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进之（生卒年不详），字号不详。一云其姓陈，又有一云其姓唐，棣州（今惠民）人。
据元代钟嗣成所编《录鬼簿》，将康进之列入“前辈已死明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可知其为元代前期剧作家，与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杨显之等著名元代剧作家同一时代。他与高文秀（今山东东平人）是写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的专家。《录鬼簿》列其杂剧作品有“水浒戏”两种，《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和《黑旋风老收心》（《黑旋风老收心》已佚，今只传《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负荆》），其散曲有《赠妓武陵春》一套。
由于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因此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残暴和民族压迫，对汉族地区的占据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将国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最贵，南人最贱。在经济上，他们侵占民田，依赖江南汉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维持其享受和统治，但却奴役汉人为丁。在法律上，他们制定了种种民族歧视政策——“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诸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由于当时的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民族矛盾激化，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汉族人民怀念能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末年的水浒梁山英雄的故事传说就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康进之就是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他创作的《李逵负荆》就是这一时期梁山英雄剧中的代表作。
《元代杂剧全目》云：“《李逵负荆》正名为《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简名《杏花村》。”天一阁本于康进之传略后有贾仲明为其所作【凌波仙】吊词云：“编《老收心》李黑厮，《负荆》是小斧头儿。行于世，写上纸，费骚人和曲填词。”由此可见，康进之是作为贤达之人被收录于《录鬼簿》的。他是一个呼朋唤友，出入莺艳花市、勾栏瓦巷之中的风流儒雅之士。他的水浒戏“行于世，写上纸”，使得当时的骚人墨客“和曲填词”，颇为流行。
康进之是一位颇具才华、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在戏曲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列其词曲于杰作，且称“其词势非笔舌所能拟，真词林之杰”。从现存《李逵负荆》杂剧来看，其词曲优美，既有气势，又流淌自然情趣，“巧缛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如第一折李逵唱的【混江龙】【醉中天】两支曲子，借眼前景物表达了人物的感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曲子的对白极具个性，只用屈指可数的语言，就将黑旋风李逵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在集中、曲折、妙趣横生的剧情发展中，宾白相生，既刻画了人物的神态，又描绘了人物的心灵，在人物形象的创造方面达到了“气旺神完”的艺术境界。
康进之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才能，而且还具有过人的胆识。《元典章》载：“妄撰词曲，恶言犯上处死刑。”在元朝统治最严酷的时期，统治者视梁山义军为“犯上作乱”的盗贼、草寇，而康进之竟敢歌颂他们为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英雄，这种思想行为在古代剧作家中实属罕见。因此，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戏剧史上也是一部出色的幽默喜剧，充分展示出其卓越的艺术才能。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主要写的是：杏花村酒店东主王林之女满堂娇，被假冒宋江、鲁智深的贼人宋刚和鲁智恩抢走，恰逢李逵来店吃酒，听闻此事义愤填膺，以为真是宋江和鲁智深所为，于是上山斥责宋、鲁二人，大闹聚义堂。宋江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携鲁智深、李逵下山对质，并立下军令状，以项上人头打赌。后经王林验证，证明李逵输了，李逵自知理亏，深悔自己鲁莽，向宋江负荆请罪。恰好两个贼人送满堂娇回门，王林上山报信，宋江即刻派李逵下山捉拿，将功折罪。最后捉住贼人，使得王林父女团圆，皆大欢喜。
《李逵负荆》一剧成功地塑造了李逵这个农民英雄的生动形象。剧作一开始，就以细腻抒情的笔调，描写李逵对梁山风光的赞美：“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皱，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李逵心目中这世外桃源般的美好景致，是梁山正义事业的物化，是他对梁山义军事业的无比热爱。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纯真的感情，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和玷污，包括他最敬重的大哥宋江。因此，当他得知宋、鲁二人做了有违梁山事业宗旨的事情，便本能地冲上山，怒斥二人，并砍倒象征正义的杏黄旗。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李逵视梁山事业为生命，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同时又颇为粗鲁莽撞的性格。下山对质时，李逵对宋、鲁二人的成见、猜疑和防备，又刻画出他憨直天真又不无小聪明的可爱性格。真相大白后的负荆请罪，则写出了李逵豁达的胸怀和勇于认错的品质。剧作多角度地展示了李逵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极富感染力。
《李逵负荆》从戏剧冲突到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作家所依据的都是元代的社会生活。剧作中李逵这一形象，扎根于元代现实生活，是人民用痛苦和希望凝成的理想化身。在元杂剧舞台上，这一形象最为活跃，最为光彩夺目，具有很高的美学意义。从现存三十多种元代水浒戏剧来看，有将近一半是以李逵为主人公写成的。《李逵负荆》所塑造的李逵形象，对后来的戏剧、小说、曲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作者康进之也由于这部杰出的杂剧作品而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路晴）
