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约前385—前300），又作宋、宋荣 ，战国时期宋国人，长期寓居齐都临淄，与孟子、尹文、彭蒙、慎到等同游稷下，主要活动于齐威王与齐宣王之时，为齐国著名的稷下先生。
一、“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
宋钘与孟子“有雅”。据《孟子·告子下篇》记载，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孟子与宋钘相遇于石丘，孟子自称“轲”，称宋钘为“先生”，可见宋钘与孟子熟悉且比孟子年长 。宋钘在齐国影响很大，门徒众多，其中有一弟子尹文，《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尹文）与宋钘俱游稷下”。也就是说，两人在齐宣王之时同游稷下，并“周行天下，上说下教” 。尹文的思想主张与宋钘的学说大体一致（但思想立足点不同），所以后世常将宋钘与尹文列为一派，称“宋尹学派”。宋钘、尹文皆吸收老子的学说，继承了墨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弘扬墨学为主旨的墨家别派，因此《荀子?非十二子篇》将墨翟与宋钘列为一派。宋钘的学术思想主要包括“情欲固寡”说、“见侮不辱”说、“禁攻寝兵”说与“别宥”说等，简言之则是“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 。
《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很多学者将这一记载理解为“孙卿认为宋子之言是‘黄老意’”，并由此认定宋钘为黄老道家。但是，班固真正的意思是“孙卿是以‘黄老意’来‘道宋子’的”，由于荀子（孙卿）思想中包含“黄老意”，因此以“黄老意”批评宋钘也不足为奇。 虽然宋钘不属于黄老道家，但却与之有着内在联系。正如学界所认为的，宋钘对老子学说的吸纳极大地提高了道家思想在稷下的地位，推动了道家学说在稷下的传播和发展，并对黄老学派的思想有着直接而具体的影响。 宋钘在吸收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其独特的学说，即“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
老子主张寡欲。老子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即“外表单纯、内心朴素，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隐含的意思很明显。因为人的欲望很多，所以需要努力减少私心、降低欲望，需要“寡欲”。《老子》第十二章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种政治思想的目的在于阐述享乐会对个人以及国家造成损害，并提醒统治者要“寡欲”，万不可诱发民众都去追逐享乐。宋钘在老子“寡欲”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欲固寡”的观点。“情欲固寡”的意思是：人生来欲望不多，对物质财富需求有限，很少的东西便能满足。《庄子·天下篇》云：“情欲固寡，五升之饭足矣。”吃饭之时，五升饭就已足够，多吃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说明人的欲望本来是很少的，很容易得到满足。《荀子·正论篇》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欲多并不是人的本性，由于外界的影响，造成了人误以为自己的欲望很多的错觉，这是不对的。生活上吃饱穿暖就要满足，经常以此来洗涤内心 ，防止受到外界贪欲的引诱。宋钘“情欲固寡”与老子“寡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老子主张人本欲多，所以需要限制欲望，宋钘主张人本寡欲，不过是受外界假象的蒙蔽，所以只需要大力宣传，“使人知情欲之寡也”。《荀子?正论篇》云：“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是说宋钘带着他的徒弟们周行天下，阐述他的理论，试图让人们懂得人本寡欲。宋钘的这种理论与常识相悖，所以常常不被人接受，但他仍然不停地劝说 ，已经达到一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宋钘大力宣传这种学说的目的便是为了“息争”。宋钘并没有像老子那样主张限制自己的欲望，而是论证了人的“寡欲”是天生的，只要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本来很少，欲望多是因为被外界所蒙蔽，便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贪欲。无贪欲便可息争，也可以达到“天下之安宁”。
宋钘“情欲固寡”的理论遭到了荀子针锋相对的猛烈抨击。《荀子?礼论篇》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认为天下纷乱并不是因为生而无欲的人被外界蒙蔽，而是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由于欲求得不到满足，才会出现纷争，并恶性循环下去。荀子详细阐述了“情欲固寡”的不合理性：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色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 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乱莫大焉。
