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生卒年不详）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 ，被后世尊称为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墨子》及其思想渊源
墨翟出身平民，早年做过工匠，精通机械制作，擅长制造守城器械。但墨翟并非“贱民”中的最底层，他不仅能就学，还曾在宋国做官。墨翟曾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 墨翟长期居鲁，也曾经周游多国，“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 。墨翟周游各国时声名远播，楚国、越国争相请他去做官。墨翟创立墨家学派之前曾学习儒家知识， 但学习之后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周朝礼乐制度“烦扰而不悦”，且对儒家厚葬、久服等都颇为不满，于是便怀着挽救社会危亡的侠义精神自立门派，称为“墨者”。
墨翟创立的墨家学说阶级立场非常明确，远非其他学说所能比拟，代表了新兴小生产者阶层的利益。墨翟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解决“三患”是墨翟社会思想的重要目标。这是建立在观察和体验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观点，因此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墨家学派纪律严明，是带有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学术团体。在墨翟及其弟子禽滑厘之后，“巨子”制度开始实行。巨子是天下所有墨者的最高领袖，弟子绝对听从巨子调遣，侠义之风盛行。墨家学派拥有严密的组织，这点与其他学派截然不同。
虽然史籍中关于墨翟生平事迹的记载极其简略，但是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却是当时的显学，足以和儒家抗衡。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足见当时墨学之盛。墨家的经典是《墨子》，《汉书·艺文志》载《墨子》71篇，北宋时亡佚8篇，现在只剩53篇。《墨子》是墨子弟子及其后学的著作，虽不是墨子手书，但却能反映出墨子的基本思想。《墨子》一书根据内容可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24篇，据说是墨子弟子们记下的墨子亲口讲述的理论，最后由笔记总结汇编而成。原来每篇都分上、中、下，共33篇，现亡佚9篇。
第二部分：《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主要记述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不过有些部分所记述的事件是墨子死后发生的，显然为墨子后学所增补。这5篇是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需要仔细甄别真伪。
第三部分：《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虑》《三辩》6篇，篇中间杂儒家学说，与墨子学说思想不合。
第四部分：从《备城门》至《杂守》11篇，主要是讲述战争防御战术与守城机械制造的，对于战争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可能附有讲解图，现在无图，所以解读比较困难。这部分内容思想性不强，但是当时对墨家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第五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当时被称为《墨经》，是后期墨家的思想。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几何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近代以来逐渐受到重视。
从墨翟的思想渊源来说，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墨翟所处生活环境以及墨翟早期接触到的思想学说等，都对墨翟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学对于墨翟思想的影响。墨翟出生时正当孔子70岁，墨翟一开始学习的便是儒家学说。据《吕氏春秋?当染篇》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墨翟曾经跟随周朝史官史角学习周礼。《淮南子?要略篇》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世，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所谓“儒者之业”“孔子之术”当指周礼。孔子极为重视周礼，墨翟学习之后，对繁礼、厚葬、久服等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颇为反感，因此反戈一击，批判儒家，尊崇夏禹：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大禹在治理洪水、疏导江河时，手持工具劳作，辛苦得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栉风沐雨，安定天下，因此后世墨者学习大禹的精神，用兽皮粗布为衣，穿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极。禹是大圣人，救济天下的时候还亲自劳作。如果不能像夏禹那样，便不能称为墨者。墨翟反对周礼，提倡夏政，夏禹与墨翟所倡导的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吻合，可见其中内在的关系。
儒家的仁爱观念影响了墨翟“兼爱”“非攻”等思想。《论语·颜渊篇》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墨翟的“兼爱”继承了儒家的仁爱观念，并将之发展为“兼爱”。可以肯定的是，儒家的仁爱观念是墨翟“兼爱”思想的基础，“兼相爱，交相利”，这种无差等的爱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爱观念。另外，墨翟非攻思想似也与孔子有关。据《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在孔子看来，粮食与人民的信任远比军备重要。孔子一贯不提倡武力解决问题，甚至不愿意谈论军旅之事，《论语·卫灵公篇》即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询问一些关于军队战争方面的事情，孔子很不高兴，表明自己只懂礼仪制度，不懂军事。墨翟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反战思想，“非攻”不仅包括反战思想，还在守城等方面进行了完善，使反战理论更具实际意义。
