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前483—前402 ），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春秋战国之交鲁国人（今曲阜），著名思想家。他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开创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思孟学派，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子思幼年曾受教于孔子。孔子非常注重家教，在教其子伯鱼时，曾说过两句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据《孔丛子》记载，孔子晚年，其得意门生颜回、儿子伯鱼等都先孔子去世，孔子很担心自己的学说找不到理想的继承人，子思看出了孔子的担忧，发奋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因此深受孔子喜欢。祖孙2人在切磋学问时，曾探讨过国君为何不能选贤任能、礼乐法制与治国的关系等问题。
孔子去世后，子思跟随孔子的弟子曾子、子游、子夏等继续学习。曾子忠厚老实，以孝闻名，尤其注重内省，强调主观意识活动，对“内圣”一派的儒家学者影响较大。子游擅长礼学，是儒家礼乐制度的重要传承者。子夏对儒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是六经的重要传承者。据说《易传》《诗序》《仪礼?丧服传》均出自子夏之手，《毛诗》《公羊传》《穀梁传》等则均由子夏传承。3人之中，曾子对子思的影响最大。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弟子们各得一长。通过跟随孔门弟子广泛学习，子思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学者。
与孔子一样，子思学有所成之后，就开始广收门徒，积极传播儒家思想。由于他学识渊博，又是孔子嫡孙，因而门徒众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曾申（曾子之子）、县成、申祥（子张之子）等。就连鲁国国君鲁穆公也曾受教于子思。于是以子思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儒家派别——子思学派，即《韩非子》所说孔子死后儒家的8个重要派别之一。孟子受教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和发展了子思学说，从而形成了儒家学派中的思孟学派。
子思生活在社会比较动荡的春秋战国之交，当时各国纷纷变法，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子思与孔子一样，曾出游列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到过宋、卫、齐等国。据《孔丛子》记载，子思16岁就到过宋国，因受到宋国大夫乐朔的围攻而撰写了影响深远的《中庸》一书。子思在卫国时，曾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孰料卫国国君因为苟变犯有小错，拒绝任用。子思认为，国君用人应该扬长避短，不能因为有小缺点就完全弃用，特别是战国之世，应该注意军事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子思针对时代的需要，在儒家礼乐教化之外，强调军事和军事人才的重要性，这说明子思的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子思在卫国期间，其母去世。柳若说，子思是圣人之后，四方远近的人都想通过子思葬母来观礼。可见子思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不过，子思在卫国时，生活却很落魄。据刘向《说苑》记载，当时子思衣衫褴褛，20天只吃过9顿饭。即便如此，他也不肯随便接受权贵的施舍，表现出高贵的人格。
子思出游列国，虽然没有受到重用，但是却开阔了视野，吸收了其他学派学说的优点，进一步提高了其思想理论水平。比如，思孟学派擅长谈论心、性、天、道等，很可能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子思所到之处，还进一步传播了儒家思想。战国楚墓中曾出土与子思有关的著作，这表明子思的思想经过他和他的后学们的传播，至少被部分楚国上层贵族所接受。
子思晚年回到鲁国，鲁穆公以子思为师，极尽礼遇，国家大事多向子思请教。鲁穆公曾问子思，如何才能使鲁国中兴。子思认为，应该推行政治教化，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卿大夫私人的权力，注重民众的幸福，与邻国和睦相处。鲁穆公问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认为，总是指出国君缺点和错误的人就是忠臣。鲁穆公还向子思请教过立太子的原则、是否可以为先君掩饰错误等问题。
子思著有《子思子》23篇。宋代以后，《子思子》一书大部分佚失，只有《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篇因为被西汉经学家戴圣收入《礼记》而得以流传至今。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性自命出》等11种儒家著作。这些著作已知要么属于《子思子》一书，要么与子思的思想一致，因而很可能是已经佚失的《子思子》的一部分。子思学派由此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
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都发扬“内圣外王”之说，但相较而言，思孟学派的思想特点更为突出，能充分发扬儒家学说中“内圣”的一面，注重道德追求和内心反省。而荀子学派则着重发扬“外王”的一面，注重外在的礼、法一面。两派都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先秦儒家学派。
子思的思想体系颇为宏富，主要包括人性受自于天、人的差别由后天造成的性命论；将道德纳入天的属性，使自然之天转变为道德之天的天道观；注重慎独自省、正心诚意的个人修身之道；注重身教、提倡道德教化的政治统治之道等。
子思的性命论与天道观为儒家的礼乐教化学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子思则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使性命之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子思认为，天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仁、义、礼、智、圣五种道德属性，这就是被称为“五行”的天道观。“天命之谓性”，人性来自于天，每个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都有仁、义、礼、智等内在的道德属性，这就是被称为“四行”的人道观。既然人性相同，那么儒家的礼乐教化就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普遍性。这是因为如果人性各不相同，或者人性中没有内在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因素，那么礼乐教化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人性是相同的，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差别呢？