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子升（495—547），字鹏举，济阴冤句（今菏泽）人，北魏后期到东魏前期著名文人，自云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魏书》和《北史》有温子升的传记。他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文人，参与了东魏政权前期律令的制定和历法的修订。温子升和邢邵、魏收并称为“北地三才”。他的诗文作品和创作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继承了北朝“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文风的同时，又吸收了南朝“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特色，振兴了已经黯淡了许久的北朝文学。
一、温子升生平
自诩为温峤之后的温子升，实际上家世寒素。《魏书》本传载：“祖恭之，刘义隆彭城王义康户曹，避难归国，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温子升初受学于当时的名儒崔灵恩和刘兰，“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浸染，“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温子升充当广阳王元渊的门客，在马房给王府里的奴仆们讲解书籍。其间曾作《侯山祠堂碑文》，被名儒常景称为“大才士”，因此声名鹊起。之后，朝廷举行选官考试，“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当时，孝文帝的第五子元怿在宫廷政变中遇害，温子升作《相国清河王挽歌》以示哀悼。
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北魏政府调兵遣将，镇压六镇起义，广阳王元渊时任北道都督，任命温子升为郎中。在此期间，温子升创作了《为广阳王渊上书》《为广阳王渊北征请大将表》及《又上言》等。黄门郎徐纥称赞他“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 。后作《广阳王让吏部尚书表》和《为广阳王渊上书灵太后》。孝昌二年（526），河北起义军领袖葛荣俘杀元渊，羁执温子升。幸亏葛荣的部下督都和洛兴出手相救，温子升才得以安全到达山东冀州（今河北冀县）。此后，温子升开始厌倦仕途，终日闭门读书，厉精不已。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四月，河阴之变发生。权臣尔朱荣弑君并诛杀诸王、朝臣等两千多人。孝庄帝即位后，任用温子升担任南主客郎中，负责修撰《起居注》。同年九月，又任命其为中书舍人，作《临淮王彧谢封开府尚书令表》。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温子升迫不得已跟随元天穆征讨刑杲，时任上党王行台郎中。温子升上书力荐元天穆讨伐元颢，但是“天穆善之而不能用”，后来又屡次对温子升说“恨不用卿前计”。元颢争夺帝位，在入主洛阳之后，封温子升为中书舍人。永安三年（530），温子升向正欲除掉尔朱荣和元天穆的孝庄帝出谋划策，并预拟诏书《杀尔朱荣元天穆大赦天下诏》。十二月，尔朱兆率兵夺占京城，杀皇子，弑孝庄帝。温子升避祸逃走。高欢此时起兵讨伐尔朱氏，二人兵戎相见，即著名的韩陵之战。高欢大败尔朱氏，温子升为纪念这场战役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韩陵山寺碑》。高欢扶立孝武帝。永熙元年，孝武帝在洛阳“造砖浮图一所，土石之工，穷精极丽。诏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为文也”，这篇文章就是《大觉寺碑》。永熙三年（534），孝武帝举行释奠礼，温子升和魏季景、窦瑗、李业兴共同为其摘句。后来又任侍读，掌管文诏，又相继担任了侍读兼舍人、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镇南将军、中军大将军等职，后又任本州大中正。
