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济南历城（今济南市）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
李攀龙的祖辈没有出过什么有名望的人，祖父经商致富，家资丰饶，但因为不是世族大家，社会地位并不高，其父李宝“以赀事德庄王为郎，善酒，任侠，不问家人生产”（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家境逐渐败落。李攀龙的父亲在他9岁的时候去世，家道中落，家中没有什么积蓄，只能靠母亲张氏纺织度日。虽然无力请老师学习，但是李攀龙刻苦好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爱好诗歌。他18岁入县学为诸生，廪于郡库，与尚为少年的殷士儋（后为大学士）、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诗人）成为知交。李攀龙平日里奋发向上，认真学习，然而不甘“帖括之业”“耻为时师训诂语”，而爱好古代诗文，疏狂任放，人们看到他都称他为“狂生”。
嘉靖十九年（1540），李攀龙乡试第二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开始了他的入仕之路。
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攀龙被正式任命为刑部广东司主事。为官之始，他公平执法，不冤枉无辜，在任期间清正廉明，对待刑狱的事都是认真取证调查，公平公正地作出裁定。当时，正值奸相严嵩当权，李攀龙在刑部任职五六年，成绩显著，虽然主事的品级不高，但他办事严谨认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很受上级的重视。在任期间，有一边将犯法，但不是死罪，因不给上级贿赂，面临着被权臣置于死地的困境。为人刚直的李攀龙虽然官职不高，却力行本职，四处为他奔走，据理力争，终于使这位边将免于死罪。后来，此人在边境立了大功，十分感激李攀龙的义举。李攀龙为官期间，因治理有方，颇有名望。
其间，他与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等诗酒唱和，情趣相投，于是结为诗社。其论诗的主张，与“前七子”相倡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史称“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基本内容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继“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为彻底改变“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而斗争。李攀龙集中的拟古乐府，是其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浩大，从而把明朝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李攀龙勤奋好学，也有不少佳作，以他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对当时文坛的颓靡之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攀龙出为顺德（今河北邢台）知府。三年任期中政绩卓著，勤政爱民，以文联谊，做了一些既有利于巩固明王朝统治而又给百姓带来一定利益的事。如减轻民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政刑宽简，使民众少有冤情；增设驿站，减轻人民劳役之苦等，表现出一个正直官吏为民请命、视民如己的品格。在任期间，他得到了顺德府老百姓的称赞。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李攀龙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在任上，他体察民情，辛勤教化，视察府州县学，足迹遍及陕西。此外，李攀龙反对人云亦云，主张要有独立见解，因而促进了务实学风的形成。当时，陕西巡抚殷学令李攀龙代他写文章，态度傲慢无礼。由于不能忍受殷学挟势倨傲的作风，于是他以母老归养为由，上疏乞归，在未获批复的情况下拂衣辞官。李攀龙把人格和尊严看得比仕途前程更为重要。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讲，为了人格尊严而放弃来之不易的前程，这在当时社会是十分难得的。李攀龙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同他当初坚决不依附权贵一样，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李攀龙自陕西辞官后，从此隐居济南10年。他在家乡筑白雪楼（济南东郊鲍山，后又在大明湖南岸复建），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不与权贵往来。一些达官显官以其接见为荣，学人士子更以其品评来衡定自己的身价。因此，“闻望茂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按察攀龙》）。李攀龙自32岁中进士到57岁去世，一生三仕三已，为官时间总计不过十六七年，无论任职何处，都是奉公守法，敬业爱民，留下清正廉洁的美名。他侍母至孝，爱护家人，关心朋友，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因仕途不顺，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是李攀龙诗文创作的重要时期，所写的诗文，差不多占《沧溟集》的大半，因而他的诗文最初结集曾名为《白雪楼集》。在此期间，诗歌以吟咏故乡湖光山色之作成就最高，如《与转运诸公登华不注绝顶》《青萝馆二首》《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酬张转运龙洞之作》以及《挽王中丞八首》等，是其代表性作品。
