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又称“王黄州”，北宋诗人、散文家。济州钜野（今巨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主簿，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因敢于直言讽谏，竟三受贬谪。曾贬至黄州，故世称“王黄州”，最终病死蕲州。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则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以抵制唐末奢靡之风；诗以杜甫、白居易为仿效对象，是“白体”的代表之一，风格清新淡雅；词现仅存一首，短短41字，承载了作者怀才不遇之感，抒发了作者意欲经世致用之壮志，韵味清丽，字句雅致。著有《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小畜集》《小畜集外集》。
一、生平简介
关于王禹偁的出身，《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他为人刚直，遇事敢言，曾三遭贬斥，作《三黜赋》以见志。王禹偁曾赋诗称“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或许这是其仕途多有坎坷之原因。
王禹偁的仕途经历大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后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988）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以《端拱箴》直谏皇宫的骄奢淫逸。后拜左司谏、知制诰。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王禹偁任大理评事，力主为徐铉昭雪，太宗龙颜大怒，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擢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次年改知扬州。宋真宗即位（997），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参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再次被贬出京城，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1001）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未逾月而卒，年48。
二、政治主张
王禹偁敢言敢谏，不畏权势。他自己赋诗云：“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宋史·王禹偁传》）立志做官为民、为天下。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浩然之气凛然可见。
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其诸多主张见于《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开源节流、选贤任能的建议，虽多未被太宗、真宗给予重视，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却为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在理论层面蓄力良多。由此可见，王禹偁确是一位脚踏实地、为生民立命的良吏。
三、文学主张
宋初的文坛仍囿于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是北宋初期最先举起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大旗的文人之一。王禹偁为了革除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标杆，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并借鉴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着重发展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理论，反对佶屈聱牙、粉饰过度的做法。他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
文论方面，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宋史·王禹偁传》）在文以传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传道之文里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显现出来，规避模棱两可的圆滑。王禹偁不仅于“传道”外提出“明心”，而且于“有言”外提出“有文”，可见新意。“文以传道”将主张与诉求合一，将所致力的方向与眼下之道路合一，“文以明心”将言行合一，将表里合一。可见文是连接两端之重，承载着仁人志士之胸襟。
王禹偁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优秀。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其代表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期。文章施以排比，节奏和韵律上的气势可见一斑，亦有“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之清逸情调，又略感其无所施展的谪适之情，因而极具品评之味。《三黜赋》以赋的形式，直陈心中郁结，三遭贬谪，经历了“唯毒蛇与虎”“吾亲已丧”“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种种人生之痛。然而，作者在结尾以“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作结，其忠于所信奉之道、不改初心的坚定态度喷涌而出。《唐河店妪传》记述边地一位老妪巧杀敌人的故事，又以此为契机，发出“噫！国之备塞，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习战斗而不畏懦矣”的感慨，展开对军备涣散的批判，而后又诚恳地提出建议：“诚能定其军，使有乡土之恋，厚其给，使得衣食之足，复赐以坚甲健马，则何敌不破？”即应当保证军兵无后顾之忧，而后才能使他们尽力报效国家，“如是，得边兵一万，可敌客军五万矣”。最后，直言“谋人之国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见其忠也”，认为事无巨细，凡是为国谋利者，都应当尽忠职守。全文夹叙夹议，或诙谐或抨击，启迪意义深远。此外，王禹偁还有《录海人书》《答张扶书》等散文。作为宋初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在诗歌方面，王禹偁力推杜甫和白居易。宋初诗派林立，主要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禧公、丁崖州皆是……”方回将其归为白体派并视之为代表人物。他的诗正如吴之振云，“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十分淡雅且自然流露。他的短诗，如《村行》描绘了山村黄昏的动人情景和诗人的感触，简淡之至，亦不乏味外之旨。他的长诗，将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或“直陈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不吝笔墨，挥毫泼洒，难怪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胡仔也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中说王禹偁“为文著书，师慕古昔，多治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王禹偁在当时及后世不能广为人知的缘由可由此略知一二。
《点绛唇·雨恨云愁》是宋代词人王禹偁传世的唯一词作。此词以淡远的笔触，略带感伤地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秀美，旨在以景衬情，抒发作者积极用世和怀才不遇的愁思。全词淡雅不失神韵，感情质朴真实。张宗《词林纪事》引《词苑》对此词的评价云：“清丽可爱，岂止以诗擅名。”王方俊在《唐宋词赏析》中亦评之：“此词把握住水乡景物的特征，用清淡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一幅色彩暗淡的风景图，隐约流露出作者客居异乡，抑郁愁闷的心情。”唐圭璋《唐宋词选注》云：“王禹偁的作品以诗文为主，在仅存的这首小词中，他描绘了江南水乡的景色，抒写出游子的客愁，写得委婉细致。词末透露作者的怀才不遇之感，不同于一般的艳词。”可见，纵只有一首词流传后世，鉴于王禹偁雅致的造诣、为后世开启的词坛新境，仍应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优秀作品。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其集子得名于《易经》：“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13卷，近人徐规所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亦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谭亚南）
