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济阳人。明代诸生，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经学家。曾参与编纂康熙《山东通志》。他历经30年，对《仪礼》进行逐字的校勘考订，终于在59岁时完成了《仪礼郑注句读》这部巨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尔岐生于世代务农之家，在其祖父时家里还算宽裕。其祖张兰乐善好施，慷慨行义，“性慷慨，能佐人缓急”。至其父张行素，爱好儒学，喜读书，并搜集图书藏于家中。张行素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做了3天的石首驿丞，便返归家乡。但是，他很看重对孩子的教育，对其子睿课督导，请老师教他们读书，希望他们有所成就。他“性乐儒术，每以不克竟学为恨。蓄书延师以教其子甚笃” 。张尔岐共有兄弟四人，他为长兄，四兄弟在父亲的引导下从小就攻读儒家经典和八股文。虽然身处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家动乱、社会不稳定之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张尔岐读书治学。
张尔岐逊志好学，明天启六年（1626）15岁时开始读《诗经》。但是，因为后来体弱多病，又“日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下迨《脉诀》《甲乙》《难经》” ，由此略懂医术。复因母亲多病，更倾心钻研岐黄，医术更加精进。乡里病人都来找他看病，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不论大病还是小病，他都仔细认真地为人检查，从不马虎，因此得到乡里称赞。
明崇祯三年（1630），正值满洲贵族多尔衮起兵之际，北京城处于动乱之中，张尔岐心情十分沉重。此时，他应乡试落第，后又几次没有考中，由此开始学习经史。读《尚书》和《春秋》，博览群书，发愤图强，并有了编纂本县地方志的想法，遂致力于搜集访求本地文献。
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入关，直掠河北、山东等地。年底，清军攻入济阳县城，其父张行素满腔爱国之情，组织当地人士与清兵抗争，但于次年春不幸被俘，一兄弟身亡，一兄弟失踪。国破家亡的巨变对张尔岐是沉重打击，使之痛不欲生，“恸哭号泣”，曾多次想投河，也曾要出家修道遁入空门，但为了侍奉年迈的母亲和照顾幼弟，只好放弃轻生。他取《诗?蓼莪》篇“匪莪伊蒿”之义，自号“蒿庵”，以表达对父兄的哀思之情。
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值此朝代更替之际，举国上下一片混乱，国恨家仇齐涌于心。张尔岐焚毁所读书籍，发誓绝意科场，永不侍清。他起初满怀一腔义愤之情，苦读兵书，以报国仇，但最终还是因为兵荒马乱，没能坚持下去，遂隐居家乡，一边充当“乡里句读先生”，一边潜心研读经史。他为此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精心研读《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书》《易》《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等经典和正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名臣奏疏》《大明会典》等史书，“日有定课，不敢息”。
清顺治七年（1650），清廷召张尔岐为儒士，入太学，但张尔岐坚持民族气节，称病拒绝入朝。后又有一位朝中大臣延请他入仕，仍遭拒绝。张尔岐淡泊功名隐居乡里的行迹，得到了其母亲和妻子的支持。其妻子朱氏贤良淑德识大体，每天早上鸡鸣就叫丈夫起床读书，这给张尔岐埋首潜心读经书以大力帮助。张尔岐为学笃守程朱之说，反对空谈心性的陆王心学。他认为，明初学者崇尚程朱理学，文章风格质朴，到明中期王守仁的“心学”兴起，“致良知”说产生后，人们逐渐摒弃程朱理学而追随陆王心学，文章也变得空疏华丽，因此他认为明朝灭亡与人们追随陆王心学密切相关，故必须振兴理学才能挽救社会，而要想振兴理学就必须研读儒家经典。
张尔岐一生中用力最勤的是《周易》和《仪礼》两部经典。《周易》为“六经”之一，到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张尔岐虽笃守程朱之学，但并非盲目尊崇。他在《周易说略?序》中说：“予自四十读《易》，时取以授子侄门人，每病俗说之陋，而《本义》又不易读，乃本其说，稍为敷衍，名曰《说略》。”首先，张尔岐在天道论上与朱熹有所不同，他不接受朱熹“理在气先”的以理为本源的理论，而是趋向于张载的观点，认为理与气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世界万物，但是气才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气可以孕育万物，生成万物，坚持以气为本，认为理由气而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朱熹的“理在气先”要进步，更带有唯物论色彩。其次，他在解说天地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天地是相对而存在的，天与地正如阴与阳。这样，他的思考就有了辩证的味道。他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之中，没有不对立的事物存在，而一切事物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统一起来的，从而点出了对立统一的观点，也就是辩证的观点。张尔岐在具体与抽象的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周易说略?序》中即说：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败盈亏，以至一动一静，其数不可胜举矣。而举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谓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动静之影似也。天下之物，与人物之一切动静，质言之则不可胜穷；而拟其影似，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毕者，质言则专，专则滞，故愈详而愈多失；拟其影似则略于事而言理，略于理而言理之象。