李攀龙性格孤介亢直，个性鲜明，不善结交。他有自己的交友原则，常常率性而为，不依常规行事。所以，李攀龙在出仕以来朋友不多。但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况李攀龙为明朝后七子的领袖，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追求与风格，早已是知己朋友。
归隐期间，李攀龙和两三个知己，交谊唱和。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世贞过访，二人彻夜畅谈对赋、乐府、绝句、律诗等的创作及各自的成就，一一作了分析与对比，总结前一段时间的成败。好友吴国伦再次遭到朝廷的贬谪，李攀龙作诗安慰，王世贞、吴国伦作诗答和。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和王世贞有多次诗歌相赠。在济南，李攀龙和魏裳交往密切，两人经常欢聚，互赠诗歌，如魏裳有《题白雪楼》，李攀龙亦有《白雪楼》为答和。
李攀龙虽在家乡隐居10年，仕途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在此期间，李攀龙的诗歌创作却大有作为。10年的时间，令李攀龙在中国文坛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归隐10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李攀龙复出为官，开始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后来转河南按察使。在河南任职4个月，他受到河南士大夫的欢迎，在任期间相处得很是融洽。但是，好景不长，老母病故，他扶柩归里。李攀龙身体本来就病弱，加上母亲过世哀痛过度，于是卧病不起，第二年八月意暴疾而卒。李攀龙去世之后，一大批文坛政界人士写诗文悼念这位文学巨星。李攀龙葬历城城郊“牛山之原”，后移药山之麓。
李攀龙一生志操耿介，仕宦期间，不阿附权臣严嵩，体察民情，视民如己；隐居之后，不阿附权贵，仍时刻关心国事。他与爱妾蔡姬共居于大明湖南岸的白雪楼，因四周环水，唯靠小船与湖岸相通，非志同道合者来访，均不予放舟相接。应该说，李攀龙是一个关心国事、廉正不苟、性情孤傲而又极富正义感的封建官吏，因此他才能创作出一些激扬着爱国情感和关心时政的诗篇，成为后世楷模。
李攀龙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与其仕宦生涯相始终。在其入仕之初，“七子”结社，李攀龙树起文学复古的旗帜，明确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并大力进行诗歌创作。由于诗才超逸，他受到王世贞等人的标榜、称引，声誉渐高，于是居“七子”之首，成为文坛泰斗。当时“天下推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李攀龙更被尊为“文苑之南面王”（虞淳《徐文长集序》）。
李攀龙诗歌今存1380余首，其中拟古诗210余首、模仿痕迹较重的古体诗190余首，拟古、古体相加约占《沧溟集》的三分之一。在其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近体诗，而且数量占《沧溟集》中诗歌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近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象。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写得较为自然，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综合来看，其诗虽极意规步唐人，而气骨风神自具，曾被认为对明代诗坛“有起衰之功”。
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首领之一。他持论比谢榛﹑王世贞还要偏激，强调“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他认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创作只要摘取精华而抛弃糟糠，琢字成句、连句成篇就可以。他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他编选历代诗歌而成的《古今诗删》，唐后即直接明代，宋、元诗一首未选，以示其论诗宗旨。
由于他的文学主张过于片面，所以对他自己的诗文创作有着不良的影响。比如他的乐府诗，虽自视甚高，但其实剽窃仿真十分严重。王世贞也承认，李攀龙的乐府诗不能与古乐府诗一起看，一看就像临摹的一样。又如他的散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时常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读之拗口，也无甚佳作。
