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又字忠清，初名顾降，一名继坤，复于明亡后以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炎武，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同称明末清初三大家。
一、北上山东，志在恢复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有“五湖三泖”之胜的苏州昆山千墩镇（1966年更名千灯迄今）蒋泾湾一个仕宦家庭。顾氏历为江东望族，民间素有“江南无二顾”之说。顾氏之家又有亭林湖胜之景，被称之为“顾亭林”，故顾炎武也被人称为“亭林先生”。据顾炎武自云，南朝梁陈之际的大学者顾野王为顾氏始祖，顾炎武的九世祖顾鉴迁至昆山县的千墩镇定居。到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是顾氏家族最为烜赫的时期，顾炎武的高祖顾济、曾祖顾章志、祖父顾绍芳，都担任过地方要职和朝廷部院官员，并且皆通经学古，以诗文称誉海内。
顾炎武出生后，被过继给叔祖父顾绍芾为孙。优越的家庭教育对顾炎武的成长有着极大影响。顾炎武的嗣母王氏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顾炎武幼年虽因患痘疮留下目疾，但学习刻苦努力。他6岁读《大学》《小学》，9岁读《周易》，之后更熟读《孙子》《吴子》《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典籍。11岁时，祖父亲自教授其《资治通鉴》，之后又读《诗经》《尚书》《春秋》，还让他读邸报，关心时事朝政。14岁时顾炎武考入昆山县学，成为一名秀才。17岁时他又与同里好友归庄一起加入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期与四方名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 。归庄是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为人豪迈尚气节，行好奇，世人目之为狂生。顾炎武与归庄相友善，人称“归奇顾怪”。顾炎武亦自述道：“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两人文章都写得很好，受到主盟文坛五十年的晚明大学者钱谦益的称赏。参加复社活动，使顾炎武得以广泛接触社会，也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这为他后来的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崇祯十二年（1639），27岁的顾炎武参加进士考试再次落榜，因“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从此决意不再“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开始《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的写作。
崇祯十七年三月 （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朝遗臣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建立南明王朝。顾炎武得昆山县令杨永言荐举，被授予兵部主事之职。满怀复国之期盼，在赴南都就职前，顾炎武写下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详论军制改革、用兵之法、务农积谷和整顿财政等重大实际问题。赴职途中过镇江时，又即兴作《京口即事》诗二首，更洋溢着击楫中流、恢复中原的豪迈情怀。但是，当时执掌兵部大权的是权臣马土英，顾炎武到达南京后竟迟迟不能到部就职，更谈不上为国效力。无奈，顾炎武报国无门，只得从南京回到家中。
此时清军大举南下，兵临南京城，南京官员不战而降。清军占领南京后，直下杭州，兵据江南。为此，江南各郡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松江、嘉兴、嘉定、吴江、昆山、太仓、宜兴、江阴、长洲、芜湖等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清义军，守护家园，坚持抗清斗争。顾炎武也积极参加了昆山保卫战。昆山城被清军攻破后，遭屠杀居民达四万人以上，在这场血腥大屠杀中，顾炎武的多名亲属被清军杀害，其生身母亲何夫人即被清兵砍断右臂，险些丧命。清军攻陷常熟后，顾炎武的嗣母于氏复绝食而亡。她临终前遗言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此后几年间，顾炎武以商贾为业，使用蒋山佣、顾佣、工伯齐、圭年等化名，号称“鹰扬弟子”，广结豪杰之士，从事着秘密的联明抗清活动。江南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后，顾炎武决意北游，另图远略。他在诗中写道：“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从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北上山东等地，开始其晚年游历北方的旅程。
二、游历齐鲁，学术交友
“莫道河山今便改，国于天地镇长存。” 这首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名为《黄侍中祠》的诗，表明顾炎武此时尚坚信必有复国之日。顾炎武决意北游，既志在恢复，考察中原地区的地理形势、经济、政治、民情风俗等，无疑是其重要目的，但实现济世济民的宏伟抱负，则是顾炎武此行的更大愿望。可以说，从江南抗清到流离北方，匡复故国始终成为顾炎武为之奋斗的最大愿望。