康进之
康进之（生卒年不详），字号不详。一云其姓陈，又有一云其姓唐，棣州（今惠民）人。
据元代钟嗣成所编《录鬼簿》，将康进之列入“前辈已死明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可知其为元代前期剧作家，与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杨显之等著名元代剧作家同一时代。他与高文秀（今山东东平人）是写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的专家。《录鬼簿》列其杂剧作品有“水浒戏”两种，《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和《黑旋风老收心》（《黑旋风老收心》已佚，今只传《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负荆》），其散曲有《赠妓武陵春》一套。
由于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因此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残暴和民族压迫，对汉族地区的占据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将国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最贵，南人最贱。在经济上，他们侵占民田，依赖江南汉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维持其享受和统治，但却奴役汉人为丁。在法律上，他们制定了种种民族歧视政策——“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诸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由于当时的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民族矛盾激化，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汉族人民怀念能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末年的水浒梁山英雄的故事传说就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康进之就是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他创作的《李逵负荆》就是这一时期梁山英雄剧中的代表作。
《元代杂剧全目》云：“《李逵负荆》正名为《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简名《杏花村》。”天一阁本于康进之传略后有贾仲明为其所作【凌波仙】吊词云：“编《老收心》李黑厮，《负荆》是小斧头儿。行于世，写上纸，费骚人和曲填词。”由此可见，康进之是作为贤达之人被收录于《录鬼簿》的。他是一个呼朋唤友，出入莺艳花市、勾栏瓦巷之中的风流儒雅之士。他的水浒戏“行于世，写上纸”，使得当时的骚人墨客“和曲填词”，颇为流行。
康进之是一位颇具才华、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在戏曲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列其词曲于杰作，且称“其词势非笔舌所能拟，真词林之杰”。从现存《李逵负荆》杂剧来看，其词曲优美，既有气势，又流淌自然情趣，“巧缛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如第一折李逵唱的【混江龙】【醉中天】两支曲子，借眼前景物表达了人物的感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曲子的对白极具个性，只用屈指可数的语言，就将黑旋风李逵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在集中、曲折、妙趣横生的剧情发展中，宾白相生，既刻画了人物的神态，又描绘了人物的心灵，在人物形象的创造方面达到了“气旺神完”的艺术境界。
康进之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才能，而且还具有过人的胆识。《元典章》载：“妄撰词曲，恶言犯上处死刑。”在元朝统治最严酷的时期，统治者视梁山义军为“犯上作乱”的盗贼、草寇，而康进之竟敢歌颂他们为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英雄，这种思想行为在古代剧作家中实属罕见。因此，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戏剧史上也是一部出色的幽默喜剧，充分展示出其卓越的艺术才能。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主要写的是：杏花村酒店东主王林之女满堂娇，被假冒宋江、鲁智深的贼人宋刚和鲁智恩抢走，恰逢李逵来店吃酒，听闻此事义愤填膺，以为真是宋江和鲁智深所为，于是上山斥责宋、鲁二人，大闹聚义堂。宋江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携鲁智深、李逵下山对质，并立下军令状，以项上人头打赌。后经王林验证，证明李逵输了，李逵自知理亏，深悔自己鲁莽，向宋江负荆请罪。恰好两个贼人送满堂娇回门，王林上山报信，宋江即刻派李逵下山捉拿，将功折罪。最后捉住贼人，使得王林父女团圆，皆大欢喜。
《李逵负荆》一剧成功地塑造了李逵这个农民英雄的生动形象。剧作一开始，就以细腻抒情的笔调，描写李逵对梁山风光的赞美：“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皱，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李逵心目中这世外桃源般的美好景致，是梁山正义事业的物化，是他对梁山义军事业的无比热爱。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纯真的感情，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和玷污，包括他最敬重的大哥宋江。因此，当他得知宋、鲁二人做了有违梁山事业宗旨的事情，便本能地冲上山，怒斥二人，并砍倒象征正义的杏黄旗。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李逵视梁山事业为生命，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同时又颇为粗鲁莽撞的性格。下山对质时，李逵对宋、鲁二人的成见、猜疑和防备，又刻画出他憨直天真又不无小聪明的可爱性格。真相大白后的负荆请罪，则写出了李逵豁达的胸怀和勇于认错的品质。剧作多角度地展示了李逵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极富感染力。
《李逵负荆》从戏剧冲突到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作家所依据的都是元代的社会生活。剧作中李逵这一形象，扎根于元代现实生活，是人民用痛苦和希望凝成的理想化身。在元杂剧舞台上，这一形象最为活跃，最为光彩夺目，具有很高的美学意义。从现存三十多种元代水浒戏剧来看，有将近一半是以李逵为主人公写成的。《李逵负荆》所塑造的李逵形象，对后来的戏剧、小说、曲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作者康进之也由于这部杰出的杂剧作品而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路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