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而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学术界称誉为一代宗师。梁漱溟视山东为桑梓，作为其第二故乡，山东不仅是其早年思想理论的实践地，更在百年之后长眠于斯。
一、曹州办学：教育思想的实践
梁漱溟出生于一个世代诗礼仕宦的家庭，先祖是元朝宗室，后徙居广西桂林。其曾祖、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出身，曾祖做过知县，祖父做过知州。父亲梁济，清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等，民国之后，曾供职民政部。其外祖父也由进士为官。祖母、母亲都读过书，雅善诗文。梁漱溟虽生长于仕宦之家和传统书香门第，但自幼接受的却是新式教育，其发蒙读书学的是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所入京西小学堂也是京师第一个洋学堂，既学英文又学中文，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以及《中华报》等报纸杂志。这既增长了知识，又启发了思想，由此奠定了其后来学术思想中西合璧的深厚基础。
梁漱溟既善于学习又长于思考，在其脑海中经常萦回思索的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或曰中国问题。对于人生问题的探索使其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和东方儒学之间，终使之成为一名著名学者；而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使之从中学时代就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进行不懈的探索，最后成长为一位著名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最崇拜的人物有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也深受其思想学说的影响。如梁漱溟就十分热衷于阅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梁氏所著《新民说》《德育鉴》等著作对他影响甚深。他不仅钦佩梁启超的学识，而且坚信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也是医治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他后来渐渐感到立宪无望时，便毅然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之路，担任后来为中国国民党机关报的《民国报》编辑兼任外勤记者。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通过阅读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早期社会主义启蒙著作《社会主义之神髓》，认识到财产私有制度是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遂将自己反对财产私有、废除财产私有制的思考心得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但此时的梁漱溟对社会主义了解还很不深刻，并且他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辛亥革命胜利曾给梁漱溟以希望，但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却寻之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淖中。这使梁漱溟倍感失望，他遂辞去《民国报》之职务，隐居家中，潜心佛法，兼习中西医学。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题为《究元决疑论》的文章，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家）。因文中立论方法、涵盖的广博知识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广征博引，尤其是对人生问题的探讨，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当时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之职的蔡元培看到此文后，对梁漱溟颇感兴趣，遂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正式成为北大哲学门教师。
此时的北京大学，因蔡元培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广纳奇才，教师队伍中既有像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有王国维、刘师培等古学旧派，也有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胡适、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徐悲鸿以及地质学家李四光、文学巨擘鲁迅等。北京大学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围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新旧文化派进行了激烈地争论和斗争。梁漱溟虽然不属于旧文化派，但他对新文化派提倡西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却十分不满，同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自己有责任弘扬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于是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梁漱溟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和“孔学绎旨”等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多发人所未发之言、决人所未决之疑，故深受学生欢迎。后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此时的学生。他所讲授的《印度哲学概论》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被誉为北大哲学系的“三驾车”。
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演讲，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北大哲学系学生曹州郓城人陈亚三在北大多次聆听梁漱溟的演讲，这年暑假回山东探亲，去拜望自己中学时的老师王鸿一，便把梁漱溟及其思想介绍给了王鸿一 。此时为山东省议会议长兼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王鸿一对梁漱溟的思想学说非常感兴趣，听后“遽如饥渴之得饮食”，遂专程去北京拜访梁漱溟，从此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建立起深厚友谊。王鸿一从北京会晤梁漱溟回山东后，便四处宣扬梁的思想和观点。1922年夏，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今菏泽一中）邀请梁漱溟到校讲演东方文化。次年，在王鸿一的推荐下，省教育厅济南暑期讲习会再邀请梁漱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这一次，梁漱溟在济南待了四十余天，其系列演讲由听课的同学罗常培（著名语言学家）记下。随后罗常培把自己的听课笔记与在北大的同学陈政在北大的听课笔记合并整理出梁漱溟的演讲记录稿，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得当时国务总理靳云鹏支持，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首印出版。此后该书一版再版，一印再印，竟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全书5章近十五万字，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各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所作深入探讨，明了这三大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以阐明中国文化之深微。