顺治十四年（1657）秋，45岁的顾炎武毅然告别故乡友人，渡长江，过淮河，前往山东。此时的山东地区，抗清斗争仍在持续，活跃在各地的农民武装，主要有西部地区的“榆园军”和东部地区的“于七军”，不断给清军以沉重打击。
循着当年复社友人的线索，顾炎武首先来到莱州掖县，找到了当年山东复社领袖赵士哲。东莱赵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明万历时赵氏家族的赵焕、赵耀、赵灿即有“三凤”之称。到明清之际，赵士哲、赵士宽、赵士完、赵士冕等又有“五龙”之号。赵士哲字伯濬，莱州掖县人，著有《建文年谱》一书，知名当时，为复社中的领袖人物，又为山东“大社”的组织者。在这里，他与坚守民族气节的赵士哲的堂兄弟赵士完结为好友，又因赵士完的关系结识了古音韵学者任唐臣。赵士完与任唐臣都是明朝遗老，不仅其志概与顾炎武同，而且亦以学问称，顾炎武与之相过从，讲求“经术节义”，显然是与其交往的共同思想基础。居莱期间，顾炎武从任唐臣家借来宋音韵学家吴棫的古音韵著作《韵补》一书，完成了其早已着手的补正工作，著《韵补正》。
在莱州住了几个月后，顾炎武又到了山东即墨，住在曾任明锦衣卫都指挥使的黄培家中。黄家也是缙绅之家。黄培字孟坚，号封岳，长顾炎武九岁，其叔黄宗昌曾为明朝御史，巡按湖广，清军入关后，冒着“留发不留头”的危险，坚持不剃发。明崇祯十五年（1642），即墨遭清兵围困之际，黄宗昌变卖家产作军饷，率众护城。交战中，黄宗昌的次子黄基被清兵射死，其妻与其三妾亦殉难，时人谓之“一门五烈”。黄宗昌忍痛指挥士民继续战斗，即墨得以保全。黄培袭恩荫，初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同情接济过于七农民义军，拒不仕清，经常写诗抒发怀念故国之情，其诗篇后汇刻为《含章馆诗集》。顾炎武在黄培家居住期间，主持刊刻了其姐夫陈济生编选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该诗集收入黄培的叔叔黄宗昌的传记及其部分诗歌。因此事，顾炎武后来被人告发，受到清官府文字狱的迫害，被株连入狱7个月。黄培亦因《含章馆诗集》案，于康熙八年（1669）被清政府杀害。
不久，顾炎武到了济南。在济南，顾炎武结识了山东著名学者徐夜、张尔岐等人并与之定交。徐夜诗学韦陶，巉刻处更似孟郊，有《东痴诗钞》存世。顾炎武与徐夜相会，一起参加了当时大明湖畔著名的“秋柳唱和”活动，顾炎武写下了《赋得秋柳》诗：“昔日金枝间白花，只今摇落向天涯。条空不系长征马，叶少难藏觅宿鸦。老去桓公重出塞，罢官陶令乍归家。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 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军俘虏的德王朱由枢，以寄托表达亡国忧民之悲，也透露出其复国的绝望。
清军入侵山东之时，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被清兵掠杀，两个弟弟一个失踪，另一个也被清军杀害。张尔岐不忘家国之痛，取《诗经》“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意，自号蒿庵居士，所著有《易经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书经直解》《春秋三传驳义》《蒿庵集》《蒿庵闲话》等。史载，顾炎武有一天去山东通志馆，听见有人在讲《仪礼》，条贯井然，滔滔不绝，乃大为叹服，询问知是张尔岐，于是次日清晨，顾炎武就去拜访张尔岐。基于反对王学末流，关注经学，鄙薄空疏之学，注重“实事求是”以及相似的身世，使两人论议甚欢，相见恨晚，从此定交，成为终身好友。张尔岐治学以礼学为先导，主“六经皆礼”说，所著《仪礼郑注句读》，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并由此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更受到顾炎武的推崇。《四库全书总目》对此评价云：“此书于学者可谓有功矣。顾炎武少所推许，而其《与江琬书》 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一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两人的学术交往长达二十余年。
在山东邹平县，顾炎武结识了著名学者马骕。马骕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之学，著《左传事纬》12卷。又著《绎史》160卷，号称最为精博，时人称为“马三代”。顾炎武对马骕的学问“尤服之”，在马骕的陪伴下，一起游览了邹平张氏（故明兵部尚书张延登）万斛园，又到邹平郊外的相公山去寻访历代遗迹，搜访笔录碑文石刻。两人的学术交往直至康熙十二年马骕去世。
在章丘，顾炎武结识了遗民诗人张光启。顾炎武一度寄居在张光启之家，两人诗赋唱和。
在长山，顾炎武又结识了学者刘孔怀。顾炎武居住其家期间，两人一起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探研商榷，辨疑析义。
清顺治十五年（1658）春，顾炎武登泰山，作《登岳》诗一首，并写成《岱岳记》8卷。随后又去曲阜拜谒孔庙，作《谒夫子庙》《七十二弟子》诗各一首；继往邹县，谒周公庙、孟子庙，皆有诗抒怀；再返济南，访徐夜，作《济南》诗一首。又自济南赴潍县，作《潍县》诗两首，诗中借古讽今，赞同夏少康中兴时的靡，而不甚赞成殷亡周兴时不食周粟的伯夷，寓意弥远，显然可见，隐含其既有恢复之志，“不忍臣二姓”，是其为出世的一面；又不赞同伯夷之“不食周粟”，是为入世的一面，反映了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游世思想。又作《衡王府》诗一首，可窥见其坚守志节之情。
顺治十六年（1659），顾炎武自河北返山东，抵邹平，订其县志。施闰章《邹平县志序》：“是时，比部张奉之请告家居，藏书多善本，博采勤搜，进士马宛斯讨核详实，而吴门顾宁人自上谷来，悉授以校之。书遂成，凡八卷。”复过长清游览灵岩山寺，作有《重登灵岩》诗一首。
