛钜主持家事。毕盛钜为人和蔼、厚道，与蒲松龄的宾主关系也更加融洽。蒲松龄年近花甲，即便感到力不从心，也不肯辞别，而且也没有移家换主的念头。
在毕家的30年，对蒲松龄的生活和创作至关重要。首先，稳定的生活和优厚的束脩，使蒲松龄一家的生活有了保障。其次，蒲松龄因在毕府坐馆，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结交了很多上层人物和文人，如王士禛、高恒、朱湘等。特别是与王士禛的交往，对其影响最大。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与王士禛结交。王士禛对《聊斋志异》评价极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书的流传。而且，王士禛是第一个品评《聊斋志异》的鉴赏家，曾点评《喷水》《口技》《张诚》等三十余篇，《妾击贼》《林四娘》等作品还收入到他的《池北偶谈》中。康熙五十年（1711），王士禛病逝，蒲松龄悲痛欲绝，作挽诗数首抒发悲痛之情。
毕府30年，直接促进了《聊斋志异》的写作。毕家广有园林，环境幽雅。有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等名胜，亭台楼阁、花鸟鱼虫，景色宜人，又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毕家人非常支持蒲松龄，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聊斋志异》的写作。《雊鹆》篇后说毕载绩先生记，《五羖大夫》也说毕载绩先生志。在毕家的30年，给他提供了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使他得以完成《聊斋志异》这部传世之作。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但始终不得志。山东是圣人桑梓，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治学好古一直是山东的独特民风。《隋书》有言：“齐郡风俗，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顾炎武也曾说：“（山东）士大夫率多怀义质直，侃侃明达，如班固所谓‘好经术而矜功名’，杜牧所谓‘多才力、重许可，能辛苦’者，其风至今不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善，成为读书人的唯一价值判断标准。蒲松龄一生都想完自己的科举梦，凭借自己的才智通过科举考试一展宏图。但顺治十五年（1658）他考中秀才之后与科举即再无缘分，屡试不中。直至44岁时，才补廪膳生。蒲松龄对科举的执着和向往终生未变，屡败屡战，甚至最后已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妻孙氏言：“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 他的很多诗句如“世上何人解怜才”（《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咏怀》），抒发了他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和情怀。蒲松龄多次抨击科举的不公和残忍，但又曾感言“明经不第，何值一钱” 。直至古稀之年，他仍不忘根深蒂固的举业情怀，冒严寒赴考场。直到垂暮之年，他才得补岁贡生，但4年后即撒手人寰。
对于蒲松龄屡次不第的原因，今天很难确定，其著作中记载明确的有两次，皆是因为违反考试规则被黜。一次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因“闱中越幅”（违反试卷书写规范）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云：“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表现其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和颓废。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因病未获终试被黜。其词《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云：“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蒙腾，将孩儿倒绷。”科场蹭蹬，使蒲松龄抱憾终身。他的很多诗词和《聊斋志异》中的篇目《叶生》《王子安》等，都表达了对科举的抨击。
《聊斋志异》主要写花妖、狐魅、鬼怪的故事，或者记述奇人异事。它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艺术传统，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书为“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楹联时，大赞其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先生也曾评价蒲松龄其人“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当代学者马瑞芳更称其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的写作持续四十余年。蒲松龄年轻时就喜爱民间文艺，搜奇猎异，在二十四五岁时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写作。