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
孔子文学贡献首先在于对中国经典文学文献的系统整理，通过文献整理不仅保存了早期的文学文献，而且初步形成了文献编撰整理的指导思想，影响深远。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学典籍，如《诗经》《尚书》《周易》《周礼》《春秋》，皆经孔子之手，没有他的整理，恐怕今天我们就无法较为系统、完整地窥探先秦文学之原貌。从文学体裁上来说，《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周易》《周礼》分别是哲理散文、礼乐散文的早期形态，《春秋》则是编年体史传散文的鼻祖。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虽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大多倾向于“六经”或多或少的皆经过孔子的整理，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不同。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以上是《史记·孔子世家》对《诗经》《周易》的整理记载。孔子还为《尚书》写了序，《史记·孔子世家》云：“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云：“《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在文献整理中，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文以载道”“注重教化”等编撰原则与编撰思想，以及“寓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笔法”，“典雅、洗炼、质朴”的语言风格，这些方面为后世文学典籍的整理编撰，甚至创作都树立了典范。其在文献整理过程中的“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与执着精神亦为后世所敬仰。
其次是孔子的“文以化人”的文学价值观。
“六经”编撰的初衷，是为了教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其根本作用是德育与教化。在选编与整理这些文献的时候，孔子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们的德化作用。“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著名论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论语》中也记载了许多孔子化用《诗经》等诗句进行教学的生动例子。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朴素的文学价值观，那就是只有归于“礼”，符合“仁”“义”等儒家道德规范，起到教化德育作用的文献（即“文学作品”），才能真的称得上“美文”，才是有价值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三百篇内容的整体评价，暗含着其取材标准和“文以化人”的文学价值观。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从文学创作来说，自先秦至有清，乃至当代，文学体裁形式虽已千变万化，但对“文以化人”的思想内容的标准要求却始终未变，“文以载道”的道统思想的提出即源于此。
最后是孔子“文质彬彬”的文学审美观。
这一思想主要集中于孔子的《诗》审美。“文”即形式，“质”即内容，“文质彬彬”则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论语·八佾》：“《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的“美”就是指《韶》与《武》的形式之美。两者在形式上都具有美妙的乐音，能给人以听觉上的愉悦感，正因如此，孔子才有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深刻体验。孔子从三千多篇诗歌中挑选、整理出三百零五篇，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每篇都要亲自弹唱一遍，以使之符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对《诗》三百篇的整理与编排，本身也就包含了对《诗经》形式上的一种规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使之具有了整体的形式美。这些都是孔子追求《诗》“乐”形式美的突出表现。但就《韶》乐与《武》乐本身，孔子又有更高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只有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中和”的标准，才是最完美的。“《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意谓《韶》乐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完美的，所以尽善尽美；《武》乐只是形式上美，而内容上不够美，所以说是尽美而未尽善。只有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中和之美，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美。那么“何为中”？“何为和”？“中和”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显然是以能够体现或符合儒家思想的宗旨为基本要求，凡是符合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礼、乐、情、义的，都是中和的；反之，过与不及都不合乎中和之美。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强调“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以王道治国”，而不提倡用武力称霸，故而认为在内容上《韶》乐尽善，《武》乐还未达到完美。其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反映了孔子中和之美的审美观。
另外，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孔子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完整保存了孔子论诗的学说思想，与其“文质彬彬”对内容与形式要求中和美的诗审美观一脉相承。如关于“诗”与“情”“志”的关系，《诗论》第1简云：“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这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诗亡隐志”与《礼记·孔子闲居》之“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相协，而“乐亡隐情”则点明了孔子对“诗”与“情”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诗”“乐”本为一体，“诗”“乐”是“情”“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情”是“诗”“乐”的内在要求。两者只有完美结合，才能达到“哀而不淫，乐而不伤”的极致。第2简论《颂》云：“颂旁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荡，其思深而远，至矣。”第3简论《邦风》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中“多言后”“多言难而怨退者也”“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等，都是就诗歌内容而言；所谓“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荡”“其声善”等均是就诗、乐形式而言。这些诗学思想有力弥补了传世文献关于孔子论诗思想之不足。
（张兵 党明德）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