高欢在孝武帝北奔以后另立孝静帝，改元为天平。第二年，宇文泰鸩杀了孝武帝，在长安扶立文帝，改元为大统，自此，形成了东魏、西魏并立对峙的局面。这一年，温子升创作了《司徒祖茔墓志铭》《为孝武帝答高欢敕》。此后，温子升一直在东魏做官。天平二年（535），作《为司徒高敖曹谢表》《为西河王谢太尉表》。孝静帝于天平四年迁新庙，温子升为之作《为魏帝迁都拜庙邺宫赦诏》。元象二年（539），孝静帝纳高欢的女儿为皇后，温子升应制而作《为帝纳后群臣上礼章》。阊阖门遭遇大火，之后又重新修缮，温子升作《阊阖门上梁祝文》。本传载，东魏武定五年（547），温子升作《印山寺碑》，高欢对其大加赞赏，曾夸赞他说：“昔作《印山寺碑》文，时称妙绝。”高欢于此年去世，荀济、刘思逸、元仅等密谋诛杀高澄，“文襄疑子升知其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食敝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温子升时年53岁，无子。
二、温子升的文
温子升现存文27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综采繁缛，兴属清华”的碑志铭文和“以文观史，叙事简直”的章表奏议。
《北史·文苑传》云：“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温子升对南朝骈文的学习颇有心得，其文章的创作恰如其诗，在模仿的同时，又自有新变。行文简洁，不用僻典，声律和谐。另外，温子升的品格“彬彬有德素”，再加上他“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的做人准则，这也成就了他的诗文既有雍容典雅之风又兼具凛然傲岸之气的特点。温子升的文章，吸取了南方骈文注重外在形式技巧的优点，讲求对偶，辞藻典丽，而且用典自然贴切，使文意更加畅达清晰，行文劲健流畅，融合了南北文风。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骈偶句式的使用和用典上。《韩陵山寺碑》一文写道，“鸣玉鸾以来游，带霓裳而至止，翔凤纷以相嚄，飞龙蜿而俱跃。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记此无忘”，既具有北方散文特有的豪迈刚健之风，同时夹叙夹议的手法使得行文畅达自然，整齐的句式与华美的辞采使文章风格趋于精致。两篇佛寺碑文《大觉寺碑》和《定国寺碑》，通篇四六相间，排陈对偶，“颜如满月，心若盈泉，体道独悟，含灵自晓。居三殿以长想，出四门而永虑”，足见其情采所在。《常山公主碑》则以铺排的句式赞美常山公主如鲜花芬芳的秉性，资质如璧玉般温润，“令淑之至，比光明于宵烛；幽闲之盛，匹秾华于桃李”。即使是在相对正式的公牍文中，温子升也善于用骈体形式撰写，文章往往在厚重古朴中流泻出雍容典雅的气度，在展示适当藻饰铺排风貌的同时，表现出铿锵有力的声调韵致。
“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温子升在写作奏议文的过程中，不免要受到惩恶扬善、笔削褒贬的实录精神影响，这种精神体现在文章中就是“以文观史”和“叙事简直”的笔法。如《孝庄帝杀尔朱荣大赦诏》，此文代孝庄帝立言，开篇即云：“盖天道忌盈，人伦嫉恶，疏而不漏，刑之无舍。是以吕霍之门，祸谴所伏；梁董之家，咎征斯在。”语言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而又言辞雅正，据史而来；八字叙事，精练简洁，可以说是“叙事简直”的代表。《为广阳王渊上书言边事》一文云：“然其往世房分留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畀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一针见血地指出叛乱的起因，反映出温子升对现实形势准确的分析能力。身处末世的温子升身上体现着北方士人积极关注现实的传统观念和作为史官的实录精神，他始终以儒学思想为指引，诉诸笔端，形诸文章，所以文章的史料价值很高，使人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北魏后期和东魏一朝的历史。
三、温子升的诗歌
温子升现存11首诗歌，除《捣衣》诗以外，《敦煌乐》《凉州乐歌二首》《春日临池》《结袜子》《白鼻》《相国清河王挽歌》《安定侯曲》《咏花蝶》《从驾幸金墉城》这10首均为五言诗作。
由于南方文风与士风向北方逐渐渗透，北方士人们的创作文体已经不再单纯地以应用文为主了，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诗赋类作品也开始逐渐增多。温子升处于北朝文学到北魏孝文太和盛世开始向“气韵高艳，才藻独构”的方向转变，而且转变逐渐高涨的关节点上，他借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结合入朝出外、事参机要的切身经历，在传承和弘扬北朝文学“重乎气质”这一基质的同时，自觉吸收南朝文学创作在艺术技巧与辞采方面的可取之处，形成了北朝厚重古朴和南朝华美绮丽兼而有之的独特风格。反映在他的诗歌上，就是“气质”与“文华”并存，“质朴”与“清婉”共在。