“质言之”可以看作是具体地说，而“影似”与“理之象”可以看作是抽象地说，正确对待事物就是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过于抽象，这就形成为张尔岐对于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性思维。
在张尔岐看来，学《周易》要用辩证的思维，而不要走“形而上”的道路，这样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从张尔岐的研读方法上看，他对《周易》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真切地把握了《周易》学的精髓。
《仪礼》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张尔岐用力最勤、历时最长的就是对《仪礼》的研习，其方法主要是通过逐字的校勘和考订来研究《仪礼》。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读书方法，是与这部经书本身和对这本书的研究状况有很大关系。张尔岐对《仪礼》下大功夫研究主要是因为这部经书比较可靠，而且后人因为其诘聱难懂而很少涉猎。汉代郑玄曾经为《仪礼》作注，唐代贾公彦也曾经为其注疏，但“以郑康成注文古质，贾公彦释义曼衍，学者不能寻其端绪” 。从唐代以后，研读《仪礼》的人便越来越少，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则罢《仪礼》不置学官。所以，研习《仪礼》者寥寥无几，就连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张尔岐的好友顾炎武也惭愧地说：“少习举子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于‘三礼’未之考究。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难购书籍，遂与此经未有所得。” 张尔岐认为，这部经书历代传承有绪，值得去研究。在研究中，他主要参考郑玄的注，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他不畏艰涩，虽无力购买善本书籍，但各处访求普通版刻，而这些刻本错误百出，尤以唐代石经本和明代国子监本为著。由于石经本历史久远，错误难免存在，而国子监本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更是错误百出，所以《仪礼》一经错误很多。他在仔细认真校勘后，分别校出唐代石经本错误五十余字，明国子监本错误两百余字，并分别作《石经正误》和《监本正误》。
张尔岐对《仪礼》一经的校勘考订主要是在郑“注”和贾“疏”的基础上，“乃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义则以意断之，亦附于末” 。历经30年，终于完成了《仪礼郑注句读》这部著作，并将《石经正误》和《监本正误》附于书后。这部一直以来被学者几乎放弃的难读古经书，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面貌，更加便于人们对其研读和理解，从而为研究古代礼仪制度开辟了新的途径。顾炎武在为《仪礼郑注句读》作序时道：“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 顾炎武在《答汪苕文书》中又称：“所见有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其书实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称许矣。” 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中的《丧礼》与《停丧》两篇文章，即借鉴了张尔岐的观点。顾炎武曾谦逊地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充分表达了他对张尔岐三礼研究的佩服之情。张尔岐对其他有关研究《仪礼》文献的考订，亦颇有成就。此外，他还对《诗经》《春秋》《老子》等经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张尔岐除与顾炎武交好外，还与李焕章、薛凤祚、刘孔怀等学者有深切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各学有所长，这对张尔岐的治学也大有帮助。其所著除《仪礼郑注句读》外，还有《周易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夏小正传注》《弟子职注》《蒿庵集》《蒿庵闲话》《济阳县志》《吴氏仪礼考注订误》等，另草拟《春秋传义》未成。此外，他还著有《学辨》，分别为《辨志》《辨术》《辨业》《辨成》《辨征》，但只有《辨志》保存下来。乾隆年间，山东按察使吴江人陆燿为纪念张尔岐而建蒿庵书院。
张尔岐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是山东“汉学”的先驱人物之一。顾炎武把张尔岐与郑玄相提并论，说：“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竞谁传？”足以说明他不愧被后人尊称为清初山左第一大儒。
（张晓静）
