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又字丛吾，号澹园，又号漪园、澹园居士、澹园老人、漪南生、太史氏等。祖籍山东日照，注籍江宁应天府旗手卫（今江苏南京），故焦竑自称乡贯，时言金陵、江宁、上元，又言琅邪，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焦竑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四世祖焦朔曾跟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大将军徐达南征北战，因战功显赫被明太祖赐名焦庸，进秩上都尉，世袭副千户之职。其父焦文杰（字世英），少失怙恃，16岁袭任千户，后官飞骑尉。明代军户地位不高，俸禄不多，生活比较清苦，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军户人家都希望脱离军籍。焦文杰当然也不例外，他希望培养出一个“读书种子”来改变家族的地位，遂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几个儿子身上，尤其是对自幼聪敏过人的三子焦竑有所期待。因此，他也对焦竑管教严格，并且还嘱托当时已有不小名声的长子焦瑞（字伯贤，负乡贤之名）对焦竑进行督导教育。于是，从6岁开始，焦竑就跟从兄长读书学习，除了研读科举考试之书外，他更广泛研读古经注疏，还留心于诸子百家经世之学，孜孜不倦，勤于思索。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焦竑应童子试，以优异成绩获得南都第一，得到南畿督学使赵方泉等人的赏识，并得以入南京兆学（应天府学）读书的机会。当时一起进南京兆学读书的还有吴自新、张维德、李鼎卿等人，焦竑从此声名鹊起。在应天府学习期间，焦竑广泛涉猎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庄子》《离骚》等书，这为日后他在史学、经学以及文学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嘉靖三十七年（1558），焦竑赴乡试，名落孙山。次年，就读于金陵天界寺和报恩寺，开始对苏辙的《老子解》感到好奇，并从唐顺之那里借得苏轼的《易》《书》（即《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二解，从此便喜欢读苏氏经解。此时的焦竑家境比较贫寒，没有多余的钱购书藏书，所读之书多是向别人借阅的，并勤于抄录。这种对书籍的渴望与爱好，使焦竑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藏书家。
嘉靖四十一年（1562），焦竑遇到了影响其平生学问最为重要的一位人物耿定向。耿定向为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是年，耿定向以巡按御史身份督学南畿，到任后，他大兴教育，“正学风，迪士类”，建书院，倡讲学，大力弘扬阳明之学。耿定向十分器重焦竑的才气，究心教导其良知求仁之学，焦竑也正式拜在耿定向门下。焦竑不但在学术和思想上深受耿定向影响，就连耿介的性格也受其影响。后来，耿定向因为其他事务缠身，便委托泰州学派另一学者史桂芳对焦竑进行指导。史桂芳对焦竑采取了循循善诱的方法，使其很快步入理学殿堂。可以说，耿定向和史桂芳是焦竑步入阳明心学最早的启蒙老师。在此期间，焦竑还结交了管志道、李渭、李登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的焦竑在学界已小有名气，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俨然成为蜚声海内的文坛领袖之一，就连远在北京任国子监教官的李贽也有与之结交的念头。焦竑的门生、后为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徐光启即曾说：“吾师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余言绪论，流传人间，亡不视为冠冕舟航矣。”
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再参加应天府乡试，以高名次中举人，孰料在次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情况下，通过进士入清望之流，成为众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仕途之路，焦竑自然也不例外，同时也是家人的殷切希望。于是，此后每隔三年，焦竑都执着于会试之途，但是命运好像专跟焦竑作对，在此后25年中的每次会试，焦竑却都是落第而归，这无疑是对他极大的打击。
嘉靖四十四年（1565）落第归来后，恰逢著名学者王襞在南京讲学，焦竑便向他学习身心性命之学，并开始自己的讲学活动。次年，耿定向在南京建立崇正书院，并选拔江南14郡名士读书其中，焦竑受到特别青睐，被推为众生之长，代为讲授及处理书院事务，所以名声更噪。此间，焦竑广交天下名士，与他们互相学习交流。同年，他与耿定向之弟耿定理结识为友。隆庆元年（1567）冬，焦竑赴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时，与李贽初识。隆庆四年（1570），李贽任南京刑部员外郎，焦竑再与之倾心交往。两人志趣相投，朝夕促膝，商讨学问，阐明道学。李贽个性极强，思想自由、开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程朱理学对人的束缚，特别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这对焦竑在学术思想上有较大影响。万历二年（1574），王嬖再至南京讲学，四方学者慕名前来听讲，焦竑也参加了这次讲会并与王嬖确立师生关系。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周思久结伴游学南京。焦竑听完罗汝芳的讲学后，认为其学能“直指本心以示之。学者霍然如梏得脱，客得归，始信圣人之必可为，而阳明非欺我也” ，遂拜在罗汝芳门下。而罗汝芳能与焦竑相交，也非常高兴。所以，就对焦竑的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来说，罗汝芳应是深刻影响他的三位重要师长之一。
