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915—959），字文伯，东平（今东平西北）人。处于乱世之中，所幸得遇贤君，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王朴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法音律专家，为后周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军事建设、历律制订，做出了诸多贡献，堪称一代奇才。
王朴自幼时起就勤奋好学，擅长作文章，时常被人夸赞聪慧敏锐。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通过殿试，中了进士，拜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此时，正值“汉室寝乱，大臣交恶”，群僚纷争不断，政坛陷入混乱之中。隐帝年龄小，性格懦弱，王朴所依附的杨邠虽身为大臣，但与武将文官都有交恶。王朴凭借智慧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审时度势，毅然离开杨邠，东归故里，避乱免难。正如他所料，后来后汉高祖李皇后之兄李业等人教唆隐帝诛杀权臣，留在朝廷的枢密使杨邠、禁军侍卫都指挥使弘肇、三司使王章都被杀掉，三家的宾客也大多被杀，而王朴因此逃过一劫。
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郭威起义后攻入开封，后汉灭亡。广顺元年（951），郭威建立起后周，命柴荣治理澶州，柴荣委任王朴为节度掌书记。在此期间，澶州“为政清肃，盗不犯境”。从那以后，柴荣又被委任为开封府尹，以王朴为右拾遗。
后周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离世，周世宗柴荣继承帝位。世宗在位期间，选贤用能，对王朴加以重用，任命他为户部郎中。周世宗雄心勃勃，进取心很强，欲一统天下，曾向王朴发问：“朕当得几年？”王朴精通术数并且清楚君王的意图，答曰：“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听后十分高兴，于是改任王朴为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世宗虽确立“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目标，但面临当时“乱臣黯将，潜窃者多”“吴、蜀、幽，还尚未平附，声教未能远被”的重重阻难，征伐之事依旧举步维艰。
显德二年（955）夏，世宗召集朝廷徐台符等二十余名文学之士，要求其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与《平边策》。当时，多数文士都主张“修文德为先”，不建议用武治乱，唯独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及王朴四人谈论到用兵之策，颇合君意。
王朴在《平边策》中以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站在“久乱思治，久分必合”的时代高度，全面分析了当时后周的情况，提出了安国定邦的大政方略，并充分论证了军事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只有做了用能审才、恩信号令、赏功罚罪、恭俭节用、徭役以时等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旧五代史·王朴传》）之后，也就是有了足够的政治、经济条件之后，才能给后周造成“必取之势”，这样用兵才会有“无不成之功”的保证。由此可见，周世宗执政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当世之务”的改革措施，诸如奖励耕垦、平均赋役、减免苛敛、兴修水利、制定《刑统》、削弱藩镇、加强军备等，都多少与王朴的主张有关。
因献策平定边境有功，王朴荣升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此后，世宗对王朴愈加器重，常“引与议论天下事”。王朴主张在战略上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在战术上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在策略上分别对待，先诱以恩信，后制以强兵。其建议先以小股力量不断袭扰南唐薄弱之处，待到南唐国力快要耗尽之时，再发兵一举攻取江北之地，然后平定江南，夺取吴、蜀。王朴的这一见解与周世宗不谋而合。最终世宗根据王朴的建议，确立了先南后北的军事计划。显德三年（956），世宗出征江淮一带，任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出征回京，又拜王朴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第二次南征江淮回来，又升王朴为枢密使，让其执掌后周大权。显德四年（957），世宗再征江淮，王朴留守京师，处理政务。
