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伯（？—714），名洪，字彦伯，以字行，兖州暇丘（今济宁兖州）人。徐彦伯擅赋能诗，赋作能融言志、抒情和议论为一体，创初唐赋作之新变，时司户韦暠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属辞，三人并称“河东三绝”；诗歌多应制之作，以闺怨之作成就最高，诗风典缛华丽，晚年颇好强涩之体，形成“徐涩体”，为后进所效仿，是初唐最丰产的山东诗人之一。
徐彦伯幼时便以文章闻名，后隐居于太行山下。哥哥去世后，徐彦伯侍奉寡嫂十分谨慎，并尽心尽力，像抚育自己的儿子一般抚养诸侄。薛元超任河北道安抚大使时，闻彦伯之才，便向朝廷推荐，结果徐彦伯对策高第，被授予永寿尉，转蒲州司马参军，后又入朝为职方员外郎，仕途顺畅。
圣历元年（698），徐彦伯奉武后之命，赴房州（今湖北房县）迎庐陵王立宪为皇太子，因功以职方员外累迁给事中。武后下诏选文辞之士撰《三教珠英》，所选之人，以徐彦伯和李峤为首。后迁宗正卿，出为齐州刺史。
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迁太常少卿，并兼修国史。而后因预修《则天实录》有成，封高平县子。不久，又出为卫州刺史，以善政著闻，中宗降玺书劳勉。后又转蒲州刺史，入为工部尚书、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709），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献之，文辞优美，擢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
睿宗景云年间，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仍兼昭文馆学士。景云二年（711），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奉诏入京，还山时朝士三百余人赠诗，徐彦伯将其编为《白云记》，盛传一时。先天元年（712），因疾上表退职，告老还乡，玄宗许之。开元二年（714），因病而卒。有文集20卷，惜已散佚。
徐彦伯擅赋，作品能融言志、抒情和议论为一体，为此期赋作之新变，乃是初唐时期较著名的赋作者之一。《全唐文》著录其《南郊赋》《汾水信船赋》《登长城赋》共三篇，以《登长城赋》最为出色。天授二年（691），徐彦伯使至塞上，作《登长城赋》一文。《登长城赋》并非一般行旅作品，而是寄意于长城，吊古兴感之作。徐彦伯以纵横肆恣之笔墨铺叙了登长城所见之景与相关历史名人及史事。其开篇便以史家班固之口吻来论析史事，历数秦政之失，解析其亡之因，且评议长城功过；接着写景抒怀，对边塞之景色、呜咽之笳声、自己之感受，极尽渲染之能事。文中云：“土色紫而关回，川气黄而寒没。调噪鼓于海风，咽悲笳于陇月。试危坐以侧听，孰不消魂而断骨哉！”不仅为文章的感情基调作了渲染，也深刻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远见。第三段凭吊有关长城的古人，交织史事，寄慨深沉。最后一段，作者情词激越，感慨道：“呜呼！长城之设，载逾九百。古往今来，岿然陈迹。嗟我羁沦，南庭苦辛。心怀壮士，永慕忠士。经百战之戎俗，对三边之鬼邻。”另有一句“徐乐则燕北书生，开伟词谕汉；贾谊则洛阳才子，飞雄论以过秦”，点明自己乃是效仿徐乐之谕汉与贾谊之过秦，以秦汉为鉴，意在规劝统治者需谨慎对待开疆拓土之事，以免重蹈覆辙。全文基本上是俳体间以散句，文风顿挫矫健，慷慨激昂，气势宏大。
武后圣历年间，大狱兴，酷吏周兴、来俊臣当道，许多公卿大臣都因言语不慎被诬陷入狱。徐彦伯恪守儒家、道家“慎言”之诫，著《枢机论》以警戒世人，提出语言是“君子的枢机”：“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得失之见也。可以济身，亦以覆身，否泰荣辱一系之。能审思而应，精虑而动，择其交以后谈，则悔吝何由而生？怨恶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认为君子应当注意选择朋友进行交谈，并慎言以明哲保身。
诗歌方面，《全唐诗》录其诗1卷，共计34首，多为应制之作，成就最高者应属闺怨类，此外还有一些咏史、咏物、赠答、悼亡、送别之作。
徐彦伯的应制类诗歌总体特点是沉郁，语言风格雕琢华丽。《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乃是其中的代表佳作，诗云：“凤扆怜箫曲，鸾闺念掌珍。羌庭遥筑馆，庙策重和亲。星转银河夕，花移玉树春。圣心凄送远，留跸望征尘。”金城公主远嫁入蕃，唐中宗驻足远望，描绘了一幅君王与女儿惜别的悲伤画面。