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又称“王黄州”，北宋诗人、散文家。济州钜野（今巨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主簿，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因敢于直言讽谏，竟三受贬谪。曾贬至黄州，故世称“王黄州”，最终病死蕲州。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则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以抵制唐末奢靡之风；诗以杜甫、白居易为仿效对象，是“白体”的代表之一，风格清新淡雅；词现仅存一首，短短41字，承载了作者怀才不遇之感，抒发了作者意欲经世致用之壮志，韵味清丽，字句雅致。著有《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小畜集》《小畜集外集》。
一、生平简介
关于王禹偁的出身，《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他为人刚直，遇事敢言，曾三遭贬斥，作《三黜赋》以见志。王禹偁曾赋诗称“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或许这是其仕途多有坎坷之原因。
王禹偁的仕途经历大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后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988）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以《端拱箴》直谏皇宫的骄奢淫逸。后拜左司谏、知制诰。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王禹偁任大理评事，力主为徐铉昭雪，太宗龙颜大怒，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擢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次年改知扬州。宋真宗即位（997），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参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再次被贬出京城，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1001）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未逾月而卒，年48。
二、政治主张
王禹偁敢言敢谏，不畏权势。他自己赋诗云：“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宋史·王禹偁传》）立志做官为民、为天下。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浩然之气凛然可见。
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其诸多主张见于《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开源节流、选贤任能的建议，虽多未被太宗、真宗给予重视，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却为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在理论层面蓄力良多。由此可见，王禹偁确是一位脚踏实地、为生民立命的良吏。
三、文学主张
宋初的文坛仍囿于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是北宋初期最先举起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大旗的文人之一。王禹偁为了革除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标杆，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并借鉴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着重发展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理论，反对佶屈聱牙、粉饰过度的做法。他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
文论方面，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宋史·王禹偁传》）在文以传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传道之文里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显现出来，规避模棱两可的圆滑。王禹偁不仅于“传道”外提出“明心”，而且于“有言”外提出“有文”，可见新意。“文以传道”将主张与诉求合一，将所致力的方向与眼下之道路合一，“文以明心”将言行合一，将表里合一。可见文是连接两端之重，承载着仁人志士之胸襟。
王禹偁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优秀。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其代表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期。文章施以排比，节奏和韵律上的气势可见一斑，亦有“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之清逸情调，又略感其无所施展的谪适之情，因而极具品评之味。《三黜赋》以赋的形式，直陈心中郁结，三遭贬谪，经历了“唯毒蛇与虎”“吾亲已丧”“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种种人生之痛。然而，作者在结尾以“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作结，其忠于所信奉之道、不改初心的坚定态度喷涌而出。《唐河店妪传》记述边地一位老妪巧杀敌人的故事，又以此为契机，发出“噫！国之备塞，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习战斗而不畏懦矣”的感慨，展开对军备涣散的批判，而后又诚恳地提出建议：“诚能定其军，使有乡土之恋，厚其给，使得衣食之足，复赐以坚甲健马，则何敌不破？”即应当保证军兵无后顾之忧，而后才能使他们尽力报效国家，“如是，得边兵一万，可敌客军五万矣”。最后，直言“谋人之国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见其忠也”，认为事无巨细，凡是为国谋利者，都应当尽忠职守。全文夹叙夹议，或诙谐或抨击，启迪意义深远。此外，王禹偁还有《录海人书》《答张扶书》等散文。作为宋初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在诗歌方面，王禹偁力推杜甫和白居易。宋初诗派林立，主要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禧公、丁崖州皆是……”方回将其归为白体派并视之为代表人物。他的诗正如吴之振云，“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十分淡雅且自然流露。他的短诗，如《村行》描绘了山村黄昏的动人情景和诗人的感触，简淡之至，亦不乏味外之旨。他的长诗，将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或“直陈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不吝笔墨，挥毫泼洒，难怪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胡仔也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中说王禹偁“为文著书，师慕古昔，多治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王禹偁在当时及后世不能广为人知的缘由可由此略知一二。
《点绛唇·雨恨云愁》是宋代词人王禹偁传世的唯一词作。此词以淡远的笔触，略带感伤地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秀美，旨在以景衬情，抒发作者积极用世和怀才不遇的愁思。全词淡雅不失神韵，感情质朴真实。张宗《词林纪事》引《词苑》对此词的评价云：“清丽可爱，岂止以诗擅名。”王方俊在《唐宋词赏析》中亦评之：“此词把握住水乡景物的特征，用清淡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一幅色彩暗淡的风景图，隐约流露出作者客居异乡，抑郁愁闷的心情。”唐圭璋《唐宋词选注》云：“王禹偁的作品以诗文为主，在仅存的这首小词中，他描绘了江南水乡的景色，抒写出游子的客愁，写得委婉细致。词末透露作者的怀才不遇之感，不同于一般的艳词。”可见，纵只有一首词流传后世，鉴于王禹偁雅致的造诣、为后世开启的词坛新境，仍应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优秀作品。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其集子得名于《易经》：“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13卷，近人徐规所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亦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谭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