这是因为人性虽然相同，但是后天的环境不一样，从而使人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因此，儒家的礼乐教化就有了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在跟外界的交往中，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只有实行礼乐教化，才能使人心向善，从而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子思的人性论其实是在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其主要理论突破是引入了道德之天，从而使儒家的人性论具有了形而上的依据。子思的性命论在儒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荀子发展了子思思想中人性相同、可以礼乐教化的思想，提出了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观点。孟子发展了子思思想中人性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的观点，提出了性善论。
儒家学者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作为政治活动的起点。子思所主张的修身之道侧重于向人的内心方向发展，注重自省、慎独、正心诚意。注重自省，是子思对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等思想的继承。所谓慎独，是指君子要在人所注目时注意道德品行，更要在独处、没有外人知道的情况下加强道德修养，做到无愧于心。正心诚意，是指人在进行道德修养时要端正心态，不存邪念，态度真诚，不自欺。子思所主张的修身之道主要体现在《中庸》一书中，此书也是子思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
《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被朱熹单独拿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并为之剖析章句，注释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中庸》成为显学。元代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时的必考内容，《中庸》就在儒家经典中确立了重要位置。《中庸》也是一部人生哲学著作。子思认为，人性来自于天，所谓“道”就是始终遵循来自于天的人性，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修养来实现“道”。修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尊德性”和“道问学”。“尊德性”就是要始终遵循人性，不能有丝毫的背离。天道、人性最重要的特征是“诚”，真实无妄。因此，“诚”是《中庸》一书中最重要的概念，被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修道首先就是要以“诚”来面对人性，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要慎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道问学”就是通过学习来做到“诚”。圣人能够遵循得自于天的本性，做到真实无妄。一般人则难免会受到私欲的影响，迷失本性，做不到“诚”，这就需要择善而固执之。择善的前提是知道什么是善，知道什么是善的前提是学习，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要坚持学习，并且笃行之，知行合一，普通人也可以做到“诚”。“诚”并不只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修身之道，还要求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和社会都实现“诚”。自己做到“诚”，只是智；帮助他人也做到“诚”，才是仁。子思认为，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他称之为“五达道”。要实现五者的良好发展，就需要三种道德品质，即仁、智、勇，他称之为“三达德”。“三达德”的实现和养成，靠的都是一个“诚”字。《中庸》从“诚”开始，推而广之，可以达到成己成物、参天地的效果，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
以性命论和修身之道为基础，子思提出了注重身教、道德教化的政治统治思想。子思认为，统治者应该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足以作为臣民的表率。统治者如果想实施某项政策，提倡某种行为，就应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用善行来教育和引导人民，而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来逼迫人民服从。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子思有不同的说法。《五行》的说法是“五行”：仁、义、礼、智、圣；《六德》的说法是“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子思认为，统治者不仅要在行动上实现这些品德，而且要把这些品德固化到内心，成为发自内心的“德之行”。子思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提高自身修养，尊重贤人，亲爱亲人，礼敬重臣，体恤官僚，爱护庶民，劝勉手工业劳动者，宽待远方来客，恩抚地方诸侯（以上九者称之为“九经”），慎言，重然诺以取信于民等。
子思的政治思想还具有难得的批判精神。子思反对绝对的君主专制，反对君主一意孤行、践踏民意，反对臣子对君主一味逢迎。他主张臣子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敢于揭露君主不好的行为。为了迎合君主个人的喜好而奋不顾身甚至丧命，并不是真正的忠臣，这种人只是在追求功名利禄而已。真正的忠臣应该为国君负责，为天下国家负责，要敢于“恒称其君之恶”。这种思想被孟子继承和发展。孟子认为，真正的士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应该能用自己的学说和浩然正气去改造社会、发扬正义，而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子思、孟子的这种思想对于古代知识分子保持人格独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子思生于乱世，试图用儒家学说来拯救社会危机，济世救民；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独立傲世，具有高尚的人格。子思是儒学从孔子发展到孟子这一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子思的思想被孟子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子思所著《中庸》一书，对宋朝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子思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人称为“述圣”。
（衣抚生）