儒家经典对墨翟影响也非常深，以至于墨翟言必称《诗》《书》的习惯始终不曾改变。墨家并不注重对于文献的研读，只注重实践，但作为墨家创始人的墨翟却受儒家熏陶太久，故“子墨子南游使卫，关（扃也）中载书甚多” 。所以，综合来看，墨翟对于实践与研读经典的态度还不是特别极端，后期墨家只重实践对于墨家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齐鲁文化对墨翟思想的影响。以往墨翟籍贯不清楚之时，许多人将宋国文化强加于墨翟身上，例如认为墨翟受到宋国“弭兵”思想的影响提出的“非攻”学说等。墨翟籍贯确定之后，这种论断不攻自破。墨翟生于鲁国小邾国，经常到齐国游历（这从墨翟弟子多齐人也可以看出来），因此齐鲁文化都对墨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邹鲁之邦，儒学盛行，学术风气浓厚。除此之外，墨翟还吸收了当地尊天重鬼的夏商遗风流韵，在此基础上发挥出了“天志”“明鬼”等学说。墨翟对于齐文化的吸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尚功用”“重利”思想吸收了齐国自太公吕尚以来的“尚功”传统。二是“尚贤”思想亦与齐国自古以来“尊贤”的传统息息相关，且墨翟进一步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思想，与传统重视道德表现的“尊贤”已颇为不同。三是“节用”“节葬”思想受到晏婴思想的影响，墨家主张远则效法夏禹的节俭与刻苦作风，近则效法晏婴。墨翟曾多次称赞晏婴“知道”，可见墨翟思想必定受到过晏婴的影响。
第三，生活环境与职业对墨翟思想形成的影响。鲁国手工业比较发达，因此需要大量的手工业者，但是手工业者大都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困苦。墨翟早年是一位出色的工匠，擅长器械制造，与公输班齐名。虽然墨翟不是社会最底层，但是他经常接触手工业者，因此对他们的境遇比较了解。对比贵族奢侈的生活，墨翟感到非常不满，他想要建立小手工生产者的劳动本位的社会。
第四，反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老子学说与杨朱学派也是墨翟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墨翟注重“人为”；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墨翟主张“尚贤”。对于楚狂接舆、杨朱学派，墨翟十分鄙视，所以要“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自苦为极”。
二、“五项十事”之学说
墨翟善于概括总结，为了能够及时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墨翟将其学说划分为五大类，包括十个小项，后人习称为“五项十事”：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非攻”“兼爱”是墨家代表性的学说，也是墨家最富有影响力与最精华的部分。墨翟生活的时代战争非常频繁，民不聊生。墨翟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不仅会消耗有限的资源，还会对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给社会带来灾难：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今尝计军出，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拆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夏、冬二季不宜行军，可是春、秋二季行军会耽误农作物的种植或者收获。荒废其中任何一季，就会有很多百姓冻死饿死。出发时带走的兵器、牛马，回来时已所剩无几。战争时因为路途遥远，粮食供应不足，百姓被饿死的不计其数。还有战争时生病死的，兵败被杀的，都不可胜数。不论战胜与战败，交战国的百姓全部遭殃，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抛弃人民的利益呢，因为战争对一小部分人有利。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死伤百姓无数，到最后竟然对大多数人是有害的，这样的战争是不义的。在战争中的人民，特别是下层小手工业者，生活异常痛苦。墨翟反对统治者的侵夺战争，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为他们的利益着想的。但是，面对这样大规模的伤害性命的不义之举，很多人只看到了战绩，“从而誉之，谓之义”，却完全忽视了战争所带来的危害，墨翟为此提出质疑：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偷盗桃子和李子，大家会责骂他，他也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偷盗鸡狗、牛马的人，不义的程度更甚。如果杀了人，罪责更加深重。这是因为亏人越多，就越不义，罪越深重。杀一个人是不义，会有死罪。杀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义，会有十条死罪；杀死百人就是一百倍的不义，有一百条死罪。攻打别的国家，会有千千万万人死亡，这是最不义的，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附和着称赞它，这是很荒谬的。
墨翟看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此他是反对战争的。但其“非攻”并非反对一切战争。禹、汤、周武王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称为“诛”；“强凌弱、众暴寡”的掠夺性的战争是非正义的，称为“攻”。墨翟反对的是不义战争，认为对于正义的“诛”，不但不反对，反而应该支持。墨翟对于战争的分类方法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他并没有认清战争产生的根源，也不理解“强凌弱、众暴寡”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墨翟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但由于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故而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空想性。
