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丘江公（生卒年不详），史佚其名，又称瑕丘江生、大江公，山阳瑕丘（今兖州）人，是西汉初年《鲁诗》的重要传人，更是《穀梁春秋》的唯一传人。瑕丘江公尽得汉初《鲁诗》开创者申公真传，兼通《诗》学、《春秋》学，是汉代著名经学大家。瑕丘江公在武帝时位至《诗》学博士，江公之学传于家人及子孙，其孙江生是宣帝时期江氏家学中的佼佼者。
《诗》作为“五经”之首，在汉初已经出现《诗》学多个流派。《史记·儒林传》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此即后世所称《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属今文经学，西汉文景时相继立为官学。
瑕丘江公师从《鲁诗》开创者申培，尽得申公真传，徒众最盛。申培，亦称申公或申培公，鲁（今曲阜）人，西汉初期著名经学家，今文经学《鲁诗》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申公弟子众多，著名的弟子除了瑕丘江公外，还有王臧、赵绾、孔安国、周霸、鲁许生、免中徐公等人。申培其他弟子多治《诗》学，而《春秋》学者多治《公羊》。因此，瑕丘江公是当时《穀梁春秋》的唯一传人。
瑕丘江公的《鲁诗》传人，可考者有韦贤、荣广、博士江公。韦贤，字长孺，鲁国邹县（今邹县东南）人。他师从瑕丘江公和许生，学习《鲁诗》，兼通《礼》《尚书》《鲁论语》。他是《鲁诗》韦氏学的开创者，也是《鲁论语》的名家，号称邹鲁大儒。他以《诗》传子玄成、孙赏，形成了颇具影响的《鲁诗》韦氏学。荣广，字王孙，高材捷敏，尽能传江公《诗》《春秋》，继承了江公的全部学术精华。《汉书·儒林传》说：“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可见《穀梁春秋》及《鲁诗》为江公世传家学。
《春秋》相传是由孔子据鲁史《春秋》“笔削”而成，在西汉初期已有五家传《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师”，这样只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流传下来。汉初《左氏春秋》尚为一部独立编年史，没有涉足于经学，而《公羊春秋》学也未分派，所以《春秋》学中只有《穀梁》《公羊》二家的对立。《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最初都源于对《春秋》的解说阐释。战国中后期，《穀梁春秋》属于鲁学，而《公羊春秋》属于齐学，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学流派。
《春秋穀梁传》，相传其创始人乃子夏弟子鲁人穀梁子。按东晋《穀梁传》注疏家杨士勋的说法，其师徒传承的系统大体是：子夏传穀梁子，穀梁子传荀子，荀子传申公。这也是清代中期以前学界较为一致的一种说法。皮锡瑞指出，子夏与荀子相隔一百多年，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他就不可能授予荀子。所以《穀梁传》早期传授系统不可全信。
在武帝时期，瑕丘江公曾与董仲舒有过一次辩论，这次辩论实际上是以江公为代表的穀梁家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在学术上的争鸣和较量。不过，这次辩论掺杂较多的政治因素与人为因素，辩论的主持人丞相公孙弘是一位公羊学家，他以其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干预这次学术辩论的结果。另外，江公讷于口，不善辩论，又不善于迎合时政，而董仲舒兼通五经，能言善辩，他发挥《公羊》学说，以附和时政，使得这场关乎《春秋》穀梁学命运的较量中，江公处于下风。辩论后，汉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刘据受《公羊春秋》，设立《公羊春秋》博士。因此，《公羊》学大兴，而《穀梁》学也就未能盛行于世。但不能否认的是，江公是影响。整个西汉穀梁学的重要人物，正是他的教授与传承，使西汉穀梁学得以衣钵相传，不绝如缕。