在焦竑科举应试落魄的25年中，他以文会友，广交天下名士，与王畿、管志道、耿定理、杨希淳、邹德涵、潘士藻、邹元标等人广泛交流，切磋学问，获益良多。除交友外，焦竑也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著述上，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经史及佛教经典著作，于万历十一年（1583）整理出《酒经》一书；复将自己平时读书笔记和心得，于万历十四年（1586）编成《焦氏笔乘》；次年，所著《焦氏类林》成书；万历十七年（1589）《老子翼》刻成后，又辑编《庄子翼》等。
万历十七年（1589），五十初度的焦竑再赴会试，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并以会试第三、殿试第一的成绩中魁，成为明代第72名状元。金榜题名不仅对焦竑来说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对于焦氏族人及其师友甚至家乡父老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当时山东日照的县官要集资为焦家重修宅院，焦竑婉言谢绝，并请求将这笔钱用于赈济山东地区的灾民。
焦竑高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修撰是清要之官，职责主要是研讨文献典籍与历朝典章制度，备皇帝咨询和起草朝廷文书诏旨，参与国史编修，在明代更有获得大学士头衔并成为宰相入朝参与军国大事的机会。因此，焦竑上任之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万历二十年（1592），焦竑被任为会试同考官，因自己曾久困场屋，对举子参加考试之不易体味颇深，所以对三场考试的落选卷子，也都耐心审阅，以不负天下士之期待。经他重审选中的考生就有陈懿典，陈懿典后来成为焦竑的得意门生之一。
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撰国史，并推荐焦竑负责此事。焦竑谦逊推辞，只答应担任具体的纂修工作，并着手编纂《明史?经籍志》。是年，皇长子朱常洛出阁，焦竑奉命担任太子侍讲。对此任命，焦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责任重大。因此，他对皇长子的教育格外用心，每次讲课时总是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并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希望朱常洛能勤学多问。为了鼓励朱常洛多提问题，焦竑告诉他“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愿以为法” 。这种启发终于起了作用，对焦竑提出的问题，朱常洛都能对答如流，学业进步很快。为此，焦竑还搜集了前代太子可鉴戒的事迹编成《养正图说》一书，打算进献给朱常洛阅读，但遭到同僚郭正域的嫉妒，郭正域便散布谣言说焦竑想借此书沽名钓誉，焦竑只得作罢。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始将此书献给明神宗。自明初起，朝廷重视对内侍官的教育，但到明代中后期，几位皇帝不理朝政，宫中事务甚至朝廷大事多由宦官处理，因此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凭着对朝政的责任感，焦竑上书强调对内侍的教育，认为“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 。事实也证明，焦竑的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大学士陈于陛病卒，不久另一大学士王锡爵也致仕归乡，国史馆从此无实际掌门人。次年，皇极、中极两殿失火，而由于国史馆位于皇极殿西庑，因此殃及池鱼，馆内所集多数文稿资料被付之一炬。为此，朝中有人趁机上疏，要求关闭史馆并停止修史工作，焦竑的明史修纂工作也遂告中止。后来，他根据修史时的资料整理编辑成《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版。
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再次担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对于每份试卷，焦竑都反复审阅，而徐光启便是他从三场废卷之中发现并推举为第一名的。尽管如此，张位、郭明龙等朝中大臣还是借机生事，搬弄是非，以焦竑所录取的举人曹蕃等9人文章中有“险恶荒诞”之词，而弹劾焦竑。焦竑为人性格正直耿介，言论急切不讳，所以得罪朝中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不主持公道，而且落井投石。结果焦竑先被贬为行人，又贬为福建宁州同知，岁末的官员考核再被降职。面对此情此景，焦竑不堪忍受，更不堪受辱，遂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辞官隐居，不再出仕。
辞官后的焦竑，过着清贫却悠闲自在的生活。他倾心于读书、著述、讲学，并回忆总结自己的思想收获。这一时期，焦竑除了著书，便是讲学授徒，宣扬良知心性之学。万历三十年（1602），为了纪念先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逝世的耿定向师，焦竑集耿门弟子及同乡人之力重修耿定向祠堂，并在此讲学，且将讲学内容后整理为《崇正堂答问》。次年，应新安官绅及学者邀请，焦竑又与门人谢与栋一起前往新安还古书院讲学，此次讲学则被辑成《古城问答》。万历三十四年（1606），焦竑还在罗汝芳祠讲学，讲学内容整理为《明德堂问答》。