想要消除战争，就需要“兼爱”，“兼爱”是“非攻”的理论基础。所以不断爆发战争，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自私自利且缺乏爱心导致的：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天下所有祸乱怨恨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不相爱。君、臣、父、子皆自爱，而做不到爱别人。所以，要达到制止战争、民众和睦、天下太平的目的，就必须“兼相爱，交相利”。“兼”具有相互、普遍、无差别的意思，“兼爱”就是互相爱，是一种普遍的无差等的爱。“兼爱”在理想状态下可以达到的效果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这样美好的景象使小生产者们欢欣雀跃，所以墨家提出的“兼爱”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但是，墨家将争端的原因归结于“自爱”这种心理因素、道德因素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孟子批判墨翟无父无君，墨翟将父子兄弟间的关系等同于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与儒家君臣父子关系大不相同。此外，还有人质疑“兼爱”无法实施。墨翟却认为“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即君主如果喜欢，普通民众便能做到，实现起来是相当简单的。墨翟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将消除争端的控制权交到了君主手里，但墨学发展几百年，没有出现一个喜欢推行“兼爱”的君主，也证明了墨翟为墨家“兼爱”学说找出的实现手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兼爱”是从心理方面、精神层面出发，侧重于从理论上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攻”不仅探讨了战争的危害，更侧重于实践。墨家学派将“兼爱”作为其理论基础，将“非攻”作为实现“兼爱”的具体手段，显然本末倒置了。
“尚贤”“尚同”是墨翟为争取改善小私有生产者的地位而提出的一组政治观念命题。墨子生活的时代，贵族宗法制开始解体，但官爵职位还是世袭的，精英人才流动性很差。墨子曾经批判道：“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富贵、贫贱，几乎是生来就注定的，社会流动性很差，下层贫贱的人才很难进入上层为官，君主任用官员仍然是任人唯亲。孔子曾经主张“举贤才”，墨翟“尚贤”的主张对于世袭贵族把控官爵职位起着进一步的瓦解作用。墨翟认为国家的治与不治，关键在于能否聚集贤才：“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并且，他还依据贤愚区分社会等级：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按照能力给予相应的位置，贤才有更优厚的物质待遇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受世袭身份的制约，就算出身下层，也能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墨翟所谓的贤才是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具有墨家道德标准的人，这就为小生产者进入上层创造了机会。墨翟不但提供了贤才的标准，还一并提供了选举贤才的具体方法：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
可见，墨翟所谓的贤才并不是天生的，是可以“相率而为贤者”的，这是促使人人皆为贤才的激励机制。贤者富而贵之，不肖者贫而贱之。不能使不肖者占据社会高位，掌握经济力量。只有使贤者掌握了经济实力，才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是要求在“尚贤”的基础上实现人民思想以及行动的统一。墨翟一再强调应使贤者为官，在高位。“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尚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首先是由天选派贤者为天子，然后逐渐选举下级官吏；第二，天子发政于百姓，有百姓开始逐渐学习上级的善行，上级之所是是之，上级之所非非之。按照墨翟制定的“尚同”的方法，天子及以下各级官吏皆为贤者，百姓及以上各级全部遵循天子的善行，由此便可以实现“壹同天下之义”。但是，墨翟的“尚同”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便是如何保证天子为贤者，何人能选天子呢？《墨子?尚贤下篇》云：“是故天之欲一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只能尴尬的将天定义为天子的选择者，实际上毫无意义。其次是，制定的逐层“尚同”的制度实际上是宗法制残留思想，逐层负责，不得跨越等级，这难以适用于即将到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
“节葬”“非乐”“非命”皆是“节用”原则的进一步应用。“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这四项是为了限制贵族奢侈浪费而提出的，能够刹住贵族侈靡之风，则减少了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小生产者的经济负担。“节用”“节葬”强调的是节约财物，“非乐”“非命”强调的是节约民力，二者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墨翟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的具体主张。孔子也主张“节用”，但仅仅是在不损害礼仪制度的前提下，当有人超过礼仪规定的标准建造石椁时，孔子说：“死不如速朽！”与孔子不同的是，墨翟提倡的“节葬”是基于最低生活水准的，所以认为“衣衾三领，铜棺三寸”就可以，墨翟甚至要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一样不要用随葬品，不服三年之丧，因为这些激进的主张，墨翟被称为“无父无君”的“禽兽”。
墨翟“非乐”的原因是统治者欣赏音乐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却对人民的生产生活没有丝毫好处。“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才是最紧要的事情，整天撞钟、击鼓、弹琴、吹竽对于人民的衣食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墨翟“非乐”，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专心于政事。 墨翟出身平民，早期为工匠，对音乐知之甚少，所以他并不懂得音乐的价值。但在当时，墨翟“非乐”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非乐”论是在反对贵族奢侈生活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废除音乐确实可以解放不少劳动力。“非乐”论遭到了许多人抨击，连墨翟自己都辩解乏力。“非乐”是“节用”思想发展到极致的一种体现，甚至带有某种禁欲色彩。
“非命”批判了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目的在于使人不受制于命运的安排，“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主张通过努力劳动可以改变天命，得到富贵。不仅仅是个人，统治者通过努力，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