温子升汲取南朝“清绮”的诗歌特色，创作出风格清柔的小诗，如《捣衣》《从驾幸金墉城》《咏花蝶》《春日临池》《结袜子》，这些诗情调绵柔、描写细致、用词瑰丽，而且诗中的用典以及对仗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流露出一种“清婉”之气。
温子升实现了南北诗风的糅合，这种糅合在他的诗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直接推动了北朝文学的发展。因为温子升受史学实录传统的影响，诗中就表现为抒发真实的情怀，在风格上就表现为“质朴”。在感情基调上，北方人的大气豪迈和北朝特定的环境使得温子升的诗歌充满了开朗的格调。如《敦煌乐》：“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展现的是北人豁达的精神，彰显了质朴的刚健之美。《白鼻》：“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格调高昂，豪爽自如，颇具豪侠之气，语言明白如话，展示了北人直爽的性格特点。《捣衣诗》：“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这首诗就诗歌的意境而言，不同于以往捣衣诗的委婉绮丽，而是引入了边塞诗的荒凉之感，因此沈德潜将其选入《古诗源》，评价其“直是唐人”。《结袜子》表达的是温子升对庄帝再次命他为舍人的感激之情，诗人以弃妇的不幸来反衬自己的有幸，以妇人自比，但并不是弃妇，以此来感激庄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温子升生活的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文坛一片荒芜，而与之相对的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甚是繁荣。温子升通过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使依附于政治的北朝文学摆脱了从属地位，成为士人手中表达感受、吟咏性情、宣泄情感的有效的文字表达方式。温子升的作品提炼、吸收了南朝文学的精华，用典有妙方，同时其诗文创作中又饱含北朝文学中质朴的一面，继承中颇有新变，使北齐文学达到较为辉煌的高度。
（刘晓彤）
温子升
温子升（495—547），字鹏举，济阴冤句（今菏泽）人，北魏后期到东魏前期著名文人，自云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魏书》和《北史》有温子升的传记。他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文人，参与了东魏政权前期律令的制定和历法的修订。温子升和邢邵、魏收并称为“北地三才”。他的诗文作品和创作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继承了北朝“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文风的同时，又吸收了南朝“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特色，振兴了已经黯淡了许久的北朝文学。
一、温子升生平
自诩为温峤之后的温子升，实际上家世寒素。《魏书》本传载：“祖恭之，刘义隆彭城王义康户曹，避难归国，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温子升初受学于当时的名儒崔灵恩和刘兰，“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浸染，“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温子升充当广阳王元渊的门客，在马房给王府里的奴仆们讲解书籍。其间曾作《侯山祠堂碑文》，被名儒常景称为“大才士”，因此声名鹊起。之后，朝廷举行选官考试，“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当时，孝文帝的第五子元怿在宫廷政变中遇害，温子升作《相国清河王挽歌》以示哀悼。
