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蒙（约前395—前315），齐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稷下黄老学者，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之际。其生平事迹因史籍阙载，已不可详考，其生平大略及其学术思想的了解主要见于《庄子》《尹文子》等典籍。
齐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在宣王、湣王时期最为兴盛。彭蒙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开创者，慎到、田骈等著名学者极富影响力的学说便是继承和发展了彭蒙的学术思想 。考之《庄子》与《尹文子》，彭蒙的主要学术思想可包括齐物、去私与定分等。
《庄子·天下篇》云：“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齐同万物是彭蒙学说的根本。彭蒙主张“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即世界万物都有其适宜之处，也有不适宜之处，其能力所能适应之处与不能适应之处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不适宜之处，甚至连“天地”也是“有所不可”的，“大道”虽能包含万物却不能分辩，正所谓“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选择就必须有所取舍，势必不能遍及，施教就必定有考虑不周之处 ，由此彭蒙才提出“齐万物”的主张。“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与老子、庄子关于“道”之主张差别迥异，庄子认为彭蒙所说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并批评彭蒙“不知道”。“齐物”之意则与老子相和。慎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与彭蒙“齐物”之理亦相承相通。慎到吸收“于物无择”的“齐物”论思想并进一步发挥为任自然的因循之道，“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对于最高范畴的“天道”应该善于因循，不要试图使之化而为我。慎到之“因循”理论不仅包含自然方面，还涉及社会方面，“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这种理论比彭蒙更深入一步。彭蒙“齐物”之主张正是为“选则不遍，教则不至”而提出的，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彭蒙所寻求的是一种无所谓对错，亦不在乎得失的精神境界。
彭蒙的“去私”论则与“齐物”论紧密相连。“齐物”为首要原理，“去私”为具体途径。想要真正达到以万物不齐为齐的境界，不仅需要没有顾虑，放弃智巧，“不顾于虑，不谋于知”，随事物变化而变化，还需要“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因此彭蒙崇尚公正和平易，反对偏私。彭蒙“不谋于知”之“知”与慎到“不以智累心”之“智”当为同义之表述。他们都不主张智巧，摒弃主观臆想，否定师心自用，慎到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弃知去己”的主张。“去私”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彭蒙是颇为重视“法”的，重法治而轻人治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彭蒙认为只有依靠法治才能致力于太平，而仅仅依靠圣人则不能。人治与法治大不相同，法治是遵循事物规律而制定的，而圣人之治不过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说法治可以无所不治，圣人根本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却只有圣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慎到成熟的法治思想透露着与这种思想的相似之处：法律出于事理，因循规律制定法律，圣人依势而能得万物之利。法治所倡导的公正与少数人的私利是对立的，慎到言“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正是此意。彭蒙“去私”论是着眼于法治而提出的，因此要提倡法治，必须立公正去私利，“任公而不任私”。
“定分”也是彭蒙的重要思想之一。彭蒙曾曰：“雉、兔在野，众皆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 看见野鸡、野兔，众人都会去追赶捕捉，这是因为野鸡和野兔还不是某人的私有财产；在市场上看到鸡猪成群，却没有一个人去据为己有，因为这些动物的所属权都已经很明确了。彭蒙所举例证十分简单，蕴含的思想也极为明显：归属权未定，人人皆觊觎之，容易产生混乱；归属权明确之后，相互争夺造成的混乱便可止息。虽然彭蒙所讲的“分”表面上是“财产所有权”之意，但可以看出的是“定分”与儒家提倡的“正名”有相似之处，都有稳定社会关系层面的含义。慎到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慎到不仅承袭了彭蒙的观点，还进一步进行了阐发，并明确说明了“定分”所具有的法治意义与社会功能。慎到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职守，即“分”。每个阶层的人都要守“分”，“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在“分”内完成所承担的事情。“分”定之后，各阶层拥有的地位不同，有利于统治阶级守“势”，还为社会从战乱过渡到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彭蒙的生平少见于史籍，《列子》《庄子》诸书中皆有关于“伯昏无人”的记载，诸书所记之“伯昏无人”极有可能与“彭蒙”为同一个人。 从音韵学上讲，伯昏无人与彭蒙为同一字词的不同读法。上古汉语中，双音节的词较为常见，一些单音节的词经常会出现缓读，转化为双音节。例如，“诸”常常转换为“之乎”“孔”转化为“窟窿”“茨”又作“蒺藜”等，都非常常见。人名中也常有此种变化，不同书中常有不同记载。例如《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的“专诸”，在《左传》中记作“设诸”；有时候同一书中也有不同记载，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鉏宜咎”，在《左传》昭四年中记为“咸尹宜咎”。