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生卒年不详），字文叔，济南府章丘明水人 。根据《宋史》本传载，李格非“卒年六十一”。由此推算，他约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之后，卒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之后。《宋史·李格非传》中说他“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而他却“独用意经学……官至礼部员外郎”。
李格非在政治上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即所谓的“元祐党人”。虽因此而遭贬甚至罢官，但他始终有较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忠于职守，做了一些为民除害的事情。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考取进士，初任冀州（今属河北）司户参军，后又任郓州（今山东郓城、东平一带）教授。当时，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但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补太学录，元祐四年（1089）官大学正。 晁补之《有竹堂记》云：“济南李文叔为大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由于专心供职著述，文名渐显，于元祐六年（1091）“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绍圣元年（1094），章悍为相，立局编类元祐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个给人算命的道士，“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李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召李格非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他撰成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榭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 在《洛阳名园记》的最后，李格非以小见大，由近及远，纵论天下兴衰，指出：“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这种对时弊的针砭应该说是颇有见地和勇气的。绍圣四年（1097），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4）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但禁止到京师及近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
李格非是名重一时的北宋文学家。他受知于著名文学家苏轼，与当时的廖正一（字明略）、李禧（字膺仲）、董荣（字武子）合称“苏门”的“后四学士”。他著述刻苦，工于词章，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宋史》本传说他“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他推崇刘伶的《酒德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肯定了他们“字字如肺腑出”的真实感情。他勤奋实践着自己的创作主张，博得当时文人的好评：“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有竹堂记》中说他“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南宋进士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此论虽未免过高，但从中也可看出李格非在当时的影响。李格非著作颇丰，著有《李格非集》54卷、《礼记精义》16卷、《史传辨志》5卷、《永洛城记》1卷，另有《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所录《李格非集》45卷、《涧泉日记》卷上所录《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所录《历下水记》等著作。这些著作均已亡佚。今存可见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另有遗文、断篇及书目尚可考见者十数篇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如《廉先生序》（见《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见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见《枫窗小牍》）、《傅尧俞疏》（见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见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见《墨庄漫录》）、《李格非论文章》（见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见《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李格非有一子一女。其子李迒曾做过南宋的删定官 ，但终不显名；其女是中国词史上著名的婉约派代表人物李清照。
（党明德）
李格非
李格非（生卒年不详），字文叔，济南府章丘明水人 。根据《宋史》本传载，李格非“卒年六十一”。由此推算，他约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之后，卒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之后。《宋史·李格非传》中说他“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而他却“独用意经学……官至礼部员外郎”。
李格非在政治上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即所谓的“元祐党人”。虽因此而遭贬甚至罢官，但他始终有较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忠于职守，做了一些为民除害的事情。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考取进士，初任冀州（今属河北）司户参军，后又任郓州（今山东郓城、东平一带）教授。当时，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但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补太学录，元祐四年（1089）官大学正。 晁补之《有竹堂记》云：“济南李文叔为大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由于专心供职著述，文名渐显，于元祐六年（1091）“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绍圣元年（1094），章悍为相，立局编类元祐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个给人算命的道士，“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李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召李格非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他撰成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榭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 在《洛阳名园记》的最后，李格非以小见大，由近及远，纵论天下兴衰，指出：“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这种对时弊的针砭应该说是颇有见地和勇气的。绍圣四年（1097），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4）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但禁止到京师及近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
李格非是名重一时的北宋文学家。他受知于著名文学家苏轼，与当时的廖正一（字明略）、李禧（字膺仲）、董荣（字武子）合称“苏门”的“后四学士”。他著述刻苦，工于词章，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宋史》本传说他“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他推崇刘伶的《酒德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肯定了他们“字字如肺腑出”的真实感情。他勤奋实践着自己的创作主张，博得当时文人的好评：“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有竹堂记》中说他“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南宋进士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此论虽未免过高，但从中也可看出李格非在当时的影响。李格非著作颇丰，著有《李格非集》54卷、《礼记精义》16卷、《史传辨志》5卷、《永洛城记》1卷，另有《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所录《李格非集》45卷、《涧泉日记》卷上所录《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所录《历下水记》等著作。这些著作均已亡佚。今存可见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另有遗文、断篇及书目尚可考见者十数篇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如《廉先生序》（见《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见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见《枫窗小牍》）、《傅尧俞疏》（见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见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见《墨庄漫录》）、《李格非论文章》（见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见《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李格非有一子一女。其子李迒曾做过南宋的删定官 ，但终不显名；其女是中国词史上著名的婉约派代表人物李清照。
（党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