在幕僚期间，蒲松龄曾作《感愤》诗一首，其中有言：“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狐鬼史”当为后来的《聊斋志异》。南下也为《聊斋志异》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很多篇目的创作来自南下的见闻，或者以江淮一带作为创作的背景，比如《嫦娥》以扬州为背景，《王桂庵》以镇江为背景，《金陵女子》以金陵为背景，《侠女》中侠女的籍贯也为金陵。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曾为《聊斋志异》写序言，题为《聊斋自志》，这说明此时《聊斋志异》已经初具规模，可以装订成册了。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朋友的支持，朋友们多次劝诫他回归正途，潜心准备科举。张笃庆甚至有诗句“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兢谈空”（《寄留仙、希梅诸人》）劝止他，后又言“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常参猛虎行”（《岁暮怀人诗》），为蒲松龄因创作小说而断送科举前程甚为惋惜。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以科举为题材的故事。蒲松龄本人屡试不第，所以借此宣泄自己的沮丧、不甘、悲愤以及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科场腐败，贿赂横行，八股禁锢人心，致使庸才得中，真才落魄，士子深受其害，然而又热衷于功名不能自拔。这些篇章均深刻生动，酣畅淋漓，令读者荡气回肠。如《贾奉雉》中，主人公写得一手好文章，却屡试不第。他故意把平庸的文章中拙劣的字句连缀成篇，却中了经魁。《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的鬼魂向阎王控诉人间考官的无能和贪婪，用阴间写阳间之事，表达知识分子的愤懑和对科举的控诉。
《聊斋志异》中描写男女婚恋的篇章最为深切动人，艺术成就较高。这类篇章大多写书生与女性狐鬼花妖之间的爱情故事，构思奇特，极富人情。这些女性来去自如，不顾男女之大防，突破封建男女之间恪守的伦理道德，而且他们不慕富贵，不问地位，性情善良，比如天真无邪的婴宁、深沉刚强的侠女、温柔大方的莲香、端庄持重的黄英等。这些篇章赞美女性的德才，歌颂男女自由的婚姻，表达了对自由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一生心血的荟萃，但蒲松龄无力刊行，主要靠传抄流传。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其文已经在山东广泛传抄。文坛盟主王士禛得知，写信借书稿阅读，更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蒲松龄去世50年后，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聊斋志异》由莱阳赵起杲刊刻，是为青柯亭本或赵本。此本16卷，收文431篇。新中国成立后张友鹤根据手稿本等资料加以校订，增补至491篇，分12卷，并附前人的评点、注释，是为“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后竞相翻刻，至今国内外各种版本达三十余种，出版物一百多种，近二十个国家有译本出版，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编写的戏剧、影视剧达一百六十多部（出），这个数量仍在不断上升。
蒲松龄一生著述丰富，流传下来的文近五百篇，诗约一千一百首，词近百阕，俚曲14种，戏3出，杂著5种，可以说是一位诸体兼擅、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
蒲松龄一生困苦，他同情农民，竭尽所能为百姓服务。为方便百姓，蒲松龄编写了一系列有关民生的通俗读物，比如方便百姓识字的《日用俗字》，供人查找岁时节日的《历字文》，指导百姓种桑养蚕的《农桑经》，方便百姓看病找处方的《药崇书》，介绍婚嫁礼仪的《婚嫁全书》等。这些书籍重在实用，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指南。此外，还有《省身语录》《家政内外编》《会天意》《怀刑录》诸书。同时，他还为家族编修《蒲氏族谱》，为研究蒲氏家族历史和渊源留下宝贵的史料。
蒲松龄以淄川方言为基础创作了通俗俚曲14种，如《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禳妒咒》《磨难曲》等，以及《闹馆》《钟妹庆寿》《闱窘》3出戏。其中以《墙头记》最为著名，至今仍是常演剧目，深入人心。蒲松龄著述丰富，涉猎广泛，但是为他赢得广泛赞誉的仍然是《聊斋志异》。
（宋丙秀）
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因读书室名聊斋，故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蒲家庄人（今淄博市淄川区），终生不第，晚年才成岁贡生。蒲松龄以幕僚、教书为业，一生著述丰富，涉及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剧等，后人辑为《蒲松龄集》。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此书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享誉海内外。