江氏家学之外，受穀梁学的弟子主要有荣广和皓星公。荣广，字王孙，鲁（今曲阜）人，他是江公最得力的门生，兼通《鲁诗》和《穀梁》，继承了江公的全部学术精华，并且才思敏捷，长于辩论。他曾与当时的《公羊》学大师眭弘等进行辩论，多次使对方无言以对，扩大了穀梁学的声势。眭弘，字孟，鲁国蕃县（今滕州）人，师从董仲舒弟子嬴公受《公羊春秋》，善阴阳灾异之说。以明经任为议郎，迁博士，官至符节令。从荣广与眭弘辩论时间上来看，荣广的主要活动时间也大约与眭孟同时，为武帝至昭帝时人。这次辩论是西汉经学史上穀梁家与公羊家的第二次交锋，结果以荣广为代表的穀梁家胜出。之后习《穀梁春秋》者日益增多，穀梁学开始走向兴盛。荣广与同门皓星公同传穀梁学与《诗经》学于蔡千秋。荣广弟子还有周庆、丁姓等人，周庆、丁姓后来都曾被立为穀梁学博士，为穀梁学官方地位的巩固和学术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此外，在江公的穀梁弟子中，还有戾太子刘据。刘据乃武帝长子，他先是受诏学习《公羊春秋》，通《公羊》后，私从江公学习《穀梁》，并且十分推崇穀梁学。汉宣帝继位后听说祖父戾太子刘据喜好《穀梁春秋》，再加上当时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也都提倡鲁学《穀梁》，宣帝遂召蔡千秋与当时的公羊学家共同讨论《春秋》经义。这次讨论可以说是西汉穀梁学与《公羊》学的第三次交锋，使穀梁学在长期的沉寂后，终于在政治与学术的交互作用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蔡千秋也因此次学术讨论而被擢升为谏大夫给事中。后宣帝又任其为郎中户将，并由宣帝选郎10人，交其专门教授，以培养一批穀梁学家。蔡千秋的穀梁学造诣时人莫有能及者，弟子中以汝南尹更始为最著名。蔡千秋卒后，宣帝再征瑕丘江公之孙为穀梁家博士。
江公孙，亦称江公，也称江生、江翁、江博士，是宣帝时期江氏家学中的佼佼者，兼通《鲁诗》和《穀梁春秋》，对《孝经》也学有专长，著《江氏学》一篇，成为汉代四家《孝经》的专门名家之一。宣帝征江生入朝后，拜为博士，接替蔡千秋来培养穀梁学家，同时让博学通达的刘向从江生受学，并作为助手。江生病故后，宣帝又征召蔡千秋的弟子周庆和丁姓待诏保宫，继续对10名郎官进行授业。至此，宣帝振兴穀梁学的准备工作最终完成，为穀梁学官方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太子太傅萧望之等11名五经名儒，共同评议《公羊》与《穀梁》的优劣，各以其经论处是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石渠阁经学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设立穀梁博士，振兴穀梁学。此次会议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公羊、穀梁两家各派5人，穀梁家派出的代表是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与中郎王亥，公羊家派出的代表是博士严彭祖、侍郎中申輓、伊推、宋显和内侍郎许广。在经过往复辩论评议三十余事后，由萧望之等11人评判结果，断以穀梁之义为胜。会后，宣帝设置穀梁博士，周庆、丁姓皆为博士。申培、瑕丘江公所传的穀梁学历经坎坷，终于跻入西汉官学之列，由是穀梁学大兴。
到东汉时期，14家博士只有公羊严、颜两家，而无《穀梁》，则穀梁博士在东汉时仍不立。虽然，穀梁学在宣帝时曾经盛行一时，但在理论上创新并不多。皮锡瑞曾经指出：《穀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穀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卒不能与二家鼎立。
汉代研究《穀梁春秋》学有著述传于世者，主要是尹更始和刘向。尹更始，字君翁，汝南人，由议郎官至谏大夫、长乐户将。《汉书?儒林传》记载他从蔡千秋受《穀梁春秋传》，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尹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隋书?艺文志》著录其所撰《穀梁春秋传》15卷，今佚。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光禄大夫等职，其关于《穀梁春秋传》的著作《刘向〈春秋〉说》，《晋书·五行志》有所征引，也说明了《穀梁春秋》学影响深远。
（梁远东）
