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鼐（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今青州蒙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两朝实录副总裁、赠礼部尚书，谥“文介”。出生于江北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的公鼐，从其高祖公勉仁开端，代代蝉联进士，到公鼐一代已“五世进士，父子翰林”，成为明朝末期驰名江北的进士家族。他们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树，一时名扬四海。公氏家族的集大成者，以公鼐为最，他也是公氏家族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一位。
据《公氏家谱》载，蒙阴公氏的远祖，可追溯到元末的公海。公氏家族是元朝世袭军户。明建立后，由于公海是元朝将领，被遣送到辽东金州戍边。当时规定，戍边者年过四十，才允许儿子代替回乡。公海有4个儿子，只有最小的儿子公守敬独自冒险越海，代父从军。公守敬的儿子公先先15岁时，听说父亲在辽东，甚是思念，终于渡海寻亲，在当时传为佳话，后来以“孝行”受到荐举，担任了广宗县丞，从此公氏从“军籍”登上了仕途。公先先的孙子公恕考中贡生，担任河南固始县丞，后被封为御史。而公氏成为江北声名显赫的文学世家，还是从公先先的曾孙、公鼐的高祖父公勉仁开始，也就是“五世进士”的“第一世”。
公勉仁，号西埠，字尚德，明孝宗弘治三年（1409）升江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明武宗正德初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降为四川布政司参议，后因剿灭蜀寇有功，又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大同巡抚，镇守边疆十年，边陲十年无警。后来因为母守孝归里，三年后起用，任郧阳巡抚，但尚未到任就去世了。蒙阴野店镇上东门村原建有都宪石坊一座，即公勉仁的石坊。著有《东山集》，现仅存清《蒙阴县志》中记载的《舟中野望》七律一首。
公鼐的曾祖父公跻奎是公勉仁的侄子，公景仁的儿子，原名志厚，号中山，明嘉靖十四年（1535）中进士，最早被任命为工部郎中，出守山西潞安，升迁为湖广副使，后来调到广西，讨平反叛有功。著有《中岩诗草》流传于世，今天尚能读到他吟咏蒙阴八景的律诗八首。
公跻奎有五子，长子公一载曾任兴济知县，是公鼐的祖父；三子公一扬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是“五世进士”的“第三世”，最初官拜大理寺评事，迁任河南裕州知州，最终官至工部郎中。著有《闲音集》，其《秋夜弹琴》《卜筑》二首及《蒙阴八景》等诗尚能找到。公一扬去世后，公氏家族呈请批准，在蒙阴县署右边为其修筑石坊一座，号“荣世坊”，后因社会动荡，早已踪迹全无。
公鼐的父亲公家臣，字共甫，号东塘，是公跻奎的长孙，公一载的长子，于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最初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予编修一职，后任会典纂修官，负责校阅《世宗实录》。万历五年（1577），由于他主持正义，不苟异同，受到当权者张居正的嫉恨而被贬官，降为泽州判官，移官至广平司理、南京户部主事，万历十一年（1583）卒于滁州，终年51岁，后赠礼部左侍郎。
公鼐的弟弟公鼒，字敬与，号浮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人，官至工部屯田司主事，清《蒙阴县志》载其“天性英敏，走笔千言，博学善书，名垂京师”。著有传奇（剧本）《千金裘》、诗文集《小东园集》30卷，今搜集到的诗文仅有70篇左右。
公鼐一生经历坎坷，饱受磨难。虽然才华横溢，但科举、仕途并不平坦。明隆庆五年（1571），公鼐14岁时，其父公家臣考中进士，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公鼐即随父入京读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翰苑文英的指点熏陶下，公鼐学业日臻精深，16岁时写下的七律《拟秋怀》已颇显大家风范了。但是好景不长，万历五年（1577），在他刚满20岁时，公家臣因触怒张居正而贬官，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从20岁至40岁的20年中，公鼐忍受着父亲遭迫害，继而去世的打击，同时自己的科名也不如意。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公鼐考中进士时，已经44岁，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一职，后迁国子监司业，累官至左春坊左谕德，为东宫讲官，其职责是给诸位皇子当老师。当时，皇宫里争权夺势的斗争错综复杂，前前后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钉，动辄获咎，举步维艰。在考中进士7年后，公鼐不得不谎称自己得病而辞官归乡。1619年，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公鼐又被召回京师，拜为国子监祭酒。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公鼐极为器重，曾经亲书“理学名臣”四字的匾额，挂在他的府门。熹宗朱由校继位后，对公鼐仍很器重，以“两代帝师”看待他。公鼐被封为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击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的事情，但是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天启元年（1621），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为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其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他不仅没有采纳公鼐的建议，反而责备公鼐。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深恶痛绝，加上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所以魏忠贤一派经常为难公鼐。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称病回乡，从此脱离了仕途。公鼐为官期间，不畏权贵，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与宦官魏忠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清《蒙阴县志》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山东大饥，此时已赋闲在家的公鼐上书请求赈济灾民，得到朝廷允许，许多灾民因此而活了下来。崇祯帝后来在祭文中也提到此事，褒扬他“仁殚乡闾”。
