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曲阜）人。为孔子的二十世孙。七世祖孔霸，曾为汉元帝师。高祖孔尚，曾是钜鹿太守，父孔宙，为太山都尉。孔融兄弟7人，融排行第六。东汉末年文学家，位居“建安七子”之首，曹丕评论其文章为“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幼有异才，在朝为官，忠心于汉，与曹操有着复杂的关系。他性严气刚，任性豪侠，跌宕疏狂，终因刚直而被杀。他的为人与诗文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赋异禀 少有美名
孔融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幼有异才。《后汉书·孔融传》中注引《融家传》：“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弟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于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广为传颂，《世说新语》有录，《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亦简要概括，于是孔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0岁时，跟随父亲到京师洛阳。当时的名士李膺，不随便接见宾客，不是当代名人及世代交好之家，都不相见。孔融很想知道李膺是什么样的人，就去拜访，以“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而获得了拜见的机会。在李膺的问话中，以“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后汉书·孔融传》）赢得在座人的赞叹。在与陈炜的“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后汉书·孔融传》）的机智应对中，得到李膺的大加赞赏。13岁时，孔融的父亲去世，他悲痛过度，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来，因此获得了孝名。16岁时，被宦官追捕的张俭去求救于孔融的哥哥孔褒，因其不在家，孔融勇敢救助张俭。事情泄露后，与母亲、哥哥争着承担罪名。由此，孔融美名远扬。
孔融幼时的礼让，少年时的机智、巧辩、孝道与胆量，这些早慧的表现与他的出身与家世有密切的关系。孔融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二十世孙，在汉代最重家学风气下，自出生就受着儒家文化的熏陶，从小研习儒家经典，孩提时就表现出超人的才能，深明于孝悌之道、尊卑之礼、君臣之义等，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更深受儒家思想的引导。因此，儒家思想是孔融最为根深蒂固的思想。
二、初入仕途 北海为相
孔融名声大显之后，州郡以礼任命，不赴任。孔融初入仕为汉灵帝熹平六年（177），时二十又五，征辟司徒杨赐府，应召而去。何进为大将军，征召孔融为侍御史。后来董卓辟孔融为司空掾，任命为中君侯。当值三天后，升为虎贲中郎将，后降为议郎。后因其经常违背董卓旨意，被贬到北海为相。
在黄巾军作乱最多的北海，孔融开始独自掌管政事。在政治事务中，他采用儒家思想中的教化主张，表显儒术。史载：“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后汉书·孔融传》）他根据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召集民众，组织队伍，讲解兵法与战策，与州郡的才能之士共同谋划，做好作战的准备。在保卫朱虚县的时候，孔融又修建学校，重视教育。他从军事和文化两方面来实行教化主张。
孔融受儒家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幼时就身体力行“孝悌之义”，在为政期间仍然重孝悌之道。发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既孝敬自己的长辈，也孝顺别人的长辈。《后汉书·孔融传》载：“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他看不得别人弄虚作假的孝顺，对行孝之人给予肯定与嘉奖。史载：“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麦，家无，乃盗邻熟麦而进之。文举闻之，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盗而不罪者，以为勤于母饥；哭而见杀者，以为行慈而实否。’”（《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对重孝的推崇尽显于弄虚作假者被杀害和为母偷盗者无罪而有嘉奖的对比中。
三、心存汉室 朝之诤臣
建安元年（196）到建安九年（204），是孔融辅佐汉献帝的时期。建安元年，“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到许昌后，开始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百官公卿在朝中只是附著其名，孔融则引经据典，对朝中之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为皇帝排忧解难。
首先是对马日加以礼葬之事。马日奉命出使处理地方事务，被袁术轻视、侮辱，忧愤而死，朝中想对其加以礼葬。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孔融根据儒家礼义持异议上疏《马日不宜加礼议》，援引儒家经典《春秋》之礼，说：“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来论述马日不宜给予礼葬的原因。
其次是针对恢复古代肉刑之事。建安五年（200），“时论者多欲复肉刑”，孔融上书陈述采取肉刑的弊端，作《肉刑议》，从儒家仁爱与礼治思想出发，反对苛政与严刑峻法。“朝廷善之，卒不改焉”，从而捍卫了儒家思想。
再次是刘表僭伪之事。“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后汉书·孔融传》）孔融针对朝廷昭告天下的决定，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作《崇国防疏》：“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疏中最后表示，“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后汉书·孔融传》）。孔融自然明了“君君臣臣”“尊卑贵贱”等封建社会的礼义，对于刘表的僭伪之举表达了极大愤怒，但是在国家日益陵夷的局势下，只能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至少同姓宗族不能作乱。所以，针对刘表的行为，孔融建议选择以隐忍的方式解决。