闺怨类诗歌中尤以《孤独叹》和《春闺》两首令人叫绝。《孤独叹》以女性口吻来写闺阁之怨：“切切夜闺冷，微微孤烛燃。玉盘红泪滴，金烬彩光圆。暖手缝轻素，颦蛾续断弦。相思咽不语，回向锦屏眠。”开篇“切切”“微微”便引发无限悲苦，红烛落泪更显凄凉，此情此景，相思情怀难释。《春闺》则明确交代了闺妇所挂念的对象乃是征夫：“戍客戍清波，幽闺幽思多。暗梁闻语燕，夜烛见飞蛾。宝鸭藏脂粉，金屏缀绮罗。裁衣卷纹素，织锦度鸣梭。有使通西极，缄书寄北河。年光只恐尽，征战莫蹉跎。”以闺阁之口来叙写反战情怀。其他诸如《倢伃》写汉朝班婕妤失宠旧事，凄婉感人；《拟古三首》其一写丈夫为赴国难，只得与深爱的妻子离别，留下无尽的相思；《采莲曲》则描绘了采莲女的劳动情景及其单纯的爱情渴求，清新明快，颇有六朝民歌风味。
徐彦伯的咏史诗亦别具风味，诸如《比干墓》将纣王之残暴与比干之忠义形成鲜明对比，以衬托比干“之子弥忠谠，愤然更勇进。抚膺誓陨越，知死故不吝”的高尚节操，并用以说明“大位天下宝，维贤国之镇”的道理。咏物诗多辞藻华丽，如《淮亭吟》用华丽且清苦之词语勾勒了亭、孤客、美人乃至周边美景，用词巧妙，且抒发了“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的感慨。赠答诗如《赠刘舍人古意》，赞美刘知几“文章世所希”的卓越才华和“浩歌在西省”的显赫地位。悼亡诗如《题东山子李适碑阴二首》，抒写了对挚友离世的悲伤叹惜之情，寄托了对李适“危光迅风烛”的伤悼之情。彦伯在自注中言：“噫嘻李公，生自号东山子。死葬东山，岂其谶哉？神交者歌《薤露》以送子归东山，为诗镌于北殷云。”由此可见，诗歌虽然哀怨婉转，但并无颓败之意。送别诗如《饯唐州高使君赴任》，妙笔渲染与高询的依依惜别之情，并妙用比兴，移情于物，别有一番风味。
徐彦伯总体诗风典缛华丽，又多变易求新，晚年文笔稍涩。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鹓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筿骖’，‘月兔’为‘魄兔’，进士效之，谓之‘徐涩体’。”而徐彦伯这种独特的诗风又是在前人基础上沉淀而成，清代宋育仁在《三唐诗品》中言：“其源出于沈休文，古体亦托傅咸遗咏，错彩镂金，端可宝。《唐书》称其典缛，可谓知音。虽谢风雅之清尘，亦修文之嚆矢也。”
终其一生，徐彦伯仕途顺畅，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文学成就方面，无论是赋作还是诗歌，都为山东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学史涂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吕婷婷）
徐彦伯
徐彦伯（？—714），名洪，字彦伯，以字行，兖州暇丘（今济宁兖州）人。徐彦伯擅赋能诗，赋作能融言志、抒情和议论为一体，创初唐赋作之新变，时司户韦暠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属辞，三人并称“河东三绝”；诗歌多应制之作，以闺怨之作成就最高，诗风典缛华丽，晚年颇好强涩之体，形成“徐涩体”，为后进所效仿，是初唐最丰产的山东诗人之一。
徐彦伯幼时便以文章闻名，后隐居于太行山下。哥哥去世后，徐彦伯侍奉寡嫂十分谨慎，并尽心尽力，像抚育自己的儿子一般抚养诸侄。薛元超任河北道安抚大使时，闻彦伯之才，便向朝廷推荐，结果徐彦伯对策高第，被授予永寿尉，转蒲州司马参军，后又入朝为职方员外郎，仕途顺畅。
圣历元年（698），徐彦伯奉武后之命，赴房州（今湖北房县）迎庐陵王立宪为皇太子，因功以职方员外累迁给事中。武后下诏选文辞之士撰《三教珠英》，所选之人，以徐彦伯和李峤为首。后迁宗正卿，出为齐州刺史。
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迁太常少卿，并兼修国史。而后因预修《则天实录》有成，封高平县子。不久，又出为卫州刺史，以善政著闻，中宗降玺书劳勉。后又转蒲州刺史，入为工部尚书、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709），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献之，文辞优美，擢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
睿宗景云年间，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仍兼昭文馆学士。景云二年（711），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奉诏入京，还山时朝士三百余人赠诗，徐彦伯将其编为《白云记》，盛传一时。先天元年（712），因疾上表退职，告老还乡，玄宗许之。开元二年（714），因病而卒。有文集20卷，惜已散佚。