顺治十七年（1660），顾炎武听说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打到了江南，便立即启程南归扬州。郑成功兵败以后，顾炎武在扬州稍作停留后，旋复北上。挚友归庄《寄怀顾宁人》诗称其“破尽万金一身在，青齐漂泊又幽燕”。自离开故乡后，顾炎武多年来“提挈书囊，赍从估客”，今年“寄食三齐”，明年“客居北平”，一直匆匆于南往北赴的旅程。此时的顾炎武，既深切关注南明的抗清斗争，其恢复之志溢于言表，却又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对抗清复明既抱有希望，又悲观失望的心态变化，可以说是与当时整个国内抗清形势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顺治十八年（1661）底，顾炎武在山东游历既久，便把其所见所思所记付诸于文字，辑成《山东考古录》一书。是书是一部杂考山东地理掌故的地理著作，主要考证山东境内舆地、古迹、金石之类，辨正旧说讹误颇多，而尤以辨正地名者居多。
到康熙初年，随着南明朝廷的覆没，全国抗清斗争益见低落，匡复故国的现实希望可谓彻底破灭，但是，顾炎武并不甘心于现实斗争的失败，因而他抚今溯古，用历史来激励和鼓舞自己，寻找精神寄托以支撑其今后的生活。直至其晚年，他在章丘所作《刈禾长白山下》一诗中云“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仍表明其心志一是生活上保持自立，而不仰赖他人；二是政治上守住民族大节，而不为生计向异族统治者折节称臣。
康熙元年（1662）正月，顾炎武与张尔岐再会于章丘张光启家。康熙三年（1664）在德州再与诗文家程先贞（1607—1673）定交。程先贞字正夫，号葸庵，晚年号海右陈人，曾参修《德州志》，著有《海古陈人集》《葸庵杂著》《燕山游稿》《还山春事》《窥园百一诗集》等。两人交善近十年，程先贞去世后，顾炎武亲往德州为之送葬，并含悲作《送程工部葬》诗一首，另在《哭正夫诗》诗中云：“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康熙四年（1665），顾炎武由泰安至德州，再到济南，在张光启协助下，于章丘郑公山下大桑家庄置办田地屋宇 。复游曲阜阙里，与时有“康熙十子”之誉的曲阜学者颜光敏定忘年交，并以《诗本音》《韵谱》呈教，显示出顾炎武对于这位小他27岁的后生小辈的赏识与尊重。
康熙五年（1666），顾炎武以《韵谱》送张尔岐、颜光敏等好友。康熙六年（1667）二月，在兖州与颜光敏讨论删订其《近儒名论甲集》。九月，至德州，与程先贞同访德州苏禄国王墓，以所著《昌平山水记》质正于程先贞，并为程先贞作《程正夫诗序》，还与之唱和作《德州过程工部》诗一首。又作《与友人论学书》送张尔岐等，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的为学之道。
康熙九年（1670）六月，顾炎武在德州应程正夫、李源、李涛等邀请，设席讲《易》凡三个月之久。同时，刊刻其《日知录》8卷。程先贞《赠顾徵君亭林序》有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
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至德州，参与订正《德州志》。继往济南，参编《山东通志》。在济南通志局时完成了《山东肇域记》 。
康熙十六年（1677 ）四月，顾炎武在寻访德州好友李霖瞻、李星来等之后，便西行经河南入关进入陕西卜居华阴，开始了以陕西、山西为重心的游历活动。虽然山东仍有众多志同道合的令其梦萦魂牵的好友，还有其经营多年的田产，但他却从此再未回过山东。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九日，顾炎武病逝于曲沃之宜园，归葬昆山故里。今昆山千灯镇有顾炎武故居、亭林祠、顾炎武墓园以及顾炎武纪念馆等。
在顾炎武北游的26年中，其中有21个年头往来居留于山东，足迹踏遍济南、青州、掖县、即墨、潍县、章丘、济阳、长山、邹平、德州、泰安、曲阜、兖州等地，遍游崂山、不其山、泰山、颜神山等名山胜景，拜谒了夫子庙、周公庙、孟子庙、天庆宫等，还寻访了灵岩寺、汉景相公碑、苏禄国王墓等。他广泛交结各界志趣相投的文人名士，与之深入切磋交流学问。还历经黄培诗狱劫难等，这皆成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经历。
三、成就卓著，一代宗师
顾炎武在山东期间，结交了赵士完、任唐臣、张尔岐、张允抡、马骕、刘孔怀、张光启、徐夜、程先贞、颜光敏、李源、李涛、李浃、谢重辉、李焕章、薛凤祚、王士祯、王士禄、张简可、马嗣先、张奉之、刘在中等诸多好友，彼此之间倾心交流，切磋学问，偕同游历，书信往来，友谊笃厚，实均系良师益友。顾炎武众多的著述，如《音学五书》《山东考古录》《山东肇域志》《日知录》《金石文字记》《岱岳记》等，即多得山东学者和山东藏书之助。例如，顾炎武就曾把自己的著作《诗本音》交予颜光敏审阅、指正；同时，颜光敏也将自己著述的《颜氏家诫》付于顾炎武请其校勘，而顾炎武特用朱笔为之仔细勘正。又如，顾炎武帮助张尔岐订正出版《仪礼郑注句读》并为之作序，赞赏是书符合孔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可以追三代之英”，盛赞张尔岐是“根本先儒，立言简当”。又如，在济南山东通志局，顾炎武与徐夜、李焕章等共同参与编修《山东通志》，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得益于通志局的藏书，完成了《山东考古录》《山东肇域志》以及《日知录》等书的编纂。在邹平，他还与马骕共同考察邹平古迹，校订了《邹平县志》。顾炎武在协助山东学界同仁纂修《山东通志》时，还曾与李焕章等以书信形式就“孟尝君封邑”“太公初封营丘”“潍水今呼淮水”“泰山无字碑”等山东古地理问题进行过学术辩论。正是这样一些学术交往，不仅使顾炎武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接受了山左学风，学术思想深受山东学者的影响，而且其理论和著作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山左学人。