最后是“修四时之祭”之事。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帝伤其早殁，欲为修四时之祭，以访于融”。汉献帝想为早逝的两个儿子规定四时之祭，孔融作《南阳王冯东海王祗祭礼对》，认为应“稽度前典，以正礼制”，对于不合礼义之事不应做。孔融从儒家礼义出发，在处理政事中坚决维护儒家思想。
四、崇尚名士 诱益后进
汉末崇尚名士之风盛行。汉儒郑玄门下多达数千人，李膺、陈蕃等名士更是门庭若市，少有美名的孔融同样受此种风气的熏染：“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性宽容少忌”，身为名士，也崇尚名士，有以他为中心的名士团体。
孔融少年即有崇尚名士的征兆，年10岁时，因仰慕李膺之名，就登门造访名士李膺，因其机敏而得到李膺的赞美。
孔融北海为相期间，一到任就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郑玄，字康成，经学大师，比孔融大25岁。郑玄为古文经学大师，而孔融有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可以看出孔融对郑玄的尊重与敬仰。
《后汉书·孔融传》云“与蔡邕素善”。蔡邕，字伯喈，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蔡邕比孔融大20岁，孔融对其极为敬仰。二人交情很深，孔融视蔡邕为知己。蔡邕被杀之后，因心念知己，每当喝酒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就请和蔡邕形貌相似的虎贲之士同坐共饮，且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型。”可见孔融对蔡邕的思念，以及二人的深厚感情。
孔融喜欢推举贤良，提拔青年，唯贤是用。《后汉书·孔融传》云“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荐达贤士，多所奖进”。他所推举的才能之士也大都是自己的朋友，可谓志趣相投，最为突出的是祢衡。孔融曾数荐祢衡于曹操，作《荐祢衡表》：“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孔融深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操夸奖祢衡的才能。
五、志在靖难 刚直见杀
在风云变幻的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外戚专横，军阀混战，政治斗争异常惨烈。名士才人各自选择自己的处世之道，或隐退，或依附，或者守节。孔融秉持着儒家思想，坚守封建正统观念，不论局势如何混乱，名士儒生因贪生怕死而纷纷依附割据势力，他始终忠诚刘氏江山，“负其高气，志在靖难”。《后汉书·孔融传》范晔论曰：“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范晔以琨玉与秋霜来形容孔融的人格，对他的严气正性、刚直之格给予充分肯定。但孔融也正是这种刚直的性格才被曹操杀害。
孔融性格刚直。据《后汉书·孔融传》：“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他不畏权贵，毫不隐晦地陈述宦官亲族的罪行。“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不及时通报，以礼义为重的他认为不受礼待，弃官而走，体现了他刚直耿介的性格。“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凸显了他勇气与刚直的品格。
忠心于汉，志在靖难。孔融在北海为相期间，独立主政，想凭借儒家思想成就一番事业，结果战事连连吃紧，只好向刘备呼救。“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承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孔融那时已经看出曹操图汉的野心了。当时曹操方破黄巾军，收罗众多降兵，改编为自己的军队。曹操羽翼稍丰，野心乍现。孔融向有仁者之心的刘备求救，而不依附于曹操。当左承祖劝其依附时，孔融盛怒之下把他杀了。此事可见孔融忠于汉室的信念，以及与叛贼势不两立的决心。孔融有信心辅佐汉室，“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北海执政期间，军事连遭惨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到了建安元年（196），孔融见曹操迎献帝入许都，稍微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因曹操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认为他有辅佐帝王、匡复汉室的能力。“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孔融应召而去，并对曹操迎汉帝的举动有所夸赞。孔融六言诗曰“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其实，当时请献帝入许都，曹操的意图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征召孔融也是曹操的意思。曹操喜欢结交名士，孔融在当时有重名，征召孔融到来，曹操一方面想扩大自己的名士群体，一方面想利用孔融的名气，增加其政治号召力。建安九年（204）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北征四世三公的袁绍，经历了一场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而统一北方，从此僭位之心大大膨胀，谋逆之举越来越明显。孔融对曹操寄托的希望完全破灭，再一次走向了与叛臣贼子斗争到底的道路。他军事才能有限，以文人之笔为刀戟，与曹操战斗。“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孔融传》）。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屠邺城，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嘲讽曹操之举。曹操征讨乌桓，孔融作《嘲曹公讨乌桓书》，再次讽刺曹操。针对曹操欲恢复古九州，孔融上《请准古王畿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欲以此限制曹操的野心。曹操颁布禁酒令，孔融又作《难曹公禁酒书》，“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孔融屡次嘲讽曹操，对抗曹操，曹操由之前的笼络、结交变成忌惮。曹操最后故意写书信给孔融，以劝孔融和郗虑和好为幌子，信中“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后汉书·孔融传》），实际为警告、威胁孔融 如若不依附，结局会被杀。孔融从容以对，毫不理会曹操的意图。孔融退居闲职之后，整日结交宾客，真诚待人，“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积嫌忌”，对孔融的防备越来越深，就命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孔融全家因此被杀害。