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北魏政府调兵遣将，镇压六镇起义，广阳王元渊时任北道都督，任命温子升为郎中。在此期间，温子升创作了《为广阳王渊上书》《为广阳王渊北征请大将表》及《又上言》等。黄门郎徐纥称赞他“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 。后作《广阳王让吏部尚书表》和《为广阳王渊上书灵太后》。孝昌二年（526），河北起义军领袖葛荣俘杀元渊，羁执温子升。幸亏葛荣的部下督都和洛兴出手相救，温子升才得以安全到达山东冀州（今河北冀县）。此后，温子升开始厌倦仕途，终日闭门读书，厉精不已。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四月，河阴之变发生。权臣尔朱荣弑君并诛杀诸王、朝臣等两千多人。孝庄帝即位后，任用温子升担任南主客郎中，负责修撰《起居注》。同年九月，又任命其为中书舍人，作《临淮王彧谢封开府尚书令表》。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温子升迫不得已跟随元天穆征讨刑杲，时任上党王行台郎中。温子升上书力荐元天穆讨伐元颢，但是“天穆善之而不能用”，后来又屡次对温子升说“恨不用卿前计”。元颢争夺帝位，在入主洛阳之后，封温子升为中书舍人。永安三年（530），温子升向正欲除掉尔朱荣和元天穆的孝庄帝出谋划策，并预拟诏书《杀尔朱荣元天穆大赦天下诏》。十二月，尔朱兆率兵夺占京城，杀皇子，弑孝庄帝。温子升避祸逃走。高欢此时起兵讨伐尔朱氏，二人兵戎相见，即著名的韩陵之战。高欢大败尔朱氏，温子升为纪念这场战役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韩陵山寺碑》。高欢扶立孝武帝。永熙元年，孝武帝在洛阳“造砖浮图一所，土石之工，穷精极丽。诏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为文也”，这篇文章就是《大觉寺碑》。永熙三年（534），孝武帝举行释奠礼，温子升和魏季景、窦瑗、李业兴共同为其摘句。后来又任侍读，掌管文诏，又相继担任了侍读兼舍人、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镇南将军、中军大将军等职，后又任本州大中正。
高欢在孝武帝北奔以后另立孝静帝，改元为天平。第二年，宇文泰鸩杀了孝武帝，在长安扶立文帝，改元为大统，自此，形成了东魏、西魏并立对峙的局面。这一年，温子升创作了《司徒祖茔墓志铭》《为孝武帝答高欢敕》。此后，温子升一直在东魏做官。天平二年（535），作《为司徒高敖曹谢表》《为西河王谢太尉表》。孝静帝于天平四年迁新庙，温子升为之作《为魏帝迁都拜庙邺宫赦诏》。元象二年（539），孝静帝纳高欢的女儿为皇后，温子升应制而作《为帝纳后群臣上礼章》。阊阖门遭遇大火，之后又重新修缮，温子升作《阊阖门上梁祝文》。本传载，东魏武定五年（547），温子升作《印山寺碑》，高欢对其大加赞赏，曾夸赞他说：“昔作《印山寺碑》文，时称妙绝。”高欢于此年去世，荀济、刘思逸、元仅等密谋诛杀高澄，“文襄疑子升知其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食敝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温子升时年53岁，无子。
二、温子升的文
温子升现存文27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综采繁缛，兴属清华”的碑志铭文和“以文观史，叙事简直”的章表奏议。
《北史·文苑传》云：“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温子升对南朝骈文的学习颇有心得，其文章的创作恰如其诗，在模仿的同时，又自有新变。行文简洁，不用僻典，声律和谐。另外，温子升的品格“彬彬有德素”，再加上他“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的做人准则，这也成就了他的诗文既有雍容典雅之风又兼具凛然傲岸之气的特点。温子升的文章，吸取了南方骈文注重外在形式技巧的优点，讲求对偶，辞藻典丽，而且用典自然贴切，使文意更加畅达清晰，行文劲健流畅，融合了南北文风。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骈偶句式的使用和用典上。《韩陵山寺碑》一文写道，“鸣玉鸾以来游，带霓裳而至止，翔凤纷以相嚄，飞龙蜿而俱跃。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记此无忘”，既具有北方散文特有的豪迈刚健之风，同时夹叙夹议的手法使得行文畅达自然，整齐的句式与华美的辞采使文章风格趋于精致。两篇佛寺碑文《大觉寺碑》和《定国寺碑》，通篇四六相间，排陈对偶，“颜如满月，心若盈泉，体道独悟，含灵自晓。居三殿以长想，出四门而永虑”，足见其情采所在。《常山公主碑》则以铺排的句式赞美常山公主如鲜花芬芳的秉性，资质如璧玉般温润，“令淑之至，比光明于宵烛；幽闲之盛，匹秾华于桃李”。即使是在相对正式的公牍文中，温子升也善于用骈体形式撰写，文章往往在厚重古朴中流泻出雍容典雅的气度，在展示适当藻饰铺排风貌的同时，表现出铿锵有力的声调韵致。