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皆有研究，尤其在经学、史学、哲学等诸领域建树颇高，以其宏富的学术思想和显赫的学术地位著称于世。明朝灭亡以后，面对清廷“禁网日益密”的专制暴政，顾炎武不断思考着民族复兴的思想文化主题，上下求索，殚精竭虑，著书立说，以待未来。年轻时代为应付科举考试，顾炎武即“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之书” 。其中，他最推崇北宋理学家程颐的《易传》。顾炎武毕生为学，其着力处主要是“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而尤重经史。他在《与杨雪臣》书中有云：“人苟遍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 顾炎武在读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基本史学观点，便是他在《答徐甥公肃书》中所说的：“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这成为其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学问宗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他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贴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 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他认为，学者治学，当为务本之学，尤“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 ，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就是一位孜孜追求实学的学者。他教导顾炎武“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为此，顾炎武终生以勤学、游学为治学之道。他认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所以，亲历各地，与别人切磋学问、开阔视野便成为顾炎武增益学问、进行学术研究切实而有效的重要途径。
顾炎武反对心性之说，认为“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他提倡“多学而识”，“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他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不论是小学，还是经学以至于史学，皆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为目的。顾炎武认为，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为此，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的主张，故其论著讲求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不事藻饰，朴素自然，论理清楚。
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他治学不仅注重文献考据，而且更注重实地考察。即如他在《肇域志序》中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 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云：“顾亭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实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 又说：“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他认为，“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于反对内向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外向的——客观的学问”，称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皆可谓顾炎武“坐集千古之智”的论学巨著。因此，顾炎武以其渊涵博大的学术思想，严谨笃实、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开一代新学风，被学界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派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
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清朝廷准江苏巡抚会同江苏学政奏请，顾炎武入祀乡贤祠。光绪末年，清廷又特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从祀文庙。顾炎武集道德、学问、文章于一身，执著追求，终身以之，潜心问学，甘淡甘贫，视名利若粪土，为学术而奋斗终身。他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张芃）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又字忠清，初名顾降，一名继坤，复于明亡后以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炎武，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同称明末清初三大家。
