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约467—约520），字彦和，祖籍为东莞莒县（今莒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曾任县令、步兵校尉以及宫中通事舍人等官职，并且有着清廉的名声。后来，他奉命在定林寺校点佛经，完成后燔发出家，遁入空门。刘勰虽然出任过数种官职，但他的名气不因为官位显赫，而是因为文章出名。刘勰所作的一部《文心雕龙》，为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经历
刘勰大约出生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梁书·刘勰传》关于刘勰的祖籍有这样的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其中的东莞乃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莞郡，现在分别属于山东省临沂市、日照市和潍坊市。“东莞莒人”的“莒”，即今山东省莒县。刘勰是莒县刘姓大族的后人，而莒县的刘姓大族，则是齐悼王刘肥的儿子刘章的后裔，在西汉时期一直享受着王侯爵位，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才被贬为庶人。东汉刘秀开国，掌权者依然是刘氏皇族一脉，所以莒县刘姓世家大族地位并没有改变。西晋末年，国家的政权不断变换，社会环境也混乱不堪，发生了“永嘉之乱”。那时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加上北方部族的移民大量涌入中原，国内局面十分混乱。中原士人纷纷开始南迁，根据史籍分析来看，刘勰的祖上莒县刘氏大族便在这个时候随着大批南迁的士人从东莞莒县移居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迁之后，刘氏大族后人开始还担任各种重要官职，然而当传到刘勰的祖父刘灵真这一代时，家道已经开始衰落，刘灵真或是没有出仕，或是出仕但政绩平平，所以史书并没有为他立传。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宋越骑校尉，他的具体事迹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载。值得庆幸的是，南北朝时期士庶并不是按照财富和地位的标准来划分的，家族的渊源才是重点。而刘勰作为汉朝的皇族后裔，虽然家势一蹶不振，但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再说，刘勰的家境也算殷实，父母也非常宠爱他。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曾自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在七岁之前的确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并且他对自己的前程非常乐观。
元徽二年（474）五月，刘尚死于建康保卫战。自此，刘勰开始了少孤家贫的日子。然而，刘勰并没有被父亲的离世所打倒，在勤奋好学的门风和严谨的家教之下，他努力苦读，笃志好学。在刘勰潜心读书的青少年时期，恰是社会上推儒崇佛的时期。479年，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是为齐高帝。齐高帝崇尚儒学，重用长于经礼的王佥。建元四年（482），齐高帝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崇儒之风遂起。到齐武帝时，社会上更是对儒学的兴起推波助澜，一时间竟形成《南齐书》中所描绘的“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之盛况。与此同时，萧齐政权对佛教也是十分的重视。齐武帝即位之时，皇太子已将大乘佛学的名僧安置于宝地禁苑。竟陵王萧子良更是召集名僧，开设讲坛，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刘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约永明四年（486），刘勰的母亲去世，刘勰为其守孝3年。在这一时期，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召集儒、佛和文学之士会聚鸡笼山，抄写五经百家，编纂《四部要略》，讲经念佛。他们在将儒、佛推至顶峰的同时，也使得永明文学达到了极为兴盛的状态。居丧中的刘勰仍然十分关注时事，并且希望能把握机会，大展宏图。
二、文学创作历程
《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至于刘勰一直“不婚娶”，很可能是因为他家中贫穷，并且早早就成为了孤儿，所以与士门高族攀亲困难，而且，刘勰高贵的出身也令他不愿意随便婚娶，以致于失类。
至于永明八年（490）入钟山名刹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则是时代风气和他的个性使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贵乎时”，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一个洞察时事、非常清醒的人。在当时社会上推儒重佛的文化背景下，像他这样家境一般而又无依无靠的人，进入佛门既可以使他避免徭役，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可以借僧祐之力好好读书，进入仕途，实在是一举多得的“贵乎时”的行为。僧祐（445—518），是当时佛家律学方面的名僧，同时也是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艺术事业，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僧祐经常来往于朝廷和名山寺院之间，讲律传佛，备受世人尊崇。