清乾隆《淄川县志》载：“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康熙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著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籍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慷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县志的评论基本描述了蒲松龄的一生。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蒲松龄诞生于蒲家故宅。蒲松龄的一生穷困潦倒不得志。蒲家庄旧名满井庄，因庄东头有一口泉井，泉水常满，溢出为溪；周围又有很多大柳树，蒲松龄热爱家乡这“环合笼盖，随溪逶迤”的美景，因此自号柳泉居士。
蒲氏家族自明万历以来“科甲相继”，可谓诗书传家。明万历年间（1573—1620），淄川县共有八个廪膳生，蒲家就独占六个。到蒲松龄之父蒲槃时家境已经败落，勤学苦读而不能高中。为谋生计，蒲槃弃文经商，蒲家四兄弟（蒲松龄排行第三）皆由蒲槃教读。蒲松龄天资聪慧，经史过目不忘，尤得父亲喜爱。顺治十五年（1658），19岁的蒲松龄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闻名诸生间。时主持考试的山东学道是文人施闰章。对于施闰章的知遇之恩，蒲松龄终身难忘，以“吾师”称呼。《聊斋志异》中的《胭脂》一篇写的就是施闰章任山东学道时慧眼识冤情，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
蒲松龄的交游十分广泛。清顺治十六年（1659），青年蒲松龄踌躇满志，与好友张笃庆、李尧臣、王鹿瞻等结成“郢中社”。当时，他们年少气盛，有很强的上进心，希望通过结社，相互砥砺，研讨学业。诗社成立于端午节，“郢中”的社名有敬仰和学习屈原的意思，同时也因郢人善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出自郢中，因此又含有雅俗共赏的意思。这是他们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蒲松龄曾在《郢中诗社序》中阐明了他们办诗社的宗旨。
自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初年，蒲松龄岁岁游学。他先在邑西沈家河，与沈天祥“共灯火”，并为沈家写过多篇订婚、宴客等应酬文字。康熙三年（1664），应挚友李尧臣之邀，在李家就读。为惜时笃学，蒲松龄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发愤。
在李家借读期间，蒲家因婆媳矛盾导致分家，家境更为窘迫。蒲松龄10余岁与同县丰泉乡庠生刘国鼎的幼女订婚，18岁时二人结婚，刘氏15岁。刘氏勤俭持家，温良贤淑，而两位嫂嫂却是悍妇。分家时，刘氏只得老屋3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以及只够3个月的口粮。家庭的窘迫，迫使蒲松龄结束了在李家的借读，开始他的塾师、幕僚生涯。
康熙五年（1666）前后，蒲松龄在邑西王村授课。康熙九年（1670），已到而立之年的蒲松龄为了全家5口（此时蒲松龄已有2子1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他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县令孙蕙邀请，南下宝应县做幕僚。此次做幕宾，是蒲松龄人生唯一一次远游，前后虽然只有1年，却对他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南下途经沂州（今临沂）时，因避雨住进旅社，蒲松龄听书生讲述桑生与鬼狐的爱情故事，并阅读了王子章的《桑生传》。后蒲松龄改为《莲香》，成为《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宝应县地处淮河下游，临大运河，水路便利，迎送官吏、驿站供应任务繁重；若遇水灾，土地房屋俱淹，百姓流离失所，哀号啼饥。蒲松龄亲眼目睹百姓的惨状、社会的黑暗，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蒲松龄在为孙蕙幕僚期间，作书启、文告等九十余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省府上级、州县同僚、外地官员、乡绅故旧的公文、寄远送别、往复酬答等，涉及公务和私交的方方面面。他同情孙蕙等底层官吏的苦楚，也同情百姓的惨况，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孙蕙不仅是蒲松龄的上级，也是诗友、知己，二人出游时多有唱和。蒲松龄原本对此次幕宾生活有所期待，但是看到的却是官场的龌龊和从政的艰难。而且他的差事主要是做一些应酬文字，“无端代人歌哭”。一年后，康熙十年（1671），蒲松龄不仅思念亲人故旧，更无法忘怀自己追逐一生的科举梦，遂辞职归乡，结束了幕僚生活。此次南下，让蒲松龄开阔了眼界，为《聊斋志异》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很多篇章都是在这时完成或依据此时的见闻而作。
