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剧（今昌乐附近）人，汉魏时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擅长辞赋，其五言诗更是绝妙当时，深受曹丕等人的称赞。但是，他留存至今的辞赋、诗文作品很少。另著有伦理与政治类论集《中论》。
一、清正博学 虔心侍曹
关于徐幹的家世背景，很少有详细的考述，他在《中论序》中用“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一句简单地概括出自己生于“清亮”之家，世代享有美誉，但是并无显赫高官的记载。
徐幹自幼勤奋好学，潜心钻研典籍。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二月，张角兄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京师为之震动，但这对在乡里苦读的徐幹影响并不大，当时年仅14岁的徐幹已能“诵文数十万言”，又开始读儒家经典，而且他能做到闭门自守，读书自娱，不随意与人交游，也不追求虚名。
中平六年（189），正值“灵帝之末年”，学业初成的徐幹曾经离开山东，进京谋求入仕的机会，但是由于朝中腐败，士族子弟结党权门，追逐爵号之类的虚名，行事低调的徐幹并没有谋到职位。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起兵，汉献帝西迁，长安、洛阳一带陷入狼烟中，当时20岁的徐幹只好到近海的地带躲避战乱。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人生百态，为之后《中论》的写作起到了铺垫作用。在这一时期，徐幹仍然坚持苦学，并以自学为主，也兼采众家之长，并在当地已经有了名气，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
建安年间，曹操统一北方，政局开始好转。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徐幹被曹操召授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建安十三年（208），随着曹操改任丞相，徐幹也改任丞相军谋祭酒掾属。他多次随曹操征战，参加过征伐刘备、孙权的赤壁之战和西征马超之战等。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徐幹为五官将文学。建安十九年（214），曹植封临淄侯，徐幹又任临淄侯文学。徐幹侍奉“三曹”数载，尽“文学侍从”之责，为官期间恪尽职守，在朝廷中声望较高。曹操父子也很看重徐幹的人品和学识，双方相处得很和谐。在此期间，徐幹也常与曹丕、曹植、王粲、刘桢等文人交游酬唱、写赋作诗。
建安二十一年（216），徐幹称疾隐居，潜心撰写伦理与政治论集《中论》。建安二十三年（218）染时疫去世。
徐幹一生清正博学，早年因为才学而闻名乡里，入仕后恪尽职守地侍奉“三曹”，告病还乡之后淡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徐幹生前虽无较大的权势，去世之后墓冢却能长存于故乡，并被人尊称为“博士冢”，这与他入仕前后在家乡留下的较高声望有关。
二、宜文宜理 名成《中论》
建安时期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显著地位。随着东汉皇权的解体，经学一统的局面也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交叉口，政权和思想都处于转型期，充满了变数，也不乏机遇和挑战。一部分文人选择退而求全，而包括徐幹在内的另一部分文人选择应时而起，响应曹操的求才令，投身时代洪流。关于曹操在这一时期的“求才三令”，陈寅恪指出：“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徐幹开始步入仕途，做曹操父子的属臣，也逐渐加入“建安七子”的队伍。
“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写了相当重要的篇章。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中流砥柱，虽然他们的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辞赋、诗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建安七子”当中，徐幹、王粲、刘桢、陈琳、应玚、阮瑀六人都是曹操父子帐下的文学侍从，其中只有徐幹一人擅长宜理的论著。他的《中论》是一部系统地讨论名与实的关系、强调名从于实的理论著作，其所表现的精神态度，“无不钤印着曹操政策的痕迹” 。
徐幹试图用儒家正统思想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并著成论集《中论》20篇。“中论”之义是符合儒家传统思想的“中正之论”。今本《中论》分上下两卷，分别重点论述了当时社会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在乱世中保持自我修养，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第二是如何化解社会危机、保持繁荣安定，也就是社会观的问题。
徐幹认为，人应该努力做品德正直、对社会有作为的君子。所以，在《中论》的上卷中，他使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做人的问题，并认为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治学。他认为勤奋好学是一个人进步的关键，只有学习才能“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学习是“圣人之上务也”。在学习内容方面，他推崇《周礼》中的六德、六艺、六行；在学习方法方面，他倡导治学应该持之以恒，要有顽强的毅力；治学不应闭门造车，须兼取众家之长；学习经典时不应拘泥于字词章句，要深入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这些都是针对社会时弊提出的，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直接影响了当时文人的治学态度，徐幹的这些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起到了指引作用。第二层面是修身。徐幹认为，人们通过治学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还需要借助“礼”的约束加强自身的修养。第三层面是效世。徐幹认为治学、修身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做贡献，应该积极进取以获得爵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一味地洁身自好。
在《中论》的下卷中，徐幹针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扭转时弊、重振纲常的政治主张。这也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君明。他指出，国家能否安定繁荣主要取决于国君的优劣，只有拥有具备“九德之美”的圣明的君主，社会才能国泰民安。第二是臣贤。他认为选拔贤臣不能仅凭“众誉”，要通过圣君的美德换取贤才的真心相助，还得充分发挥贤才的作用。第三是政清，他主张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使国家得到全方面的治理，包括整顿吏治、修正历法、信赏必罚等。在阐述以上观点时，徐幹运用了“名实”“本末”等哲学范畴，增强自己论述的说服力。
名实问题是《中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当时文人标榜交游、追求虚名的弊端，徐幹指出，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虚伪浮华”的求名之风太盛，并进一步探讨了名与实孰轻孰重的问题，提出了“实立而名从”的观点。从重实轻名的观点出发，他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求名”风尚，主张名实相符。