焦竑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安详的，在他60岁和70岁生日时，亲朋好友都来道贺。万历四十七年（1619），刚过完79岁生日的第二天，焦竑便安详去世。熹宗元年（1621），以焦竑曾为太子侍讲赐恩，恢复焦竑官职，追赠谕德，赐予祭祀，荫袭一子。崇祯十七年（1644），追谥曰“文端”。
焦竑平生，虽家境清贫，却酷爱读书。他于书无所不窥，自经史以至稗官，无所不晓，且擅长古文，文章典雅醇正。在读书的同时，焦竑还勤于著述。据学界考证，在焦竑隐退的20年间，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的编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与李贽一起完成《易因》的删定；万历三十年（1602），与陈第讨论《古诗无叶音》；次年，刻印《陶靖节先生集》并亲为序；万历三十四年（1606），编成《澹园集》并刻印于扬州，此年《焦氏笔乘》正续集刻成；万历三十九年（1611），《澹园集》续集编成并刻版于当涂；万历四十二年（1614），辑成《张横浦（载）先生集》并在新安吴康印行；万历四十四年（1616），编辑并刻印《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次年，编成刻印《升庵外集》；随后所著《玉堂丛语》刻成，并为李贽《续焚书》作序。
焦竑在哲学、史学及文学上贡献巨大。在哲学思想领域，焦竑作为泰州学派重要学者之一，主张宣扬“尽性至命之学” ，认为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这一点，他与阳明心学思想如出一辙。他大胆批评汉宋诸儒所疏孔孟义疏为糟粕，提出释氏之所疏乃孔孟义疏之精华，批评当时浮躁浅陋的学风，认为“近世一种谈无碍禅者，一知半解，自谓透脱，至其立身行己，一无可观，毕竟何益？此正小人而无忌惮者” 。他对汉宋诸儒的批评，主张立身修己的尽性至命之学，表现了其思想的独立与解放之特点，对于当时饱受思想禁锢的人民来说是有益的。而且，焦竑还注意吸收佛教中的精华部分，认为儒家与佛家都表现出共同的“性”，儒家学说早就有顿悟的意识，并举《论语》孔子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为证，并断定：“此孔氏顿门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当体而空，触事成觉，非顿门而何？” 即“仁”早已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只要人们去意识它，它就自然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顿悟。在焦竑看来，“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是相一致的，这就为他形成儒、释、道三教融通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性命之学上，焦竑又融入了道家概念，他赞同著名理学家王艮“百姓日用即为道，百姓日用即为学”的主张，认为“道”和“性”是相通的，可以通过“直指本心”的方式获得，不需要繁琐的向外苦学，但受到一定的约束，应坚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视听自民，是天待命于人，而非以命人也” 。焦竑这种以心性之学为立脚点，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整体考察，与明代中后期三教合一的思潮是相符的，同时也是焦竑心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焦竑为学，并非只是空谈者，他还注重实践。如他就在《崇正堂答问》中提出“如何学道，只是口说？口说不济事，须要实践”的观点。而十年的为官经验，使得他在治理国家事务上更突出表现出了以民为本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实政实心的政治措施才是利国安民的根本，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有决心，有行动，不能只是夸夸其谈。如在对待处理明代倭患问题上，他就提出要对边民多加体恤，认为攘外必先安内。
在史学领域，焦竑自担任翰林修撰参与修史起，先后编纂完成了《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国史经籍志》等史学著述，成就斐然。其中《国朝献征录》一书，汇集了自洪武至嘉靖二百多年的历史人物资料，包括传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被认为是研究明史的第一手资料。万斯同在为编写《明史》搜集资料时认为，《国朝献征录》在众多明人史学著作中实属上乘之作。《玉堂丛语》则仿照刘义庆《世说新语》体裁，按人物分条分类记叙了自洪武以来翰林院及内阁府相的懿言嘉行。著名学者顾起元为之作序称，该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对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国史经籍志》是依照正史艺文志体例编纂成的一部目录学著作。此书首列制书，以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并加以评述，附录则为“纠谬”，对《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艺文志多有评判，并对《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郡斋读书志》等书中谬误多所纠正。焦竑在考据学领域也卓有成就，其《焦氏笔乘》《俗书刊误》等著作以及《澹园集》部分文章对古书作者、版本、文字多有辨伪、考订、辑佚与校勘。此外，焦竑对文字、声韵及训诂也有一定研究。