很明显，“专”缓读为了“设”，“咸尹”又是“”的缓读。这种例子在先秦极为常见，“杨朱”缓读为“阳子居”，“宫奇”缓读为“宫之奇”等都是由于急读缓读出现变化的例子。这些例子在后世也不少见，《旧唐书?南诏蛮列传》中的“苴蒙阁劝”，《新唐书》中作“寻阁劝”；《周书?突厥列传》中的“乙息记可汗”，《隋书?突厥列传》作“逸可汗”。出土文物也有实际例证，20世纪60年代安徽蔡家岗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两把戈，正反面共12个字：“戈愆邘丸之子戊王者旨於赐”，“戈愆邘丸”即勾践的缓读，“者旨於赐”是勾践之子“鼫与”的缓读。伯昏无人在庄子中又记作伯昏瞀人，伯昏是彭的缓读，瞀人是蒙的缓读，因此伯昏瞀人很有可能为彭蒙的缓读，与彭蒙为同一人。另外据《庄子·让王篇》记载：“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子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史记·韩世家》中载“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郭沫若认为此悼公正是《庄子?让王篇》中的郑子阳 ，因此列子的活动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49年左右，与田骈约略同时。《庄子·天下篇》言田骈学于彭蒙，《庄子·列御寇篇》言列子师伯昏无人，因此田骈与列子可能皆曾学于彭蒙（伯昏无人）。至少可以说明彭蒙与伯昏无人在生活时代上是相重合的。
文献中关于伯昏无人主要思想的记载也与彭蒙基本一致。《庄子·田子方篇》记载了一则故事：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这段“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记载所表达出来的寓意与彭蒙“不顾于虑，不谋于知”的思想颇为一致。伯昏无人教导列子要善于因循自然，随自然界变化而变化，放弃顾虑与智巧，才能达到至人平静专一的境界。《慎子?逸文篇》中也有类似比喻：“鸟飞于空，鱼游于渊，非术也。故为鸟为鱼者，亦不自知其能飞能游。苟知之，立心以为之，则必堕必溺。”慎到与伯昏无人上述思想密切相连，应不是偶然。伯昏无人曾对列子讲：“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告诫列子不要玩弄智巧，学习“无能者”善于守虚的境界。这些与彭蒙、慎到“不顾于虑，不谋于知”“无知之物”“莫之是莫之非”的思想大体一致。彭蒙与伯昏无人处于同一时代，思想基本一致，并且从音韵学角度看伯昏无人应该是彭蒙的缓读，因此历史记载中的伯昏无人极有可能与彭蒙为同一人。
《庄子》之所以将彭蒙、田骈、慎到列为一派，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另据分析考证，彭蒙与列子的思想也存在一定关联。但是，《庄子》与《尹文子》中有关彭蒙的记载很少，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对彭蒙生平与思想的解读还存在诸多问题。彭蒙更详细的生平以及更具体的思想主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考证以及出土文物史料的证明。
（蒲朝府 张熙惟）
彭 蒙
彭蒙（约前395—前315），齐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稷下黄老学者，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之际。其生平事迹因史籍阙载，已不可详考，其生平大略及其学术思想的了解主要见于《庄子》《尹文子》等典籍。
齐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在宣王、湣王时期最为兴盛。彭蒙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开创者，慎到、田骈等著名学者极富影响力的学说便是继承和发展了彭蒙的学术思想 。考之《庄子》与《尹文子》，彭蒙的主要学术思想可包括齐物、去私与定分等。
《庄子·天下篇》云：“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齐同万物是彭蒙学说的根本。彭蒙主张“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即世界万物都有其适宜之处，也有不适宜之处，其能力所能适应之处与不能适应之处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不适宜之处，甚至连“天地”也是“有所不可”的，“大道”虽能包含万物却不能分辩，正所谓“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选择就必须有所取舍，势必不能遍及，施教就必定有考虑不周之处 ，由此彭蒙才提出“齐万物”的主张。“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与老子、庄子关于“道”之主张差别迥异，庄子认为彭蒙所说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并批评彭蒙“不知道”。“齐物”之意则与老子相和。慎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与彭蒙“齐物”之理亦相承相通。慎到吸收“于物无择”的“齐物”论思想并进一步发挥为任自然的因循之道，“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对于最高范畴的“天道”应该善于因循，不要试图使之化而为我。慎到之“因循”理论不仅包含自然方面，还涉及社会方面，“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这种理论比彭蒙更深入一步。彭蒙“齐物”之主张正是为“选则不遍，教则不至”而提出的，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彭蒙所寻求的是一种无所谓对错，亦不在乎得失的精神境界。