眼睛想看最漂亮的颜色、耳朵想听最好听的音乐、嘴巴想吃最好的美味、鼻子想闻最好闻的气味、身体想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些都是人的本性。但是，宋钘却认为人的本性是虽然想要好的东西而又并不想要太多，这就像是喜爱美色但又讨厌西施一样矛盾。宋钘主张“生而少欲”，荀子主张“生而有欲”“欲不可去而求则可节”，所以荀子批评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宋钘与荀子虽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怀抱止息天下纷争的理想，都是努力寻找争端之根源并积极奔走宣传的智者。
“见侮不辱”说同样源自老子。《老子》第二十八章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老子所谓“知荣守辱”说的主要是善于“守辱”，即虽然受到了羞辱，但却能承受这种耻辱。宋钘运用与“情欲固寡”类似的理论框架，将老子“知荣守辱”的理论发展成了“见侮不辱”。“见侮不辱”之意为受到欺侮而不认为是耻辱。《荀子?正论篇》载宋钘曰：“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不辱，则不斗矣。”人人都以受到欺侮为耻辱，因此才会有争斗；如果受到欺侮却不认为是欺侮，就不会有争斗了。由此可见宋钘与老子关于“辱”的观点是有很大不同的：老子强调受到欺侮却不为所动、淡然处之；宋钘的侧重点则是受到欺侮却不认为是耻辱，因此也就不存在怎样忍受耻辱的问题。所以，宋钘的“见侮不辱”说更彻底，从根本上消除了“辱”的根源，是认识论上的一项重要内容。《韩非子?显学篇》云：“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韩非子》记录了“见侮不辱”说的其他几个方面：不争斗、不复仇、坐牢不羞等。由于这种学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受到统治者的礼遇。《荀子?正论篇》批评了宋钘的“见侮不辱”论：“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荀子认为争斗的原因，不在于受辱者是否认为这是耻辱，而在于受辱者是否厌恶这种受辱的行为。荀子认为宋钘没有找到耻辱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与其产生的根源，却劝导人们在认识论上改变对耻辱的看法，是错误的。细观荀子之论，似亦有考虑不周之嫌。荀子为论证“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的观点，特举“俳优”一例：“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 认为滑稽演员、侏儒一类的人受到人们的嬉笑欺侮却不去争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厌恶被欺侮，而不是他们不认为被欺侮是耻辱。事实恰恰相反，俳优、侏儒受到欺侮却没有斗争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厌恶被侮辱，而是因为他们受经济利益驱使，做到了“守其辱”，即能够忍受这种耻辱。若没有经济利益因素，他们不可能做到“守其辱”，也不可能做到“不恶其辱”。
宋钘的“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皆对老子的相关学说进行了发挥，并在认识论上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解说。人生而少欲、不以辱为辱皆是认识论层面上的探讨，这种与常识相悖的理论在论证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也很难让人信服。但是，宋钘却周游天下期望改变人们对欲望以及耻辱的看法，甚至达到了“上下见厌而强见”的程度。“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的目的在于“息争”，在于“救民之斗”。战国时期，各国不断争夺财富、人口、土地，兼并战争不断，下层民众负担沉重，生活痛苦。宋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此学说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使普通民众知晓“五升之饭足矣”，减轻心理压力；社会下层在乱世之中受到欺侮不以为辱，在精神上获得慰藉。第二，游说统治者接受生而少欲的观点，减少对于人口、土地的欲望；国家受到了欺侮却不以为辱，便可以减少冲突与战争。如此，则最终可以达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社会理想。虽然宋钘的这种学说被极个别统治者所接受，但是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片面强调生而寡欲，不仅不能“救民之斗”，还有可能助长争夺之风；过于强调“见侮不辱”，会使国家软弱无能，最终像那些为秦国割地的国家一样被吞并。不过，宋钘“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救民之斗”的动机是好的，应当理性看待。