一、北上山东，志在恢复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有“五湖三泖”之胜的苏州昆山千墩镇（1966年更名千灯迄今）蒋泾湾一个仕宦家庭。顾氏历为江东望族，民间素有“江南无二顾”之说。顾氏之家又有亭林湖胜之景，被称之为“顾亭林”，故顾炎武也被人称为“亭林先生”。据顾炎武自云，南朝梁陈之际的大学者顾野王为顾氏始祖，顾炎武的九世祖顾鉴迁至昆山县的千墩镇定居。到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是顾氏家族最为烜赫的时期，顾炎武的高祖顾济、曾祖顾章志、祖父顾绍芳，都担任过地方要职和朝廷部院官员，并且皆通经学古，以诗文称誉海内。
顾炎武出生后，被过继给叔祖父顾绍芾为孙。优越的家庭教育对顾炎武的成长有着极大影响。顾炎武的嗣母王氏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顾炎武幼年虽因患痘疮留下目疾，但学习刻苦努力。他6岁读《大学》《小学》，9岁读《周易》，之后更熟读《孙子》《吴子》《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典籍。11岁时，祖父亲自教授其《资治通鉴》，之后又读《诗经》《尚书》《春秋》，还让他读邸报，关心时事朝政。14岁时顾炎武考入昆山县学，成为一名秀才。17岁时他又与同里好友归庄一起加入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期与四方名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 。归庄是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为人豪迈尚气节，行好奇，世人目之为狂生。顾炎武与归庄相友善，人称“归奇顾怪”。顾炎武亦自述道：“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两人文章都写得很好，受到主盟文坛五十年的晚明大学者钱谦益的称赏。参加复社活动，使顾炎武得以广泛接触社会，也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这为他后来的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崇祯十二年（1639），27岁的顾炎武参加进士考试再次落榜，因“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从此决意不再“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开始《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的写作。
崇祯十七年三月 （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朝遗臣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建立南明王朝。顾炎武得昆山县令杨永言荐举，被授予兵部主事之职。满怀复国之期盼，在赴南都就职前，顾炎武写下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详论军制改革、用兵之法、务农积谷和整顿财政等重大实际问题。赴职途中过镇江时，又即兴作《京口即事》诗二首，更洋溢着击楫中流、恢复中原的豪迈情怀。但是，当时执掌兵部大权的是权臣马土英，顾炎武到达南京后竟迟迟不能到部就职，更谈不上为国效力。无奈，顾炎武报国无门，只得从南京回到家中。
此时清军大举南下，兵临南京城，南京官员不战而降。清军占领南京后，直下杭州，兵据江南。为此，江南各郡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松江、嘉兴、嘉定、吴江、昆山、太仓、宜兴、江阴、长洲、芜湖等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清义军，守护家园，坚持抗清斗争。顾炎武也积极参加了昆山保卫战。昆山城被清军攻破后，遭屠杀居民达四万人以上，在这场血腥大屠杀中，顾炎武的多名亲属被清军杀害，其生身母亲何夫人即被清兵砍断右臂，险些丧命。清军攻陷常熟后，顾炎武的嗣母于氏复绝食而亡。她临终前遗言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此后几年间，顾炎武以商贾为业，使用蒋山佣、顾佣、工伯齐、圭年等化名，号称“鹰扬弟子”，广结豪杰之士，从事着秘密的联明抗清活动。江南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后，顾炎武决意北游，另图远略。他在诗中写道：“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从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北上山东等地，开始其晚年游历北方的旅程。
二、游历齐鲁，学术交友
“莫道河山今便改，国于天地镇长存。” 这首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名为《黄侍中祠》的诗，表明顾炎武此时尚坚信必有复国之日。顾炎武决意北游，既志在恢复，考察中原地区的地理形势、经济、政治、民情风俗等，无疑是其重要目的，但实现济世济民的宏伟抱负，则是顾炎武此行的更大愿望。可以说，从江南抗清到流离北方，匡复故国始终成为顾炎武为之奋斗的最大愿望。