孔子文学贡献首先在于对中国经典文学文献的系统整理，通过文献整理不仅保存了早期的文学文献，而且初步形成了文献编撰整理的指导思想，影响深远。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学典籍，如《诗经》《尚书》《周易》《周礼》《春秋》，皆经孔子之手，没有他的整理，恐怕今天我们就无法较为系统、完整地窥探先秦文学之原貌。从文学体裁上来说，《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周易》《周礼》分别是哲理散文、礼乐散文的早期形态，《春秋》则是编年体史传散文的鼻祖。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虽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大多倾向于“六经”或多或少的皆经过孔子的整理，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不同。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以上是《史记·孔子世家》对《诗经》《周易》的整理记载。孔子还为《尚书》写了序，《史记·孔子世家》云：“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云：“《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在文献整理中，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文以载道”“注重教化”等编撰原则与编撰思想，以及“寓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笔法”，“典雅、洗炼、质朴”的语言风格，这些方面为后世文学典籍的整理编撰，甚至创作都树立了典范。其在文献整理过程中的“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与执着精神亦为后世所敬仰。
其次是孔子的“文以化人”的文学价值观。
“六经”编撰的初衷，是为了教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其根本作用是德育与教化。在选编与整理这些文献的时候，孔子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们的德化作用。“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著名论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论语》中也记载了许多孔子化用《诗经》等诗句进行教学的生动例子。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朴素的文学价值观，那就是只有归于“礼”，符合“仁”“义”等儒家道德规范，起到教化德育作用的文献（即“文学作品”），才能真的称得上“美文”，才是有价值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三百篇内容的整体评价，暗含着其取材标准和“文以化人”的文学价值观。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从文学创作来说，自先秦至有清，乃至当代，文学体裁形式虽已千变万化，但对“文以化人”的思想内容的标准要求却始终未变，“文以载道”的道统思想的提出即源于此。
最后是孔子“文质彬彬”的文学审美观。
这一思想主要集中于孔子的《诗》审美。“文”即形式，“质”即内容，“文质彬彬”则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论语·八佾》：“《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的“美”就是指《韶》与《武》的形式之美。两者在形式上都具有美妙的乐音，能给人以听觉上的愉悦感，正因如此，孔子才有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深刻体验。孔子从三千多篇诗歌中挑选、整理出三百零五篇，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每篇都要亲自弹唱一遍，以使之符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对《诗》三百篇的整理与编排，本身也就包含了对《诗经》形式上的一种规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使之具有了整体的形式美。这些都是孔子追求《诗》“乐”形式美的突出表现。但就《韶》乐与《武》乐本身，孔子又有更高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只有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中和”的标准，才是最完美的。“《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意谓《韶》乐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完美的，所以尽善尽美；《武》乐只是形式上美，而内容上不够美，所以说是尽美而未尽善。只有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中和之美，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美。那么“何为中”？“何为和”？“中和”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显然是以能够体现或符合儒家思想的宗旨为基本要求，凡是符合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礼、乐、情、义的，都是中和的；反之，过与不及都不合乎中和之美。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强调“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以王道治国”，而不提倡用武力称霸，故而认为在内容上《韶》乐尽善，《武》乐还未达到完美。其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反映了孔子中和之美的审美观。
另外，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孔子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完整保存了孔子论诗的学说思想，与其“文质彬彬”对内容与形式要求中和美的诗审美观一脉相承。如关于“诗”与“情”“志”的关系，《诗论》第1简云：“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这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诗亡隐志”与《礼记·孔子闲居》之“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相协，而“乐亡隐情”则点明了孔子对“诗”与“情”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诗”“乐”本为一体，“诗”“乐”是“情”“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情”是“诗”“乐”的内在要求。两者只有完美结合，才能达到“哀而不淫，乐而不伤”的极致。第2简论《颂》云：“颂旁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荡，其思深而远，至矣。”第3简论《邦风》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中“多言后”“多言难而怨退者也”“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等，都是就诗歌内容而言；所谓“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荡”“其声善”等均是就诗、乐形式而言。这些诗学思想有力弥补了传世文献关于孔子论诗思想之不足。
（张兵 党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