子 思
子思（前483—前402 ），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春秋战国之交鲁国人（今曲阜），著名思想家。他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开创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思孟学派，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子思幼年曾受教于孔子。孔子非常注重家教，在教其子伯鱼时，曾说过两句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据《孔丛子》记载，孔子晚年，其得意门生颜回、儿子伯鱼等都先孔子去世，孔子很担心自己的学说找不到理想的继承人，子思看出了孔子的担忧，发奋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因此深受孔子喜欢。祖孙2人在切磋学问时，曾探讨过国君为何不能选贤任能、礼乐法制与治国的关系等问题。
孔子去世后，子思跟随孔子的弟子曾子、子游、子夏等继续学习。曾子忠厚老实，以孝闻名，尤其注重内省，强调主观意识活动，对“内圣”一派的儒家学者影响较大。子游擅长礼学，是儒家礼乐制度的重要传承者。子夏对儒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是六经的重要传承者。据说《易传》《诗序》《仪礼?丧服传》均出自子夏之手，《毛诗》《公羊传》《穀梁传》等则均由子夏传承。3人之中，曾子对子思的影响最大。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弟子们各得一长。通过跟随孔门弟子广泛学习，子思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学者。
与孔子一样，子思学有所成之后，就开始广收门徒，积极传播儒家思想。由于他学识渊博，又是孔子嫡孙，因而门徒众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曾申（曾子之子）、县成、申祥（子张之子）等。就连鲁国国君鲁穆公也曾受教于子思。于是以子思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儒家派别——子思学派，即《韩非子》所说孔子死后儒家的8个重要派别之一。孟子受教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和发展了子思学说，从而形成了儒家学派中的思孟学派。
子思生活在社会比较动荡的春秋战国之交，当时各国纷纷变法，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子思与孔子一样，曾出游列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到过宋、卫、齐等国。据《孔丛子》记载，子思16岁就到过宋国，因受到宋国大夫乐朔的围攻而撰写了影响深远的《中庸》一书。子思在卫国时，曾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孰料卫国国君因为苟变犯有小错，拒绝任用。子思认为，国君用人应该扬长避短，不能因为有小缺点就完全弃用，特别是战国之世，应该注意军事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子思针对时代的需要，在儒家礼乐教化之外，强调军事和军事人才的重要性，这说明子思的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子思在卫国期间，其母去世。柳若说，子思是圣人之后，四方远近的人都想通过子思葬母来观礼。可见子思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不过，子思在卫国时，生活却很落魄。据刘向《说苑》记载，当时子思衣衫褴褛，20天只吃过9顿饭。即便如此，他也不肯随便接受权贵的施舍，表现出高贵的人格。
子思出游列国，虽然没有受到重用，但是却开阔了视野，吸收了其他学派学说的优点，进一步提高了其思想理论水平。比如，思孟学派擅长谈论心、性、天、道等，很可能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子思所到之处，还进一步传播了儒家思想。战国楚墓中曾出土与子思有关的著作，这表明子思的思想经过他和他的后学们的传播，至少被部分楚国上层贵族所接受。
子思晚年回到鲁国，鲁穆公以子思为师，极尽礼遇，国家大事多向子思请教。鲁穆公曾问子思，如何才能使鲁国中兴。子思认为，应该推行政治教化，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卿大夫私人的权力，注重民众的幸福，与邻国和睦相处。鲁穆公问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认为，总是指出国君缺点和错误的人就是忠臣。鲁穆公还向子思请教过立太子的原则、是否可以为先君掩饰错误等问题。
子思著有《子思子》23篇。宋代以后，《子思子》一书大部分佚失，只有《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篇因为被西汉经学家戴圣收入《礼记》而得以流传至今。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性自命出》等11种儒家著作。这些著作已知要么属于《子思子》一书，要么与子思的思想一致，因而很可能是已经佚失的《子思子》的一部分。子思学派由此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
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都发扬“内圣外王”之说，但相较而言，思孟学派的思想特点更为突出，能充分发扬儒家学说中“内圣”的一面，注重道德追求和内心反省。而荀子学派则着重发扬“外王”的一面，注重外在的礼、法一面。两派都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先秦儒家学派。
子思的思想体系颇为宏富，主要包括人性受自于天、人的差别由后天造成的性命论；将道德纳入天的属性，使自然之天转变为道德之天的天道观；注重慎独自省、正心诚意的个人修身之道；注重身教、提倡道德教化的政治统治之道等。
子思的性命论与天道观为儒家的礼乐教化学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子思则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使性命之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子思认为，天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仁、义、礼、智、圣五种道德属性，这就是被称为“五行”的天道观。“天命之谓性”，人性来自于天，每个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都有仁、义、礼、智等内在的道德属性，这就是被称为“四行”的人道观。既然人性相同，那么儒家的礼乐教化就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普遍性。这是因为如果人性各不相同，或者人性中没有内在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因素，那么礼乐教化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人性是相同的，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差别呢？