几经征战，后周最终取得全胜，占领了南唐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得光、黄、蕲、舒、寿、庐、滁等14州60县和“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江淮之地的富庶无疑有助于加强后周的综合国力。征伐南唐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对南方各政权也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如南汉主刘晟惶恐忧虑，遣使入贡于后周；漳泉政权遣使至汴京，请置邸内属；后蜀政权不敢随意行动。王朴虽未亲自征战，但其所提出的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是后周接连取胜的关键。
除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外，王朴还精通礼乐、声律、历法，甚至深谙城市规划，可谓全才。所以，在辅政之余，王朴还参与并领导了制礼作乐、考定声律、编撰新历以及扩建都城等多项工作。
世宗南伐淮地期间，王朴留守京城，奉世宗之命扩建新城，沟通道路。当时，京城人口增多，汴梁街巷已显狭窄，王朴“广新城，通道路”，使汴京“雄伟宏阔”，直到宋代，京师之制亦多为其所规。
显德二年（955），王朴奉命修订国家历法。当时，由于政局动乱，众职未修，精通律历之人甚少，除后晋曾造新历“调元历”之外，后梁、后唐、后汉三朝多沿用前朝旧有历法，多不准确。王朴精通律历，对以前的历法去粗取精，批判《符天历》《调元历》为流俗不经之学，认为其为天竺番僧之妖术。增设通、经、统三法，使用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的数字，推算出日月五星的行度，于显德三年（956）形成《钦天历》15卷。世宗十分重视此事，亲为制序，颁行于世。《钦天历》是自唐《大衍历》以来独具特色的历法，其多有创新，在预报交食、推算五星行度等方面都较为精密，对后世影响深远。
显德六年（959），王朴又奉世宗之命考正雅乐，他按照西汉今文易学家“京氏学”的开创者、律学专家京房的十三弦“准”和六十律为根据，用九尺长的弦十三根，按照奏管的长短尺度分别设立柱，用七声为韵，使雅乐之音柔和美妙。当时乐师依调制曲，行于当世，“成一朝之盛事”。王朴详定的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及律准，至宋代用之不变。
显德六年（959），王朴在视察汴口回京城的路上，经过已故宰相李谷的府第时，突发疾病而卒。世宗亲临其丧仪，用玉钺叩地，大声痛哭达四次之多，为自己失去一名得力助手而伤心不已。
王朴一生短暂，但其竭心尽力为国出谋划策，兢兢业业，作《平边策》，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撰写《钦天历》，扩建都城，甚至临死之前还在“行视汴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他也幸得后周世宗的知遇之恩，才得以在后周这个历史舞台上充分施展才能，贡献力量。
（吕婷婷）
王朴
王朴（915—959），字文伯，东平（今东平西北）人。处于乱世之中，所幸得遇贤君，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王朴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法音律专家，为后周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军事建设、历律制订，做出了诸多贡献，堪称一代奇才。
王朴自幼时起就勤奋好学，擅长作文章，时常被人夸赞聪慧敏锐。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通过殿试，中了进士，拜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此时，正值“汉室寝乱，大臣交恶”，群僚纷争不断，政坛陷入混乱之中。隐帝年龄小，性格懦弱，王朴所依附的杨邠虽身为大臣，但与武将文官都有交恶。王朴凭借智慧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审时度势，毅然离开杨邠，东归故里，避乱免难。正如他所料，后来后汉高祖李皇后之兄李业等人教唆隐帝诛杀权臣，留在朝廷的枢密使杨邠、禁军侍卫都指挥使弘肇、三司使王章都被杀掉，三家的宾客也大多被杀，而王朴因此逃过一劫。
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郭威起义后攻入开封，后汉灭亡。广顺元年（951），郭威建立起后周，命柴荣治理澶州，柴荣委任王朴为节度掌书记。在此期间，澶州“为政清肃，盗不犯境”。从那以后，柴荣又被委任为开封府尹，以王朴为右拾遗。
后周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离世，周世宗柴荣继承帝位。世宗在位期间，选贤用能，对王朴加以重用，任命他为户部郎中。周世宗雄心勃勃，进取心很强，欲一统天下，曾向王朴发问：“朕当得几年？”王朴精通术数并且清楚君王的意图，答曰：“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听后十分高兴，于是改任王朴为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世宗虽确立“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目标，但面临当时“乱臣黯将，潜窃者多”“吴、蜀、幽，还尚未平附，声教未能远被”的重重阻难，征伐之事依旧举步维艰。
显德二年（955）夏，世宗召集朝廷徐台符等二十余名文学之士，要求其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与《平边策》。当时，多数文士都主张“修文德为先”，不建议用武治乱，唯独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及王朴四人谈论到用兵之策，颇合君意。
