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谥忠敏，齐州历城（今济南历城）人，南宋豪放派词人、抗金志士，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辛弃疾一生用积极入世之心表爱国之志，却终是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愤激而为词。现存词620余首，诗130余首，著《稼轩长短句》《美芹十论》《九议》等。
一、生平经历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此时的山东历城已是金国的沦陷区达11年之久。北宋灭亡之际，辛弃疾之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并未跟随北宋残余势力南下，被迫仕金，担任金国亳州谯县县令。但辛赞始终怀有宋朝会卷土重来、收复失地的情怀，为此经常向跟随自己身边的辛弃疾灌输灭金复宋的爱国思想。祖父辛赞被迫仕金，这并非其志向，悲愤于昔日宋朝江山已被金人铁蹄踏遍。他每每用饭完毕，带领自己的子孙登高望远，告知他们与金有灭国亡家不共戴天之仇。绍兴十七年（1147），辛弃疾师从诗人刘瞻，与担任金国内翰承旨的党怀英为同门，两人并称“辛党”。绍兴二十三年（1153），辛弃疾领乡举，后“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曾两次前去燕京（今北京）参加考试，了解民情，熟悉敌情，牢记地形，以备他日之需。金人初入中原不善统治，四处横征暴敛、滥杀无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辛弃疾亲眼目睹人民生活的苦难。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家庭教育下，辛弃疾成长起来，并始终不忘灭金复宋的决心。
二、为官抗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30万大军南侵。当时，山东地界最具实力的是耿京带领的十万多人的起义队伍。22岁的辛弃疾，集结了两千多人的起义队伍，加入耿京的起义队伍，“为掌书记，与图恢夏，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在义军中，辛弃疾因捉拿偷取军中大印而叛逃金国的和尚义端而显示出智勇双全的过人才能。和尚义端是由辛弃疾举荐而来的，当得知其偷印而逃去金国，耿京大怒，欲怒杀辛弃疾。辛弃疾以三日为期限，并许诺如若不能抓获叛徒义端，愿以死谢罪。他揣度义端会直奔金国军营领赏，率骑五十余人一路追去，终于擒拿叛徒。义端告饶，辛弃疾并不理会，斩其头，回到义军中。辛弃疾由此名声大震，于是便有了“青兕”的称呼。同年，金国内乱，完颜亮被杀，完颜雍即位。为巩固其统治，一面对起义军采取怀柔招降政策，一面大力镇压，致使辛弃疾所在队伍危如累卵。辛弃疾于是向耿京谏言，与南宋朝廷联手，协同作战。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命辛弃疾等南归，到建康觐见高宗，并得到朝廷的嘉许。朝廷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安府，兼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马。辛弃疾也被任命为右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不幸的是祸起萧墙，起义军将领张安国贪图荣华富贵，杀耿京并叛逃。辛弃疾至海州（今江苏新海连）听闻此事，遂带领50骑兵深入有5万金兵的军营，活捉与金兵饮酒作乐的张安国，并劝告营内耿京万余旧部起义，随后马不停蹄过淮水，献俘于南宋。当时有人评论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签判，跟其南下的万余士兵被作为流民遣散在各州县。在此间作“清而丽，婉而妩媚”的《满江红》，以女子的身份和口吻写楼头思妇哀怨的情怀，“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宋孝宗即位后，虽想过雪耻复国，起用主战派张浚北伐，因将领内部不和导致符离之战失败，主和派趁势再起，张浚被排挤出朝廷。同年秋冬，辛弃疾因屡遭排挤，不受重用，期满去职，任广德军通判。
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忧虑朝廷状况，写《美芹十论》《议练民兵以守淮疏》等奏文，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提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条论点，从地形、财政、军队组成等多方面论证金人外强中干，“虚弱不足畏”，批驳“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投降论调，并提出一系列自治图强的策略，“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但未被朝廷采用。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任建康通判。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锐意恢复，召辛弃疾于延和殿，但因朝廷刚刚签订隆兴和议，偏安一隅之心占上风，辛弃疾被任命为司农寺主簿。后来，他作《九议》上奏宰相虞允文，从用人、长期作战、敌我的长短、攻守、阴谋、虚张声势、富国强兵、迁都、团结等九个方面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但仍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美芹十论》和《九议》虽没得到当局者的肯定，但论说纵横捭阖，明畅晓达，条理清晰，鞭辟入里，“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充分显示了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见识。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滁州经完颜亮南侵、符离之战、四年灾荒，“州罹兵烬，井邑凋残”。辛弃疾上任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南宋绍定七年（1234），宋蒙联军打败金国，金国覆灭，距辛弃疾此论的提出62年。南宋景定年间，任江东转运司贡举考试官的谢昉得将此言作为策问试题，来彰显辛弃疾的军事才能与洞察力。此后，周密记载此事也只能慨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