二、“禁攻寝兵”说
“禁攻寝兵”说是宋钘学说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理论皆为之服务。《庄子·天下篇》所谓“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便高度概括了宋钘的学术思想。“情欲寡浅（情欲固寡）”为其思想内核，是理论层面的论证；“禁攻寝兵”为其最终目标，是政治层面的诉求。宋钘的理论学说，以“情欲寡浅”吸收老子道家思想，服务于墨家“禁攻寝兵”的追求，深刻影响了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情欲固寡”为基础，携“禁攻寝兵”之说，宋钘周游天下，希望“救世之战”，“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其救世之精神令人折服。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较春秋时期更大，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经济遭到重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大国不断发动兼并战争。下层人民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恢复安宁的生活。宋钘“禁攻寝兵”说便是这种声音中的一种。宋钘认为“情欲固寡”，人生而少欲，之所以连年争战，是由于统治者欲望太多，被外界蒙蔽了心灵。宋钘不仅要向统治者阐述“情欲固寡”的学说，还要向他们介绍“见侮不辱”的理论。受到别国欺侮之后并不以为耻，这样国与国之间便能和平共处、消弭战争。《孟子·告子下篇》便记载了宋钘携“禁攻寝兵”说以“救世之战”的事例：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宋钘要到楚国去，在路上遇见了孟子。孟子询问到楚国去的原因。宋钘回答说：听说秦楚两国交兵，我想要游说楚王让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喜欢我的学说，我再去游说秦王，二王总会有一个认同我的说法的。
已经七十余岁的宋钘，不避劳苦，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救世之士”。孟子感慨道：“先生之志则大矣！”但很明显，秦楚两国都没有接受宋钘罢兵的请求，宋钘试图用“禁攻寝兵”之利与交兵之不利来游说楚王与秦王的想法落空了。宋钘重利的思想受墨子“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说的影响，因此宋钘亦主张“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宋钘深知“禁攻寝兵”说不易被时主所接受，但是，他仍坚持不懈地周游天下，宣传自己“禁攻寝兵”的学说，“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
宋钘“禁攻寝兵”说对墨家“非攻”学说进行了发挥。《荀子·非十二子篇》将宋钘与墨翟列为一派也是比较合适的，认为“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宋钘与其弟子生活清苦、朴素耐劳的态度与墨家“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态度高度一致。宋钘在继承墨家学说的基础上还阐发出了“大俭约而曼差等”说，即提倡节俭节用、主张平等。宋钘持“情欲固寡”说，人生而欲少不欲多、没有贪欲，所以在生活上“五升之饭足矣”。不仅在物质利益上没有贪欲，对于名誉、地位等也淡然处之，不分等级、贵贱、贫富，皆平等待之。为了表示自己追求平等，轻视荣辱尊卑，曾“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 。宋钘在“救民之斗”的问题上探讨更为深入，其主张平等、尚功用、重利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墨家的学说，并发挥出了“禁攻寝兵”说。宋钘虽然不能完全归属于墨家学派，但其思想处处体现着墨家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承袭了墨家学说，还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将其定义为“墨家别派”最为合适。
三、“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说