他认为，西方文化以科学、民主为特色，以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是以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梁漱溟批评当时流行的有关东西文化的各种观点，指出研究此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作出自己的解读，评判和比较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各自的哲学依据，而着重“发挥孔子哲学”“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并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之进行新的诠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年之内竟连印5次，可谓盛况空前。梁漱溟也因此而获得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声誉。可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是梁漱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新儒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1924年6月，为实践自己固守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的梁漱溟受王鸿一邀请，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来山东办学。他最初是受靳云鹏倚任，欲于孔子故乡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以弘扬东方文化，造就发扬儒学、恢宏国光之高等人才，后因经费筹措不足和靳云鹏下台倒阁而作罢，遂建议为储备人才、培养人才之计，可先成立一书院，兼办一高级中学。此意得各方支持，便在曹州办起了重华书院，于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筹办了高中部。梁漱溟任高中部主任，同时推荐聘用熊十力、王平叔、王近信、秦亦文等为该部教员，并兼任重华书院研究员。当时，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首届招收学生80人，分为了两个班。
梁漱溟认为，中国现在应急作推进社会的功夫，此推进功夫就是教育，故可以说应大办教育，大办社会教育，以教育括举一切建设，而教育则以社会教育为本位建立系统。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弊端是脱离现实，教育不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现代西方教育的主要毛病是不重视道德人文教育。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正同时存在这两种弊端。这种教育与中国的现实无益，与中华民族的前程有害，因此教育必须改革。他要通过新的教学实验，推行一种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注重道德建设，师生切磋共进的新型教育形式。这种教育的形式，类似于孔子讲学和宋明学者讲学，讲学者与追随者亲密无间，师生间互相激励、互相切磋。
为此，在教学上，梁漱溟强调学生的“儒家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教育”，并采取“合中国古人之讲学与近代社会运动而一之”的教学方式，亲设讲席于槐坛，并聘请冯友兰等学者来校演讲。在知识训练方面，注重团体和自学，尽可能减少对正规课堂教学的依赖。要求学生要劳动，要勤劳，学生每天都从事日常的手工劳动，不用校役的帮助，负责学校的校务维持工作。学校设有农场，学生要种地，取消固定的费用和学费，代之以根据学生家庭确定费用的办法。
因为梁漱溟在曹州创办中学之初衷是为成立大学做准备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中学教育要改其传习知识为主之陋俗，而着重在师生间建立朋友知心关系，师生要形成一个朋友团体。他说其办学的“真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认为“办教育就应当是与青年为友之意”，学校要帮助青年人走路，不单是在知识技能方面带领青年往前走，更要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他主张着眼于生活的教育，很自然地就认可因材施教的理念。因为即使是教知识技能以帮助青年走路，也要就着每个学生的性情、品质进行引导。所以，老师要对学生有真正切实的了解，而且要了解到方方面面，包括“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这就需要不拘于师生身份而成为极亲近的朋友 。他希望通过办学与他们为友，使堕落的精神振奋起来，使烦闷的心情因获得指点而变得充满兴致。
梁漱溟将学校看作是一个交友的团体，阐释教学相长的新含义，即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是自己求友。梁漱溟坦诚地说：“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 “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向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所以“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在梁漱溟看来，“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而朋友是相互支持着走生活之路的。“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 梁漱溟特别把学校这一交友团体放到社会上予以观察，认为“人不能交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很难得到较好的地位，而自己趣味好尚不高时，也很难交得较好的朋友” 。所以，他的办学目的着眼于“生命向上”“朋友共勉”和“团体互助”。
曹州办学是梁漱溟把儒家学说与现代学校制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重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孰料办学不到半年就被迫中止。因为，此时冯玉祥揭国民军旗帜，试图推倒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曹州镇守使吕蕴斋亦揭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响应冯玉祥，而属直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进兵济宁，双方大战在即。梁漱溟为保持教育者对天下为公的敬意，不愿卷入混战，遂在大哭一场之后，决意停止办学，离开曹州。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3月，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到山东菏泽等地视察，重游“重华书院”等故址，回想当年曹州办学经历。虽然他在曹州办学的时间不长，但却自认为是其平生中所做的一件大事。正如他后来回忆说：吾侪朋友所致力者，乡村工作而外，唯于此一段心力萃乎其间 。
二、邹平乡村建设：乡治理想的实验
年轻时代的梁漱溟目睹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曾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文，呼吁国人自水深火热中奋起。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志在救国的梁漱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觅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路向”，基于对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特殊社会形态的认识，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救国强国，“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1927年，他在《村治》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文章，认为乡村建设、“乡治”才是中国立国的出路所在。1928年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一文，进一步阐明了其地方自治的构想。后来更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说明：“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救济乡村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他身体力行，把这种思想积极付诸社会实践之中，放弃城市生活，走向农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在《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一文中曾说：“乡村运动是我一生中一桩大事。”