瑕丘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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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丘江公（生卒年不详），史佚其名，又称瑕丘江生、大江公，山阳瑕丘（今兖州）人，是西汉初年《鲁诗》的重要传人，更是《穀梁春秋》的唯一传人。瑕丘江公尽得汉初《鲁诗》开创者申公真传，兼通《诗》学、《春秋》学，是汉代著名经学大家。瑕丘江公在武帝时位至《诗》学博士，江公之学传于家人及子孙，其孙江生是宣帝时期江氏家学中的佼佼者。
《诗》作为“五经”之首，在汉初已经出现《诗》学多个流派。《史记·儒林传》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此即后世所称《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属今文经学，西汉文景时相继立为官学。
瑕丘江公师从《鲁诗》开创者申培，尽得申公真传，徒众最盛。申培，亦称申公或申培公，鲁（今曲阜）人，西汉初期著名经学家，今文经学《鲁诗》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申公弟子众多，著名的弟子除了瑕丘江公外，还有王臧、赵绾、孔安国、周霸、鲁许生、免中徐公等人。申培其他弟子多治《诗》学，而《春秋》学者多治《公羊》。因此，瑕丘江公是当时《穀梁春秋》的唯一传人。
瑕丘江公的《鲁诗》传人，可考者有韦贤、荣广、博士江公。韦贤，字长孺，鲁国邹县（今邹县东南）人。他师从瑕丘江公和许生，学习《鲁诗》，兼通《礼》《尚书》《鲁论语》。他是《鲁诗》韦氏学的开创者，也是《鲁论语》的名家，号称邹鲁大儒。他以《诗》传子玄成、孙赏，形成了颇具影响的《鲁诗》韦氏学。荣广，字王孙，高材捷敏，尽能传江公《诗》《春秋》，继承了江公的全部学术精华。《汉书·儒林传》说：“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可见《穀梁春秋》及《鲁诗》为江公世传家学。
《春秋》相传是由孔子据鲁史《春秋》“笔削”而成，在西汉初期已有五家传《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师”，这样只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流传下来。汉初《左氏春秋》尚为一部独立编年史，没有涉足于经学，而《公羊春秋》学也未分派，所以《春秋》学中只有《穀梁》《公羊》二家的对立。《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最初都源于对《春秋》的解说阐释。战国中后期，《穀梁春秋》属于鲁学，而《公羊春秋》属于齐学，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学流派。
《春秋穀梁传》，相传其创始人乃子夏弟子鲁人穀梁子。按东晋《穀梁传》注疏家杨士勋的说法，其师徒传承的系统大体是：子夏传穀梁子，穀梁子传荀子，荀子传申公。这也是清代中期以前学界较为一致的一种说法。皮锡瑞指出，子夏与荀子相隔一百多年，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他就不可能授予荀子。所以《穀梁传》早期传授系统不可全信。
在武帝时期，瑕丘江公曾与董仲舒有过一次辩论，这次辩论实际上是以江公为代表的穀梁家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在学术上的争鸣和较量。不过，这次辩论掺杂较多的政治因素与人为因素，辩论的主持人丞相公孙弘是一位公羊学家，他以其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干预这次学术辩论的结果。另外，江公讷于口，不善辩论，又不善于迎合时政，而董仲舒兼通五经，能言善辩，他发挥《公羊》学说，以附和时政，使得这场关乎《春秋》穀梁学命运的较量中，江公处于下风。辩论后，汉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刘据受《公羊春秋》，设立《公羊春秋》博士。因此，《公羊》学大兴，而《穀梁》学也就未能盛行于世。但不能否认的是，江公是影响。整个西汉穀梁学的重要人物，正是他的教授与传承，使西汉穀梁学得以衣钵相传，不绝如缕。