“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是宋钘认识论方面的重要学说，是其理论学说的哲学基础。“宥”与“囿”相通，意为“有所拘碍而识不广也” 。“别宥”即破除影响正确认识事物的阻碍，克服认识的局限性。宋钘“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主张认识事物之前，需要去除认识上的主观性，不能带有成见，要像镜子一样客观地反映外界事物，这是获得正确认知的途径。《吕氏春秋》中《去宥篇》《去尤篇》也阐述了与此类似的思想，一般被认为是宋尹学派的著作。《去宥篇》记述的一则故事，突出了“去宥”的重要性：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取金之时，徒见金耳。”此其大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这则故事是说有个齐人想要金子，便到金铺去，看见有人拿着金子便去抢夺。被抓住之后询问他大庭广众之下抢劫金子的原因，他说抢金子的时候，只看到了金子却没看到人。此齐人受金“所宥”，因此做出了荒唐之事。“宥”所造成的损害非常大，使人黑白颠倒、善恶不分，那些亡国的君主，即都是因为受到多方面“所宥”。因此，“别宥（去宥）”非常重要，“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去尤篇》也讲述了一则生动的故事：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人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扬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这则故事是说有人丢了斧子，认为是邻居家儿子偷的，因此感觉无论其走路、表情、说话、动作态度都像是偷了斧子；结果第二天斧子找到了，再怎么看邻居家的儿子，却都一点不像偷斧子的贼了。主观成见是正确认识事物的障碍，如果带着偏见，必定会歪曲事物的原貌，与客观不符。认识事物时很容易带有主观臆想。《去尤篇》云：“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这是由于个人的喜好与厌恶所导致的“宥” 。《去宥》中的故事主人公是因为被自己的喜好——金子所“宥”，《去尤》中的主人公则是被自己的厌恶所“宥”，看待事物时带有主观猜想，这种偏见、怨恨的原因在于内，而不在外。“别宥”理论是“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的哲学基础。人生而欲少不欲多，但是由于受到蒙蔽，“皆以己之情为欲多”。人人都喜欢美味、美色、财富，这便是内心的喜好，但是需求是很少的，欲望很容易满足，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与干扰，让人误以为欲望很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别宥”，破除妨碍正确认识事物之“宥”。人人皆将被欺侮视作耻辱，其实是由于厌恶造成的“宥”，被欺侮本身不算事耻辱，别宥之后才能调整认识上出现的偏差，将“被欺侮是耻辱”这种心理错觉克服掉。
宋钘“别宥”说不仅为其学说理论的构建建立了哲学基础，还对荀子“解蔽”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荀子“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认识便是基于宋钘“别宥”论发展而来的。荀子《非十二子篇》，便在“别宥”“解蔽”的基础上破除主观成见，从而达到了一种认识上的新高度。
《汉书·艺文志》于小说家流著录有《宋子》18篇，至隋唐时已不见史籍著录，可见佚失已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宋子》辑佚本一卷。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中认定《管子》一书的《心术上篇》《心术下篇》《内业篇》《白心篇》等4篇为宋钘与尹文遗作。刘节在《古史考存》中也有类似意见。郭沫若与刘节的主要根据是《管子》4篇主要言“情欲寡”，且《管子》中有《白心篇》，与《庄子·天下篇》对宋钘的评价“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相合。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史学者皆不同意此说，本传亦不据《管子》4篇探讨宋钘思想。第一，《庄子·天下篇》言“白心”意为“洗涤自己的心灵”，而《管子·白心篇》中的“白心”意为“心以静为宗”。第二，宋钘主要思想之一为“情欲寡浅”，或言“情欲固寡”，即生来欲寡，目的在于“禁攻寝兵”，而《管子》4篇仅是提倡寡欲，目的在于养“精气”。第三，《管子》4篇中只字未提宋钘的重要思想“禁攻寝兵”说，而《管子》4篇着重讨论的“精气”，《庄子·天下篇》亦未提及是宋钘的思想。第四，《汉书·艺文志》将《宋子》列入小说家，《荀子·正论篇》云“明其譬称”，说明宋钘善于打比方和用生动的事例论述自己的学说 ，但《管子》4篇文字严整、态度严肃，文风与宋钘不符。《吕氏春秋》中的《去宥篇》《去尤篇》与《庄子?天下篇》所言宋钘思想较为一致，且文风相符，应是宋钘或其后学的作品。由于宋钘的著作《宋子》已经佚失，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去宥篇》等文献中。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等思想大家的学说皆吸收了宋尹学派的思想，说明宋钘影响甚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蒲朝府）