梁漱溟因旧交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实践乡治理想的第一站选择了广东。后因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刚刚开始的乡治实验被迫结束。随后，梁漱溟受邀前往河南南阳主持当地村治学院建设，不久又因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村治学院被迫停办。原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转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便邀请原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在山东继续进行实验，并商议不再沿用“村治”或“乡治”而改称“乡村建设”。于是，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定以邹平县为实验区，梁漱溟拟成《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于1931年年初正式开展工作。
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拨款10万元设立筹备处，任命梁仲华、孙则让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副院长，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3年10月，梁漱溟接任研究院院长。根据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研究院的主要职责一是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二是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研究院设有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及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研究部不仅普遍倡导乡村建设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而且要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乡村工作人员，下设服务人员指导处，安排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社会调查部负责实地调查工作，并编写各地乡治状况的书籍。农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培育优良品种并大力推广，以提高农村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等。所以，对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说：“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 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农业各门类的发达、技术改进和经济改进，其组织方式就是各类形式的合作自治体，进而以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开展，逐步走机械化道路；政治方面主要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组织，由经济合作引入政治自治，包括乡村自卫训练等；文化方面主要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等。
1931年3月，经省政府同意，邹平实验区在研究院指导下进行改革。1933年春，根据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议，复改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为县政建设第一实验区，同时划定菏泽为县政建设第二实验区。1935年7月，山东省政府再划济宁、菏泽、郓城、曹县、巨野、单县、鱼台、东平、汶上、金乡、嘉祥、鄄城、定陶、成武等14个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县设县长一人，由研究院推举，省政府同意任命，受省政府和研究院指导监督，具体领导本县乡村建设实验。邹平试验区废除原有7区157乡镇，按人口、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划分为14乡316村，设立乡学和村学，乡、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也是教育部门，通过政教合一、以教统政，实现“社会学校化”。到1937年，邹平14个乡316个村共建乡学14处、村学271处，合计285处。此外，为解决失学儿童问题，全县还设立“共学处”446处，入学儿童达5468人。
从建院之初，梁漱溟即把组织乡村合作组织作为邹平实验区的主要任务，为此成立了“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自己亲自担任委员长，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后来虽未能全部实现，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邹平合作事业的发展，成为乡村建设最有成绩的活动之一。到1936年底，邹平合作社计有棉花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购买、机织等6类村合作社，社数达307所，社员8828户，股金12422元。1933年8月，邹平县成立金融流通处和农村信用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促进了农村金融流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1933年7月，研究院开办了民院。次年11月又成立卫生院，后在12个乡成立卫生所，普遍开展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家庭和社会卫生、预防传染病、卫生教育等五个方面的预防保健工作，1933年为10505人接种，1935年至1936年为586人注射霍乱预防针、白喉及伤寒预防针，到1937年9月先后训练约100名接生员和30名妇幼卫生宣传员，改善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农业改良也取得重大成绩，包括棉业、蚕业、畜牧业、林业和兴办水利等。棉业改良先由研究院划定棉业改进区，用托力斯美棉替代本地中棉及退化棉种，贷种子给种植条件较好的用户，以其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农户，提高农户种植改良棉花的积极性。1933年全县植棉2326亩，到1935年便增至18万亩，成为山东地区棉花主要产地。蚕业改良则主要是帮助南部丘陵地区蚕农防治桑蚕病害，设置桑蚕育种场，自育或从外地引进无毒优良蚕种供给蚕户饲养，逐渐替代本地蚕种。畜牧业改良是通过研究院农场示范实验推广，主要有猪种改良、鸡种改良，并引进荷兰乳牛、瑞士乳羊、意大利群蜂、俄罗斯昂格郎长绒兔和英国栗子兔、银灰色家兔等进行繁殖，然后提供给农户饲养。兴修水利主要是疏浚河道，凿井灌溉。到1935年全县凿井1035眼。
梁漱溟一直重视乡村礼俗改良，运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取缔早婚和买卖婚姻，禁止女子缠足，同时成立戒烟所，设立成人教育特别班，拘收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种教育。此外，研究院还通过排演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放映队，举办农民运动会等形式，丰富农民业余生活。