在文学领域，焦竑主张立足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在《与友人论文》里说：“窃谓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与事功之曲折，无不了然于中者，此岂待索之外哉。吾取其了然者，而抒写之文从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实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而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 在他看来，“道致矣”，加上性命、事功了然于胸，则可达到文章的实是之胜，即文以载道之境界。这就使焦竑能够与明中后期的文坛七子复古运动与晚明的革新思潮两者区别开来。他坚决批评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认为诗文创作要有创新，要能够反映作者本人真实情感：“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事而远行。” 焦竑这一文学主张被认为是开启明代“性灵说”之先声，对“性灵派”三袁有着重要影响。而焦竑自己的文学观也是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到了晚年，他认为：“蒙庄有言，诗以道性情。盖以洞达性灵，而劝谕箴砭，以壹归于正，即其恳款、切至，要必和平温厚，委婉而有余情……其为诗，无非风人之遗意，言非有为，不发于笔端。砭季代之膏肓，而起流俗之废疾，盖三致意焉。” 从而由性灵转为性情。焦竑虽然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但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大量诗文作品，故《明史》评其“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 。
焦竑平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处于明中后期由务虚思悟之学向经世致用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笃信阳明心学，为传道而积极奔走，成为泰州学派的中坚力量。他思想解放，注重实践，以儒家思想为中坚，吸收佛、道之精华，发展充实了明代的心学体系。他在政治上主张“实心实政”，在文学上主张“性灵说”，因此对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突出地位。
（韦夏宁 张玥明）
焦 竑
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又字丛吾，号澹园，又号漪园、澹园居士、澹园老人、漪南生、太史氏等。祖籍山东日照，注籍江宁应天府旗手卫（今江苏南京），故焦竑自称乡贯，时言金陵、江宁、上元，又言琅邪，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焦竑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四世祖焦朔曾跟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大将军徐达南征北战，因战功显赫被明太祖赐名焦庸，进秩上都尉，世袭副千户之职。其父焦文杰（字世英），少失怙恃，16岁袭任千户，后官飞骑尉。明代军户地位不高，俸禄不多，生活比较清苦，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军户人家都希望脱离军籍。焦文杰当然也不例外，他希望培养出一个“读书种子”来改变家族的地位，遂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几个儿子身上，尤其是对自幼聪敏过人的三子焦竑有所期待。因此，他也对焦竑管教严格，并且还嘱托当时已有不小名声的长子焦瑞（字伯贤，负乡贤之名）对焦竑进行督导教育。于是，从6岁开始，焦竑就跟从兄长读书学习，除了研读科举考试之书外，他更广泛研读古经注疏，还留心于诸子百家经世之学，孜孜不倦，勤于思索。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焦竑应童子试，以优异成绩获得南都第一，得到南畿督学使赵方泉等人的赏识，并得以入南京兆学（应天府学）读书的机会。当时一起进南京兆学读书的还有吴自新、张维德、李鼎卿等人，焦竑从此声名鹊起。在应天府学习期间，焦竑广泛涉猎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庄子》《离骚》等书，这为日后他在史学、经学以及文学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嘉靖三十七年（1558），焦竑赴乡试，名落孙山。次年，就读于金陵天界寺和报恩寺，开始对苏辙的《老子解》感到好奇，并从唐顺之那里借得苏轼的《易》《书》（即《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二解，从此便喜欢读苏氏经解。此时的焦竑家境比较贫寒，没有多余的钱购书藏书，所读之书多是向别人借阅的，并勤于抄录。这种对书籍的渴望与爱好，使焦竑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藏书家。