六、体气高妙 功在诗文
曹丕把“气”引入文学中，转而变为“文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可见汉末文风重“气”。刘勰在《文心雕龙》论及建安风骨：“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孔融作为建安七子之首，具有建安风骨的特点。曹丕喜爱孔融之文，其《典论·论文》论述：“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孔融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7首：《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六言诗》3首、《杂诗》2首、《临终诗》。《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或称“离合诗”，以四言形式写成，全诗22句。通过离合字的偏旁而成诗，具有创新精神。《六言诗》3首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诗中叙写了汉室衰微、董卓专权、迁帝于许等事件。《杂诗》2首是以五言的形式写成的，最能体现孔融的性情。
由于孔融诗歌的数量较少，研究者相对也不多。孔融的主要成就是在文章方面，可约分为五类：荐贤举良类，如《荐祢衡表》《喻邴原书》等；与友人书，如《与曹公论盛章书》《与王朗书》等；政事类，如《马日不宜加礼仪》《肉刑议》《崇国防疏》等；劝勉类，如《与诸卿书》；品评类，如《圣人优劣论》。孔融家世显赫，出身显贵，内心充满着激情与豪气；少有美名，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与傲气。他以气行文，肆意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性格刚直的他不会隐藏自己内心的好恶。文章中或称赞有加，极尽溢美之辞，或极尽嘲讽。孔融文章气势豪迈，一方面与他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与他的行文技巧有关。他善用典故，援引经典，用古人古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多用夸张、形容，并加以排比，洋洋洒洒，气度非凡。在句式上，多用俪词偶句，或单句排偶，或组句排偶，但并不刻意追求。整体读起来气势恢宏，而又饱含真情。苏轼评孔融曰：“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东坡文集·乐全先生文集叙》）
（张早霞）
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曲阜）人。为孔子的二十世孙。七世祖孔霸，曾为汉元帝师。高祖孔尚，曾是钜鹿太守，父孔宙，为太山都尉。孔融兄弟7人，融排行第六。东汉末年文学家，位居“建安七子”之首，曹丕评论其文章为“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幼有异才，在朝为官，忠心于汉，与曹操有着复杂的关系。他性严气刚，任性豪侠，跌宕疏狂，终因刚直而被杀。他的为人与诗文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赋异禀 少有美名
孔融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幼有异才。《后汉书·孔融传》中注引《融家传》：“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弟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于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广为传颂，《世说新语》有录，《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亦简要概括，于是孔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0岁时，跟随父亲到京师洛阳。当时的名士李膺，不随便接见宾客，不是当代名人及世代交好之家，都不相见。孔融很想知道李膺是什么样的人，就去拜访，以“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而获得了拜见的机会。在李膺的问话中，以“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后汉书·孔融传》）赢得在座人的赞叹。在与陈炜的“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后汉书·孔融传》）的机智应对中，得到李膺的大加赞赏。13岁时，孔融的父亲去世，他悲痛过度，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来，因此获得了孝名。16岁时，被宦官追捕的张俭去求救于孔融的哥哥孔褒，因其不在家，孔融勇敢救助张俭。事情泄露后，与母亲、哥哥争着承担罪名。由此，孔融美名远扬。
孔融幼时的礼让，少年时的机智、巧辩、孝道与胆量，这些早慧的表现与他的出身与家世有密切的关系。孔融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二十世孙，在汉代最重家学风气下，自出生就受着儒家文化的熏陶，从小研习儒家经典，孩提时就表现出超人的才能，深明于孝悌之道、尊卑之礼、君臣之义等，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更深受儒家思想的引导。因此，儒家思想是孔融最为根深蒂固的思想。
二、初入仕途 北海为相
孔融名声大显之后，州郡以礼任命，不赴任。孔融初入仕为汉灵帝熹平六年（177），时二十又五，征辟司徒杨赐府，应召而去。何进为大将军，征召孔融为侍御史。后来董卓辟孔融为司空掾，任命为中君侯。当值三天后，升为虎贲中郎将，后降为议郎。后因其经常违背董卓旨意，被贬到北海为相。