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引起了国内外政要、社会问题专家、国际合作问题专家、教育专家等的广泛关注，前来邹平参观访问的国内外机构团体到1934年底就达71个，计一百三十余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山东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梁漱溟惨淡经营七八年之久的山东乡建运动，作为一场乡村改良运动，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贫困面貌，但其改良举措，诸如办学活动、合作运动、农业改良、礼俗改革等，对于促进实验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实验地区农民文化素质，还是非常有益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或曰“乡村自救”，实质上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重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是社会转型期的改良主义，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但这些大胆的实验，却使梁漱溟成为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乡建派理论家。在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践的同时，梁漱溟还写下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论著。尤其是1936年、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相继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 和《乡村建设理论》 两书，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乡村建设理论的构建。
三、人心与人生：一位智者的毕生感悟
年轻时代的梁漱溟，曾一度为虔诚的佛教徒，沉迷于佛教，对佛学进行深入研究，甚至自称“自己前生是个和尚”。他的第一篇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并为其带来学术上广泛声誉的文章，就是主要根据印度佛教观点探讨世界本源和苦乐问题的《究元决疑论》，而他到北京大学执教亦主讲印度哲学。不过，他后来出佛入儒，人生观有了一次根本改变，“由出世的思想——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及其稍后出版《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两书，标志着其新儒家思想的基本形成，因此他也被视为现代新儒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之称。国外学者评价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从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即撰文批判本能派心理观，30年代明确提出“理性”概念，40年代在其历时9年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则对儒家文化心理学展开详细论述。尤其是《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是基于其新儒家的研究视角，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殊性，“个性殊强”，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未来的发展前途也自成体系，不能盲目地效法西方近代已走过的路。他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分析，对中、西、印度三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坚信自己对中国未来光辉前景的判断，从而得出了他一贯认为却不敢确定的结论：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硬性模仿西方民主形式，实际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将引起混乱和灾难。理性主义是在儒家领导下养成的社会风尚、民族精神。梁漱溟认为：就人心而言，理性为体，理智为用。就人类文化而言，理智为科学之本，理性为道德之本。二者合一才是主客观的合一。
梁漱溟自认为是一个问题中人，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其学术思想也主要由中西文化理论、儒家理论、乡村建设理论三者构成，文化理论构筑起思想学说基石，儒家理论形成其思想主干，乡村建设理论体现其思想的现实价值。梁漱溟关注儒学复兴、儒学与现代化，而博观众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开掘，使之成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如何解决中国的社会实际问题，他企望通过救治凋敝的农村以寻找救国强国的出路。乡村建设虽然最终走向失败，但他仍抱着“万牛莫挽”的精神，怀着一份理想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去做实验，去找出路。后来他反思认为，乡村建设的失败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高谈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因此，美国学者艾恺评价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也有研究者认为，梁漱溟是位行动中的儒家，不是书本中的儒家，也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梁漱溟多次公开表示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这在其所著《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中有鲜明体现，所以他又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程思远评价他：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故学界称他是“中国的脊梁”。学者林毓生说他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冯友兰称赞其一生“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张岱年称赞他 “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牟宗三说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遵其遗嘱葬于山东邹平黄山南麓，其元配黄靖贤已早于1934年夏病逝于邹平。现梁漱溟陵园正面矗立着由赵朴初题写的墓碑——梁漱溟先生之墓。墓园北墙上镶嵌着由其学生李澂等撰写的《梁漱溟先生生平述略》的墓志铭，碑铭评价其毕生忧国忧民，不谋衣食利禄而思索而行动，胸怀博大，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墓园两侧有各界名家所题碑碣数块，如启功所题“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程思远所题为“潜心儒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沈醉所题为“正气傲骨，赤胆丹心；一代宗师，举世皆钦”。陶天白所题为“邹平履霜，桂林步月，重庆雾浓，燕山云霁。五十年受教深恩，愧无报答，嗣后鲰生当继晷，觉悟重农。朝话示变要义，探做人心崇道，百万字研哲遗篇，多有创见，执中国是不言文”。吴祖光所题为“十丈红尘，千年青史。一生襟抱，万里江山。”袁晓园所题为“柏松永劲，明月胸襟示范；金石弥坚，高风亮节长存”。任继愈所题为“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等。现邹平第一中学还建有梁漱溟纪念馆。