统治者的努力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汤、武通过努力使天下大治，而桀、纣不理朝政最终天下大乱，所以国家治乱和统治者为政的努力程度息息相关，怎么能说全是天命呢？“非命”论反对静待天命的消极思想，强调人为力量的重要性，“赖其力者生”。墨家“非命”论与儒家“命定”论针锋相对，对时人更客观的认识命起到了一定作用。
“天志”可能是墨翟最引以为傲的学说了。墨翟曾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 “天志”在墨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天志”可以约束天下所有人，“天志”是人类行为的准则，不仅会限制人们做一些事情，还会鼓励人们做事情：“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翟所谓“天志”，“是墨子和他所代表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 。
墨翟认为，现在的人“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这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墨翟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他证明鬼神存在的原因之一便是要使不义之人有所畏惧与收敛。鬼神除了会对“男女之为无别者”“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者”这类小民进行惩罚，对有权势之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也会惩罚，“鬼神之罚必胜之”。墨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机会战胜强权者，因此他便将古代宗教迷信中的鬼神打造成为公正的、掌握赏罚大权的上帝，希望能够压制现实中的权威，至少使他们“有所畏”。墨翟“天志”“明鬼”学说虽然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希望通过鬼神约束不义之人，这不仅反映了墨翟对上层社会的不满与妥协，还说明了墨翟对于“天”的认识的落后。
三、“三表”之认识论
墨翟比较注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他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是否可靠的标准归纳为“三表”，或称“三法”。《墨子?非命上》有详细记载：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是墨翟认识事物时的三个标准，他各种学说的论证基本上都是依照“三表”进行的。第一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认识事物是否正确、判断事情的真假，一定要有圣王仁人的事例作为支撑。墨翟经常引用《诗》《书》里面的内容，以及夏禹、商汤、文王等君王的语句、事例为自己的观点找到历史的根据。在批驳命定论时，他认为：“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第二表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百姓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才能作为认识事物的标准。墨翟在阐述“非命”论时，与命定论者讨论，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见过“命”，如果没见过便是“无命”，既然命不存在又何来“命定”呢？然后说：“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
第三表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判断事情的是与非，还必须看它是不是对于百姓有利。这种认识方法也是墨翟功利主义的体现。具体于“非命”中的讨论，应当考虑“命定”是否对人民有利，若会使人民产生消极情绪，统治者不勤于政事，百姓不勤于农事，那么“命定论”便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三表”是墨翟认识论中较为有价值的部分，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认识论并不是科学的认识论，其中存在诸多弊端。第一表将古代圣王的事例作为验证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即是默认古代圣王的作为全部正确。古代帝王以裘褐为衣，后世便必须以裘褐为衣；古代帝王无暇欣赏音乐，后世也不能听音乐。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第二表将平常百姓的所见所闻作为验证认识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但有些事物眼见耳听还不一定为实，更遑论“命”等不是具体实物的、概念性的、不可能被见到的东西了。第三表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经常存在矛盾，因此用第三表验证之后经常会得到与事实相矛盾的结论。
总之，“三表”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思想方法，是基于肤浅的感官经验总结出来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既没有完整地贯彻唯物主义，也没有将实践与认识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弊端甚多。但是“三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方法，应给予理性评价。
墨翟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为“显学”，但是到秦汉统一之后，却迅速衰亡。特别是唐朝时，孟子地位稳固，墨家遂彻底被遗忘。直到清末，仁人志士才惊觉墨学中竟含有科学知识。墨家学派的核心观点不是“兼爱”“非攻”，而是墨学贯穿始终的“利”。孟子说“何必曰利”，但是墨者重“利”，其宗旨是“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重视“功利”是墨家学派的独特之处，而“五项十事”便是功利主义具体化的表现。墨家崇尚节俭、侠义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称赞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学与儒学、道学等共同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蒲朝府 张熙惟）