《中论》对名从于实的系统性论述，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创作起到了启发作用。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对文学家的评论上，实现了名实理论从政治批评到文学批评的过渡，也给当时的文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
总的来看，《中论》一书语言质朴平实，逻辑条理清晰，虽针砭时弊却中庸谨慎、少露锋芒，是徐幹运用儒家正统思想，从人生观和社会观两方面来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论著，对于厘清汉末的思想动乱、维护封建王朝正常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中论》在对儒学正统的理解与运用、回答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胜于同时代的《昌言》《正论》《申鉴》等论著，对我们研究东汉末年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博通壮采 雄健浑朴
徐幹是汉魏时期文坛上著名的文人之一，但流传至今的辞、诗文作品却很少。他的作品在《隋书·经籍志》里著录集五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六卷，已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
徐幹在辞赋方面名声极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圆扇赋》等，都曾得到曹丕的赞美，但是目前只存有《圆扇赋》一篇，其他皆亡佚。徐幹现存作品不足十篇，而且大多有残缺。从其中的《齐都赋》残文来看，原来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曹丕认为徐幹的辞赋成就可以与王粲媲美，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以“伟长博通，时逢壮采”来称赞徐幹的辞赋内容丰富，气势雄健而富有文采，也曾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推崇。
徐幹的诗歌创作也有较大成就，尤以五言诗著称。他现存的诗歌仅有3篇，都是五言诗。《室思》为拟思妇词，共6章，写丈夫远行后妻子独自在家的忧愁郁结情绪：“沉阴结愁忧，愁忧为谁兴。念与君生别，各在天一方。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不聊忧餐食，慊慊常饥空。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每诵昔鸿恩，贱躯焉足保。”“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摇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幻想着“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另有新欢，“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全诗情致缱绻，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多为后人所推崇。《答刘桢》以“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这样浑朴的诗句作答，表现了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徐幹现存的作品，没有“公䜩”“斗鸡”之类的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文学家之处。
纵观徐幹的一生，没有显赫的官位权势，没有遍布全国的足迹，也没有大量的传世作品，但是仅凭一部《中论》及残存的词句便足以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曦）
徐幹
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剧（今昌乐附近）人，汉魏时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擅长辞赋，其五言诗更是绝妙当时，深受曹丕等人的称赞。但是，他留存至今的辞赋、诗文作品很少。另著有伦理与政治类论集《中论》。
一、清正博学 虔心侍曹
关于徐幹的家世背景，很少有详细的考述，他在《中论序》中用“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一句简单地概括出自己生于“清亮”之家，世代享有美誉，但是并无显赫高官的记载。
徐幹自幼勤奋好学，潜心钻研典籍。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二月，张角兄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京师为之震动，但这对在乡里苦读的徐幹影响并不大，当时年仅14岁的徐幹已能“诵文数十万言”，又开始读儒家经典，而且他能做到闭门自守，读书自娱，不随意与人交游，也不追求虚名。
中平六年（189），正值“灵帝之末年”，学业初成的徐幹曾经离开山东，进京谋求入仕的机会，但是由于朝中腐败，士族子弟结党权门，追逐爵号之类的虚名，行事低调的徐幹并没有谋到职位。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起兵，汉献帝西迁，长安、洛阳一带陷入狼烟中，当时20岁的徐幹只好到近海的地带躲避战乱。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人生百态，为之后《中论》的写作起到了铺垫作用。在这一时期，徐幹仍然坚持苦学，并以自学为主，也兼采众家之长，并在当地已经有了名气，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
建安年间，曹操统一北方，政局开始好转。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徐幹被曹操召授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建安十三年（208），随着曹操改任丞相，徐幹也改任丞相军谋祭酒掾属。他多次随曹操征战，参加过征伐刘备、孙权的赤壁之战和西征马超之战等。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徐幹为五官将文学。建安十九年（214），曹植封临淄侯，徐幹又任临淄侯文学。徐幹侍奉“三曹”数载，尽“文学侍从”之责，为官期间恪尽职守，在朝廷中声望较高。曹操父子也很看重徐幹的人品和学识，双方相处得很和谐。在此期间，徐幹也常与曹丕、曹植、王粲、刘桢等文人交游酬唱、写赋作诗。
建安二十一年（216），徐幹称疾隐居，潜心撰写伦理与政治论集《中论》。建安二十三年（218）染时疫去世。
徐幹一生清正博学，早年因为才学而闻名乡里，入仕后恪尽职守地侍奉“三曹”，告病还乡之后淡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徐幹生前虽无较大的权势，去世之后墓冢却能长存于故乡，并被人尊称为“博士冢”，这与他入仕前后在家乡留下的较高声望有关。
二、宜文宜理 名成《中论》
建安时期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显著地位。随着东汉皇权的解体，经学一统的局面也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交叉口，政权和思想都处于转型期，充满了变数，也不乏机遇和挑战。一部分文人选择退而求全，而包括徐幹在内的另一部分文人选择应时而起，响应曹操的求才令，投身时代洪流。关于曹操在这一时期的“求才三令”，陈寅恪指出：“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徐幹开始步入仕途，做曹操父子的属臣，也逐渐加入“建安七子”的队伍。