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被任命为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次年迁仓部郎官。其后，茶商赖文政为首的四百余茶商军在湖北起事，辛弃疾九月诱杀赖文政，平定叛乱。宋孝宗因辛弃疾捕寇有方，赐“秘阁修撰”。后辗转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等。这种频繁迁官、萍踪难定的生活，倒也是“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任湖南转运副使，写《论盗贼札子》，提出“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观点，对农民给予深切的同情。宋孝宗同意其奏议，批复：“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力。”后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奉宋孝宗惩治盗贼旨意，整治地方贪官污吏，同时他也认识到雷厉风行地整治贪官，必不为黑暗官场所容，自称“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后来，又作《千年调》对此加以解释：“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因不会说随声附和、献媚讨巧的话，所以担心“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宋孝宗下诏建立湖南飞虎军。辛弃疾力排众议，终是没有半途而废，其间谏官弹劾其聚敛钱财，皇上下金牌命其停建，后辛弃疾上书向朝廷陈述筹建过程，才保全了飞虎军，使其“雄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而时人则将其比为“隆中诸葛”。同年，在江西上饶带湖湖畔修建庭院，以供今后隐居。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抚使。时江西大荒，辛弃疾贴出八字文告“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后有官员借米者，又说“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同年冬，辛弃疾被贬后隐居上饶。他根据上饶带湖周围的地形地势，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格局，勉励家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将带湖新居取名“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至此，南归后辛弃疾“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遍历游楚川”的生活已接近尾声，开始了乡下闲居的生活模式。
自淳熙八年（1181）落职后到嘉泰三年（1203）任绍兴府知州兼浙东安抚使之间的二十余年，辛弃疾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湖畔闲居度过的。长期的隐居生活，使辛弃疾拄杖田园，寄情山水，将陶渊明作为精神向导，“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阐释了一个居山林而怀天下的别样陶潜，从而创作了大量田园山水词，其闲适的风格，似乎显示他不再关心庙堂时局。但事实上，辛弃疾将个人怀才不遇的悲愤上升到对整个国家境遇的悲愤，欲“了却君王天下事”，却“可怜白发生”。淳熙十四年（1187），宋孝宗赐辛弃疾“祠禄官”称号，作为缓急之时的备用人才。是年，辛弃疾与陈亮同游鹅湖，分析时局国事，议论复国理想，分别后写下了《贺新郎》五首相互酬答的唱和词。绍熙三年（1192），宋孝宗退位，宋光宗赵惇即位，辛弃疾得以再次出仕，任福建提点刑狱。同年九月，掌管福建帅事，行事威严，以法治下。次年，遭谏官黄艾弹劾曰“严酷贪婪，奸赃狼藉”，又被罢职。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御史何澹弹劾其“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辛弃疾再次被劾，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次年九月，再次遭到弹劾，称其“贪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章，恬不少悛”，辛弃疾因而再次落职，因带湖宅遭火灾，故隐居铅山瓢泉。
庆元四年（1198），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复集英殿修撰，后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庆元六年（1200），朱熹于武夷山病故，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悼词《感皇恩》及悼文。嘉泰四年（1204），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并拜访陆游。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因荐人不当，被降为朝散大夫，后改知隆兴府，又因谏臣弹劾其“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而被免，隐居铅山。次年，朝廷再次起用他知隆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他上疏推辞。同年五月，南宋朝廷北伐失败，辛弃疾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定期去朝廷奏事。开禧三年（1207），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盼其支撑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任命其为兵部侍郎。辛弃疾请辞归铅山，后复朝请大夫、朝议大夫。同年秋，任其为枢密院都承旨，奈何其已病重，再次请辞。九月，68岁的辛弃疾带着悲愤的心情卒于家中，“临卒大呼杀贼数声而止”。绍定六年（1233），宋理宗追赠辛弃疾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宋恭帝加赠辛弃疾为少师，赐谥号“忠敏”。