墨 翟
墨翟（生卒年不详）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 ，被后世尊称为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墨子》及其思想渊源
墨翟出身平民，早年做过工匠，精通机械制作，擅长制造守城器械。但墨翟并非“贱民”中的最底层，他不仅能就学，还曾在宋国做官。墨翟曾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 墨翟长期居鲁，也曾经周游多国，“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 。墨翟周游各国时声名远播，楚国、越国争相请他去做官。墨翟创立墨家学派之前曾学习儒家知识， 但学习之后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周朝礼乐制度“烦扰而不悦”，且对儒家厚葬、久服等都颇为不满，于是便怀着挽救社会危亡的侠义精神自立门派，称为“墨者”。
墨翟创立的墨家学说阶级立场非常明确，远非其他学说所能比拟，代表了新兴小生产者阶层的利益。墨翟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解决“三患”是墨翟社会思想的重要目标。这是建立在观察和体验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观点，因此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墨家学派纪律严明，是带有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学术团体。在墨翟及其弟子禽滑厘之后，“巨子”制度开始实行。巨子是天下所有墨者的最高领袖，弟子绝对听从巨子调遣，侠义之风盛行。墨家学派拥有严密的组织，这点与其他学派截然不同。
虽然史籍中关于墨翟生平事迹的记载极其简略，但是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却是当时的显学，足以和儒家抗衡。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足见当时墨学之盛。墨家的经典是《墨子》，《汉书·艺文志》载《墨子》71篇，北宋时亡佚8篇，现在只剩53篇。《墨子》是墨子弟子及其后学的著作，虽不是墨子手书，但却能反映出墨子的基本思想。《墨子》一书根据内容可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24篇，据说是墨子弟子们记下的墨子亲口讲述的理论，最后由笔记总结汇编而成。原来每篇都分上、中、下，共33篇，现亡佚9篇。
第二部分：《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主要记述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不过有些部分所记述的事件是墨子死后发生的，显然为墨子后学所增补。这5篇是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需要仔细甄别真伪。
第三部分：《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虑》《三辩》6篇，篇中间杂儒家学说，与墨子学说思想不合。
第四部分：从《备城门》至《杂守》11篇，主要是讲述战争防御战术与守城机械制造的，对于战争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可能附有讲解图，现在无图，所以解读比较困难。这部分内容思想性不强，但是当时对墨家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第五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当时被称为《墨经》，是后期墨家的思想。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几何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近代以来逐渐受到重视。
从墨翟的思想渊源来说，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墨翟所处生活环境以及墨翟早期接触到的思想学说等，都对墨翟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学对于墨翟思想的影响。墨翟出生时正当孔子70岁，墨翟一开始学习的便是儒家学说。据《吕氏春秋?当染篇》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墨翟曾经跟随周朝史官史角学习周礼。《淮南子?要略篇》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世，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所谓“儒者之业”“孔子之术”当指周礼。孔子极为重视周礼，墨翟学习之后，对繁礼、厚葬、久服等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颇为反感，因此反戈一击，批判儒家，尊崇夏禹：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大禹在治理洪水、疏导江河时，手持工具劳作，辛苦得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栉风沐雨，安定天下，因此后世墨者学习大禹的精神，用兽皮粗布为衣，穿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极。禹是大圣人，救济天下的时候还亲自劳作。如果不能像夏禹那样，便不能称为墨者。墨翟反对周礼，提倡夏政，夏禹与墨翟所倡导的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吻合，可见其中内在的关系。
儒家的仁爱观念影响了墨翟“兼爱”“非攻”等思想。《论语·颜渊篇》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墨翟的“兼爱”继承了儒家的仁爱观念，并将之发展为“兼爱”。可以肯定的是，儒家的仁爱观念是墨翟“兼爱”思想的基础，“兼相爱，交相利”，这种无差等的爱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爱观念。另外，墨翟非攻思想似也与孔子有关。据《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在孔子看来，粮食与人民的信任远比军备重要。孔子一贯不提倡武力解决问题，甚至不愿意谈论军旅之事，《论语·卫灵公篇》即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询问一些关于军队战争方面的事情，孔子很不高兴，表明自己只懂礼仪制度，不懂军事。墨翟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反战思想，“非攻”不仅包括反战思想，还在守城等方面进行了完善，使反战理论更具实际意义。