顺治十四年（1657）秋，45岁的顾炎武毅然告别故乡友人，渡长江，过淮河，前往山东。此时的山东地区，抗清斗争仍在持续，活跃在各地的农民武装，主要有西部地区的“榆园军”和东部地区的“于七军”，不断给清军以沉重打击。
循着当年复社友人的线索，顾炎武首先来到莱州掖县，找到了当年山东复社领袖赵士哲。东莱赵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明万历时赵氏家族的赵焕、赵耀、赵灿即有“三凤”之称。到明清之际，赵士哲、赵士宽、赵士完、赵士冕等又有“五龙”之号。赵士哲字伯濬，莱州掖县人，著有《建文年谱》一书，知名当时，为复社中的领袖人物，又为山东“大社”的组织者。在这里，他与坚守民族气节的赵士哲的堂兄弟赵士完结为好友，又因赵士完的关系结识了古音韵学者任唐臣。赵士完与任唐臣都是明朝遗老，不仅其志概与顾炎武同，而且亦以学问称，顾炎武与之相过从，讲求“经术节义”，显然是与其交往的共同思想基础。居莱期间，顾炎武从任唐臣家借来宋音韵学家吴棫的古音韵著作《韵补》一书，完成了其早已着手的补正工作，著《韵补正》。
在莱州住了几个月后，顾炎武又到了山东即墨，住在曾任明锦衣卫都指挥使的黄培家中。黄家也是缙绅之家。黄培字孟坚，号封岳，长顾炎武九岁，其叔黄宗昌曾为明朝御史，巡按湖广，清军入关后，冒着“留发不留头”的危险，坚持不剃发。明崇祯十五年（1642），即墨遭清兵围困之际，黄宗昌变卖家产作军饷，率众护城。交战中，黄宗昌的次子黄基被清兵射死，其妻与其三妾亦殉难，时人谓之“一门五烈”。黄宗昌忍痛指挥士民继续战斗，即墨得以保全。黄培袭恩荫，初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同情接济过于七农民义军，拒不仕清，经常写诗抒发怀念故国之情，其诗篇后汇刻为《含章馆诗集》。顾炎武在黄培家居住期间，主持刊刻了其姐夫陈济生编选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该诗集收入黄培的叔叔黄宗昌的传记及其部分诗歌。因此事，顾炎武后来被人告发，受到清官府文字狱的迫害，被株连入狱7个月。黄培亦因《含章馆诗集》案，于康熙八年（1669）被清政府杀害。
不久，顾炎武到了济南。在济南，顾炎武结识了山东著名学者徐夜、张尔岐等人并与之定交。徐夜诗学韦陶，巉刻处更似孟郊，有《东痴诗钞》存世。顾炎武与徐夜相会，一起参加了当时大明湖畔著名的“秋柳唱和”活动，顾炎武写下了《赋得秋柳》诗：“昔日金枝间白花，只今摇落向天涯。条空不系长征马，叶少难藏觅宿鸦。老去桓公重出塞，罢官陶令乍归家。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 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军俘虏的德王朱由枢，以寄托表达亡国忧民之悲，也透露出其复国的绝望。
清军入侵山东之时，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被清兵掠杀，两个弟弟一个失踪，另一个也被清军杀害。张尔岐不忘家国之痛，取《诗经》“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意，自号蒿庵居士，所著有《易经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书经直解》《春秋三传驳义》《蒿庵集》《蒿庵闲话》等。史载，顾炎武有一天去山东通志馆，听见有人在讲《仪礼》，条贯井然，滔滔不绝，乃大为叹服，询问知是张尔岐，于是次日清晨，顾炎武就去拜访张尔岐。基于反对王学末流，关注经学，鄙薄空疏之学，注重“实事求是”以及相似的身世，使两人论议甚欢，相见恨晚，从此定交，成为终身好友。张尔岐治学以礼学为先导，主“六经皆礼”说，所著《仪礼郑注句读》，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并由此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更受到顾炎武的推崇。《四库全书总目》对此评价云：“此书于学者可谓有功矣。顾炎武少所推许，而其《与江琬书》 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一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两人的学术交往长达二十余年。
在山东邹平县，顾炎武结识了著名学者马骕。马骕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之学，著《左传事纬》12卷。又著《绎史》160卷，号称最为精博，时人称为“马三代”。顾炎武对马骕的学问“尤服之”，在马骕的陪伴下，一起游览了邹平张氏（故明兵部尚书张延登）万斛园，又到邹平郊外的相公山去寻访历代遗迹，搜访笔录碑文石刻。两人的学术交往直至康熙十二年马骕去世。
在章丘，顾炎武结识了遗民诗人张光启。顾炎武一度寄居在张光启之家，两人诗赋唱和。
在长山，顾炎武又结识了学者刘孔怀。顾炎武居住其家期间，两人一起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探研商榷，辨疑析义。
清顺治十五年（1658）春，顾炎武登泰山，作《登岳》诗一首，并写成《岱岳记》8卷。随后又去曲阜拜谒孔庙，作《谒夫子庙》《七十二弟子》诗各一首；继往邹县，谒周公庙、孟子庙，皆有诗抒怀；再返济南，访徐夜，作《济南》诗一首。又自济南赴潍县，作《潍县》诗两首，诗中借古讽今，赞同夏少康中兴时的靡，而不甚赞成殷亡周兴时不食周粟的伯夷，寓意弥远，显然可见，隐含其既有恢复之志，“不忍臣二姓”，是其为出世的一面；又不赞同伯夷之“不食周粟”，是为入世的一面，反映了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游世思想。又作《衡王府》诗一首，可窥见其坚守志节之情。
顺治十六年（1659），顾炎武自河北返山东，抵邹平，订其县志。施闰章《邹平县志序》：“是时，比部张奉之请告家居，藏书多善本，博采勤搜，进士马宛斯讨核详实，而吴门顾宁人自上谷来，悉授以校之。书遂成，凡八卷。”复过长清游览灵岩山寺，作有《重登灵岩》诗一首。