三、辛弃疾的词
辛弃疾是慷慨报国的志士，更是独领风骚的一代词人，与苏轼并称“苏辛”，著有《稼轩词》4卷，存词620余首，数量为宋人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论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而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稼轩词颇具狂放精神，正如其自言：“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辛弃疾的所有词几乎都有一股生气、才气和豪气，气到之处，词由此而发。正如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所说：“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
辛弃疾生活在战火纷飞的乱世，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统治者的不思进取，使一腔雪耻复国的热血付诸东流，于是对时局的关切、对现实的愤懑和报国无门的惆怅通过词作迸发出来，内心的豪气和亲历的血与火或是化为直抒爱国豪情之词，或是化为“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的忧国忧民之词，或是化为恬淡宁静的闲适之词，看似平静，实则蕴藏着愤怒的“火苗”。历来评论家喜欢将其与苏轼并称，但二者也多有不同。首先，苏轼和辛弃疾身份不同，苏轼是文士，将积极入世和出世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超功利境界，词多轻狂明达，而辛弃疾是战士，具有强烈的出世意识，满怀纵横疆场、荡平敌寇、收复失地的愿望，词多悲壮苍凉。其次，词中大到杀敌复国，小到一山一水，达到了诗词散文合流的境地，“而即使词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界限，几乎也将被它跨越而过。词至东坡，几已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那么，到了稼轩，则更加宾主酣畅，谈不暇顾了”。再次，范开言：“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总之，辛弃疾的词“大声镗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
（菅文静）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谥忠敏，齐州历城（今济南历城）人，南宋豪放派词人、抗金志士，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辛弃疾一生用积极入世之心表爱国之志，却终是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愤激而为词。现存词620余首，诗130余首，著《稼轩长短句》《美芹十论》《九议》等。
一、生平经历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此时的山东历城已是金国的沦陷区达11年之久。北宋灭亡之际，辛弃疾之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并未跟随北宋残余势力南下，被迫仕金，担任金国亳州谯县县令。但辛赞始终怀有宋朝会卷土重来、收复失地的情怀，为此经常向跟随自己身边的辛弃疾灌输灭金复宋的爱国思想。祖父辛赞被迫仕金，这并非其志向，悲愤于昔日宋朝江山已被金人铁蹄踏遍。他每每用饭完毕，带领自己的子孙登高望远，告知他们与金有灭国亡家不共戴天之仇。绍兴十七年（1147），辛弃疾师从诗人刘瞻，与担任金国内翰承旨的党怀英为同门，两人并称“辛党”。绍兴二十三年（1153），辛弃疾领乡举，后“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曾两次前去燕京（今北京）参加考试，了解民情，熟悉敌情，牢记地形，以备他日之需。金人初入中原不善统治，四处横征暴敛、滥杀无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辛弃疾亲眼目睹人民生活的苦难。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家庭教育下，辛弃疾成长起来，并始终不忘灭金复宋的决心。
二、为官抗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30万大军南侵。当时，山东地界最具实力的是耿京带领的十万多人的起义队伍。22岁的辛弃疾，集结了两千多人的起义队伍，加入耿京的起义队伍，“为掌书记，与图恢夏，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在义军中，辛弃疾因捉拿偷取军中大印而叛逃金国的和尚义端而显示出智勇双全的过人才能。和尚义端是由辛弃疾举荐而来的，当得知其偷印而逃去金国，耿京大怒，欲怒杀辛弃疾。辛弃疾以三日为期限，并许诺如若不能抓获叛徒义端，愿以死谢罪。他揣度义端会直奔金国军营领赏，率骑五十余人一路追去，终于擒拿叛徒。义端告饶，辛弃疾并不理会，斩其头，回到义军中。辛弃疾由此名声大震，于是便有了“青兕”的称呼。同年，金国内乱，完颜亮被杀，完颜雍即位。为巩固其统治，一面对起义军采取怀柔招降政策，一面大力镇压，致使辛弃疾所在队伍危如累卵。辛弃疾于是向耿京谏言，与南宋朝廷联手，协同作战。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命辛弃疾等南归，到建康觐见高宗，并得到朝廷的嘉许。朝廷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安府，兼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马。