但李攀龙头脑比较清醒，“资地本高”，“才力富健”。当他稍能面对现实﹑抒写内心真实感情时，也能创作出一些较好的诗章。他有时也要感时伤世，忧心旱灾：“地胜纡王事，年饥损吏才。难将忧旱意，涕泣向蒿莱。”（《广阳山道中》）有时则面对潦水感慨万端：“潦水阴相积，蒹葭晚自寒。大夫方跋涉，天步属艰难。”（《赵州道中》）他有时还要抒发自己宦海浮沉的哀怨和牢骚，同时表现向往隐居的闲情逸致。如《冬日登楼》《九日登楼》《和余德甫江上杂咏》等，这些诗虽然取材似嫌狭隘，但的确有一定的真情实感。
除此之外，李攀龙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哲学领域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又相呼应，力图冲破程朱理学的桎梏，改变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文学“台阁体”的统治地位，以挽救正宗文学（诗文）的危机，从而达到对现实政治起衰救弊的目的。因此，他们标榜的“复古”，实则是改革形式主义文风，以及产生这种文风的文化专制政策和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有着积极意义。只是由于封建社会已日暮途穷，李攀龙等希图通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唤起人们对汉唐盛世的期待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而且由于盲目尊古和一味拟古，也使正宗诗文日益失去创造性的生机，且更趋于式微，这是李攀龙所难以预料也无法预料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李攀龙所编的《古今诗删》，选各代之诗，影响颇大，但于宋、元诗一首不选，唐诗后直接进入明诗，反映了他对宋诗的排斥和褊狭之见，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
李攀龙于嘉靖、隆庆之世被尊为“宗工巨匠”，蔚为一代词宗，“有起衰之功”；迄于清初，自为一代诗文大家。其诗文创作瑕瑜互见，而其优秀作品，亦可列入我国历代优秀文学作品之林而无愧。其诗文，在隆庆年间，由其友人王世贞编辑为30卷，题《沧溟先生集》，其后屡有翻刻。
纵观李攀龙的一生，为官三仕三已，刚正不阿，清正廉明，造福一方。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不俗，倡导了文学复古运动，在中国文坛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后世也有积极的影响。不管是在政坛还是文坛，李攀龙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刘潇川）
李攀龙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济南历城（今济南市）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
李攀龙的祖辈没有出过什么有名望的人，祖父经商致富，家资丰饶，但因为不是世族大家，社会地位并不高，其父李宝“以赀事德庄王为郎，善酒，任侠，不问家人生产”（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家境逐渐败落。李攀龙的父亲在他9岁的时候去世，家道中落，家中没有什么积蓄，只能靠母亲张氏纺织度日。虽然无力请老师学习，但是李攀龙刻苦好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爱好诗歌。他18岁入县学为诸生，廪于郡库，与尚为少年的殷士儋（后为大学士）、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诗人）成为知交。李攀龙平日里奋发向上，认真学习，然而不甘“帖括之业”“耻为时师训诂语”，而爱好古代诗文，疏狂任放，人们看到他都称他为“狂生”。
嘉靖十九年（1540），李攀龙乡试第二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开始了他的入仕之路。
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攀龙被正式任命为刑部广东司主事。为官之始，他公平执法，不冤枉无辜，在任期间清正廉明，对待刑狱的事都是认真取证调查，公平公正地作出裁定。当时，正值奸相严嵩当权，李攀龙在刑部任职五六年，成绩显著，虽然主事的品级不高，但他办事严谨认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很受上级的重视。在任期间，有一边将犯法，但不是死罪，因不给上级贿赂，面临着被权臣置于死地的困境。为人刚直的李攀龙虽然官职不高，却力行本职，四处为他奔走，据理力争，终于使这位边将免于死罪。后来，此人在边境立了大功，十分感激李攀龙的义举。李攀龙为官期间，因治理有方，颇有名望。