彭蒙的“去私”论则与“齐物”论紧密相连。“齐物”为首要原理，“去私”为具体途径。想要真正达到以万物不齐为齐的境界，不仅需要没有顾虑，放弃智巧，“不顾于虑，不谋于知”，随事物变化而变化，还需要“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因此彭蒙崇尚公正和平易，反对偏私。彭蒙“不谋于知”之“知”与慎到“不以智累心”之“智”当为同义之表述。他们都不主张智巧，摒弃主观臆想，否定师心自用，慎到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弃知去己”的主张。“去私”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彭蒙是颇为重视“法”的，重法治而轻人治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彭蒙认为只有依靠法治才能致力于太平，而仅仅依靠圣人则不能。人治与法治大不相同，法治是遵循事物规律而制定的，而圣人之治不过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说法治可以无所不治，圣人根本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却只有圣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慎到成熟的法治思想透露着与这种思想的相似之处：法律出于事理，因循规律制定法律，圣人依势而能得万物之利。法治所倡导的公正与少数人的私利是对立的，慎到言“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正是此意。彭蒙“去私”论是着眼于法治而提出的，因此要提倡法治，必须立公正去私利，“任公而不任私”。
“定分”也是彭蒙的重要思想之一。彭蒙曾曰：“雉、兔在野，众皆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 看见野鸡、野兔，众人都会去追赶捕捉，这是因为野鸡和野兔还不是某人的私有财产；在市场上看到鸡猪成群，却没有一个人去据为己有，因为这些动物的所属权都已经很明确了。彭蒙所举例证十分简单，蕴含的思想也极为明显：归属权未定，人人皆觊觎之，容易产生混乱；归属权明确之后，相互争夺造成的混乱便可止息。虽然彭蒙所讲的“分”表面上是“财产所有权”之意，但可以看出的是“定分”与儒家提倡的“正名”有相似之处，都有稳定社会关系层面的含义。慎到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慎到不仅承袭了彭蒙的观点，还进一步进行了阐发，并明确说明了“定分”所具有的法治意义与社会功能。慎到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职守，即“分”。每个阶层的人都要守“分”，“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在“分”内完成所承担的事情。“分”定之后，各阶层拥有的地位不同，有利于统治阶级守“势”，还为社会从战乱过渡到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彭蒙的生平少见于史籍，《列子》《庄子》诸书中皆有关于“伯昏无人”的记载，诸书所记之“伯昏无人”极有可能与“彭蒙”为同一个人。 从音韵学上讲，伯昏无人与彭蒙为同一字词的不同读法。上古汉语中，双音节的词较为常见，一些单音节的词经常会出现缓读，转化为双音节。例如，“诸”常常转换为“之乎”“孔”转化为“窟窿”“茨”又作“蒺藜”等，都非常常见。人名中也常有此种变化，不同书中常有不同记载。例如《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的“专诸”，在《左传》中记作“设诸”；有时候同一书中也有不同记载，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鉏宜咎”，在《左传》昭四年中记为“咸尹宜咎”。很明显，“专”缓读为了“设”，“咸尹”又是“”的缓读。这种例子在先秦极为常见，“杨朱”缓读为“阳子居”，“宫奇”缓读为“宫之奇”等都是由于急读缓读出现变化的例子。这些例子在后世也不少见，《旧唐书?南诏蛮列传》中的“苴蒙阁劝”，《新唐书》中作“寻阁劝”；《周书?突厥列传》中的“乙息记可汗”，《隋书?突厥列传》作“逸可汗”。出土文物也有实际例证，20世纪60年代安徽蔡家岗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两把戈，正反面共12个字：“戈愆邘丸之子戊王者旨於赐”，“戈愆邘丸”即勾践的缓读，“者旨於赐”是勾践之子“鼫与”的缓读。伯昏无人在庄子中又记作伯昏瞀人，伯昏是彭的缓读，瞀人是蒙的缓读，因此伯昏瞀人很有可能为彭蒙的缓读，与彭蒙为同一人。另外据《庄子·让王篇》记载：“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子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史记·韩世家》中载“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郭沫若认为此悼公正是《庄子?让王篇》中的郑子阳 ，因此列子的活动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49年左右，与田骈约略同时。《庄子·天下篇》言田骈学于彭蒙，《庄子·列御寇篇》言列子师伯昏无人，因此田骈与列子可能皆曾学于彭蒙（伯昏无人）。至少可以说明彭蒙与伯昏无人在生活时代上是相重合的。
文献中关于伯昏无人主要思想的记载也与彭蒙基本一致。《庄子·田子方篇》记载了一则故事：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这段“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记载所表达出来的寓意与彭蒙“不顾于虑，不谋于知”的思想颇为一致。伯昏无人教导列子要善于因循自然，随自然界变化而变化，放弃顾虑与智巧，才能达到至人平静专一的境界。《慎子?逸文篇》中也有类似比喻：“鸟飞于空，鱼游于渊，非术也。故为鸟为鱼者，亦不自知其能飞能游。苟知之，立心以为之，则必堕必溺。”慎到与伯昏无人上述思想密切相连，应不是偶然。伯昏无人曾对列子讲：“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告诫列子不要玩弄智巧，学习“无能者”善于守虚的境界。这些与彭蒙、慎到“不顾于虑，不谋于知”“无知之物”“莫之是莫之非”的思想大体一致。彭蒙与伯昏无人处于同一时代，思想基本一致，并且从音韵学角度看伯昏无人应该是彭蒙的缓读，因此历史记载中的伯昏无人极有可能与彭蒙为同一人。
《庄子》之所以将彭蒙、田骈、慎到列为一派，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另据分析考证，彭蒙与列子的思想也存在一定关联。但是，《庄子》与《尹文子》中有关彭蒙的记载很少，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对彭蒙生平与思想的解读还存在诸多问题。彭蒙更详细的生平以及更具体的思想主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考证以及出土文物史料的证明。
（蒲朝府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