公鼐称病回乡五年后，又受到“李三才事件”的牵连。李三才原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诸府，曾上表陈述东林党效忠朝廷，遭到反对东林党的人嫉恨，后又因御史刘光复弹劾诬陷而被削职为民。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占沈阳、辽阳。公鼐出于公心，认为李三才具有将才谋略，而且居住在京师附近，可朝发夕至，极力主张起用他。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当时已经去世的李三才被追夺诰命，御史叶有声又旧事重提，说公鼐曾对李三才徇私妄荐。公鼐被免去了官职，不久病死在故乡蒙阴。思宗即位后，公鼐得到平反，追封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在蒙阴县城县署后街，思宗敕命建造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一座。石坊高大壮观，坊上浮雕的人物、花卉、珍禽异兽，栩栩如生，名闻遐迩。
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曾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开国以后，加强中央集权，提倡程朱理学，并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文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中叶起，城市工商业逐渐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小说和戏曲成了文学的主流。在诗歌方面，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反对由宰辅权臣为歌功颂德而形成的“台阁体”诗文，而被称为拟古主义。拟古主义“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初期反对“台阁体”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到万历年间，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
公鼐所生活的时期，正是前后七子拟古主义影响很大而又十分盛行的时候，也是公安派打破拟古主义陈腐格局的时候。一方面，公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拟古主义的影响，公鼐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是十分推崇的。在《读冯侍讲诗》一诗中，公鼐写道：
诗道厄中叶，明兴回颓流。成、弘际为盛，作者盈九州。李、何相对起，矫矫凌千秋。边、徐、孙与薛，振羽同夷犹。古质还汉魏，雅颂追商周。迨至嘉靖季，七子争鞬辀。历下树赤帜，骚坛据上游……
这首诗回顾了明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对前后七子在明代诗坛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可看出作者对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和后七子代表人物李攀龙等是推崇备至的。
公鼐多次赞咏前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并希望他的朋友李季重向拟古主义者学习，以成“三李”鼎立。在这些诗作中，公鼐把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视为“矫矫千秋”的人物，是“赤帜”，是“辞宗”，是“白雪”，是“大雅”，称得上心折首肯，奉为楷模。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公鼐在早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拟古主义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其《商歌》《玉阶怨》《白头吟》《陌上桑》等诗作，不时流露出模拟的痕迹。这种模拟既有形式上的，也有意旨上的。
另一方面，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的提高，他逐渐摆脱了拟古主义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成为“公安派”的拥戴者、实践者，文学主张由推崇拟古主义演变为公开反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古乐府序》是其文学主张的代表作、宣言书。在这篇六百余字的文序中，公鼐就文学创作提出了如下主张：
其一，反对模拟，激烈抨击拟古主义者。公鼐指出：“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听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校，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縢膌床屋之下，而探胠跔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 他反对只讲拟古而不求变化：“‘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