在黄巾军作乱最多的北海，孔融开始独自掌管政事。在政治事务中，他采用儒家思想中的教化主张，表显儒术。史载：“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后汉书·孔融传》）他根据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召集民众，组织队伍，讲解兵法与战策，与州郡的才能之士共同谋划，做好作战的准备。在保卫朱虚县的时候，孔融又修建学校，重视教育。他从军事和文化两方面来实行教化主张。
孔融受儒家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幼时就身体力行“孝悌之义”，在为政期间仍然重孝悌之道。发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既孝敬自己的长辈，也孝顺别人的长辈。《后汉书·孔融传》载：“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他看不得别人弄虚作假的孝顺，对行孝之人给予肯定与嘉奖。史载：“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麦，家无，乃盗邻熟麦而进之。文举闻之，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盗而不罪者，以为勤于母饥；哭而见杀者，以为行慈而实否。’”（《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对重孝的推崇尽显于弄虚作假者被杀害和为母偷盗者无罪而有嘉奖的对比中。
三、心存汉室 朝之诤臣
建安元年（196）到建安九年（204），是孔融辅佐汉献帝的时期。建安元年，“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到许昌后，开始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百官公卿在朝中只是附著其名，孔融则引经据典，对朝中之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为皇帝排忧解难。
首先是对马日加以礼葬之事。马日奉命出使处理地方事务，被袁术轻视、侮辱，忧愤而死，朝中想对其加以礼葬。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孔融根据儒家礼义持异议上疏《马日不宜加礼议》，援引儒家经典《春秋》之礼，说：“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来论述马日不宜给予礼葬的原因。
其次是针对恢复古代肉刑之事。建安五年（200），“时论者多欲复肉刑”，孔融上书陈述采取肉刑的弊端，作《肉刑议》，从儒家仁爱与礼治思想出发，反对苛政与严刑峻法。“朝廷善之，卒不改焉”，从而捍卫了儒家思想。
再次是刘表僭伪之事。“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后汉书·孔融传》）孔融针对朝廷昭告天下的决定，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作《崇国防疏》：“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疏中最后表示，“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后汉书·孔融传》）。孔融自然明了“君君臣臣”“尊卑贵贱”等封建社会的礼义，对于刘表的僭伪之举表达了极大愤怒，但是在国家日益陵夷的局势下，只能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至少同姓宗族不能作乱。所以，针对刘表的行为，孔融建议选择以隐忍的方式解决。
最后是“修四时之祭”之事。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帝伤其早殁，欲为修四时之祭，以访于融”。汉献帝想为早逝的两个儿子规定四时之祭，孔融作《南阳王冯东海王祗祭礼对》，认为应“稽度前典，以正礼制”，对于不合礼义之事不应做。孔融从儒家礼义出发，在处理政事中坚决维护儒家思想。
四、崇尚名士 诱益后进
汉末崇尚名士之风盛行。汉儒郑玄门下多达数千人，李膺、陈蕃等名士更是门庭若市，少有美名的孔融同样受此种风气的熏染：“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性宽容少忌”，身为名士，也崇尚名士，有以他为中心的名士团体。
孔融少年即有崇尚名士的征兆，年10岁时，因仰慕李膺之名，就登门造访名士李膺，因其机敏而得到李膺的赞美。
孔融北海为相期间，一到任就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郑玄，字康成，经学大师，比孔融大25岁。郑玄为古文经学大师，而孔融有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可以看出孔融对郑玄的尊重与敬仰。
《后汉书·孔融传》云“与蔡邕素善”。蔡邕，字伯喈，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蔡邕比孔融大20岁，孔融对其极为敬仰。二人交情很深，孔融视蔡邕为知己。蔡邕被杀之后，因心念知己，每当喝酒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就请和蔡邕形貌相似的虎贲之士同坐共饮，且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型。”可见孔融对蔡邕的思念，以及二人的深厚感情。
孔融喜欢推举贤良，提拔青年，唯贤是用。《后汉书·孔融传》云“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荐达贤士，多所奖进”。他所推举的才能之士也大都是自己的朋友，可谓志趣相投，最为突出的是祢衡。孔融曾数荐祢衡于曹操，作《荐祢衡表》：“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孔融深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操夸奖祢衡的才能。
五、志在靖难 刚直见杀
在风云变幻的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外戚专横，军阀混战，政治斗争异常惨烈。名士才人各自选择自己的处世之道，或隐退，或依附，或者守节。孔融秉持着儒家思想，坚守封建正统观念，不论局势如何混乱，名士儒生因贪生怕死而纷纷依附割据势力，他始终忠诚刘氏江山，“负其高气，志在靖难”。《后汉书·孔融传》范晔论曰：“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范晔以琨玉与秋霜来形容孔融的人格，对他的严气正性、刚直之格给予充分肯定。但孔融也正是这种刚直的性格才被曹操杀害。