（张玥明）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而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学术界称誉为一代宗师。梁漱溟视山东为桑梓，作为其第二故乡，山东不仅是其早年思想理论的实践地，更在百年之后长眠于斯。
一、曹州办学：教育思想的实践
梁漱溟出生于一个世代诗礼仕宦的家庭，先祖是元朝宗室，后徙居广西桂林。其曾祖、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出身，曾祖做过知县，祖父做过知州。父亲梁济，清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等，民国之后，曾供职民政部。其外祖父也由进士为官。祖母、母亲都读过书，雅善诗文。梁漱溟虽生长于仕宦之家和传统书香门第，但自幼接受的却是新式教育，其发蒙读书学的是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所入京西小学堂也是京师第一个洋学堂，既学英文又学中文，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以及《中华报》等报纸杂志。这既增长了知识，又启发了思想，由此奠定了其后来学术思想中西合璧的深厚基础。
梁漱溟既善于学习又长于思考，在其脑海中经常萦回思索的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或曰中国问题。对于人生问题的探索使其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和东方儒学之间，终使之成为一名著名学者；而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使之从中学时代就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进行不懈的探索，最后成长为一位著名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最崇拜的人物有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也深受其思想学说的影响。如梁漱溟就十分热衷于阅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梁氏所著《新民说》《德育鉴》等著作对他影响甚深。他不仅钦佩梁启超的学识，而且坚信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也是医治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他后来渐渐感到立宪无望时，便毅然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之路，担任后来为中国国民党机关报的《民国报》编辑兼任外勤记者。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通过阅读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早期社会主义启蒙著作《社会主义之神髓》，认识到财产私有制度是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遂将自己反对财产私有、废除财产私有制的思考心得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但此时的梁漱溟对社会主义了解还很不深刻，并且他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辛亥革命胜利曾给梁漱溟以希望，但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却寻之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淖中。这使梁漱溟倍感失望，他遂辞去《民国报》之职务，隐居家中，潜心佛法，兼习中西医学。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题为《究元决疑论》的文章，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家）。因文中立论方法、涵盖的广博知识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广征博引，尤其是对人生问题的探讨，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当时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之职的蔡元培看到此文后，对梁漱溟颇感兴趣，遂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正式成为北大哲学门教师。
此时的北京大学，因蔡元培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广纳奇才，教师队伍中既有像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有王国维、刘师培等古学旧派，也有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胡适、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徐悲鸿以及地质学家李四光、文学巨擘鲁迅等。北京大学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围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新旧文化派进行了激烈地争论和斗争。梁漱溟虽然不属于旧文化派，但他对新文化派提倡西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却十分不满，同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自己有责任弘扬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于是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梁漱溟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和“孔学绎旨”等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多发人所未发之言、决人所未决之疑，故深受学生欢迎。后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此时的学生。他所讲授的《印度哲学概论》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被誉为北大哲学系的“三驾车”。
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演讲，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北大哲学系学生曹州郓城人陈亚三在北大多次聆听梁漱溟的演讲，这年暑假回山东探亲，去拜望自己中学时的老师王鸿一，便把梁漱溟及其思想介绍给了王鸿一 。此时为山东省议会议长兼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王鸿一对梁漱溟的思想学说非常感兴趣，听后“遽如饥渴之得饮食”，遂专程去北京拜访梁漱溟，从此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建立起深厚友谊。王鸿一从北京会晤梁漱溟回山东后，便四处宣扬梁的思想和观点。1922年夏，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今菏泽一中）邀请梁漱溟到校讲演东方文化。次年，在王鸿一的推荐下，省教育厅济南暑期讲习会再邀请梁漱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这一次，梁漱溟在济南待了四十余天，其系列演讲由听课的同学罗常培（著名语言学家）记下。随后罗常培把自己的听课笔记与在北大的同学陈政在北大的听课笔记合并整理出梁漱溟的演讲记录稿，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得当时国务总理靳云鹏支持，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首印出版。此后该书一版再版，一印再印，竟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全书5章近十五万字，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各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所作深入探讨，明了这三大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以阐明中国文化之深微。