其二，主张文学是发展的，历代文学的演化各受其时代的影响，是时代的反映，“势使之然也”。他指出：“愚谓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辞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之然也。” 《辞海》“公鼐”条指出：“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反对复古模拟。” 便可在这里找到根据。
这个发展是随时代而发展的，要学习和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创新。他说：“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觌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 在这里，公鼐主张旧瓶要装新酒，只有装进与其时代相符的“新酒”，才能成为卓然作者，才能推出《大风歌》一样的伟大作品。他的这种既要学习古代文化传统，又要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至今也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公鼐勤奋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他工于文词，尤其善于写诗，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上。公鼐在诗歌创作方面堪称全才，他的诗歌体裁非常全面，有古乐府、古诗、律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各种体式他都得心应手，而且善于运用排比、夸张、拟人等艺术手法。公鼐的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人民群众的疾苦、祖国的壮丽山河都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见地和文学思想。清代学者王士禛这样指出：“吾乡公文介公，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不厌其烦列举了公鼐《习家池》《西郊金主钓鱼》《畿南问宋辽战地》《明湖独眺》《别邢子愿》《衍元白诗寄冯用韫》《济南晤李季重》《泉林寺》《兰溪望金华山水》《南楼》《掖县道中》《襄阳》《南竺寺》等13首诗中的60句名句后，总结道：“皆不减唐人风致。”在王士禛看来，公鼐是“不减唐人风致”的大诗人。可见公鼐的文学成就是举足轻重的。
纵观公鼐的一生，他出生于明朝后期的一个声势显赫的“阁馆世家”，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的荣耀，地位显赫，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述，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公氏家族的集大成者，以公鼐为最，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明代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人朱彝尊、王士禛将公鼐视为万历诗坛“巨擘”“宿望”是恰当的。
（刘潇川）
公鼐
公鼐（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今青州蒙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两朝实录副总裁、赠礼部尚书，谥“文介”。出生于江北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的公鼐，从其高祖公勉仁开端，代代蝉联进士，到公鼐一代已“五世进士，父子翰林”，成为明朝末期驰名江北的进士家族。他们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树，一时名扬四海。公氏家族的集大成者，以公鼐为最，他也是公氏家族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一位。
据《公氏家谱》载，蒙阴公氏的远祖，可追溯到元末的公海。公氏家族是元朝世袭军户。明建立后，由于公海是元朝将领，被遣送到辽东金州戍边。当时规定，戍边者年过四十，才允许儿子代替回乡。公海有4个儿子，只有最小的儿子公守敬独自冒险越海，代父从军。公守敬的儿子公先先15岁时，听说父亲在辽东，甚是思念，终于渡海寻亲，在当时传为佳话，后来以“孝行”受到荐举，担任了广宗县丞，从此公氏从“军籍”登上了仕途。公先先的孙子公恕考中贡生，担任河南固始县丞，后被封为御史。而公氏成为江北声名显赫的文学世家，还是从公先先的曾孙、公鼐的高祖父公勉仁开始，也就是“五世进士”的“第一世”。
公勉仁，号西埠，字尚德，明孝宗弘治三年（1409）升江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明武宗正德初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降为四川布政司参议，后因剿灭蜀寇有功，又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大同巡抚，镇守边疆十年，边陲十年无警。后来因为母守孝归里，三年后起用，任郧阳巡抚，但尚未到任就去世了。蒙阴野店镇上东门村原建有都宪石坊一座，即公勉仁的石坊。著有《东山集》，现仅存清《蒙阴县志》中记载的《舟中野望》七律一首。
公鼐的曾祖父公跻奎是公勉仁的侄子，公景仁的儿子，原名志厚，号中山，明嘉靖十四年（1535）中进士，最早被任命为工部郎中，出守山西潞安，升迁为湖广副使，后来调到广西，讨平反叛有功。著有《中岩诗草》流传于世，今天尚能读到他吟咏蒙阴八景的律诗八首。
公跻奎有五子，长子公一载曾任兴济知县，是公鼐的祖父；三子公一扬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是“五世进士”的“第三世”，最初官拜大理寺评事，迁任河南裕州知州，最终官至工部郎中。著有《闲音集》，其《秋夜弹琴》《卜筑》二首及《蒙阴八景》等诗尚能找到。公一扬去世后，公氏家族呈请批准，在蒙阴县署右边为其修筑石坊一座，号“荣世坊”，后因社会动荡，早已踪迹全无。
公鼐的父亲公家臣，字共甫，号东塘，是公跻奎的长孙，公一载的长子，于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最初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予编修一职，后任会典纂修官，负责校阅《世宗实录》。万历五年（1577），由于他主持正义，不苟异同，受到当权者张居正的嫉恨而被贬官，降为泽州判官，移官至广平司理、南京户部主事，万历十一年（1583）卒于滁州，终年51岁，后赠礼部左侍郎。