辛弃疾也被任命为右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不幸的是祸起萧墙，起义军将领张安国贪图荣华富贵，杀耿京并叛逃。辛弃疾至海州（今江苏新海连）听闻此事，遂带领50骑兵深入有5万金兵的军营，活捉与金兵饮酒作乐的张安国，并劝告营内耿京万余旧部起义，随后马不停蹄过淮水，献俘于南宋。当时有人评论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签判，跟其南下的万余士兵被作为流民遣散在各州县。在此间作“清而丽，婉而妩媚”的《满江红》，以女子的身份和口吻写楼头思妇哀怨的情怀，“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宋孝宗即位后，虽想过雪耻复国，起用主战派张浚北伐，因将领内部不和导致符离之战失败，主和派趁势再起，张浚被排挤出朝廷。同年秋冬，辛弃疾因屡遭排挤，不受重用，期满去职，任广德军通判。
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忧虑朝廷状况，写《美芹十论》《议练民兵以守淮疏》等奏文，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提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条论点，从地形、财政、军队组成等多方面论证金人外强中干，“虚弱不足畏”，批驳“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投降论调，并提出一系列自治图强的策略，“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但未被朝廷采用。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任建康通判。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锐意恢复，召辛弃疾于延和殿，但因朝廷刚刚签订隆兴和议，偏安一隅之心占上风，辛弃疾被任命为司农寺主簿。后来，他作《九议》上奏宰相虞允文，从用人、长期作战、敌我的长短、攻守、阴谋、虚张声势、富国强兵、迁都、团结等九个方面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但仍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美芹十论》和《九议》虽没得到当局者的肯定，但论说纵横捭阖，明畅晓达，条理清晰，鞭辟入里，“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充分显示了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见识。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滁州经完颜亮南侵、符离之战、四年灾荒，“州罹兵烬，井邑凋残”。辛弃疾上任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南宋绍定七年（1234），宋蒙联军打败金国，金国覆灭，距辛弃疾此论的提出62年。南宋景定年间，任江东转运司贡举考试官的谢昉得将此言作为策问试题，来彰显辛弃疾的军事才能与洞察力。此后，周密记载此事也只能慨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
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被任命为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次年迁仓部郎官。其后，茶商赖文政为首的四百余茶商军在湖北起事，辛弃疾九月诱杀赖文政，平定叛乱。宋孝宗因辛弃疾捕寇有方，赐“秘阁修撰”。后辗转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等。这种频繁迁官、萍踪难定的生活，倒也是“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任湖南转运副使，写《论盗贼札子》，提出“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观点，对农民给予深切的同情。宋孝宗同意其奏议，批复：“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力。”后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奉宋孝宗惩治盗贼旨意，整治地方贪官污吏，同时他也认识到雷厉风行地整治贪官，必不为黑暗官场所容，自称“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后来，又作《千年调》对此加以解释：“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因不会说随声附和、献媚讨巧的话，所以担心“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宋孝宗下诏建立湖南飞虎军。辛弃疾力排众议，终是没有半途而废，其间谏官弹劾其聚敛钱财，皇上下金牌命其停建，后辛弃疾上书向朝廷陈述筹建过程，才保全了飞虎军，使其“雄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而时人则将其比为“隆中诸葛”。同年，在江西上饶带湖湖畔修建庭院，以供今后隐居。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抚使。时江西大荒，辛弃疾贴出八字文告“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后有官员借米者，又说“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同年冬，辛弃疾被贬后隐居上饶。他根据上饶带湖周围的地形地势，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格局，勉励家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将带湖新居取名“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至此，南归后辛弃疾“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遍历游楚川”的生活已接近尾声，开始了乡下闲居的生活模式。