“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温子升在写作奏议文的过程中，不免要受到惩恶扬善、笔削褒贬的实录精神影响，这种精神体现在文章中就是“以文观史”和“叙事简直”的笔法。如《孝庄帝杀尔朱荣大赦诏》，此文代孝庄帝立言，开篇即云：“盖天道忌盈，人伦嫉恶，疏而不漏，刑之无舍。是以吕霍之门，祸谴所伏；梁董之家，咎征斯在。”语言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而又言辞雅正，据史而来；八字叙事，精练简洁，可以说是“叙事简直”的代表。《为广阳王渊上书言边事》一文云：“然其往世房分留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畀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一针见血地指出叛乱的起因，反映出温子升对现实形势准确的分析能力。身处末世的温子升身上体现着北方士人积极关注现实的传统观念和作为史官的实录精神，他始终以儒学思想为指引，诉诸笔端，形诸文章，所以文章的史料价值很高，使人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北魏后期和东魏一朝的历史。
三、温子升的诗歌
温子升现存11首诗歌，除《捣衣》诗以外，《敦煌乐》《凉州乐歌二首》《春日临池》《结袜子》《白鼻》《相国清河王挽歌》《安定侯曲》《咏花蝶》《从驾幸金墉城》这10首均为五言诗作。
由于南方文风与士风向北方逐渐渗透，北方士人们的创作文体已经不再单纯地以应用文为主了，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诗赋类作品也开始逐渐增多。温子升处于北朝文学到北魏孝文太和盛世开始向“气韵高艳，才藻独构”的方向转变，而且转变逐渐高涨的关节点上，他借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结合入朝出外、事参机要的切身经历，在传承和弘扬北朝文学“重乎气质”这一基质的同时，自觉吸收南朝文学创作在艺术技巧与辞采方面的可取之处，形成了北朝厚重古朴和南朝华美绮丽兼而有之的独特风格。反映在他的诗歌上，就是“气质”与“文华”并存，“质朴”与“清婉”共在。
温子升汲取南朝“清绮”的诗歌特色，创作出风格清柔的小诗，如《捣衣》《从驾幸金墉城》《咏花蝶》《春日临池》《结袜子》，这些诗情调绵柔、描写细致、用词瑰丽，而且诗中的用典以及对仗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流露出一种“清婉”之气。
温子升实现了南北诗风的糅合，这种糅合在他的诗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直接推动了北朝文学的发展。因为温子升受史学实录传统的影响，诗中就表现为抒发真实的情怀，在风格上就表现为“质朴”。在感情基调上，北方人的大气豪迈和北朝特定的环境使得温子升的诗歌充满了开朗的格调。如《敦煌乐》：“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展现的是北人豁达的精神，彰显了质朴的刚健之美。《白鼻》：“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格调高昂，豪爽自如，颇具豪侠之气，语言明白如话，展示了北人直爽的性格特点。《捣衣诗》：“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这首诗就诗歌的意境而言，不同于以往捣衣诗的委婉绮丽，而是引入了边塞诗的荒凉之感，因此沈德潜将其选入《古诗源》，评价其“直是唐人”。《结袜子》表达的是温子升对庄帝再次命他为舍人的感激之情，诗人以弃妇的不幸来反衬自己的有幸，以妇人自比，但并不是弃妇，以此来感激庄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温子升生活的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文坛一片荒芜，而与之相对的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甚是繁荣。温子升通过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使依附于政治的北朝文学摆脱了从属地位，成为士人手中表达感受、吟咏性情、宣泄情感的有效的文字表达方式。温子升的作品提炼、吸收了南朝文学的精华，用典有妙方，同时其诗文创作中又饱含北朝文学中质朴的一面，继承中颇有新变，使北齐文学达到较为辉煌的高度。
（刘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