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邹城东南部人），敬仰并弘扬孔子学说。其传世文学作品为《孟子》七篇，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撰作，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集中反映了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属于对话体论辩散文。《孟子》较《论语》有所发展，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主题突出，很多段落围绕一个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孟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方面，栩栩如生，形象鲜活。如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体现了其傲岸的个性；“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体现了其灵活与变通；“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孟子·离娄上》），见其火爆直言之性格；“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公孙丑下》），则体现了其倔强不屈。孟子这些鲜活形象的塑造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与学习的借鉴。
第二，精彩辩论方法的运用——类比推理和譬喻演绎论辩方法。运用以我为主的类比推理之方法，反复诘难，往往是欲擒故纵，迂回曲折地将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巧妙设问，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缓缓道来。赵岐对此评价说：“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孟子常常用比喻的手法，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的形象，浅近简短，使论辩富于形象性。另外《孟子》中也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用寓言故事阐述抽象的道理，贴切深刻。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中，以齐人的言行比喻官场中钻营富贵利禄之徒的卑鄙无耻与丑恶嘴脸，写出了“缘木求鱼”的荒唐可笑，等等。这些艺术手法使本身枯燥的说教具有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也增强了论点的可解性，同时又对我国文学的论辩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文风犀利，讲究浩然之气。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所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其锋不可犯。”正是就《孟子》散文这种犀利的文风而言，言其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势不可当。孟子一生以推行王道、仁政、民本思想为主，斥利求义，藐视权贵，粪土功名，一心期望统治者能通过仁政来平息战乱，治清平之世。这种信仰与追求，使孟子养成了刚正不阿、大胆泼辣，凛然有浩然之气的鲜明个性与高尚情操。因此，其文章也便自然而然地灌注了凌厉浩然之风。论辩中，孟子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对偶句、叠句等手法，这些极具节奏感和音乐律动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进一步从外部提升了如江河决堤般的磅礴气势。如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对偶句式与排比句式，言辞或悲壮或洋溢，气势激荡，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文学作品的“文气”之说便也由此而来。
第四，精练生动、明白晓畅、平实浅近的语言特点。《孟子》文笔简练，大量运用排比、感叹等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有口语的特点，浅显易懂，爽朗明快。如孟子的“五不孝”：“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辱，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孝之大道却用简洁的语言表述，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直白晓畅，取得很好的表达效果。这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后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的书面语所追求的标准之一。
（张兵 党明德）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邹城东南部人），敬仰并弘扬孔子学说。其传世文学作品为《孟子》七篇，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撰作，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集中反映了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属于对话体论辩散文。《孟子》较《论语》有所发展，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主题突出，很多段落围绕一个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孟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方面，栩栩如生，形象鲜活。如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体现了其傲岸的个性；“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体现了其灵活与变通；“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孟子·离娄上》），见其火爆直言之性格；“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公孙丑下》），则体现了其倔强不屈。孟子这些鲜活形象的塑造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与学习的借鉴。
第二，精彩辩论方法的运用——类比推理和譬喻演绎论辩方法。运用以我为主的类比推理之方法，反复诘难，往往是欲擒故纵，迂回曲折地将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巧妙设问，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缓缓道来。赵岐对此评价说：“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孟子常常用比喻的手法，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的形象，浅近简短，使论辩富于形象性。另外《孟子》中也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用寓言故事阐述抽象的道理，贴切深刻。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中，以齐人的言行比喻官场中钻营富贵利禄之徒的卑鄙无耻与丑恶嘴脸，写出了“缘木求鱼”的荒唐可笑，等等。这些艺术手法使本身枯燥的说教具有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也增强了论点的可解性，同时又对我国文学的论辩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文风犀利，讲究浩然之气。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所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其锋不可犯。”正是就《孟子》散文这种犀利的文风而言，言其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势不可当。孟子一生以推行王道、仁政、民本思想为主，斥利求义，藐视权贵，粪土功名，一心期望统治者能通过仁政来平息战乱，治清平之世。这种信仰与追求，使孟子养成了刚正不阿、大胆泼辣，凛然有浩然之气的鲜明个性与高尚情操。因此，其文章也便自然而然地灌注了凌厉浩然之风。论辩中，孟子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对偶句、叠句等手法，这些极具节奏感和音乐律动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进一步从外部提升了如江河决堤般的磅礴气势。如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对偶句式与排比句式，言辞或悲壮或洋溢，气势激荡，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文学作品的“文气”之说便也由此而来。
第四，精练生动、明白晓畅、平实浅近的语言特点。《孟子》文笔简练，大量运用排比、感叹等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有口语的特点，浅显易懂，爽朗明快。如孟子的“五不孝”：“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辱，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孝之大道却用简洁的语言表述，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直白晓畅，取得很好的表达效果。这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后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的书面语所追求的标准之一。
（张兵 党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