刘勰非常谦虚好学，与各位法师谈经论学的时候，其高深的见解经常为法师所赞赏。永明十一年（493），刘勰开始协助僧祐整理佛经，撰制经录，其中大部分著作已经丢失了，现在还可以完整看到的只有《出三藏记集》15卷、《弘明集》14卷和《释迦谱》5卷。甚至根据日本的相关学者研究，《出三藏记集》乃是出于刘勰之手，并非只是他参与编撰。无论如何，修书过程虽然艰辛，却也使得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专家。刘勰除了帮助僧祐著书编书以外，他自己也撰写了许多文章，例如著名的佛学文章《灭惑论》便是在此时所作。
刘勰在定林寺时勤奋好学，不断丰富自身知识，为自身的发展蓄积了足够的知识，增长了足够的才干。他的官府仕途之路无人举荐，所以只得依凭自己的才学写书来出人头地。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前后，此时已逾30岁的刘勰做了一个梦，他在《文心雕龙·序志》详细叙述此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他梦见孔子为他指路，其实是暗示写书要以弘扬圣人精神为宗旨，即为经书作注。然而，前人的成就过于斐然，实在是难以超越，又考虑到今人作文章喜爱新奇，追求浮华句辞。于是，刘勰决定写一部关于文章写法的理论书，以“匡谬纠偏”。所谓好的文章乃是对文章结构以及字词进行雕琢修饰，需要作者匠心独运，于是便以“文心雕龙”作为书名。从建武五年（498）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的四年时间之内，刘勰呕心沥血，著成了《文心雕龙》。在此期间，除了寺院中的一些应酬外，刘勰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干扰。例如，东昏侯即位后公然反对佛教，袭击定林寺，刘勰幸亏藏起来才躲过一劫。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刘勰以孔子的美学思想为基础，同时还吸收道家思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讨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刘勰秉承儒家圣人遗留下来的美好品质，发愤著书，必然知道此书的价值所在，于是他鼓足勇气找到了当时文坛的领袖沈约。《梁书·刘勰传》记载：“（沈）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而沈约对《文心雕龙》也是非常赞赏。自此，刘勰名声大盛，为其仕途铺平了道路。
三、仕途变迁
天监二年（503），刘勰“起家奉朝请”，准备进入仕途做官。天监三年（504），梁武帝之弟萧宏进号中将军，网罗幕僚，刘勰成为他的记室。天监四年（505）十月，梁武帝准备大举攻魏，刘勰作为一名初入官场的无名小卒，不宜参加征魏这种大事，于是他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将军，职位略同。天监六年（507）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则出任太末（今浙江龙游）令。《梁书·刘勰传》记载，其任职期间，“政有清绩”。可见，刘勰还是颇有政治才能的。由于刘勰“深得文理”，并且“政有清绩”，因此受到了梁武帝的信任。天监十年（511）正月，刘勰出任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并且同时出任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深受昭明太子的关爱。其时，刘勰的所作所为也深合梁武帝的心意。《梁书·刘勰传》曾道：“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由此可证。天监十七年（518），刘勰升迁为步兵校尉，仍任东宫通事舍人。作为家道中衰的落寞贵族，刘勰这时可谓处于政治事业辉煌的顶峰了。
然而，造化弄人，刘勰奋发图强数十载，之前甚至不惜入佛门进修，就在仕途顺利、终有起色之时，他又不得不放弃此生报国的理想。天监十七年（518），僧祐去世。作为萧梁王朝的众僧之首、萧衍的佛学顾问，僧祐的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他生前所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中所藏的经书、搜校的卷轴的整理工作也随之中断。当时，“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因此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便是刘勰。天监十八年（519）四月，梁武帝命刘勰与沙门慧震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校经期间，即使每天面对黄卷青灯，刘勰也一直保持着对政治时事的关注，企图再登仕途之路。同时，刘勰发愤治学，继续撰写积稿多年的《刘子》一书，并希冀以此向皇上进言，以表宏图大志。然而，随着临川王萧宏和太子萧统的病逝，刘勰失去政治上的靠山，重归政界的希冀彻底落空。
普通元年（520），刘勰与慧震完成校经工作。此时，刘勰已是心灰意冷。两年的青灯古佛生活，终于使得刘勰明白仕途的幻灭，大彻大悟。于是，他决定遁入空门，燔发出家，法名慧地，但不足一年便与世长辞。
（吕婷婷）