张尔岐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济阳人。明代诸生，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经学家。曾参与编纂康熙《山东通志》。他历经30年，对《仪礼》进行逐字的校勘考订，终于在59岁时完成了《仪礼郑注句读》这部巨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尔岐生于世代务农之家，在其祖父时家里还算宽裕。其祖张兰乐善好施，慷慨行义，“性慷慨，能佐人缓急”。至其父张行素，爱好儒学，喜读书，并搜集图书藏于家中。张行素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做了3天的石首驿丞，便返归家乡。但是，他很看重对孩子的教育，对其子睿课督导，请老师教他们读书，希望他们有所成就。他“性乐儒术，每以不克竟学为恨。蓄书延师以教其子甚笃” 。张尔岐共有兄弟四人，他为长兄，四兄弟在父亲的引导下从小就攻读儒家经典和八股文。虽然身处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家动乱、社会不稳定之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张尔岐读书治学。
张尔岐逊志好学，明天启六年（1626）15岁时开始读《诗经》。但是，因为后来体弱多病，又“日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下迨《脉诀》《甲乙》《难经》” ，由此略懂医术。复因母亲多病，更倾心钻研岐黄，医术更加精进。乡里病人都来找他看病，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不论大病还是小病，他都仔细认真地为人检查，从不马虎，因此得到乡里称赞。
明崇祯三年（1630），正值满洲贵族多尔衮起兵之际，北京城处于动乱之中，张尔岐心情十分沉重。此时，他应乡试落第，后又几次没有考中，由此开始学习经史。读《尚书》和《春秋》，博览群书，发愤图强，并有了编纂本县地方志的想法，遂致力于搜集访求本地文献。
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入关，直掠河北、山东等地。年底，清军攻入济阳县城，其父张行素满腔爱国之情，组织当地人士与清兵抗争，但于次年春不幸被俘，一兄弟身亡，一兄弟失踪。国破家亡的巨变对张尔岐是沉重打击，使之痛不欲生，“恸哭号泣”，曾多次想投河，也曾要出家修道遁入空门，但为了侍奉年迈的母亲和照顾幼弟，只好放弃轻生。他取《诗?蓼莪》篇“匪莪伊蒿”之义，自号“蒿庵”，以表达对父兄的哀思之情。
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值此朝代更替之际，举国上下一片混乱，国恨家仇齐涌于心。张尔岐焚毁所读书籍，发誓绝意科场，永不侍清。他起初满怀一腔义愤之情，苦读兵书，以报国仇，但最终还是因为兵荒马乱，没能坚持下去，遂隐居家乡，一边充当“乡里句读先生”，一边潜心研读经史。他为此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精心研读《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书》《易》《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等经典和正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名臣奏疏》《大明会典》等史书，“日有定课，不敢息”。
清顺治七年（1650），清廷召张尔岐为儒士，入太学，但张尔岐坚持民族气节，称病拒绝入朝。后又有一位朝中大臣延请他入仕，仍遭拒绝。张尔岐淡泊功名隐居乡里的行迹，得到了其母亲和妻子的支持。其妻子朱氏贤良淑德识大体，每天早上鸡鸣就叫丈夫起床读书，这给张尔岐埋首潜心读经书以大力帮助。张尔岐为学笃守程朱之说，反对空谈心性的陆王心学。他认为，明初学者崇尚程朱理学，文章风格质朴，到明中期王守仁的“心学”兴起，“致良知”说产生后，人们逐渐摒弃程朱理学而追随陆王心学，文章也变得空疏华丽，因此他认为明朝灭亡与人们追随陆王心学密切相关，故必须振兴理学才能挽救社会，而要想振兴理学就必须研读儒家经典。
张尔岐一生中用力最勤的是《周易》和《仪礼》两部经典。《周易》为“六经”之一，到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张尔岐虽笃守程朱之学，但并非盲目尊崇。他在《周易说略?序》中说：“予自四十读《易》，时取以授子侄门人，每病俗说之陋，而《本义》又不易读，乃本其说，稍为敷衍，名曰《说略》。”首先，张尔岐在天道论上与朱熹有所不同，他不接受朱熹“理在气先”的以理为本源的理论，而是趋向于张载的观点，认为理与气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世界万物，但是气才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气可以孕育万物，生成万物，坚持以气为本，认为理由气而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朱熹的“理在气先”要进步，更带有唯物论色彩。其次，他在解说天地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天地是相对而存在的，天与地正如阴与阳。这样，他的思考就有了辩证的味道。他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之中，没有不对立的事物存在，而一切事物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统一起来的，从而点出了对立统一的观点，也就是辩证的观点。张尔岐在具体与抽象的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周易说略?序》中即说：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败盈亏，以至一动一静，其数不可胜举矣。而举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谓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动静之影似也。天下之物，与人物之一切动静，质言之则不可胜穷；而拟其影似，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毕者，质言则专，专则滞，故愈详而愈多失；拟其影似则略于事而言理，略于理而言理之象。