自淳熙八年（1181）落职后到嘉泰三年（1203）任绍兴府知州兼浙东安抚使之间的二十余年，辛弃疾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湖畔闲居度过的。长期的隐居生活，使辛弃疾拄杖田园，寄情山水，将陶渊明作为精神向导，“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阐释了一个居山林而怀天下的别样陶潜，从而创作了大量田园山水词，其闲适的风格，似乎显示他不再关心庙堂时局。但事实上，辛弃疾将个人怀才不遇的悲愤上升到对整个国家境遇的悲愤，欲“了却君王天下事”，却“可怜白发生”。淳熙十四年（1187），宋孝宗赐辛弃疾“祠禄官”称号，作为缓急之时的备用人才。是年，辛弃疾与陈亮同游鹅湖，分析时局国事，议论复国理想，分别后写下了《贺新郎》五首相互酬答的唱和词。绍熙三年（1192），宋孝宗退位，宋光宗赵惇即位，辛弃疾得以再次出仕，任福建提点刑狱。同年九月，掌管福建帅事，行事威严，以法治下。次年，遭谏官黄艾弹劾曰“严酷贪婪，奸赃狼藉”，又被罢职。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御史何澹弹劾其“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辛弃疾再次被劾，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次年九月，再次遭到弹劾，称其“贪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章，恬不少悛”，辛弃疾因而再次落职，因带湖宅遭火灾，故隐居铅山瓢泉。
庆元四年（1198），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复集英殿修撰，后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庆元六年（1200），朱熹于武夷山病故，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悼词《感皇恩》及悼文。嘉泰四年（1204），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并拜访陆游。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因荐人不当，被降为朝散大夫，后改知隆兴府，又因谏臣弹劾其“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而被免，隐居铅山。次年，朝廷再次起用他知隆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他上疏推辞。同年五月，南宋朝廷北伐失败，辛弃疾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定期去朝廷奏事。开禧三年（1207），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盼其支撑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任命其为兵部侍郎。辛弃疾请辞归铅山，后复朝请大夫、朝议大夫。同年秋，任其为枢密院都承旨，奈何其已病重，再次请辞。九月，68岁的辛弃疾带着悲愤的心情卒于家中，“临卒大呼杀贼数声而止”。绍定六年（1233），宋理宗追赠辛弃疾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宋恭帝加赠辛弃疾为少师，赐谥号“忠敏”。
三、辛弃疾的词
辛弃疾是慷慨报国的志士，更是独领风骚的一代词人，与苏轼并称“苏辛”，著有《稼轩词》4卷，存词620余首，数量为宋人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论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而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稼轩词颇具狂放精神，正如其自言：“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辛弃疾的所有词几乎都有一股生气、才气和豪气，气到之处，词由此而发。正如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所说：“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
辛弃疾生活在战火纷飞的乱世，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统治者的不思进取，使一腔雪耻复国的热血付诸东流，于是对时局的关切、对现实的愤懑和报国无门的惆怅通过词作迸发出来，内心的豪气和亲历的血与火或是化为直抒爱国豪情之词，或是化为“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的忧国忧民之词，或是化为恬淡宁静的闲适之词，看似平静，实则蕴藏着愤怒的“火苗”。历来评论家喜欢将其与苏轼并称，但二者也多有不同。首先，苏轼和辛弃疾身份不同，苏轼是文士，将积极入世和出世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超功利境界，词多轻狂明达，而辛弃疾是战士，具有强烈的出世意识，满怀纵横疆场、荡平敌寇、收复失地的愿望，词多悲壮苍凉。其次，词中大到杀敌复国，小到一山一水，达到了诗词散文合流的境地，“而即使词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界限，几乎也将被它跨越而过。词至东坡，几已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那么，到了稼轩，则更加宾主酣畅，谈不暇顾了”。再次，范开言：“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总之，辛弃疾的词“大声镗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
（菅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