宋 钘
宋钘（约前385—前300），又作宋、宋荣 ，战国时期宋国人，长期寓居齐都临淄，与孟子、尹文、彭蒙、慎到等同游稷下，主要活动于齐威王与齐宣王之时，为齐国著名的稷下先生。
一、“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
宋钘与孟子“有雅”。据《孟子·告子下篇》记载，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孟子与宋钘相遇于石丘，孟子自称“轲”，称宋钘为“先生”，可见宋钘与孟子熟悉且比孟子年长 。宋钘在齐国影响很大，门徒众多，其中有一弟子尹文，《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尹文）与宋钘俱游稷下”。也就是说，两人在齐宣王之时同游稷下，并“周行天下，上说下教” 。尹文的思想主张与宋钘的学说大体一致（但思想立足点不同），所以后世常将宋钘与尹文列为一派，称“宋尹学派”。宋钘、尹文皆吸收老子的学说，继承了墨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弘扬墨学为主旨的墨家别派，因此《荀子?非十二子篇》将墨翟与宋钘列为一派。宋钘的学术思想主要包括“情欲固寡”说、“见侮不辱”说、“禁攻寝兵”说与“别宥”说等，简言之则是“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 。
《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很多学者将这一记载理解为“孙卿认为宋子之言是‘黄老意’”，并由此认定宋钘为黄老道家。但是，班固真正的意思是“孙卿是以‘黄老意’来‘道宋子’的”，由于荀子（孙卿）思想中包含“黄老意”，因此以“黄老意”批评宋钘也不足为奇。 虽然宋钘不属于黄老道家，但却与之有着内在联系。正如学界所认为的，宋钘对老子学说的吸纳极大地提高了道家思想在稷下的地位，推动了道家学说在稷下的传播和发展，并对黄老学派的思想有着直接而具体的影响。 宋钘在吸收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其独特的学说，即“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
老子主张寡欲。老子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即“外表单纯、内心朴素，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隐含的意思很明显。因为人的欲望很多，所以需要努力减少私心、降低欲望，需要“寡欲”。《老子》第十二章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种政治思想的目的在于阐述享乐会对个人以及国家造成损害，并提醒统治者要“寡欲”，万不可诱发民众都去追逐享乐。宋钘在老子“寡欲”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欲固寡”的观点。“情欲固寡”的意思是：人生来欲望不多，对物质财富需求有限，很少的东西便能满足。《庄子·天下篇》云：“情欲固寡，五升之饭足矣。”吃饭之时，五升饭就已足够，多吃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说明人的欲望本来是很少的，很容易得到满足。《荀子·正论篇》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欲多并不是人的本性，由于外界的影响，造成了人误以为自己的欲望很多的错觉，这是不对的。生活上吃饱穿暖就要满足，经常以此来洗涤内心 ，防止受到外界贪欲的引诱。宋钘“情欲固寡”与老子“寡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老子主张人本欲多，所以需要限制欲望，宋钘主张人本寡欲，不过是受外界假象的蒙蔽，所以只需要大力宣传，“使人知情欲之寡也”。《荀子?正论篇》云：“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是说宋钘带着他的徒弟们周行天下，阐述他的理论，试图让人们懂得人本寡欲。宋钘的这种理论与常识相悖，所以常常不被人接受，但他仍然不停地劝说 ，已经达到一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宋钘大力宣传这种学说的目的便是为了“息争”。宋钘并没有像老子那样主张限制自己的欲望，而是论证了人的“寡欲”是天生的，只要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本来很少，欲望多是因为被外界所蒙蔽，便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贪欲。无贪欲便可息争，也可以达到“天下之安宁”。
宋钘“情欲固寡”的理论遭到了荀子针锋相对的猛烈抨击。《荀子?礼论篇》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认为天下纷乱并不是因为生而无欲的人被外界蒙蔽，而是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由于欲求得不到满足，才会出现纷争，并恶性循环下去。荀子详细阐述了“情欲固寡”的不合理性：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色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 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乱莫大焉。