江氏家学之外，受穀梁学的弟子主要有荣广和皓星公。荣广，字王孙，鲁（今曲阜）人，他是江公最得力的门生，兼通《鲁诗》和《穀梁》，继承了江公的全部学术精华，并且才思敏捷，长于辩论。他曾与当时的《公羊》学大师眭弘等进行辩论，多次使对方无言以对，扩大了穀梁学的声势。眭弘，字孟，鲁国蕃县（今滕州）人，师从董仲舒弟子嬴公受《公羊春秋》，善阴阳灾异之说。以明经任为议郎，迁博士，官至符节令。从荣广与眭弘辩论时间上来看，荣广的主要活动时间也大约与眭孟同时，为武帝至昭帝时人。这次辩论是西汉经学史上穀梁家与公羊家的第二次交锋，结果以荣广为代表的穀梁家胜出。之后习《穀梁春秋》者日益增多，穀梁学开始走向兴盛。荣广与同门皓星公同传穀梁学与《诗经》学于蔡千秋。荣广弟子还有周庆、丁姓等人，周庆、丁姓后来都曾被立为穀梁学博士，为穀梁学官方地位的巩固和学术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此外，在江公的穀梁弟子中，还有戾太子刘据。刘据乃武帝长子，他先是受诏学习《公羊春秋》，通《公羊》后，私从江公学习《穀梁》，并且十分推崇穀梁学。汉宣帝继位后听说祖父戾太子刘据喜好《穀梁春秋》，再加上当时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也都提倡鲁学《穀梁》，宣帝遂召蔡千秋与当时的公羊学家共同讨论《春秋》经义。这次讨论可以说是西汉穀梁学与《公羊》学的第三次交锋，使穀梁学在长期的沉寂后，终于在政治与学术的交互作用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蔡千秋也因此次学术讨论而被擢升为谏大夫给事中。后宣帝又任其为郎中户将，并由宣帝选郎10人，交其专门教授，以培养一批穀梁学家。蔡千秋的穀梁学造诣时人莫有能及者，弟子中以汝南尹更始为最著名。蔡千秋卒后，宣帝再征瑕丘江公之孙为穀梁家博士。
江公孙，亦称江公，也称江生、江翁、江博士，是宣帝时期江氏家学中的佼佼者，兼通《鲁诗》和《穀梁春秋》，对《孝经》也学有专长，著《江氏学》一篇，成为汉代四家《孝经》的专门名家之一。宣帝征江生入朝后，拜为博士，接替蔡千秋来培养穀梁学家，同时让博学通达的刘向从江生受学，并作为助手。江生病故后，宣帝又征召蔡千秋的弟子周庆和丁姓待诏保宫，继续对10名郎官进行授业。至此，宣帝振兴穀梁学的准备工作最终完成，为穀梁学官方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太子太傅萧望之等11名五经名儒，共同评议《公羊》与《穀梁》的优劣，各以其经论处是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石渠阁经学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设立穀梁博士，振兴穀梁学。此次会议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公羊、穀梁两家各派5人，穀梁家派出的代表是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与中郎王亥，公羊家派出的代表是博士严彭祖、侍郎中申輓、伊推、宋显和内侍郎许广。在经过往复辩论评议三十余事后，由萧望之等11人评判结果，断以穀梁之义为胜。会后，宣帝设置穀梁博士，周庆、丁姓皆为博士。申培、瑕丘江公所传的穀梁学历经坎坷，终于跻入西汉官学之列，由是穀梁学大兴。
到东汉时期，14家博士只有公羊严、颜两家，而无《穀梁》，则穀梁博士在东汉时仍不立。虽然，穀梁学在宣帝时曾经盛行一时，但在理论上创新并不多。皮锡瑞曾经指出：《穀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穀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卒不能与二家鼎立。
汉代研究《穀梁春秋》学有著述传于世者，主要是尹更始和刘向。尹更始，字君翁，汝南人，由议郎官至谏大夫、长乐户将。《汉书?儒林传》记载他从蔡千秋受《穀梁春秋传》，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尹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隋书?艺文志》著录其所撰《穀梁春秋传》15卷，今佚。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光禄大夫等职，其关于《穀梁春秋传》的著作《刘向〈春秋〉说》，《晋书·五行志》有所征引，也说明了《穀梁春秋》学影响深远。
（梁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