刘勰
刘勰（约467—约520），字彦和，祖籍为东莞莒县（今莒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曾任县令、步兵校尉以及宫中通事舍人等官职，并且有着清廉的名声。后来，他奉命在定林寺校点佛经，完成后燔发出家，遁入空门。刘勰虽然出任过数种官职，但他的名气不因为官位显赫，而是因为文章出名。刘勰所作的一部《文心雕龙》，为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经历
刘勰大约出生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梁书·刘勰传》关于刘勰的祖籍有这样的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其中的东莞乃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莞郡，现在分别属于山东省临沂市、日照市和潍坊市。“东莞莒人”的“莒”，即今山东省莒县。刘勰是莒县刘姓大族的后人，而莒县的刘姓大族，则是齐悼王刘肥的儿子刘章的后裔，在西汉时期一直享受着王侯爵位，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才被贬为庶人。东汉刘秀开国，掌权者依然是刘氏皇族一脉，所以莒县刘姓世家大族地位并没有改变。西晋末年，国家的政权不断变换，社会环境也混乱不堪，发生了“永嘉之乱”。那时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加上北方部族的移民大量涌入中原，国内局面十分混乱。中原士人纷纷开始南迁，根据史籍分析来看，刘勰的祖上莒县刘氏大族便在这个时候随着大批南迁的士人从东莞莒县移居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迁之后，刘氏大族后人开始还担任各种重要官职，然而当传到刘勰的祖父刘灵真这一代时，家道已经开始衰落，刘灵真或是没有出仕，或是出仕但政绩平平，所以史书并没有为他立传。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宋越骑校尉，他的具体事迹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载。值得庆幸的是，南北朝时期士庶并不是按照财富和地位的标准来划分的，家族的渊源才是重点。而刘勰作为汉朝的皇族后裔，虽然家势一蹶不振，但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再说，刘勰的家境也算殷实，父母也非常宠爱他。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曾自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在七岁之前的确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并且他对自己的前程非常乐观。
元徽二年（474）五月，刘尚死于建康保卫战。自此，刘勰开始了少孤家贫的日子。然而，刘勰并没有被父亲的离世所打倒，在勤奋好学的门风和严谨的家教之下，他努力苦读，笃志好学。在刘勰潜心读书的青少年时期，恰是社会上推儒崇佛的时期。479年，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是为齐高帝。齐高帝崇尚儒学，重用长于经礼的王佥。建元四年（482），齐高帝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崇儒之风遂起。到齐武帝时，社会上更是对儒学的兴起推波助澜，一时间竟形成《南齐书》中所描绘的“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之盛况。与此同时，萧齐政权对佛教也是十分的重视。齐武帝即位之时，皇太子已将大乘佛学的名僧安置于宝地禁苑。竟陵王萧子良更是召集名僧，开设讲坛，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刘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约永明四年（486），刘勰的母亲去世，刘勰为其守孝3年。在这一时期，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召集儒、佛和文学之士会聚鸡笼山，抄写五经百家，编纂《四部要略》，讲经念佛。他们在将儒、佛推至顶峰的同时，也使得永明文学达到了极为兴盛的状态。居丧中的刘勰仍然十分关注时事，并且希望能把握机会，大展宏图。
二、文学创作历程
《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至于刘勰一直“不婚娶”，很可能是因为他家中贫穷，并且早早就成为了孤儿，所以与士门高族攀亲困难，而且，刘勰高贵的出身也令他不愿意随便婚娶，以致于失类。
至于永明八年（490）入钟山名刹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则是时代风气和他的个性使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贵乎时”，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一个洞察时事、非常清醒的人。在当时社会上推儒重佛的文化背景下，像他这样家境一般而又无依无靠的人，进入佛门既可以使他避免徭役，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可以借僧祐之力好好读书，进入仕途，实在是一举多得的“贵乎时”的行为。僧祐（445—518），是当时佛家律学方面的名僧，同时也是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艺术事业，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僧祐经常来往于朝廷和名山寺院之间，讲律传佛，备受世人尊崇。