他认为，西方文化以科学、民主为特色，以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是以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梁漱溟批评当时流行的有关东西文化的各种观点，指出研究此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作出自己的解读，评判和比较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各自的哲学依据，而着重“发挥孔子哲学”“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并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之进行新的诠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年之内竟连印5次，可谓盛况空前。梁漱溟也因此而获得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声誉。可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是梁漱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新儒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1924年6月，为实践自己固守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的梁漱溟受王鸿一邀请，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来山东办学。他最初是受靳云鹏倚任，欲于孔子故乡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以弘扬东方文化，造就发扬儒学、恢宏国光之高等人才，后因经费筹措不足和靳云鹏下台倒阁而作罢，遂建议为储备人才、培养人才之计，可先成立一书院，兼办一高级中学。此意得各方支持，便在曹州办起了重华书院，于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筹办了高中部。梁漱溟任高中部主任，同时推荐聘用熊十力、王平叔、王近信、秦亦文等为该部教员，并兼任重华书院研究员。当时，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首届招收学生80人，分为了两个班。
梁漱溟认为，中国现在应急作推进社会的功夫，此推进功夫就是教育，故可以说应大办教育，大办社会教育，以教育括举一切建设，而教育则以社会教育为本位建立系统。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弊端是脱离现实，教育不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现代西方教育的主要毛病是不重视道德人文教育。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正同时存在这两种弊端。这种教育与中国的现实无益，与中华民族的前程有害，因此教育必须改革。他要通过新的教学实验，推行一种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注重道德建设，师生切磋共进的新型教育形式。这种教育的形式，类似于孔子讲学和宋明学者讲学，讲学者与追随者亲密无间，师生间互相激励、互相切磋。
为此，在教学上，梁漱溟强调学生的“儒家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教育”，并采取“合中国古人之讲学与近代社会运动而一之”的教学方式，亲设讲席于槐坛，并聘请冯友兰等学者来校演讲。在知识训练方面，注重团体和自学，尽可能减少对正规课堂教学的依赖。要求学生要劳动，要勤劳，学生每天都从事日常的手工劳动，不用校役的帮助，负责学校的校务维持工作。学校设有农场，学生要种地，取消固定的费用和学费，代之以根据学生家庭确定费用的办法。
因为梁漱溟在曹州创办中学之初衷是为成立大学做准备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中学教育要改其传习知识为主之陋俗，而着重在师生间建立朋友知心关系，师生要形成一个朋友团体。他说其办学的“真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认为“办教育就应当是与青年为友之意”，学校要帮助青年人走路，不单是在知识技能方面带领青年往前走，更要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他主张着眼于生活的教育，很自然地就认可因材施教的理念。因为即使是教知识技能以帮助青年走路，也要就着每个学生的性情、品质进行引导。所以，老师要对学生有真正切实的了解，而且要了解到方方面面，包括“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这就需要不拘于师生身份而成为极亲近的朋友 。他希望通过办学与他们为友，使堕落的精神振奋起来，使烦闷的心情因获得指点而变得充满兴致。
梁漱溟将学校看作是一个交友的团体，阐释教学相长的新含义，即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是自己求友。梁漱溟坦诚地说：“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 “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向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所以“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在梁漱溟看来，“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而朋友是相互支持着走生活之路的。“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 梁漱溟特别把学校这一交友团体放到社会上予以观察，认为“人不能交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很难得到较好的地位，而自己趣味好尚不高时，也很难交得较好的朋友” 。所以，他的办学目的着眼于“生命向上”“朋友共勉”和“团体互助”。
曹州办学是梁漱溟把儒家学说与现代学校制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重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孰料办学不到半年就被迫中止。因为，此时冯玉祥揭国民军旗帜，试图推倒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曹州镇守使吕蕴斋亦揭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响应冯玉祥，而属直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进兵济宁，双方大战在即。梁漱溟为保持教育者对天下为公的敬意，不愿卷入混战，遂在大哭一场之后，决意停止办学，离开曹州。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3月，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到山东菏泽等地视察，重游“重华书院”等故址，回想当年曹州办学经历。虽然他在曹州办学的时间不长，但却自认为是其平生中所做的一件大事。正如他后来回忆说：吾侪朋友所致力者，乡村工作而外，唯于此一段心力萃乎其间 。
二、邹平乡村建设：乡治理想的实验
年轻时代的梁漱溟目睹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曾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文，呼吁国人自水深火热中奋起。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志在救国的梁漱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觅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路向”，基于对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特殊社会形态的认识，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救国强国，“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1927年，他在《村治》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文章，认为乡村建设、“乡治”才是中国立国的出路所在。1928年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一文，进一步阐明了其地方自治的构想。后来更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说明：“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救济乡村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他身体力行，把这种思想积极付诸社会实践之中，放弃城市生活，走向农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在《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一文中曾说：“乡村运动是我一生中一桩大事。”