这是因为人性虽然相同，但是后天的环境不一样，从而使人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因此，儒家的礼乐教化就有了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在跟外界的交往中，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只有实行礼乐教化，才能使人心向善，从而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子思的人性论其实是在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其主要理论突破是引入了道德之天，从而使儒家的人性论具有了形而上的依据。子思的性命论在儒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荀子发展了子思思想中人性相同、可以礼乐教化的思想，提出了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观点。孟子发展了子思思想中人性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的观点，提出了性善论。
儒家学者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作为政治活动的起点。子思所主张的修身之道侧重于向人的内心方向发展，注重自省、慎独、正心诚意。注重自省，是子思对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等思想的继承。所谓慎独，是指君子要在人所注目时注意道德品行，更要在独处、没有外人知道的情况下加强道德修养，做到无愧于心。正心诚意，是指人在进行道德修养时要端正心态，不存邪念，态度真诚，不自欺。子思所主张的修身之道主要体现在《中庸》一书中，此书也是子思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
《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被朱熹单独拿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并为之剖析章句，注释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中庸》成为显学。元代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时的必考内容，《中庸》就在儒家经典中确立了重要位置。《中庸》也是一部人生哲学著作。子思认为，人性来自于天，所谓“道”就是始终遵循来自于天的人性，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修养来实现“道”。修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尊德性”和“道问学”。“尊德性”就是要始终遵循人性，不能有丝毫的背离。天道、人性最重要的特征是“诚”，真实无妄。因此，“诚”是《中庸》一书中最重要的概念，被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修道首先就是要以“诚”来面对人性，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要慎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道问学”就是通过学习来做到“诚”。圣人能够遵循得自于天的本性，做到真实无妄。一般人则难免会受到私欲的影响，迷失本性，做不到“诚”，这就需要择善而固执之。择善的前提是知道什么是善，知道什么是善的前提是学习，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要坚持学习，并且笃行之，知行合一，普通人也可以做到“诚”。“诚”并不只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修身之道，还要求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和社会都实现“诚”。自己做到“诚”，只是智；帮助他人也做到“诚”，才是仁。子思认为，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他称之为“五达道”。要实现五者的良好发展，就需要三种道德品质，即仁、智、勇，他称之为“三达德”。“三达德”的实现和养成，靠的都是一个“诚”字。《中庸》从“诚”开始，推而广之，可以达到成己成物、参天地的效果，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
以性命论和修身之道为基础，子思提出了注重身教、道德教化的政治统治思想。子思认为，统治者应该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足以作为臣民的表率。统治者如果想实施某项政策，提倡某种行为，就应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用善行来教育和引导人民，而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来逼迫人民服从。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子思有不同的说法。《五行》的说法是“五行”：仁、义、礼、智、圣；《六德》的说法是“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子思认为，统治者不仅要在行动上实现这些品德，而且要把这些品德固化到内心，成为发自内心的“德之行”。子思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提高自身修养，尊重贤人，亲爱亲人，礼敬重臣，体恤官僚，爱护庶民，劝勉手工业劳动者，宽待远方来客，恩抚地方诸侯（以上九者称之为“九经”），慎言，重然诺以取信于民等。
子思的政治思想还具有难得的批判精神。子思反对绝对的君主专制，反对君主一意孤行、践踏民意，反对臣子对君主一味逢迎。他主张臣子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敢于揭露君主不好的行为。为了迎合君主个人的喜好而奋不顾身甚至丧命，并不是真正的忠臣，这种人只是在追求功名利禄而已。真正的忠臣应该为国君负责，为天下国家负责，要敢于“恒称其君之恶”。这种思想被孟子继承和发展。孟子认为，真正的士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应该能用自己的学说和浩然正气去改造社会、发扬正义，而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子思、孟子的这种思想对于古代知识分子保持人格独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子思生于乱世，试图用儒家学说来拯救社会危机，济世救民；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独立傲世，具有高尚的人格。子思是儒学从孔子发展到孟子这一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子思的思想被孟子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子思所著《中庸》一书，对宋朝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子思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人称为“述圣”。
（衣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