公鼐的弟弟公鼒，字敬与，号浮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人，官至工部屯田司主事，清《蒙阴县志》载其“天性英敏，走笔千言，博学善书，名垂京师”。著有传奇（剧本）《千金裘》、诗文集《小东园集》30卷，今搜集到的诗文仅有70篇左右。
公鼐一生经历坎坷，饱受磨难。虽然才华横溢，但科举、仕途并不平坦。明隆庆五年（1571），公鼐14岁时，其父公家臣考中进士，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公鼐即随父入京读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翰苑文英的指点熏陶下，公鼐学业日臻精深，16岁时写下的七律《拟秋怀》已颇显大家风范了。但是好景不长，万历五年（1577），在他刚满20岁时，公家臣因触怒张居正而贬官，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从20岁至40岁的20年中，公鼐忍受着父亲遭迫害，继而去世的打击，同时自己的科名也不如意。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公鼐考中进士时，已经44岁，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一职，后迁国子监司业，累官至左春坊左谕德，为东宫讲官，其职责是给诸位皇子当老师。当时，皇宫里争权夺势的斗争错综复杂，前前后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钉，动辄获咎，举步维艰。在考中进士7年后，公鼐不得不谎称自己得病而辞官归乡。1619年，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公鼐又被召回京师，拜为国子监祭酒。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公鼐极为器重，曾经亲书“理学名臣”四字的匾额，挂在他的府门。熹宗朱由校继位后，对公鼐仍很器重，以“两代帝师”看待他。公鼐被封为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击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的事情，但是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天启元年（1621），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为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其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他不仅没有采纳公鼐的建议，反而责备公鼐。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深恶痛绝，加上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所以魏忠贤一派经常为难公鼐。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称病回乡，从此脱离了仕途。公鼐为官期间，不畏权贵，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与宦官魏忠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清《蒙阴县志》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山东大饥，此时已赋闲在家的公鼐上书请求赈济灾民，得到朝廷允许，许多灾民因此而活了下来。崇祯帝后来在祭文中也提到此事，褒扬他“仁殚乡闾”。
公鼐称病回乡五年后，又受到“李三才事件”的牵连。李三才原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诸府，曾上表陈述东林党效忠朝廷，遭到反对东林党的人嫉恨，后又因御史刘光复弹劾诬陷而被削职为民。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占沈阳、辽阳。公鼐出于公心，认为李三才具有将才谋略，而且居住在京师附近，可朝发夕至，极力主张起用他。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当时已经去世的李三才被追夺诰命，御史叶有声又旧事重提，说公鼐曾对李三才徇私妄荐。公鼐被免去了官职，不久病死在故乡蒙阴。思宗即位后，公鼐得到平反，追封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在蒙阴县城县署后街，思宗敕命建造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一座。石坊高大壮观，坊上浮雕的人物、花卉、珍禽异兽，栩栩如生，名闻遐迩。
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曾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开国以后，加强中央集权，提倡程朱理学，并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文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中叶起，城市工商业逐渐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小说和戏曲成了文学的主流。在诗歌方面，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反对由宰辅权臣为歌功颂德而形成的“台阁体”诗文，而被称为拟古主义。拟古主义“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初期反对“台阁体”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到万历年间，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