嘉靖四十一年（1562），焦竑遇到了影响其平生学问最为重要的一位人物耿定向。耿定向为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是年，耿定向以巡按御史身份督学南畿，到任后，他大兴教育，“正学风，迪士类”，建书院，倡讲学，大力弘扬阳明之学。耿定向十分器重焦竑的才气，究心教导其良知求仁之学，焦竑也正式拜在耿定向门下。焦竑不但在学术和思想上深受耿定向影响，就连耿介的性格也受其影响。后来，耿定向因为其他事务缠身，便委托泰州学派另一学者史桂芳对焦竑进行指导。史桂芳对焦竑采取了循循善诱的方法，使其很快步入理学殿堂。可以说，耿定向和史桂芳是焦竑步入阳明心学最早的启蒙老师。在此期间，焦竑还结交了管志道、李渭、李登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的焦竑在学界已小有名气，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俨然成为蜚声海内的文坛领袖之一，就连远在北京任国子监教官的李贽也有与之结交的念头。焦竑的门生、后为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徐光启即曾说：“吾师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余言绪论，流传人间，亡不视为冠冕舟航矣。”
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再参加应天府乡试，以高名次中举人，孰料在次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情况下，通过进士入清望之流，成为众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仕途之路，焦竑自然也不例外，同时也是家人的殷切希望。于是，此后每隔三年，焦竑都执着于会试之途，但是命运好像专跟焦竑作对，在此后25年中的每次会试，焦竑却都是落第而归，这无疑是对他极大的打击。
嘉靖四十四年（1565）落第归来后，恰逢著名学者王襞在南京讲学，焦竑便向他学习身心性命之学，并开始自己的讲学活动。次年，耿定向在南京建立崇正书院，并选拔江南14郡名士读书其中，焦竑受到特别青睐，被推为众生之长，代为讲授及处理书院事务，所以名声更噪。此间，焦竑广交天下名士，与他们互相学习交流。同年，他与耿定向之弟耿定理结识为友。隆庆元年（1567）冬，焦竑赴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时，与李贽初识。隆庆四年（1570），李贽任南京刑部员外郎，焦竑再与之倾心交往。两人志趣相投，朝夕促膝，商讨学问，阐明道学。李贽个性极强，思想自由、开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程朱理学对人的束缚，特别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这对焦竑在学术思想上有较大影响。万历二年（1574），王嬖再至南京讲学，四方学者慕名前来听讲，焦竑也参加了这次讲会并与王嬖确立师生关系。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周思久结伴游学南京。焦竑听完罗汝芳的讲学后，认为其学能“直指本心以示之。学者霍然如梏得脱，客得归，始信圣人之必可为，而阳明非欺我也” ，遂拜在罗汝芳门下。而罗汝芳能与焦竑相交，也非常高兴。所以，就对焦竑的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来说，罗汝芳应是深刻影响他的三位重要师长之一。
在焦竑科举应试落魄的25年中，他以文会友，广交天下名士，与王畿、管志道、耿定理、杨希淳、邹德涵、潘士藻、邹元标等人广泛交流，切磋学问，获益良多。除交友外，焦竑也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著述上，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经史及佛教经典著作，于万历十一年（1583）整理出《酒经》一书；复将自己平时读书笔记和心得，于万历十四年（1586）编成《焦氏笔乘》；次年，所著《焦氏类林》成书；万历十七年（1589）《老子翼》刻成后，又辑编《庄子翼》等。
万历十七年（1589），五十初度的焦竑再赴会试，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并以会试第三、殿试第一的成绩中魁，成为明代第72名状元。金榜题名不仅对焦竑来说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对于焦氏族人及其师友甚至家乡父老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当时山东日照的县官要集资为焦家重修宅院，焦竑婉言谢绝，并请求将这笔钱用于赈济山东地区的灾民。
焦竑高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修撰是清要之官，职责主要是研讨文献典籍与历朝典章制度，备皇帝咨询和起草朝廷文书诏旨，参与国史编修，在明代更有获得大学士头衔并成为宰相入朝参与军国大事的机会。因此，焦竑上任之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万历二十年（1592），焦竑被任为会试同考官，因自己曾久困场屋，对举子参加考试之不易体味颇深，所以对三场考试的落选卷子，也都耐心审阅，以不负天下士之期待。经他重审选中的考生就有陈懿典，陈懿典后来成为焦竑的得意门生之一。