回乡后，蒲松龄继续靠西席谋生，设帐授徒，辗转于缙绅之家，过着清苦的塾师生活。其中时间最长、对蒲松龄影响最大的是在同邑毕际有家执教，长达30年。康熙十八年（1679），40岁的蒲松龄到毕家坐馆，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70岁时方撤帐归家。毕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毕际有曾任扬州府通州知州，藏书丰富，喜欢以文会友，尤其佩服蒲松龄的文采。他的书稿都要请蒲松龄批点、品鉴，宾主相处极为融洽。蒲松龄不仅负责教授毕家子孙，而且兼职作大量的应酬文字，并陪东主迎送待客，成为毕家不可缺少的人物。毕际有谢世后，他的儿子毕盛钜主持家事。毕盛钜为人和蔼、厚道，与蒲松龄的宾主关系也更加融洽。蒲松龄年近花甲，即便感到力不从心，也不肯辞别，而且也没有移家换主的念头。
在毕家的30年，对蒲松龄的生活和创作至关重要。首先，稳定的生活和优厚的束脩，使蒲松龄一家的生活有了保障。其次，蒲松龄因在毕府坐馆，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结交了很多上层人物和文人，如王士禛、高恒、朱湘等。特别是与王士禛的交往，对其影响最大。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与王士禛结交。王士禛对《聊斋志异》评价极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书的流传。而且，王士禛是第一个品评《聊斋志异》的鉴赏家，曾点评《喷水》《口技》《张诚》等三十余篇，《妾击贼》《林四娘》等作品还收入到他的《池北偶谈》中。康熙五十年（1711），王士禛病逝，蒲松龄悲痛欲绝，作挽诗数首抒发悲痛之情。
毕府30年，直接促进了《聊斋志异》的写作。毕家广有园林，环境幽雅。有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等名胜，亭台楼阁、花鸟鱼虫，景色宜人，又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毕家人非常支持蒲松龄，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聊斋志异》的写作。《雊鹆》篇后说毕载绩先生记，《五羖大夫》也说毕载绩先生志。在毕家的30年，给他提供了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使他得以完成《聊斋志异》这部传世之作。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但始终不得志。山东是圣人桑梓，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治学好古一直是山东的独特民风。《隋书》有言：“齐郡风俗，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顾炎武也曾说：“（山东）士大夫率多怀义质直，侃侃明达，如班固所谓‘好经术而矜功名’，杜牧所谓‘多才力、重许可，能辛苦’者，其风至今不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善，成为读书人的唯一价值判断标准。蒲松龄一生都想完自己的科举梦，凭借自己的才智通过科举考试一展宏图。但顺治十五年（1658）他考中秀才之后与科举即再无缘分，屡试不中。直至44岁时，才补廪膳生。蒲松龄对科举的执着和向往终生未变，屡败屡战，甚至最后已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妻孙氏言：“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 他的很多诗句如“世上何人解怜才”（《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咏怀》），抒发了他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和情怀。蒲松龄多次抨击科举的不公和残忍，但又曾感言“明经不第，何值一钱” 。直至古稀之年，他仍不忘根深蒂固的举业情怀，冒严寒赴考场。直到垂暮之年，他才得补岁贡生，但4年后即撒手人寰。
对于蒲松龄屡次不第的原因，今天很难确定，其著作中记载明确的有两次，皆是因为违反考试规则被黜。一次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因“闱中越幅”（违反试卷书写规范）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云：“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表现其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和颓废。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因病未获终试被黜。其词《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云：“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蒙腾，将孩儿倒绷。”科场蹭蹬，使蒲松龄抱憾终身。他的很多诗词和《聊斋志异》中的篇目《叶生》《王子安》等，都表达了对科举的抨击。
