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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又称齐东野人、云庄老人,济南历城(今济南)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卒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张养浩是元代的著名散曲家,诗文皆通,尤善散曲,代表作有《山坡羊·潼关怀古》《山坡羊·骊山怀古》等。官至礼部尚书,为官清正,一心为民,谥号文忠,被后人尊称为张文忠公。
一、年少有为
张养浩年少时就表现出诚实正义、勤奋好学的优秀品质。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他幼年时有一次出门,走在前面的人不慎将钱币遗落在地上,当张养浩发现时失主已然走远,他便追上去把掉落的钱币还给失主。年仅10岁的张养浩勤奋好学,经常夜以继日地读书。
少年时代的勤学苦读使张养浩在作诗方面显露出杰出的才能,也为他未来的仕途做好了铺垫。他19岁那年(1288),因游览济南白云楼而创作了《白云楼赋》,一时声名鹊起。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推荐出任东平学正,正式开始步入仕途。
张养浩担任东平学正期间,山东副廉访史陈英对他的文采十分赏识,便推荐他到京师改任吏员。时任平章政事的不忽木读过张养浩的文章之后,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张养浩凭借自己的文字功底一步步走入官场,历任礼部令史、御史台令史、中书省令史、堂邑县尹、太子文学、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直至礼部尚书。
二、廉政爱民
张养浩在宦海浮沉的几十年当中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敢于直谏、一心为民的高尚品德。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张养浩廉政爱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主张以德义来教化百姓,善待愿意改过自新的有过犯罪前科的人,而对于残害百姓不知悔改的人则要坚决打击;第二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及时劝阻当朝皇帝不合适的行为;第三是心系百姓,当灾难来临之时,他散尽家财帮助穷苦民众,并虔诚地为百姓祈祷,与百姓同甘共苦。
大德九年(1305),张养浩由中书省掾选授堂邑县尹,他带头捣毁了三十多所滥设的神祠,并且免除了有强盗前科的人必须每月初一、十五到官府接受例行审讯检查的规定。他认为这些都是善良的百姓,只因为生计所迫才不得已去做了强盗,既然已经用刑法处罚了他们,就已经达到惩戒的效果了,人们还把他们当强盗看待,这就断绝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些有犯罪前科的人们感动地流了眼泪,他们下决心改过自新,且相互劝诫说:“不要对不起张公。”但是有一个叫李虎的人,曾经杀过人,而且他的同党也都暴虐残忍、危害百姓,百姓苦不堪言。张养浩到这里之后,坚决将他们全部依法惩处。张养浩调离堂邑十年,当地百姓仍然感激这位除暴安良、清正仁德的父母官,请著名文士元明善撰写《去思碑》,以歌颂他的恩德。
至治元年(1321)正月,适逢元宵佳节,英宗打算在宫内张挂花灯做成鳌山,当时参与中书省工作的张养浩就上奏给左丞相拜住,拜住将奏疏藏在袖子里入宫谏阻。他上书说:元世祖执政三十多年,每当元宵佳节,民间尚且禁灯,威严的宫廷中更应当谨慎。皇帝打算在宫禁之内张挂花灯,玩乐事小,影响却很大;快乐少,忧患多。希望皇上把崇尚节俭、思虑深远作为准则,把喜好奢侈、及时行乐作为警戒。皇帝阅完奏折先是大怒,但又高兴地说:“非张希孟不敢言。”于是取消了张挂花灯的计划,还赏赐给他钱财布匹,以表彰他敢于进谏。
泰定年间(1325),陕西遭遇旱灾,灾区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朝廷派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接到任命之后,立刻把自己的财产都分给穷人,自己登车向陕西进发。路过华山,他就到西岳庙去求雨,虔诚地哭拜在地上。张养浩到了官府,又到土地庙里去求雨,结果大雨如注,下了三尺深才停下来,庄稼因此而长起来了,陕西的民众对张养浩感恩戴德。当时一斗米值十三贯钱,百姓拿着钞票出去买米,只要钞票稍有不清或破损就不能用,百姓拿到府库中去调换,那些奸商污吏营私舞弊,换十贯只给五贯,而且等了好几天还是换不到,百姓处境非常困难。于是张养浩检查府库中那些没有损毁、图纹可以看得清的钞票,得到一千八百五十多万贯,全部在它的背面盖上印记,又刻十贯和五贯的小额钞票发给穷人,命令米商凭钞票上的印记把米卖给他们,到府库验明数目便可换取银两。这样,那些奸商污吏再也不敢营私舞弊。张养浩又率领富裕人家出卖粮食,为此又向朝廷上奏章请求实行纳粮补官的法令。张养浩为官期间心系黎民百姓,公正廉洁。他每想到一件牵挂内心的事就感到痛苦,故而忧劳成疾,卧病不起,于天历二年(1329)卒于任上。陕西的百姓闻此噩耗,悲哀得像失去了父母一样。