儒家经典对墨翟影响也非常深，以至于墨翟言必称《诗》《书》的习惯始终不曾改变。墨家并不注重对于文献的研读，只注重实践，但作为墨家创始人的墨翟却受儒家熏陶太久，故“子墨子南游使卫，关（扃也）中载书甚多” 。所以，综合来看，墨翟对于实践与研读经典的态度还不是特别极端，后期墨家只重实践对于墨家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齐鲁文化对墨翟思想的影响。以往墨翟籍贯不清楚之时，许多人将宋国文化强加于墨翟身上，例如认为墨翟受到宋国“弭兵”思想的影响提出的“非攻”学说等。墨翟籍贯确定之后，这种论断不攻自破。墨翟生于鲁国小邾国，经常到齐国游历（这从墨翟弟子多齐人也可以看出来），因此齐鲁文化都对墨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邹鲁之邦，儒学盛行，学术风气浓厚。除此之外，墨翟还吸收了当地尊天重鬼的夏商遗风流韵，在此基础上发挥出了“天志”“明鬼”等学说。墨翟对于齐文化的吸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尚功用”“重利”思想吸收了齐国自太公吕尚以来的“尚功”传统。二是“尚贤”思想亦与齐国自古以来“尊贤”的传统息息相关，且墨翟进一步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思想，与传统重视道德表现的“尊贤”已颇为不同。三是“节用”“节葬”思想受到晏婴思想的影响，墨家主张远则效法夏禹的节俭与刻苦作风，近则效法晏婴。墨翟曾多次称赞晏婴“知道”，可见墨翟思想必定受到过晏婴的影响。
第三，生活环境与职业对墨翟思想形成的影响。鲁国手工业比较发达，因此需要大量的手工业者，但是手工业者大都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困苦。墨翟早年是一位出色的工匠，擅长器械制造，与公输班齐名。虽然墨翟不是社会最底层，但是他经常接触手工业者，因此对他们的境遇比较了解。对比贵族奢侈的生活，墨翟感到非常不满，他想要建立小手工生产者的劳动本位的社会。
第四，反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老子学说与杨朱学派也是墨翟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墨翟注重“人为”；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墨翟主张“尚贤”。对于楚狂接舆、杨朱学派，墨翟十分鄙视，所以要“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自苦为极”。
二、“五项十事”之学说
墨翟善于概括总结，为了能够及时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墨翟将其学说划分为五大类，包括十个小项，后人习称为“五项十事”：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非攻”“兼爱”是墨家代表性的学说，也是墨家最富有影响力与最精华的部分。墨翟生活的时代战争非常频繁，民不聊生。墨翟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不仅会消耗有限的资源，还会对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给社会带来灾难：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今尝计军出，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拆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夏、冬二季不宜行军，可是春、秋二季行军会耽误农作物的种植或者收获。荒废其中任何一季，就会有很多百姓冻死饿死。出发时带走的兵器、牛马，回来时已所剩无几。战争时因为路途遥远，粮食供应不足，百姓被饿死的不计其数。还有战争时生病死的，兵败被杀的，都不可胜数。不论战胜与战败，交战国的百姓全部遭殃，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抛弃人民的利益呢，因为战争对一小部分人有利。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死伤百姓无数，到最后竟然对大多数人是有害的，这样的战争是不义的。在战争中的人民，特别是下层小手工业者，生活异常痛苦。墨翟反对统治者的侵夺战争，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为他们的利益着想的。但是，面对这样大规模的伤害性命的不义之举，很多人只看到了战绩，“从而誉之，谓之义”，却完全忽视了战争所带来的危害，墨翟为此提出质疑：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偷盗桃子和李子，大家会责骂他，他也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偷盗鸡狗、牛马的人，不义的程度更甚。如果杀了人，罪责更加深重。这是因为亏人越多，就越不义，罪越深重。杀一个人是不义，会有死罪。杀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义，会有十条死罪；杀死百人就是一百倍的不义，有一百条死罪。攻打别的国家，会有千千万万人死亡，这是最不义的，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附和着称赞它，这是很荒谬的。
墨翟看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此他是反对战争的。但其“非攻”并非反对一切战争。禹、汤、周武王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称为“诛”；“强凌弱、众暴寡”的掠夺性的战争是非正义的，称为“攻”。墨翟反对的是不义战争，认为对于正义的“诛”，不但不反对，反而应该支持。墨翟对于战争的分类方法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他并没有认清战争产生的根源，也不理解“强凌弱、众暴寡”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墨翟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但由于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故而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空想性。