徐彦伯擅赋，作品能融言志、抒情和议论为一体，为此期赋作之新变，乃是初唐时期较著名的赋作者之一。《全唐文》著录其《南郊赋》《汾水信船赋》《登长城赋》共三篇，以《登长城赋》最为出色。天授二年（691），徐彦伯使至塞上，作《登长城赋》一文。《登长城赋》并非一般行旅作品，而是寄意于长城，吊古兴感之作。徐彦伯以纵横肆恣之笔墨铺叙了登长城所见之景与相关历史名人及史事。其开篇便以史家班固之口吻来论析史事，历数秦政之失，解析其亡之因，且评议长城功过；接着写景抒怀，对边塞之景色、呜咽之笳声、自己之感受，极尽渲染之能事。文中云：“土色紫而关回，川气黄而寒没。调噪鼓于海风，咽悲笳于陇月。试危坐以侧听，孰不消魂而断骨哉！”不仅为文章的感情基调作了渲染，也深刻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远见。第三段凭吊有关长城的古人，交织史事，寄慨深沉。最后一段，作者情词激越，感慨道：“呜呼！长城之设，载逾九百。古往今来，岿然陈迹。嗟我羁沦，南庭苦辛。心怀壮士，永慕忠士。经百战之戎俗，对三边之鬼邻。”另有一句“徐乐则燕北书生，开伟词谕汉；贾谊则洛阳才子，飞雄论以过秦”，点明自己乃是效仿徐乐之谕汉与贾谊之过秦，以秦汉为鉴，意在规劝统治者需谨慎对待开疆拓土之事，以免重蹈覆辙。全文基本上是俳体间以散句，文风顿挫矫健，慷慨激昂，气势宏大。
武后圣历年间，大狱兴，酷吏周兴、来俊臣当道，许多公卿大臣都因言语不慎被诬陷入狱。徐彦伯恪守儒家、道家“慎言”之诫，著《枢机论》以警戒世人，提出语言是“君子的枢机”：“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得失之见也。可以济身，亦以覆身，否泰荣辱一系之。能审思而应，精虑而动，择其交以后谈，则悔吝何由而生？怨恶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认为君子应当注意选择朋友进行交谈，并慎言以明哲保身。
诗歌方面，《全唐诗》录其诗1卷，共计34首，多为应制之作，成就最高者应属闺怨类，此外还有一些咏史、咏物、赠答、悼亡、送别之作。
徐彦伯的应制类诗歌总体特点是沉郁，语言风格雕琢华丽。《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乃是其中的代表佳作，诗云：“凤扆怜箫曲，鸾闺念掌珍。羌庭遥筑馆，庙策重和亲。星转银河夕，花移玉树春。圣心凄送远，留跸望征尘。”金城公主远嫁入蕃，唐中宗驻足远望，描绘了一幅君王与女儿惜别的悲伤画面。
闺怨类诗歌中尤以《孤独叹》和《春闺》两首令人叫绝。《孤独叹》以女性口吻来写闺阁之怨：“切切夜闺冷，微微孤烛燃。玉盘红泪滴，金烬彩光圆。暖手缝轻素，颦蛾续断弦。相思咽不语，回向锦屏眠。”开篇“切切”“微微”便引发无限悲苦，红烛落泪更显凄凉，此情此景，相思情怀难释。《春闺》则明确交代了闺妇所挂念的对象乃是征夫：“戍客戍清波，幽闺幽思多。暗梁闻语燕，夜烛见飞蛾。宝鸭藏脂粉，金屏缀绮罗。裁衣卷纹素，织锦度鸣梭。有使通西极，缄书寄北河。年光只恐尽，征战莫蹉跎。”以闺阁之口来叙写反战情怀。其他诸如《倢伃》写汉朝班婕妤失宠旧事，凄婉感人；《拟古三首》其一写丈夫为赴国难，只得与深爱的妻子离别，留下无尽的相思；《采莲曲》则描绘了采莲女的劳动情景及其单纯的爱情渴求，清新明快，颇有六朝民歌风味。
徐彦伯的咏史诗亦别具风味，诸如《比干墓》将纣王之残暴与比干之忠义形成鲜明对比，以衬托比干“之子弥忠谠，愤然更勇进。抚膺誓陨越，知死故不吝”的高尚节操，并用以说明“大位天下宝，维贤国之镇”的道理。咏物诗多辞藻华丽，如《淮亭吟》用华丽且清苦之词语勾勒了亭、孤客、美人乃至周边美景，用词巧妙，且抒发了“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的感慨。赠答诗如《赠刘舍人古意》，赞美刘知几“文章世所希”的卓越才华和“浩歌在西省”的显赫地位。悼亡诗如《题东山子李适碑阴二首》，抒写了对挚友离世的悲伤叹惜之情，寄托了对李适“危光迅风烛”的伤悼之情。彦伯在自注中言：“噫嘻李公，生自号东山子。死葬东山，岂其谶哉？神交者歌《薤露》以送子归东山，为诗镌于北殷云。”由此可见，诗歌虽然哀怨婉转，但并无颓败之意。送别诗如《饯唐州高使君赴任》，妙笔渲染与高询的依依惜别之情，并妙用比兴，移情于物，别有一番风味。
徐彦伯总体诗风典缛华丽，又多变易求新，晚年文笔稍涩。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鹓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筿骖’，‘月兔’为‘魄兔’，进士效之，谓之‘徐涩体’。”而徐彦伯这种独特的诗风又是在前人基础上沉淀而成，清代宋育仁在《三唐诗品》中言：“其源出于沈休文，古体亦托傅咸遗咏，错彩镂金，端可宝。《唐书》称其典缛，可谓知音。虽谢风雅之清尘，亦修文之嚆矢也。”
终其一生，徐彦伯仕途顺畅，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文学成就方面，无论是赋作还是诗歌，都为山东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学史涂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