梁漱溟因旧交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实践乡治理想的第一站选择了广东。后因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刚刚开始的乡治实验被迫结束。随后，梁漱溟受邀前往河南南阳主持当地村治学院建设，不久又因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村治学院被迫停办。原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转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便邀请原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在山东继续进行实验，并商议不再沿用“村治”或“乡治”而改称“乡村建设”。于是，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定以邹平县为实验区，梁漱溟拟成《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于1931年年初正式开展工作。
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拨款10万元设立筹备处，任命梁仲华、孙则让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副院长，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3年10月，梁漱溟接任研究院院长。根据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研究院的主要职责一是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二是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研究院设有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及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研究部不仅普遍倡导乡村建设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而且要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乡村工作人员，下设服务人员指导处，安排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社会调查部负责实地调查工作，并编写各地乡治状况的书籍。农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培育优良品种并大力推广，以提高农村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等。所以，对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说：“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 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农业各门类的发达、技术改进和经济改进，其组织方式就是各类形式的合作自治体，进而以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开展，逐步走机械化道路；政治方面主要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组织，由经济合作引入政治自治，包括乡村自卫训练等；文化方面主要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等。
1931年3月，经省政府同意，邹平实验区在研究院指导下进行改革。1933年春，根据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议，复改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为县政建设第一实验区，同时划定菏泽为县政建设第二实验区。1935年7月，山东省政府再划济宁、菏泽、郓城、曹县、巨野、单县、鱼台、东平、汶上、金乡、嘉祥、鄄城、定陶、成武等14个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县设县长一人，由研究院推举，省政府同意任命，受省政府和研究院指导监督，具体领导本县乡村建设实验。邹平试验区废除原有7区157乡镇，按人口、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划分为14乡316村，设立乡学和村学，乡、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也是教育部门，通过政教合一、以教统政，实现“社会学校化”。到1937年，邹平14个乡316个村共建乡学14处、村学271处，合计285处。此外，为解决失学儿童问题，全县还设立“共学处”446处，入学儿童达5468人。
从建院之初，梁漱溟即把组织乡村合作组织作为邹平实验区的主要任务，为此成立了“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自己亲自担任委员长，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后来虽未能全部实现，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邹平合作事业的发展，成为乡村建设最有成绩的活动之一。到1936年底，邹平合作社计有棉花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购买、机织等6类村合作社，社数达307所，社员8828户，股金12422元。1933年8月，邹平县成立金融流通处和农村信用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促进了农村金融流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1933年7月，研究院开办了民院。次年11月又成立卫生院，后在12个乡成立卫生所，普遍开展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家庭和社会卫生、预防传染病、卫生教育等五个方面的预防保健工作，1933年为10505人接种，1935年至1936年为586人注射霍乱预防针、白喉及伤寒预防针，到1937年9月先后训练约100名接生员和30名妇幼卫生宣传员，改善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农业改良也取得重大成绩，包括棉业、蚕业、畜牧业、林业和兴办水利等。棉业改良先由研究院划定棉业改进区，用托力斯美棉替代本地中棉及退化棉种，贷种子给种植条件较好的用户，以其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农户，提高农户种植改良棉花的积极性。1933年全县植棉2326亩，到1935年便增至18万亩，成为山东地区棉花主要产地。蚕业改良则主要是帮助南部丘陵地区蚕农防治桑蚕病害，设置桑蚕育种场，自育或从外地引进无毒优良蚕种供给蚕户饲养，逐渐替代本地蚕种。畜牧业改良是通过研究院农场示范实验推广，主要有猪种改良、鸡种改良，并引进荷兰乳牛、瑞士乳羊、意大利群蜂、俄罗斯昂格郎长绒兔和英国栗子兔、银灰色家兔等进行繁殖，然后提供给农户饲养。兴修水利主要是疏浚河道，凿井灌溉。到1935年全县凿井1035眼。
梁漱溟一直重视乡村礼俗改良，运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取缔早婚和买卖婚姻，禁止女子缠足，同时成立戒烟所，设立成人教育特别班，拘收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种教育。此外，研究院还通过排演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放映队，举办农民运动会等形式，丰富农民业余生活。