其间，他与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等诗酒唱和，情趣相投，于是结为诗社。其论诗的主张，与“前七子”相倡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史称“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基本内容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继“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为彻底改变“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而斗争。李攀龙集中的拟古乐府，是其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浩大，从而把明朝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李攀龙勤奋好学，也有不少佳作，以他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对当时文坛的颓靡之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攀龙出为顺德（今河北邢台）知府。三年任期中政绩卓著，勤政爱民，以文联谊，做了一些既有利于巩固明王朝统治而又给百姓带来一定利益的事。如减轻民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政刑宽简，使民众少有冤情；增设驿站，减轻人民劳役之苦等，表现出一个正直官吏为民请命、视民如己的品格。在任期间，他得到了顺德府老百姓的称赞。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李攀龙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在任上，他体察民情，辛勤教化，视察府州县学，足迹遍及陕西。此外，李攀龙反对人云亦云，主张要有独立见解，因而促进了务实学风的形成。当时，陕西巡抚殷学令李攀龙代他写文章，态度傲慢无礼。由于不能忍受殷学挟势倨傲的作风，于是他以母老归养为由，上疏乞归，在未获批复的情况下拂衣辞官。李攀龙把人格和尊严看得比仕途前程更为重要。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讲，为了人格尊严而放弃来之不易的前程，这在当时社会是十分难得的。李攀龙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同他当初坚决不依附权贵一样，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李攀龙自陕西辞官后，从此隐居济南10年。他在家乡筑白雪楼（济南东郊鲍山，后又在大明湖南岸复建），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不与权贵往来。一些达官显官以其接见为荣，学人士子更以其品评来衡定自己的身价。因此，“闻望茂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按察攀龙》）。李攀龙自32岁中进士到57岁去世，一生三仕三已，为官时间总计不过十六七年，无论任职何处，都是奉公守法，敬业爱民，留下清正廉洁的美名。他侍母至孝，爱护家人，关心朋友，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因仕途不顺，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是李攀龙诗文创作的重要时期，所写的诗文，差不多占《沧溟集》的大半，因而他的诗文最初结集曾名为《白雪楼集》。在此期间，诗歌以吟咏故乡湖光山色之作成就最高，如《与转运诸公登华不注绝顶》《青萝馆二首》《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酬张转运龙洞之作》以及《挽王中丞八首》等，是其代表性作品。
李攀龙性格孤介亢直，个性鲜明，不善结交。他有自己的交友原则，常常率性而为，不依常规行事。所以，李攀龙在出仕以来朋友不多。但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况李攀龙为明朝后七子的领袖，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追求与风格，早已是知己朋友。
归隐期间，李攀龙和两三个知己，交谊唱和。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世贞过访，二人彻夜畅谈对赋、乐府、绝句、律诗等的创作及各自的成就，一一作了分析与对比，总结前一段时间的成败。好友吴国伦再次遭到朝廷的贬谪，李攀龙作诗安慰，王世贞、吴国伦作诗答和。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和王世贞有多次诗歌相赠。在济南，李攀龙和魏裳交往密切，两人经常欢聚，互赠诗歌，如魏裳有《题白雪楼》，李攀龙亦有《白雪楼》为答和。
李攀龙虽在家乡隐居10年，仕途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在此期间，李攀龙的诗歌创作却大有作为。10年的时间，令李攀龙在中国文坛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归隐10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李攀龙复出为官，开始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后来转河南按察使。在河南任职4个月，他受到河南士大夫的欢迎，在任期间相处得很是融洽。但是，好景不长，老母病故，他扶柩归里。李攀龙身体本来就病弱，加上母亲过世哀痛过度，于是卧病不起，第二年八月意暴疾而卒。李攀龙去世之后，一大批文坛政界人士写诗文悼念这位文学巨星。李攀龙葬历城城郊“牛山之原”，后移药山之麓。
李攀龙一生志操耿介，仕宦期间，不阿附权臣严嵩，体察民情，视民如己；隐居之后，不阿附权贵，仍时刻关心国事。他与爱妾蔡姬共居于大明湖南岸的白雪楼，因四周环水，唯靠小船与湖岸相通，非志同道合者来访，均不予放舟相接。应该说，李攀龙是一个关心国事、廉正不苟、性情孤傲而又极富正义感的封建官吏，因此他才能创作出一些激扬着爱国情感和关心时政的诗篇，成为后世楷模。