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撰国史，并推荐焦竑负责此事。焦竑谦逊推辞，只答应担任具体的纂修工作，并着手编纂《明史?经籍志》。是年，皇长子朱常洛出阁，焦竑奉命担任太子侍讲。对此任命，焦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责任重大。因此，他对皇长子的教育格外用心，每次讲课时总是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并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希望朱常洛能勤学多问。为了鼓励朱常洛多提问题，焦竑告诉他“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愿以为法” 。这种启发终于起了作用，对焦竑提出的问题，朱常洛都能对答如流，学业进步很快。为此，焦竑还搜集了前代太子可鉴戒的事迹编成《养正图说》一书，打算进献给朱常洛阅读，但遭到同僚郭正域的嫉妒，郭正域便散布谣言说焦竑想借此书沽名钓誉，焦竑只得作罢。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始将此书献给明神宗。自明初起，朝廷重视对内侍官的教育，但到明代中后期，几位皇帝不理朝政，宫中事务甚至朝廷大事多由宦官处理，因此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凭着对朝政的责任感，焦竑上书强调对内侍的教育，认为“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 。事实也证明，焦竑的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大学士陈于陛病卒，不久另一大学士王锡爵也致仕归乡，国史馆从此无实际掌门人。次年，皇极、中极两殿失火，而由于国史馆位于皇极殿西庑，因此殃及池鱼，馆内所集多数文稿资料被付之一炬。为此，朝中有人趁机上疏，要求关闭史馆并停止修史工作，焦竑的明史修纂工作也遂告中止。后来，他根据修史时的资料整理编辑成《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版。
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再次担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对于每份试卷，焦竑都反复审阅，而徐光启便是他从三场废卷之中发现并推举为第一名的。尽管如此，张位、郭明龙等朝中大臣还是借机生事，搬弄是非，以焦竑所录取的举人曹蕃等9人文章中有“险恶荒诞”之词，而弹劾焦竑。焦竑为人性格正直耿介，言论急切不讳，所以得罪朝中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不主持公道，而且落井投石。结果焦竑先被贬为行人，又贬为福建宁州同知，岁末的官员考核再被降职。面对此情此景，焦竑不堪忍受，更不堪受辱，遂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辞官隐居，不再出仕。
辞官后的焦竑，过着清贫却悠闲自在的生活。他倾心于读书、著述、讲学，并回忆总结自己的思想收获。这一时期，焦竑除了著书，便是讲学授徒，宣扬良知心性之学。万历三十年（1602），为了纪念先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逝世的耿定向师，焦竑集耿门弟子及同乡人之力重修耿定向祠堂，并在此讲学，且将讲学内容后整理为《崇正堂答问》。次年，应新安官绅及学者邀请，焦竑又与门人谢与栋一起前往新安还古书院讲学，此次讲学则被辑成《古城问答》。万历三十四年（1606），焦竑还在罗汝芳祠讲学，讲学内容整理为《明德堂问答》。
焦竑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安详的，在他60岁和70岁生日时，亲朋好友都来道贺。万历四十七年（1619），刚过完79岁生日的第二天，焦竑便安详去世。熹宗元年（1621），以焦竑曾为太子侍讲赐恩，恢复焦竑官职，追赠谕德，赐予祭祀，荫袭一子。崇祯十七年（1644），追谥曰“文端”。
焦竑平生，虽家境清贫，却酷爱读书。他于书无所不窥，自经史以至稗官，无所不晓，且擅长古文，文章典雅醇正。在读书的同时，焦竑还勤于著述。据学界考证，在焦竑隐退的20年间，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的编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与李贽一起完成《易因》的删定；万历三十年（1602），与陈第讨论《古诗无叶音》；次年，刻印《陶靖节先生集》并亲为序；万历三十四年（1606），编成《澹园集》并刻印于扬州，此年《焦氏笔乘》正续集刻成；万历三十九年（1611），《澹园集》续集编成并刻版于当涂；万历四十二年（1614），辑成《张横浦（载）先生集》并在新安吴康印行；万历四十四年（1616），编辑并刻印《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次年，编成刻印《升庵外集》；随后所著《玉堂丛语》刻成，并为李贽《续焚书》作序。
焦竑在哲学、史学及文学上贡献巨大。在哲学思想领域，焦竑作为泰州学派重要学者之一，主张宣扬“尽性至命之学” ，认为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这一点，他与阳明心学思想如出一辙。他大胆批评汉宋诸儒所疏孔孟义疏为糟粕，提出释氏之所疏乃孔孟义疏之精华，批评当时浮躁浅陋的学风，认为“近世一种谈无碍禅者，一知半解，自谓透脱，至其立身行己，一无可观，毕竟何益？此正小人而无忌惮者” 。他对汉宋诸儒的批评，主张立身修己的尽性至命之学，表现了其思想的独立与解放之特点，对于当时饱受思想禁锢的人民来说是有益的。而且，焦竑还注意吸收佛教中的精华部分，认为儒家与佛家都表现出共同的“性”，儒家学说早就有顿悟的意识，并举《论语》孔子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为证，并断定：“此孔氏顿门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当体而空，触事成觉，非顿门而何？” 即“仁”早已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只要人们去意识它，它就自然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顿悟。