公鼐所生活的时期，正是前后七子拟古主义影响很大而又十分盛行的时候，也是公安派打破拟古主义陈腐格局的时候。一方面，公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拟古主义的影响，公鼐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是十分推崇的。在《读冯侍讲诗》一诗中，公鼐写道：
诗道厄中叶，明兴回颓流。成、弘际为盛，作者盈九州。李、何相对起，矫矫凌千秋。边、徐、孙与薛，振羽同夷犹。古质还汉魏，雅颂追商周。迨至嘉靖季，七子争鞬辀。历下树赤帜，骚坛据上游……
这首诗回顾了明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对前后七子在明代诗坛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可看出作者对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和后七子代表人物李攀龙等是推崇备至的。
公鼐多次赞咏前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并希望他的朋友李季重向拟古主义者学习，以成“三李”鼎立。在这些诗作中，公鼐把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视为“矫矫千秋”的人物，是“赤帜”，是“辞宗”，是“白雪”，是“大雅”，称得上心折首肯，奉为楷模。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公鼐在早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拟古主义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其《商歌》《玉阶怨》《白头吟》《陌上桑》等诗作，不时流露出模拟的痕迹。这种模拟既有形式上的，也有意旨上的。
另一方面，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的提高，他逐渐摆脱了拟古主义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成为“公安派”的拥戴者、实践者，文学主张由推崇拟古主义演变为公开反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古乐府序》是其文学主张的代表作、宣言书。在这篇六百余字的文序中，公鼐就文学创作提出了如下主张：
其一，反对模拟，激烈抨击拟古主义者。公鼐指出：“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听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校，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縢膌床屋之下，而探胠跔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 他反对只讲拟古而不求变化：“‘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
其二，主张文学是发展的，历代文学的演化各受其时代的影响，是时代的反映，“势使之然也”。他指出：“愚谓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辞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之然也。” 《辞海》“公鼐”条指出：“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反对复古模拟。” 便可在这里找到根据。
这个发展是随时代而发展的，要学习和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创新。他说：“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觌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 在这里，公鼐主张旧瓶要装新酒，只有装进与其时代相符的“新酒”，才能成为卓然作者，才能推出《大风歌》一样的伟大作品。他的这种既要学习古代文化传统，又要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至今也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公鼐勤奋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他工于文词，尤其善于写诗，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上。公鼐在诗歌创作方面堪称全才，他的诗歌体裁非常全面，有古乐府、古诗、律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各种体式他都得心应手，而且善于运用排比、夸张、拟人等艺术手法。公鼐的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人民群众的疾苦、祖国的壮丽山河都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见地和文学思想。清代学者王士禛这样指出：“吾乡公文介公，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不厌其烦列举了公鼐《习家池》《西郊金主钓鱼》《畿南问宋辽战地》《明湖独眺》《别邢子愿》《衍元白诗寄冯用韫》《济南晤李季重》《泉林寺》《兰溪望金华山水》《南楼》《掖县道中》《襄阳》《南竺寺》等13首诗中的60句名句后，总结道：“皆不减唐人风致。”在王士禛看来，公鼐是“不减唐人风致”的大诗人。可见公鼐的文学成就是举足轻重的。
纵观公鼐的一生，他出生于明朝后期的一个声势显赫的“阁馆世家”，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的荣耀，地位显赫，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述，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公氏家族的集大成者，以公鼐为最，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明代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人朱彝尊、王士禛将公鼐视为万历诗坛“巨擘”“宿望”是恰当的。
（刘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