孔融性格刚直。据《后汉书·孔融传》：“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他不畏权贵，毫不隐晦地陈述宦官亲族的罪行。“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不及时通报，以礼义为重的他认为不受礼待，弃官而走，体现了他刚直耿介的性格。“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凸显了他勇气与刚直的品格。
忠心于汉，志在靖难。孔融在北海为相期间，独立主政，想凭借儒家思想成就一番事业，结果战事连连吃紧，只好向刘备呼救。“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承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孔融那时已经看出曹操图汉的野心了。当时曹操方破黄巾军，收罗众多降兵，改编为自己的军队。曹操羽翼稍丰，野心乍现。孔融向有仁者之心的刘备求救，而不依附于曹操。当左承祖劝其依附时，孔融盛怒之下把他杀了。此事可见孔融忠于汉室的信念，以及与叛贼势不两立的决心。孔融有信心辅佐汉室，“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北海执政期间，军事连遭惨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到了建安元年（196），孔融见曹操迎献帝入许都，稍微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因曹操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认为他有辅佐帝王、匡复汉室的能力。“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孔融应召而去，并对曹操迎汉帝的举动有所夸赞。孔融六言诗曰“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其实，当时请献帝入许都，曹操的意图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征召孔融也是曹操的意思。曹操喜欢结交名士，孔融在当时有重名，征召孔融到来，曹操一方面想扩大自己的名士群体，一方面想利用孔融的名气，增加其政治号召力。建安九年（204）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北征四世三公的袁绍，经历了一场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而统一北方，从此僭位之心大大膨胀，谋逆之举越来越明显。孔融对曹操寄托的希望完全破灭，再一次走向了与叛臣贼子斗争到底的道路。他军事才能有限，以文人之笔为刀戟，与曹操战斗。“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孔融传》）。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屠邺城，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嘲讽曹操之举。曹操征讨乌桓，孔融作《嘲曹公讨乌桓书》，再次讽刺曹操。针对曹操欲恢复古九州，孔融上《请准古王畿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欲以此限制曹操的野心。曹操颁布禁酒令，孔融又作《难曹公禁酒书》，“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孔融屡次嘲讽曹操，对抗曹操，曹操由之前的笼络、结交变成忌惮。曹操最后故意写书信给孔融，以劝孔融和郗虑和好为幌子，信中“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后汉书·孔融传》），实际为警告、威胁孔融 如若不依附，结局会被杀。孔融从容以对，毫不理会曹操的意图。孔融退居闲职之后，整日结交宾客，真诚待人，“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积嫌忌”，对孔融的防备越来越深，就命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孔融全家因此被杀害。
六、体气高妙 功在诗文
曹丕把“气”引入文学中，转而变为“文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可见汉末文风重“气”。刘勰在《文心雕龙》论及建安风骨：“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孔融作为建安七子之首，具有建安风骨的特点。曹丕喜爱孔融之文，其《典论·论文》论述：“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孔融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7首：《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六言诗》3首、《杂诗》2首、《临终诗》。《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或称“离合诗”，以四言形式写成，全诗22句。通过离合字的偏旁而成诗，具有创新精神。《六言诗》3首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诗中叙写了汉室衰微、董卓专权、迁帝于许等事件。《杂诗》2首是以五言的形式写成的，最能体现孔融的性情。
由于孔融诗歌的数量较少，研究者相对也不多。孔融的主要成就是在文章方面，可约分为五类：荐贤举良类，如《荐祢衡表》《喻邴原书》等；与友人书，如《与曹公论盛章书》《与王朗书》等；政事类，如《马日不宜加礼仪》《肉刑议》《崇国防疏》等；劝勉类，如《与诸卿书》；品评类，如《圣人优劣论》。孔融家世显赫，出身显贵，内心充满着激情与豪气；少有美名，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与傲气。他以气行文，肆意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性格刚直的他不会隐藏自己内心的好恶。文章中或称赞有加，极尽溢美之辞，或极尽嘲讽。孔融文章气势豪迈，一方面与他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与他的行文技巧有关。他善用典故，援引经典，用古人古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多用夸张、形容，并加以排比，洋洋洒洒，气度非凡。在句式上，多用俪词偶句，或单句排偶，或组句排偶，但并不刻意追求。整体读起来气势恢宏，而又饱含真情。苏轼评孔融曰：“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东坡文集·乐全先生文集叙》）
（张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