李攀龙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与其仕宦生涯相始终。在其入仕之初，“七子”结社，李攀龙树起文学复古的旗帜，明确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并大力进行诗歌创作。由于诗才超逸，他受到王世贞等人的标榜、称引，声誉渐高，于是居“七子”之首，成为文坛泰斗。当时“天下推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李攀龙更被尊为“文苑之南面王”（虞淳《徐文长集序》）。
李攀龙诗歌今存1380余首，其中拟古诗210余首、模仿痕迹较重的古体诗190余首，拟古、古体相加约占《沧溟集》的三分之一。在其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近体诗，而且数量占《沧溟集》中诗歌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近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象。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写得较为自然，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综合来看，其诗虽极意规步唐人，而气骨风神自具，曾被认为对明代诗坛“有起衰之功”。
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首领之一。他持论比谢榛﹑王世贞还要偏激，强调“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他认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创作只要摘取精华而抛弃糟糠，琢字成句、连句成篇就可以。他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他编选历代诗歌而成的《古今诗删》，唐后即直接明代，宋、元诗一首未选，以示其论诗宗旨。
由于他的文学主张过于片面，所以对他自己的诗文创作有着不良的影响。比如他的乐府诗，虽自视甚高，但其实剽窃仿真十分严重。王世贞也承认，李攀龙的乐府诗不能与古乐府诗一起看，一看就像临摹的一样。又如他的散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时常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读之拗口，也无甚佳作。
但李攀龙头脑比较清醒，“资地本高”，“才力富健”。当他稍能面对现实﹑抒写内心真实感情时，也能创作出一些较好的诗章。他有时也要感时伤世，忧心旱灾：“地胜纡王事，年饥损吏才。难将忧旱意，涕泣向蒿莱。”（《广阳山道中》）有时则面对潦水感慨万端：“潦水阴相积，蒹葭晚自寒。大夫方跋涉，天步属艰难。”（《赵州道中》）他有时还要抒发自己宦海浮沉的哀怨和牢骚，同时表现向往隐居的闲情逸致。如《冬日登楼》《九日登楼》《和余德甫江上杂咏》等，这些诗虽然取材似嫌狭隘，但的确有一定的真情实感。
除此之外，李攀龙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哲学领域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又相呼应，力图冲破程朱理学的桎梏，改变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文学“台阁体”的统治地位，以挽救正宗文学（诗文）的危机，从而达到对现实政治起衰救弊的目的。因此，他们标榜的“复古”，实则是改革形式主义文风，以及产生这种文风的文化专制政策和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有着积极意义。只是由于封建社会已日暮途穷，李攀龙等希图通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唤起人们对汉唐盛世的期待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而且由于盲目尊古和一味拟古，也使正宗诗文日益失去创造性的生机，且更趋于式微，这是李攀龙所难以预料也无法预料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李攀龙所编的《古今诗删》，选各代之诗，影响颇大，但于宋、元诗一首不选，唐诗后直接进入明诗，反映了他对宋诗的排斥和褊狭之见，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
李攀龙于嘉靖、隆庆之世被尊为“宗工巨匠”，蔚为一代词宗，“有起衰之功”；迄于清初，自为一代诗文大家。其诗文创作瑕瑜互见，而其优秀作品，亦可列入我国历代优秀文学作品之林而无愧。其诗文，在隆庆年间，由其友人王世贞编辑为30卷，题《沧溟先生集》，其后屡有翻刻。
纵观李攀龙的一生，为官三仕三已，刚正不阿，清正廉明，造福一方。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不俗，倡导了文学复古运动，在中国文坛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后世也有积极的影响。不管是在政坛还是文坛，李攀龙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刘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