顺治十七年（1660），顾炎武听说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打到了江南，便立即启程南归扬州。郑成功兵败以后，顾炎武在扬州稍作停留后，旋复北上。挚友归庄《寄怀顾宁人》诗称其“破尽万金一身在，青齐漂泊又幽燕”。自离开故乡后，顾炎武多年来“提挈书囊，赍从估客”，今年“寄食三齐”，明年“客居北平”，一直匆匆于南往北赴的旅程。此时的顾炎武，既深切关注南明的抗清斗争，其恢复之志溢于言表，却又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对抗清复明既抱有希望，又悲观失望的心态变化，可以说是与当时整个国内抗清形势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顺治十八年（1661）底，顾炎武在山东游历既久，便把其所见所思所记付诸于文字，辑成《山东考古录》一书。是书是一部杂考山东地理掌故的地理著作，主要考证山东境内舆地、古迹、金石之类，辨正旧说讹误颇多，而尤以辨正地名者居多。
到康熙初年，随着南明朝廷的覆没，全国抗清斗争益见低落，匡复故国的现实希望可谓彻底破灭，但是，顾炎武并不甘心于现实斗争的失败，因而他抚今溯古，用历史来激励和鼓舞自己，寻找精神寄托以支撑其今后的生活。直至其晚年，他在章丘所作《刈禾长白山下》一诗中云“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仍表明其心志一是生活上保持自立，而不仰赖他人；二是政治上守住民族大节，而不为生计向异族统治者折节称臣。
康熙元年（1662）正月，顾炎武与张尔岐再会于章丘张光启家。康熙三年（1664）在德州再与诗文家程先贞（1607—1673）定交。程先贞字正夫，号葸庵，晚年号海右陈人，曾参修《德州志》，著有《海古陈人集》《葸庵杂著》《燕山游稿》《还山春事》《窥园百一诗集》等。两人交善近十年，程先贞去世后，顾炎武亲往德州为之送葬，并含悲作《送程工部葬》诗一首，另在《哭正夫诗》诗中云：“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康熙四年（1665），顾炎武由泰安至德州，再到济南，在张光启协助下，于章丘郑公山下大桑家庄置办田地屋宇 。复游曲阜阙里，与时有“康熙十子”之誉的曲阜学者颜光敏定忘年交，并以《诗本音》《韵谱》呈教，显示出顾炎武对于这位小他27岁的后生小辈的赏识与尊重。
康熙五年（1666），顾炎武以《韵谱》送张尔岐、颜光敏等好友。康熙六年（1667）二月，在兖州与颜光敏讨论删订其《近儒名论甲集》。九月，至德州，与程先贞同访德州苏禄国王墓，以所著《昌平山水记》质正于程先贞，并为程先贞作《程正夫诗序》，还与之唱和作《德州过程工部》诗一首。又作《与友人论学书》送张尔岐等，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的为学之道。
康熙九年（1670）六月，顾炎武在德州应程正夫、李源、李涛等邀请，设席讲《易》凡三个月之久。同时，刊刻其《日知录》8卷。程先贞《赠顾徵君亭林序》有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
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至德州，参与订正《德州志》。继往济南，参编《山东通志》。在济南通志局时完成了《山东肇域记》 。
康熙十六年（1677 ）四月，顾炎武在寻访德州好友李霖瞻、李星来等之后，便西行经河南入关进入陕西卜居华阴，开始了以陕西、山西为重心的游历活动。虽然山东仍有众多志同道合的令其梦萦魂牵的好友，还有其经营多年的田产，但他却从此再未回过山东。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九日，顾炎武病逝于曲沃之宜园，归葬昆山故里。今昆山千灯镇有顾炎武故居、亭林祠、顾炎武墓园以及顾炎武纪念馆等。
在顾炎武北游的26年中，其中有21个年头往来居留于山东，足迹踏遍济南、青州、掖县、即墨、潍县、章丘、济阳、长山、邹平、德州、泰安、曲阜、兖州等地，遍游崂山、不其山、泰山、颜神山等名山胜景，拜谒了夫子庙、周公庙、孟子庙、天庆宫等，还寻访了灵岩寺、汉景相公碑、苏禄国王墓等。他广泛交结各界志趣相投的文人名士，与之深入切磋交流学问。还历经黄培诗狱劫难等，这皆成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经历。
三、成就卓著，一代宗师
顾炎武在山东期间，结交了赵士完、任唐臣、张尔岐、张允抡、马骕、刘孔怀、张光启、徐夜、程先贞、颜光敏、李源、李涛、李浃、谢重辉、李焕章、薛凤祚、王士祯、王士禄、张简可、马嗣先、张奉之、刘在中等诸多好友，彼此之间倾心交流，切磋学问，偕同游历，书信往来，友谊笃厚，实均系良师益友。顾炎武众多的著述，如《音学五书》《山东考古录》《山东肇域志》《日知录》《金石文字记》《岱岳记》等，即多得山东学者和山东藏书之助。例如，顾炎武就曾把自己的著作《诗本音》交予颜光敏审阅、指正；同时，颜光敏也将自己著述的《颜氏家诫》付于顾炎武请其校勘，而顾炎武特用朱笔为之仔细勘正。又如，顾炎武帮助张尔岐订正出版《仪礼郑注句读》并为之作序，赞赏是书符合孔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可以追三代之英”，盛赞张尔岐是“根本先儒，立言简当”。又如，在济南山东通志局，顾炎武与徐夜、李焕章等共同参与编修《山东通志》，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得益于通志局的藏书，完成了《山东考古录》《山东肇域志》以及《日知录》等书的编纂。在邹平，他还与马骕共同考察邹平古迹，校订了《邹平县志》。顾炎武在协助山东学界同仁纂修《山东通志》时，还曾与李焕章等以书信形式就“孟尝君封邑”“太公初封营丘”“潍水今呼淮水”“泰山无字碑”等山东古地理问题进行过学术辩论。正是这样一些学术交往，不仅使顾炎武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接受了山左学风，学术思想深受山东学者的影响，而且其理论和著作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山左学人。