想要消除战争，就需要“兼爱”，“兼爱”是“非攻”的理论基础。所以不断爆发战争，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自私自利且缺乏爱心导致的：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天下所有祸乱怨恨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不相爱。君、臣、父、子皆自爱，而做不到爱别人。所以，要达到制止战争、民众和睦、天下太平的目的，就必须“兼相爱，交相利”。“兼”具有相互、普遍、无差别的意思，“兼爱”就是互相爱，是一种普遍的无差等的爱。“兼爱”在理想状态下可以达到的效果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这样美好的景象使小生产者们欢欣雀跃，所以墨家提出的“兼爱”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但是，墨家将争端的原因归结于“自爱”这种心理因素、道德因素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孟子批判墨翟无父无君，墨翟将父子兄弟间的关系等同于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与儒家君臣父子关系大不相同。此外，还有人质疑“兼爱”无法实施。墨翟却认为“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即君主如果喜欢，普通民众便能做到，实现起来是相当简单的。墨翟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将消除争端的控制权交到了君主手里，但墨学发展几百年，没有出现一个喜欢推行“兼爱”的君主，也证明了墨翟为墨家“兼爱”学说找出的实现手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兼爱”是从心理方面、精神层面出发，侧重于从理论上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攻”不仅探讨了战争的危害，更侧重于实践。墨家学派将“兼爱”作为其理论基础，将“非攻”作为实现“兼爱”的具体手段，显然本末倒置了。
“尚贤”“尚同”是墨翟为争取改善小私有生产者的地位而提出的一组政治观念命题。墨子生活的时代，贵族宗法制开始解体，但官爵职位还是世袭的，精英人才流动性很差。墨子曾经批判道：“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富贵、贫贱，几乎是生来就注定的，社会流动性很差，下层贫贱的人才很难进入上层为官，君主任用官员仍然是任人唯亲。孔子曾经主张“举贤才”，墨翟“尚贤”的主张对于世袭贵族把控官爵职位起着进一步的瓦解作用。墨翟认为国家的治与不治，关键在于能否聚集贤才：“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并且，他还依据贤愚区分社会等级：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按照能力给予相应的位置，贤才有更优厚的物质待遇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受世袭身份的制约，就算出身下层，也能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墨翟所谓的贤才是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具有墨家道德标准的人，这就为小生产者进入上层创造了机会。墨翟不但提供了贤才的标准，还一并提供了选举贤才的具体方法：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
可见，墨翟所谓的贤才并不是天生的，是可以“相率而为贤者”的，这是促使人人皆为贤才的激励机制。贤者富而贵之，不肖者贫而贱之。不能使不肖者占据社会高位，掌握经济力量。只有使贤者掌握了经济实力，才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是要求在“尚贤”的基础上实现人民思想以及行动的统一。墨翟一再强调应使贤者为官，在高位。“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尚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首先是由天选派贤者为天子，然后逐渐选举下级官吏；第二，天子发政于百姓，有百姓开始逐渐学习上级的善行，上级之所是是之，上级之所非非之。按照墨翟制定的“尚同”的方法，天子及以下各级官吏皆为贤者，百姓及以上各级全部遵循天子的善行，由此便可以实现“壹同天下之义”。但是，墨翟的“尚同”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便是如何保证天子为贤者，何人能选天子呢？《墨子?尚贤下篇》云：“是故天之欲一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只能尴尬的将天定义为天子的选择者，实际上毫无意义。其次是，制定的逐层“尚同”的制度实际上是宗法制残留思想，逐层负责，不得跨越等级，这难以适用于即将到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
“节葬”“非乐”“非命”皆是“节用”原则的进一步应用。“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这四项是为了限制贵族奢侈浪费而提出的，能够刹住贵族侈靡之风，则减少了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小生产者的经济负担。“节用”“节葬”强调的是节约财物，“非乐”“非命”强调的是节约民力，二者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墨翟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的具体主张。孔子也主张“节用”，但仅仅是在不损害礼仪制度的前提下，当有人超过礼仪规定的标准建造石椁时，孔子说：“死不如速朽！”与孔子不同的是，墨翟提倡的“节葬”是基于最低生活水准的，所以认为“衣衾三领，铜棺三寸”就可以，墨翟甚至要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一样不要用随葬品，不服三年之丧，因为这些激进的主张，墨翟被称为“无父无君”的“禽兽”。
墨翟“非乐”的原因是统治者欣赏音乐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却对人民的生产生活没有丝毫好处。“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才是最紧要的事情，整天撞钟、击鼓、弹琴、吹竽对于人民的衣食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墨翟“非乐”，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专心于政事。 墨翟出身平民，早期为工匠，对音乐知之甚少，所以他并不懂得音乐的价值。但在当时，墨翟“非乐”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非乐”论是在反对贵族奢侈生活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废除音乐确实可以解放不少劳动力。“非乐”论遭到了许多人抨击，连墨翟自己都辩解乏力。“非乐”是“节用”思想发展到极致的一种体现，甚至带有某种禁欲色彩。
“非命”批判了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目的在于使人不受制于命运的安排，“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主张通过努力劳动可以改变天命，得到富贵。不仅仅是个人，统治者通过努力，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