眼睛想看最漂亮的颜色、耳朵想听最好听的音乐、嘴巴想吃最好的美味、鼻子想闻最好闻的气味、身体想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些都是人的本性。但是，宋钘却认为人的本性是虽然想要好的东西而又并不想要太多，这就像是喜爱美色但又讨厌西施一样矛盾。宋钘主张“生而少欲”，荀子主张“生而有欲”“欲不可去而求则可节”，所以荀子批评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宋钘与荀子虽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怀抱止息天下纷争的理想，都是努力寻找争端之根源并积极奔走宣传的智者。
“见侮不辱”说同样源自老子。《老子》第二十八章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老子所谓“知荣守辱”说的主要是善于“守辱”，即虽然受到了羞辱，但却能承受这种耻辱。宋钘运用与“情欲固寡”类似的理论框架，将老子“知荣守辱”的理论发展成了“见侮不辱”。“见侮不辱”之意为受到欺侮而不认为是耻辱。《荀子?正论篇》载宋钘曰：“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不辱，则不斗矣。”人人都以受到欺侮为耻辱，因此才会有争斗；如果受到欺侮却不认为是欺侮，就不会有争斗了。由此可见宋钘与老子关于“辱”的观点是有很大不同的：老子强调受到欺侮却不为所动、淡然处之；宋钘的侧重点则是受到欺侮却不认为是耻辱，因此也就不存在怎样忍受耻辱的问题。所以，宋钘的“见侮不辱”说更彻底，从根本上消除了“辱”的根源，是认识论上的一项重要内容。《韩非子?显学篇》云：“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韩非子》记录了“见侮不辱”说的其他几个方面：不争斗、不复仇、坐牢不羞等。由于这种学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受到统治者的礼遇。《荀子?正论篇》批评了宋钘的“见侮不辱”论：“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荀子认为争斗的原因，不在于受辱者是否认为这是耻辱，而在于受辱者是否厌恶这种受辱的行为。荀子认为宋钘没有找到耻辱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与其产生的根源，却劝导人们在认识论上改变对耻辱的看法，是错误的。细观荀子之论，似亦有考虑不周之嫌。荀子为论证“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的观点，特举“俳优”一例：“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 认为滑稽演员、侏儒一类的人受到人们的嬉笑欺侮却不去争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厌恶被欺侮，而不是他们不认为被欺侮是耻辱。事实恰恰相反，俳优、侏儒受到欺侮却没有斗争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厌恶被侮辱，而是因为他们受经济利益驱使，做到了“守其辱”，即能够忍受这种耻辱。若没有经济利益因素，他们不可能做到“守其辱”，也不可能做到“不恶其辱”。
宋钘的“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皆对老子的相关学说进行了发挥，并在认识论上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解说。人生而少欲、不以辱为辱皆是认识论层面上的探讨，这种与常识相悖的理论在论证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也很难让人信服。但是，宋钘却周游天下期望改变人们对欲望以及耻辱的看法，甚至达到了“上下见厌而强见”的程度。“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的目的在于“息争”，在于“救民之斗”。战国时期，各国不断争夺财富、人口、土地，兼并战争不断，下层民众负担沉重，生活痛苦。宋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此学说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使普通民众知晓“五升之饭足矣”，减轻心理压力；社会下层在乱世之中受到欺侮不以为辱，在精神上获得慰藉。第二，游说统治者接受生而少欲的观点，减少对于人口、土地的欲望；国家受到了欺侮却不以为辱，便可以减少冲突与战争。如此，则最终可以达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社会理想。虽然宋钘的这种学说被极个别统治者所接受，但是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片面强调生而寡欲，不仅不能“救民之斗”，还有可能助长争夺之风；过于强调“见侮不辱”，会使国家软弱无能，最终像那些为秦国割地的国家一样被吞并。不过，宋钘“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救民之斗”的动机是好的，应当理性看待。