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皆有研究，尤其在经学、史学、哲学等诸领域建树颇高，以其宏富的学术思想和显赫的学术地位著称于世。明朝灭亡以后，面对清廷“禁网日益密”的专制暴政，顾炎武不断思考着民族复兴的思想文化主题，上下求索，殚精竭虑，著书立说，以待未来。年轻时代为应付科举考试，顾炎武即“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之书” 。其中，他最推崇北宋理学家程颐的《易传》。顾炎武毕生为学，其着力处主要是“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而尤重经史。他在《与杨雪臣》书中有云：“人苟遍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 顾炎武在读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基本史学观点，便是他在《答徐甥公肃书》中所说的：“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这成为其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学问宗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他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贴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 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他认为，学者治学，当为务本之学，尤“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 ，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就是一位孜孜追求实学的学者。他教导顾炎武“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为此，顾炎武终生以勤学、游学为治学之道。他认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所以，亲历各地，与别人切磋学问、开阔视野便成为顾炎武增益学问、进行学术研究切实而有效的重要途径。
顾炎武反对心性之说，认为“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他提倡“多学而识”，“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他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不论是小学，还是经学以至于史学，皆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为目的。顾炎武认为，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为此，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的主张，故其论著讲求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不事藻饰，朴素自然，论理清楚。
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他治学不仅注重文献考据，而且更注重实地考察。即如他在《肇域志序》中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 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云：“顾亭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实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 又说：“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他认为，“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于反对内向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外向的——客观的学问”，称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皆可谓顾炎武“坐集千古之智”的论学巨著。因此，顾炎武以其渊涵博大的学术思想，严谨笃实、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开一代新学风，被学界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派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
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清朝廷准江苏巡抚会同江苏学政奏请，顾炎武入祀乡贤祠。光绪末年，清廷又特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从祀文庙。顾炎武集道德、学问、文章于一身，执著追求，终身以之，潜心问学，甘淡甘贫，视名利若粪土，为学术而奋斗终身。他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张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