统治者的努力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汤、武通过努力使天下大治，而桀、纣不理朝政最终天下大乱，所以国家治乱和统治者为政的努力程度息息相关，怎么能说全是天命呢？“非命”论反对静待天命的消极思想，强调人为力量的重要性，“赖其力者生”。墨家“非命”论与儒家“命定”论针锋相对，对时人更客观的认识命起到了一定作用。
“天志”可能是墨翟最引以为傲的学说了。墨翟曾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 “天志”在墨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天志”可以约束天下所有人，“天志”是人类行为的准则，不仅会限制人们做一些事情，还会鼓励人们做事情：“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翟所谓“天志”，“是墨子和他所代表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 。
墨翟认为，现在的人“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这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墨翟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他证明鬼神存在的原因之一便是要使不义之人有所畏惧与收敛。鬼神除了会对“男女之为无别者”“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者”这类小民进行惩罚，对有权势之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也会惩罚，“鬼神之罚必胜之”。墨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机会战胜强权者，因此他便将古代宗教迷信中的鬼神打造成为公正的、掌握赏罚大权的上帝，希望能够压制现实中的权威，至少使他们“有所畏”。墨翟“天志”“明鬼”学说虽然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希望通过鬼神约束不义之人，这不仅反映了墨翟对上层社会的不满与妥协，还说明了墨翟对于“天”的认识的落后。
三、“三表”之认识论
墨翟比较注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他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是否可靠的标准归纳为“三表”，或称“三法”。《墨子?非命上》有详细记载：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是墨翟认识事物时的三个标准，他各种学说的论证基本上都是依照“三表”进行的。第一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认识事物是否正确、判断事情的真假，一定要有圣王仁人的事例作为支撑。墨翟经常引用《诗》《书》里面的内容，以及夏禹、商汤、文王等君王的语句、事例为自己的观点找到历史的根据。在批驳命定论时，他认为：“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第二表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百姓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才能作为认识事物的标准。墨翟在阐述“非命”论时，与命定论者讨论，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见过“命”，如果没见过便是“无命”，既然命不存在又何来“命定”呢？然后说：“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
第三表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判断事情的是与非，还必须看它是不是对于百姓有利。这种认识方法也是墨翟功利主义的体现。具体于“非命”中的讨论，应当考虑“命定”是否对人民有利，若会使人民产生消极情绪，统治者不勤于政事，百姓不勤于农事，那么“命定论”便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三表”是墨翟认识论中较为有价值的部分，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认识论并不是科学的认识论，其中存在诸多弊端。第一表将古代圣王的事例作为验证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即是默认古代圣王的作为全部正确。古代帝王以裘褐为衣，后世便必须以裘褐为衣；古代帝王无暇欣赏音乐，后世也不能听音乐。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第二表将平常百姓的所见所闻作为验证认识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但有些事物眼见耳听还不一定为实，更遑论“命”等不是具体实物的、概念性的、不可能被见到的东西了。第三表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经常存在矛盾，因此用第三表验证之后经常会得到与事实相矛盾的结论。
总之，“三表”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思想方法，是基于肤浅的感官经验总结出来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既没有完整地贯彻唯物主义，也没有将实践与认识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弊端甚多。但是“三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方法，应给予理性评价。
墨翟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为“显学”，但是到秦汉统一之后，却迅速衰亡。特别是唐朝时，孟子地位稳固，墨家遂彻底被遗忘。直到清末，仁人志士才惊觉墨学中竟含有科学知识。墨家学派的核心观点不是“兼爱”“非攻”，而是墨学贯穿始终的“利”。孟子说“何必曰利”，但是墨者重“利”，其宗旨是“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重视“功利”是墨家学派的独特之处，而“五项十事”便是功利主义具体化的表现。墨家崇尚节俭、侠义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称赞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学与儒学、道学等共同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蒲朝府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