“质言之”可以看作是具体地说，而“影似”与“理之象”可以看作是抽象地说，正确对待事物就是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过于抽象，这就形成为张尔岐对于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性思维。
在张尔岐看来，学《周易》要用辩证的思维，而不要走“形而上”的道路，这样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从张尔岐的研读方法上看，他对《周易》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真切地把握了《周易》学的精髓。
《仪礼》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张尔岐用力最勤、历时最长的就是对《仪礼》的研习，其方法主要是通过逐字的校勘和考订来研究《仪礼》。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读书方法，是与这部经书本身和对这本书的研究状况有很大关系。张尔岐对《仪礼》下大功夫研究主要是因为这部经书比较可靠，而且后人因为其诘聱难懂而很少涉猎。汉代郑玄曾经为《仪礼》作注，唐代贾公彦也曾经为其注疏，但“以郑康成注文古质，贾公彦释义曼衍，学者不能寻其端绪” 。从唐代以后，研读《仪礼》的人便越来越少，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则罢《仪礼》不置学官。所以，研习《仪礼》者寥寥无几，就连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张尔岐的好友顾炎武也惭愧地说：“少习举子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于‘三礼’未之考究。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难购书籍，遂与此经未有所得。” 张尔岐认为，这部经书历代传承有绪，值得去研究。在研究中，他主要参考郑玄的注，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他不畏艰涩，虽无力购买善本书籍，但各处访求普通版刻，而这些刻本错误百出，尤以唐代石经本和明代国子监本为著。由于石经本历史久远，错误难免存在，而国子监本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更是错误百出，所以《仪礼》一经错误很多。他在仔细认真校勘后，分别校出唐代石经本错误五十余字，明国子监本错误两百余字，并分别作《石经正误》和《监本正误》。
张尔岐对《仪礼》一经的校勘考订主要是在郑“注”和贾“疏”的基础上，“乃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义则以意断之，亦附于末” 。历经30年，终于完成了《仪礼郑注句读》这部著作，并将《石经正误》和《监本正误》附于书后。这部一直以来被学者几乎放弃的难读古经书，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面貌，更加便于人们对其研读和理解，从而为研究古代礼仪制度开辟了新的途径。顾炎武在为《仪礼郑注句读》作序时道：“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 顾炎武在《答汪苕文书》中又称：“所见有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其书实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称许矣。” 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中的《丧礼》与《停丧》两篇文章，即借鉴了张尔岐的观点。顾炎武曾谦逊地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充分表达了他对张尔岐三礼研究的佩服之情。张尔岐对其他有关研究《仪礼》文献的考订，亦颇有成就。此外，他还对《诗经》《春秋》《老子》等经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张尔岐除与顾炎武交好外，还与李焕章、薛凤祚、刘孔怀等学者有深切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各学有所长，这对张尔岐的治学也大有帮助。其所著除《仪礼郑注句读》外，还有《周易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夏小正传注》《弟子职注》《蒿庵集》《蒿庵闲话》《济阳县志》《吴氏仪礼考注订误》等，另草拟《春秋传义》未成。此外，他还著有《学辨》，分别为《辨志》《辨术》《辨业》《辨成》《辨征》，但只有《辨志》保存下来。乾隆年间，山东按察使吴江人陆燿为纪念张尔岐而建蒿庵书院。
张尔岐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是山东“汉学”的先驱人物之一。顾炎武把张尔岐与郑玄相提并论，说：“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竞谁传？”足以说明他不愧被后人尊称为清初山左第一大儒。
（张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