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引起了国内外政要、社会问题专家、国际合作问题专家、教育专家等的广泛关注，前来邹平参观访问的国内外机构团体到1934年底就达71个，计一百三十余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山东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梁漱溟惨淡经营七八年之久的山东乡建运动，作为一场乡村改良运动，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贫困面貌，但其改良举措，诸如办学活动、合作运动、农业改良、礼俗改革等，对于促进实验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实验地区农民文化素质，还是非常有益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或曰“乡村自救”，实质上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重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是社会转型期的改良主义，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但这些大胆的实验，却使梁漱溟成为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乡建派理论家。在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践的同时，梁漱溟还写下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论著。尤其是1936年、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相继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 和《乡村建设理论》 两书，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乡村建设理论的构建。
三、人心与人生：一位智者的毕生感悟
年轻时代的梁漱溟，曾一度为虔诚的佛教徒，沉迷于佛教，对佛学进行深入研究，甚至自称“自己前生是个和尚”。他的第一篇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并为其带来学术上广泛声誉的文章，就是主要根据印度佛教观点探讨世界本源和苦乐问题的《究元决疑论》，而他到北京大学执教亦主讲印度哲学。不过，他后来出佛入儒，人生观有了一次根本改变，“由出世的思想——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及其稍后出版《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两书，标志着其新儒家思想的基本形成，因此他也被视为现代新儒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之称。国外学者评价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从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即撰文批判本能派心理观，30年代明确提出“理性”概念，40年代在其历时9年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则对儒家文化心理学展开详细论述。尤其是《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是基于其新儒家的研究视角，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殊性，“个性殊强”，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未来的发展前途也自成体系，不能盲目地效法西方近代已走过的路。他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分析，对中、西、印度三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坚信自己对中国未来光辉前景的判断，从而得出了他一贯认为却不敢确定的结论：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硬性模仿西方民主形式，实际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将引起混乱和灾难。理性主义是在儒家领导下养成的社会风尚、民族精神。梁漱溟认为：就人心而言，理性为体，理智为用。就人类文化而言，理智为科学之本，理性为道德之本。二者合一才是主客观的合一。
梁漱溟自认为是一个问题中人，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其学术思想也主要由中西文化理论、儒家理论、乡村建设理论三者构成，文化理论构筑起思想学说基石，儒家理论形成其思想主干，乡村建设理论体现其思想的现实价值。梁漱溟关注儒学复兴、儒学与现代化，而博观众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开掘，使之成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如何解决中国的社会实际问题，他企望通过救治凋敝的农村以寻找救国强国的出路。乡村建设虽然最终走向失败，但他仍抱着“万牛莫挽”的精神，怀着一份理想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去做实验，去找出路。后来他反思认为，乡村建设的失败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高谈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因此，美国学者艾恺评价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也有研究者认为，梁漱溟是位行动中的儒家，不是书本中的儒家，也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梁漱溟多次公开表示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这在其所著《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中有鲜明体现，所以他又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程思远评价他：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故学界称他是“中国的脊梁”。学者林毓生说他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冯友兰称赞其一生“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张岱年称赞他 “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牟宗三说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遵其遗嘱葬于山东邹平黄山南麓，其元配黄靖贤已早于1934年夏病逝于邹平。现梁漱溟陵园正面矗立着由赵朴初题写的墓碑——梁漱溟先生之墓。墓园北墙上镶嵌着由其学生李澂等撰写的《梁漱溟先生生平述略》的墓志铭，碑铭评价其毕生忧国忧民，不谋衣食利禄而思索而行动，胸怀博大，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墓园两侧有各界名家所题碑碣数块，如启功所题“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程思远所题为“潜心儒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沈醉所题为“正气傲骨，赤胆丹心；一代宗师，举世皆钦”。陶天白所题为“邹平履霜，桂林步月，重庆雾浓，燕山云霁。五十年受教深恩，愧无报答，嗣后鲰生当继晷，觉悟重农。朝话示变要义，探做人心崇道，百万字研哲遗篇，多有创见，执中国是不言文”。吴祖光所题为“十丈红尘，千年青史。一生襟抱，万里江山。”袁晓园所题为“柏松永劲，明月胸襟示范；金石弥坚，高风亮节长存”。任继愈所题为“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等。现邹平第一中学还建有梁漱溟纪念馆。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