二、“禁攻寝兵”说
“禁攻寝兵”说是宋钘学说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理论皆为之服务。《庄子·天下篇》所谓“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便高度概括了宋钘的学术思想。“情欲寡浅（情欲固寡）”为其思想内核，是理论层面的论证；“禁攻寝兵”为其最终目标，是政治层面的诉求。宋钘的理论学说，以“情欲寡浅”吸收老子道家思想，服务于墨家“禁攻寝兵”的追求，深刻影响了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情欲固寡”为基础，携“禁攻寝兵”之说，宋钘周游天下，希望“救世之战”，“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其救世之精神令人折服。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较春秋时期更大，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经济遭到重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大国不断发动兼并战争。下层人民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恢复安宁的生活。宋钘“禁攻寝兵”说便是这种声音中的一种。宋钘认为“情欲固寡”，人生而少欲，之所以连年争战，是由于统治者欲望太多，被外界蒙蔽了心灵。宋钘不仅要向统治者阐述“情欲固寡”的学说，还要向他们介绍“见侮不辱”的理论。受到别国欺侮之后并不以为耻，这样国与国之间便能和平共处、消弭战争。《孟子·告子下篇》便记载了宋钘携“禁攻寝兵”说以“救世之战”的事例：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宋钘要到楚国去，在路上遇见了孟子。孟子询问到楚国去的原因。宋钘回答说：听说秦楚两国交兵，我想要游说楚王让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喜欢我的学说，我再去游说秦王，二王总会有一个认同我的说法的。
已经七十余岁的宋钘，不避劳苦，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救世之士”。孟子感慨道：“先生之志则大矣！”但很明显，秦楚两国都没有接受宋钘罢兵的请求，宋钘试图用“禁攻寝兵”之利与交兵之不利来游说楚王与秦王的想法落空了。宋钘重利的思想受墨子“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说的影响，因此宋钘亦主张“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宋钘深知“禁攻寝兵”说不易被时主所接受，但是，他仍坚持不懈地周游天下，宣传自己“禁攻寝兵”的学说，“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
宋钘“禁攻寝兵”说对墨家“非攻”学说进行了发挥。《荀子·非十二子篇》将宋钘与墨翟列为一派也是比较合适的，认为“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宋钘与其弟子生活清苦、朴素耐劳的态度与墨家“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态度高度一致。宋钘在继承墨家学说的基础上还阐发出了“大俭约而曼差等”说，即提倡节俭节用、主张平等。宋钘持“情欲固寡”说，人生而欲少不欲多、没有贪欲，所以在生活上“五升之饭足矣”。不仅在物质利益上没有贪欲，对于名誉、地位等也淡然处之，不分等级、贵贱、贫富，皆平等待之。为了表示自己追求平等，轻视荣辱尊卑，曾“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 。宋钘在“救民之斗”的问题上探讨更为深入，其主张平等、尚功用、重利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墨家的学说，并发挥出了“禁攻寝兵”说。宋钘虽然不能完全归属于墨家学派，但其思想处处体现着墨家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承袭了墨家学说，还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将其定义为“墨家别派”最为合适。
三、“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说