在焦竑看来，“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是相一致的，这就为他形成儒、释、道三教融通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性命之学上，焦竑又融入了道家概念，他赞同著名理学家王艮“百姓日用即为道，百姓日用即为学”的主张，认为“道”和“性”是相通的，可以通过“直指本心”的方式获得，不需要繁琐的向外苦学，但受到一定的约束，应坚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视听自民，是天待命于人，而非以命人也” 。焦竑这种以心性之学为立脚点，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整体考察，与明代中后期三教合一的思潮是相符的，同时也是焦竑心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焦竑为学，并非只是空谈者，他还注重实践。如他就在《崇正堂答问》中提出“如何学道，只是口说？口说不济事，须要实践”的观点。而十年的为官经验，使得他在治理国家事务上更突出表现出了以民为本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实政实心的政治措施才是利国安民的根本，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有决心，有行动，不能只是夸夸其谈。如在对待处理明代倭患问题上，他就提出要对边民多加体恤，认为攘外必先安内。
在史学领域，焦竑自担任翰林修撰参与修史起，先后编纂完成了《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国史经籍志》等史学著述，成就斐然。其中《国朝献征录》一书，汇集了自洪武至嘉靖二百多年的历史人物资料，包括传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被认为是研究明史的第一手资料。万斯同在为编写《明史》搜集资料时认为，《国朝献征录》在众多明人史学著作中实属上乘之作。《玉堂丛语》则仿照刘义庆《世说新语》体裁，按人物分条分类记叙了自洪武以来翰林院及内阁府相的懿言嘉行。著名学者顾起元为之作序称，该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对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国史经籍志》是依照正史艺文志体例编纂成的一部目录学著作。此书首列制书，以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并加以评述，附录则为“纠谬”，对《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艺文志多有评判，并对《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郡斋读书志》等书中谬误多所纠正。焦竑在考据学领域也卓有成就，其《焦氏笔乘》《俗书刊误》等著作以及《澹园集》部分文章对古书作者、版本、文字多有辨伪、考订、辑佚与校勘。此外，焦竑对文字、声韵及训诂也有一定研究。
在文学领域，焦竑主张立足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在《与友人论文》里说：“窃谓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与事功之曲折，无不了然于中者，此岂待索之外哉。吾取其了然者，而抒写之文从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实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而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 在他看来，“道致矣”，加上性命、事功了然于胸，则可达到文章的实是之胜，即文以载道之境界。这就使焦竑能够与明中后期的文坛七子复古运动与晚明的革新思潮两者区别开来。他坚决批评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认为诗文创作要有创新，要能够反映作者本人真实情感：“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事而远行。” 焦竑这一文学主张被认为是开启明代“性灵说”之先声，对“性灵派”三袁有着重要影响。而焦竑自己的文学观也是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到了晚年，他认为：“蒙庄有言，诗以道性情。盖以洞达性灵，而劝谕箴砭，以壹归于正，即其恳款、切至，要必和平温厚，委婉而有余情……其为诗，无非风人之遗意，言非有为，不发于笔端。砭季代之膏肓，而起流俗之废疾，盖三致意焉。” 从而由性灵转为性情。焦竑虽然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但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大量诗文作品，故《明史》评其“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 。
焦竑平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处于明中后期由务虚思悟之学向经世致用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笃信阳明心学，为传道而积极奔走，成为泰州学派的中坚力量。他思想解放，注重实践，以儒家思想为中坚，吸收佛、道之精华，发展充实了明代的心学体系。他在政治上主张“实心实政”，在文学上主张“性灵说”，因此对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突出地位。
（韦夏宁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