张养浩从政三十余年总结出很多政治理论,这些理论都保存在他的政论文集《三事忠告》中。《三事忠告》包含《牧民忠告》《风宪忠告》与《庙堂忠告》,是他从政期间各个政治事件的理论总结,分别系统地论述了地方政治、中央监察、中央行政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元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国计民生等各种论题,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生观和政治思想。《牧民忠告》共二卷,包括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居闲等十篇,是张养浩任堂邑县尹时所著。《风宪忠告》一卷,共十章:自律第一、示教第二、询访第三、按行第四、审录第五、荐举第六、纠弹第七、奏对第八、临难第九、全节第十,是他任监察御史时所著。《庙堂忠告》一卷,共十章:修身第一、用贤第二、重民第三、远虑第四、调燮第五、任怨第六、分谤第七、应变第八、献纳第九、退休第十,是他任参议中书省事时所著。
张养浩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各适于义”的仕隐思想。在他看来,“义”的最高表现就是为国为民。他自己就是以这样的道义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准则的:出仕能行其道,归隐能守其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无论出仕还是归隐,都得到了元代乃至后世的高度评价。第二是“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主张统治者要重视人民,抵制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的行为,提出了“国以养民为本”的主张。第三是吏治建设的思想。他主张官吏应该严于律己,注重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提出了唯贤是用的用人思想,完善官吏的组织建设;强调处理政事要重视方式方法,用公正、合理的方式去处理狱讼案件。
三、散曲抒怀
张养浩从政期间的散曲作品并不多,他的作品大多都是归隐后所作,所以辑为《归田类稿》。由于传世资料有限,现在已知的散曲有一百六十余首,诗有近四百首,各类文章(表、书、奏疏、序、记、碑铭、传、哀、祭、赋)近百篇,另存论说三十章,总共不足七百篇。
经历过宦海沉浮的张养浩深切地体会到元代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朽,于是他在《朱履曲·警世》中写道:“祸来也何处躲?天怨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深受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影响的张养浩在亲眼目睹了百姓在残暴地欺压之下艰难度日的情景之后大发感慨,他将激愤之情和对百姓的同情之感倾注笔尖,写出了:“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最后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中国自秦朝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之后百姓的艰难处境,虽然是文学语言,却也道出了张养浩对政治和历史的深层思考。
从至治元年(1321)到天历二年(1329)这八年的时间,张养浩在辞官之后一直隐居。他在家乡建造了一间别墅,取号为“云庄”(今济南市张公坟村),在云庄内修建了一座亭(也称翠阴亭),亭后盖了一座遂闲堂。云庄之南是景色秀丽的大明湖、趵突泉,东面是孤高耸立的华不注,西面是块然如垒的标山。在这期间,他可以游览大明湖,坐立船头,放声高歌;也会登上华不注,居高俯瞰,领略平川万顷的山野风光;有时登临汇波楼,感受“鸟飞云锦千层外,人在丹青画幅中”的动人美景;或者漫步趵突泉畔,欣赏如他的文思一样源源不断涌出的泉流。他还喜欢与乡邻和好友赏石吟诗、饮酒谈艺,在这种寄兴山林、纵情诗酒的逍遥舒畅的乡间生活中,他创作了大量诗文散曲。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流露出笑对黑暗官场的旷达,一方面也寄托了壮志难酬的愤慨。他在《水仙子·咏遂闲堂》中写道:“绰然亭后遂闲堂,更比仙家日月长,高情千古羲皇上。北窗风,特地凉。客来到,尊酒淋浪。花与竹,无俗气;水和山,有异香。”他一生都在寻求与黑暗官场不同的一片净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不遂人愿,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正如他在《胡十八》中所写:“自隐居,谢尘俗,云共烟,也欢虞。万山青绕一茅庐,恰便似画图中间裹着老夫,对着无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
《太和正音谱》给予张养浩散曲的评价是“玉树临风”“格调高远”。张养浩的文字潇洒流畅,感情真挚淳朴。像《水仙子·咏江南》中的一句“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前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还能寓情于景,抒情达意。再如《庆东原》中的“鹤立花边玉,莺啼树杪弦”一句,同样是工整的对偶与畅快的抒情合二为一的佳句。这些词句表明了他的作品在总的艺术格调中富于变化、丰富多彩。
在朝为官,他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父母官;在乡隐居,他又是格调高远、豪放洒脱的散曲家。这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张文忠公”的张养浩。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