王朴在《平边策》中以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站在“久乱思治，久分必合”的时代高度，全面分析了当时后周的情况，提出了安国定邦的大政方略，并充分论证了军事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只有做了用能审才、恩信号令、赏功罚罪、恭俭节用、徭役以时等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旧五代史·王朴传》）之后，也就是有了足够的政治、经济条件之后，才能给后周造成“必取之势”，这样用兵才会有“无不成之功”的保证。由此可见，周世宗执政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当世之务”的改革措施，诸如奖励耕垦、平均赋役、减免苛敛、兴修水利、制定《刑统》、削弱藩镇、加强军备等，都多少与王朴的主张有关。
因献策平定边境有功，王朴荣升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此后，世宗对王朴愈加器重，常“引与议论天下事”。王朴主张在战略上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在战术上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在策略上分别对待，先诱以恩信，后制以强兵。其建议先以小股力量不断袭扰南唐薄弱之处，待到南唐国力快要耗尽之时，再发兵一举攻取江北之地，然后平定江南，夺取吴、蜀。王朴的这一见解与周世宗不谋而合。最终世宗根据王朴的建议，确立了先南后北的军事计划。显德三年（956），世宗出征江淮一带，任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出征回京，又拜王朴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第二次南征江淮回来，又升王朴为枢密使，让其执掌后周大权。显德四年（957），世宗再征江淮，王朴留守京师，处理政务。
几经征战，后周最终取得全胜，占领了南唐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得光、黄、蕲、舒、寿、庐、滁等14州60县和“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江淮之地的富庶无疑有助于加强后周的综合国力。征伐南唐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对南方各政权也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如南汉主刘晟惶恐忧虑，遣使入贡于后周；漳泉政权遣使至汴京，请置邸内属；后蜀政权不敢随意行动。王朴虽未亲自征战，但其所提出的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是后周接连取胜的关键。
除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外，王朴还精通礼乐、声律、历法，甚至深谙城市规划，可谓全才。所以，在辅政之余，王朴还参与并领导了制礼作乐、考定声律、编撰新历以及扩建都城等多项工作。
世宗南伐淮地期间，王朴留守京城，奉世宗之命扩建新城，沟通道路。当时，京城人口增多，汴梁街巷已显狭窄，王朴“广新城，通道路”，使汴京“雄伟宏阔”，直到宋代，京师之制亦多为其所规。
显德二年（955），王朴奉命修订国家历法。当时，由于政局动乱，众职未修，精通律历之人甚少，除后晋曾造新历“调元历”之外，后梁、后唐、后汉三朝多沿用前朝旧有历法，多不准确。王朴精通律历，对以前的历法去粗取精，批判《符天历》《调元历》为流俗不经之学，认为其为天竺番僧之妖术。增设通、经、统三法，使用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的数字，推算出日月五星的行度，于显德三年（956）形成《钦天历》15卷。世宗十分重视此事，亲为制序，颁行于世。《钦天历》是自唐《大衍历》以来独具特色的历法，其多有创新，在预报交食、推算五星行度等方面都较为精密，对后世影响深远。
显德六年（959），王朴又奉世宗之命考正雅乐，他按照西汉今文易学家“京氏学”的开创者、律学专家京房的十三弦“准”和六十律为根据，用九尺长的弦十三根，按照奏管的长短尺度分别设立柱，用七声为韵，使雅乐之音柔和美妙。当时乐师依调制曲，行于当世，“成一朝之盛事”。王朴详定的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及律准，至宋代用之不变。
显德六年（959），王朴在视察汴口回京城的路上，经过已故宰相李谷的府第时，突发疾病而卒。世宗亲临其丧仪，用玉钺叩地，大声痛哭达四次之多，为自己失去一名得力助手而伤心不已。
王朴一生短暂，但其竭心尽力为国出谋划策，兢兢业业，作《平边策》，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撰写《钦天历》，扩建都城，甚至临死之前还在“行视汴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他也幸得后周世宗的知遇之恩，才得以在后周这个历史舞台上充分施展才能，贡献力量。
（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