刘勰非常谦虚好学，与各位法师谈经论学的时候，其高深的见解经常为法师所赞赏。永明十一年（493），刘勰开始协助僧祐整理佛经，撰制经录，其中大部分著作已经丢失了，现在还可以完整看到的只有《出三藏记集》15卷、《弘明集》14卷和《释迦谱》5卷。甚至根据日本的相关学者研究，《出三藏记集》乃是出于刘勰之手，并非只是他参与编撰。无论如何，修书过程虽然艰辛，却也使得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专家。刘勰除了帮助僧祐著书编书以外，他自己也撰写了许多文章，例如著名的佛学文章《灭惑论》便是在此时所作。
刘勰在定林寺时勤奋好学，不断丰富自身知识，为自身的发展蓄积了足够的知识，增长了足够的才干。他的官府仕途之路无人举荐，所以只得依凭自己的才学写书来出人头地。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前后，此时已逾30岁的刘勰做了一个梦，他在《文心雕龙·序志》详细叙述此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他梦见孔子为他指路，其实是暗示写书要以弘扬圣人精神为宗旨，即为经书作注。然而，前人的成就过于斐然，实在是难以超越，又考虑到今人作文章喜爱新奇，追求浮华句辞。于是，刘勰决定写一部关于文章写法的理论书，以“匡谬纠偏”。所谓好的文章乃是对文章结构以及字词进行雕琢修饰，需要作者匠心独运，于是便以“文心雕龙”作为书名。从建武五年（498）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的四年时间之内，刘勰呕心沥血，著成了《文心雕龙》。在此期间，除了寺院中的一些应酬外，刘勰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干扰。例如，东昏侯即位后公然反对佛教，袭击定林寺，刘勰幸亏藏起来才躲过一劫。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刘勰以孔子的美学思想为基础，同时还吸收道家思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讨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刘勰秉承儒家圣人遗留下来的美好品质，发愤著书，必然知道此书的价值所在，于是他鼓足勇气找到了当时文坛的领袖沈约。《梁书·刘勰传》记载：“（沈）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而沈约对《文心雕龙》也是非常赞赏。自此，刘勰名声大盛，为其仕途铺平了道路。
三、仕途变迁
天监二年（503），刘勰“起家奉朝请”，准备进入仕途做官。天监三年（504），梁武帝之弟萧宏进号中将军，网罗幕僚，刘勰成为他的记室。天监四年（505）十月，梁武帝准备大举攻魏，刘勰作为一名初入官场的无名小卒，不宜参加征魏这种大事，于是他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将军，职位略同。天监六年（507）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则出任太末（今浙江龙游）令。《梁书·刘勰传》记载，其任职期间，“政有清绩”。可见，刘勰还是颇有政治才能的。由于刘勰“深得文理”，并且“政有清绩”，因此受到了梁武帝的信任。天监十年（511）正月，刘勰出任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并且同时出任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深受昭明太子的关爱。其时，刘勰的所作所为也深合梁武帝的心意。《梁书·刘勰传》曾道：“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由此可证。天监十七年（518），刘勰升迁为步兵校尉，仍任东宫通事舍人。作为家道中衰的落寞贵族，刘勰这时可谓处于政治事业辉煌的顶峰了。
然而，造化弄人，刘勰奋发图强数十载，之前甚至不惜入佛门进修，就在仕途顺利、终有起色之时，他又不得不放弃此生报国的理想。天监十七年（518），僧祐去世。作为萧梁王朝的众僧之首、萧衍的佛学顾问，僧祐的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他生前所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中所藏的经书、搜校的卷轴的整理工作也随之中断。当时，“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因此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便是刘勰。天监十八年（519）四月，梁武帝命刘勰与沙门慧震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校经期间，即使每天面对黄卷青灯，刘勰也一直保持着对政治时事的关注，企图再登仕途之路。同时，刘勰发愤治学，继续撰写积稿多年的《刘子》一书，并希冀以此向皇上进言，以表宏图大志。然而，随着临川王萧宏和太子萧统的病逝，刘勰失去政治上的靠山，重归政界的希冀彻底落空。
普通元年（520），刘勰与慧震完成校经工作。此时，刘勰已是心灰意冷。两年的青灯古佛生活，终于使得刘勰明白仕途的幻灭，大彻大悟。于是，他决定遁入空门，燔发出家，法名慧地，但不足一年便与世长辞。
（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