“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是宋钘认识论方面的重要学说，是其理论学说的哲学基础。“宥”与“囿”相通，意为“有所拘碍而识不广也” 。“别宥”即破除影响正确认识事物的阻碍，克服认识的局限性。宋钘“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主张认识事物之前，需要去除认识上的主观性，不能带有成见，要像镜子一样客观地反映外界事物，这是获得正确认知的途径。《吕氏春秋》中《去宥篇》《去尤篇》也阐述了与此类似的思想，一般被认为是宋尹学派的著作。《去宥篇》记述的一则故事，突出了“去宥”的重要性：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取金之时，徒见金耳。”此其大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这则故事是说有个齐人想要金子，便到金铺去，看见有人拿着金子便去抢夺。被抓住之后询问他大庭广众之下抢劫金子的原因，他说抢金子的时候，只看到了金子却没看到人。此齐人受金“所宥”，因此做出了荒唐之事。“宥”所造成的损害非常大，使人黑白颠倒、善恶不分，那些亡国的君主，即都是因为受到多方面“所宥”。因此，“别宥（去宥）”非常重要，“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去尤篇》也讲述了一则生动的故事：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人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扬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这则故事是说有人丢了斧子，认为是邻居家儿子偷的，因此感觉无论其走路、表情、说话、动作态度都像是偷了斧子；结果第二天斧子找到了，再怎么看邻居家的儿子，却都一点不像偷斧子的贼了。主观成见是正确认识事物的障碍，如果带着偏见，必定会歪曲事物的原貌，与客观不符。认识事物时很容易带有主观臆想。《去尤篇》云：“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这是由于个人的喜好与厌恶所导致的“宥” 。《去宥》中的故事主人公是因为被自己的喜好——金子所“宥”，《去尤》中的主人公则是被自己的厌恶所“宥”，看待事物时带有主观猜想，这种偏见、怨恨的原因在于内，而不在外。“别宥”理论是“情欲固寡”说与“见侮不辱”说的哲学基础。人生而欲少不欲多，但是由于受到蒙蔽，“皆以己之情为欲多”。人人都喜欢美味、美色、财富，这便是内心的喜好，但是需求是很少的，欲望很容易满足，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与干扰，让人误以为欲望很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别宥”，破除妨碍正确认识事物之“宥”。人人皆将被欺侮视作耻辱，其实是由于厌恶造成的“宥”，被欺侮本身不算事耻辱，别宥之后才能调整认识上出现的偏差，将“被欺侮是耻辱”这种心理错觉克服掉。
宋钘“别宥”说不仅为其学说理论的构建建立了哲学基础，还对荀子“解蔽”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荀子“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认识便是基于宋钘“别宥”论发展而来的。荀子《非十二子篇》，便在“别宥”“解蔽”的基础上破除主观成见，从而达到了一种认识上的新高度。
《汉书·艺文志》于小说家流著录有《宋子》18篇，至隋唐时已不见史籍著录，可见佚失已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宋子》辑佚本一卷。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中认定《管子》一书的《心术上篇》《心术下篇》《内业篇》《白心篇》等4篇为宋钘与尹文遗作。刘节在《古史考存》中也有类似意见。郭沫若与刘节的主要根据是《管子》4篇主要言“情欲寡”，且《管子》中有《白心篇》，与《庄子·天下篇》对宋钘的评价“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相合。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史学者皆不同意此说，本传亦不据《管子》4篇探讨宋钘思想。第一，《庄子·天下篇》言“白心”意为“洗涤自己的心灵”，而《管子·白心篇》中的“白心”意为“心以静为宗”。第二，宋钘主要思想之一为“情欲寡浅”，或言“情欲固寡”，即生来欲寡，目的在于“禁攻寝兵”，而《管子》4篇仅是提倡寡欲，目的在于养“精气”。第三，《管子》4篇中只字未提宋钘的重要思想“禁攻寝兵”说，而《管子》4篇着重讨论的“精气”，《庄子·天下篇》亦未提及是宋钘的思想。第四，《汉书·艺文志》将《宋子》列入小说家，《荀子·正论篇》云“明其譬称”，说明宋钘善于打比方和用生动的事例论述自己的学说 ，但《管子》4篇文字严整、态度严肃，文风与宋钘不符。《吕氏春秋》中的《去宥篇》《去尤篇》与《庄子?天下篇》所言宋钘思想较为一致，且文风相符，应是宋钘或其后学的作品。由于宋钘的著作《宋子》已经佚失，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去宥篇》等文献中。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等思想大家的学说皆吸收了宋尹学派的思想，说明宋钘影响甚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蒲朝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