“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写了相当重要的篇章。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中流砥柱，虽然他们的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辞赋、诗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建安七子”当中，徐幹、王粲、刘桢、陈琳、应玚、阮瑀六人都是曹操父子帐下的文学侍从，其中只有徐幹一人擅长宜理的论著。他的《中论》是一部系统地讨论名与实的关系、强调名从于实的理论著作，其所表现的精神态度，“无不钤印着曹操政策的痕迹” 。
徐幹试图用儒家正统思想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并著成论集《中论》20篇。“中论”之义是符合儒家传统思想的“中正之论”。今本《中论》分上下两卷，分别重点论述了当时社会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在乱世中保持自我修养，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第二是如何化解社会危机、保持繁荣安定，也就是社会观的问题。
徐幹认为，人应该努力做品德正直、对社会有作为的君子。所以，在《中论》的上卷中，他使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做人的问题，并认为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治学。他认为勤奋好学是一个人进步的关键，只有学习才能“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学习是“圣人之上务也”。在学习内容方面，他推崇《周礼》中的六德、六艺、六行；在学习方法方面，他倡导治学应该持之以恒，要有顽强的毅力；治学不应闭门造车，须兼取众家之长；学习经典时不应拘泥于字词章句，要深入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这些都是针对社会时弊提出的，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直接影响了当时文人的治学态度，徐幹的这些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起到了指引作用。第二层面是修身。徐幹认为，人们通过治学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还需要借助“礼”的约束加强自身的修养。第三层面是效世。徐幹认为治学、修身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做贡献，应该积极进取以获得爵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一味地洁身自好。
在《中论》的下卷中，徐幹针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扭转时弊、重振纲常的政治主张。这也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君明。他指出，国家能否安定繁荣主要取决于国君的优劣，只有拥有具备“九德之美”的圣明的君主，社会才能国泰民安。第二是臣贤。他认为选拔贤臣不能仅凭“众誉”，要通过圣君的美德换取贤才的真心相助，还得充分发挥贤才的作用。第三是政清，他主张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使国家得到全方面的治理，包括整顿吏治、修正历法、信赏必罚等。在阐述以上观点时，徐幹运用了“名实”“本末”等哲学范畴，增强自己论述的说服力。
名实问题是《中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当时文人标榜交游、追求虚名的弊端，徐幹指出，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虚伪浮华”的求名之风太盛，并进一步探讨了名与实孰轻孰重的问题，提出了“实立而名从”的观点。从重实轻名的观点出发，他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求名”风尚，主张名实相符。
《中论》对名从于实的系统性论述，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创作起到了启发作用。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对文学家的评论上，实现了名实理论从政治批评到文学批评的过渡，也给当时的文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
总的来看，《中论》一书语言质朴平实，逻辑条理清晰，虽针砭时弊却中庸谨慎、少露锋芒，是徐幹运用儒家正统思想，从人生观和社会观两方面来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论著，对于厘清汉末的思想动乱、维护封建王朝正常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中论》在对儒学正统的理解与运用、回答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胜于同时代的《昌言》《正论》《申鉴》等论著，对我们研究东汉末年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博通壮采 雄健浑朴
徐幹是汉魏时期文坛上著名的文人之一，但流传至今的辞、诗文作品却很少。他的作品在《隋书·经籍志》里著录集五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六卷，已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
徐幹在辞赋方面名声极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圆扇赋》等，都曾得到曹丕的赞美，但是目前只存有《圆扇赋》一篇，其他皆亡佚。徐幹现存作品不足十篇，而且大多有残缺。从其中的《齐都赋》残文来看，原来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曹丕认为徐幹的辞赋成就可以与王粲媲美，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以“伟长博通，时逢壮采”来称赞徐幹的辞赋内容丰富，气势雄健而富有文采，也曾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推崇。
徐幹的诗歌创作也有较大成就，尤以五言诗著称。他现存的诗歌仅有3篇，都是五言诗。《室思》为拟思妇词，共6章，写丈夫远行后妻子独自在家的忧愁郁结情绪：“沉阴结愁忧，愁忧为谁兴。念与君生别，各在天一方。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不聊忧餐食，慊慊常饥空。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每诵昔鸿恩，贱躯焉足保。”“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摇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幻想着“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另有新欢，“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全诗情致缱绻，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多为后人所推崇。《答刘桢》以“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这样浑朴的诗句作答，表现了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徐幹现存的作品，没有“公䜩”“斗鸡”之类的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文学家之处。
纵观徐幹的一生，没有显赫的官位权势，没有遍布全国的足迹，也没有大量的传世作品，但是仅凭一部《中论》及残存的词句便足以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