《聊斋志异》主要写花妖、狐魅、鬼怪的故事，或者记述奇人异事。它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艺术传统，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书为“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楹联时，大赞其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先生也曾评价蒲松龄其人“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当代学者马瑞芳更称其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的写作持续四十余年。蒲松龄年轻时就喜爱民间文艺，搜奇猎异，在二十四五岁时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写作。在幕僚期间，蒲松龄曾作《感愤》诗一首，其中有言：“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狐鬼史”当为后来的《聊斋志异》。南下也为《聊斋志异》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很多篇目的创作来自南下的见闻，或者以江淮一带作为创作的背景，比如《嫦娥》以扬州为背景，《王桂庵》以镇江为背景，《金陵女子》以金陵为背景，《侠女》中侠女的籍贯也为金陵。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曾为《聊斋志异》写序言，题为《聊斋自志》，这说明此时《聊斋志异》已经初具规模，可以装订成册了。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朋友的支持，朋友们多次劝诫他回归正途，潜心准备科举。张笃庆甚至有诗句“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兢谈空”（《寄留仙、希梅诸人》）劝止他，后又言“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常参猛虎行”（《岁暮怀人诗》），为蒲松龄因创作小说而断送科举前程甚为惋惜。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以科举为题材的故事。蒲松龄本人屡试不第，所以借此宣泄自己的沮丧、不甘、悲愤以及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科场腐败，贿赂横行，八股禁锢人心，致使庸才得中，真才落魄，士子深受其害，然而又热衷于功名不能自拔。这些篇章均深刻生动，酣畅淋漓，令读者荡气回肠。如《贾奉雉》中，主人公写得一手好文章，却屡试不第。他故意把平庸的文章中拙劣的字句连缀成篇，却中了经魁。《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的鬼魂向阎王控诉人间考官的无能和贪婪，用阴间写阳间之事，表达知识分子的愤懑和对科举的控诉。
《聊斋志异》中描写男女婚恋的篇章最为深切动人，艺术成就较高。这类篇章大多写书生与女性狐鬼花妖之间的爱情故事，构思奇特，极富人情。这些女性来去自如，不顾男女之大防，突破封建男女之间恪守的伦理道德，而且他们不慕富贵，不问地位，性情善良，比如天真无邪的婴宁、深沉刚强的侠女、温柔大方的莲香、端庄持重的黄英等。这些篇章赞美女性的德才，歌颂男女自由的婚姻，表达了对自由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一生心血的荟萃，但蒲松龄无力刊行，主要靠传抄流传。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其文已经在山东广泛传抄。文坛盟主王士禛得知，写信借书稿阅读，更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蒲松龄去世50年后，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聊斋志异》由莱阳赵起杲刊刻，是为青柯亭本或赵本。此本16卷，收文431篇。新中国成立后张友鹤根据手稿本等资料加以校订，增补至491篇，分12卷，并附前人的评点、注释，是为“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后竞相翻刻，至今国内外各种版本达三十余种，出版物一百多种，近二十个国家有译本出版，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编写的戏剧、影视剧达一百六十多部（出），这个数量仍在不断上升。
蒲松龄一生著述丰富，流传下来的文近五百篇，诗约一千一百首，词近百阕，俚曲14种，戏3出，杂著5种，可以说是一位诸体兼擅、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
蒲松龄一生困苦，他同情农民，竭尽所能为百姓服务。为方便百姓，蒲松龄编写了一系列有关民生的通俗读物，比如方便百姓识字的《日用俗字》，供人查找岁时节日的《历字文》，指导百姓种桑养蚕的《农桑经》，方便百姓看病找处方的《药崇书》，介绍婚嫁礼仪的《婚嫁全书》等。这些书籍重在实用，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指南。此外，还有《省身语录》《家政内外编》《会天意》《怀刑录》诸书。同时，他还为家族编修《蒲氏族谱》，为研究蒲氏家族历史和渊源留下宝贵的史料。
蒲松龄以淄川方言为基础创作了通俗俚曲14种，如《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禳妒咒》《磨难曲》等，以及《闹馆》《钟妹庆寿》《闱窘》3出戏。其中以《墙头记》最为著名，至今仍是常演剧目，深入人心。蒲松龄著述丰富，涉猎广泛，但是为他赢得广泛赞誉的仍然是《聊斋志异》。
（宋丙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