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1525—1589），字子成，号我疆，茌平人，明代著名理学家、心学学者。他家境贫寒，但从小生即有大志，聪颖过人，读诗书即通大意，且不为训诂所束缚。他小时候跟随老师学习《毛诗》，当学到《桑中》诸篇时，便放弃学《诗》而转学《尚书》。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20岁的孟秋师从名儒张后觉受阴阳之学，对“耳本天聪，目本天明。因物付物，入道乃成”一语恍然有悟，遂拜张后觉为师，学习良知之学。
张后觉（1503—1578），字志仁，号弘山，茌平人。早年从学于王阳明弟子颜钥、再传弟子徐樾，论学于罗汝芳。后以取友为广，宣传自己的学说，南走金陵，北走京师，足迹遍于大江南北，把亲贤讲学当作自己的事业。邹善、罗汝芳分别为其建愿学书院和见泰书院。张后觉认为，“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 ，所阐述和传播的是典型的泰州学派思想。万历六年（1578）张后觉逝世后，孟秋亲撰《弘山张先生传》以示怀念。之后，孟秋再拜颜中溪、徐波石为师，又证学于罗汝芳等人，深思力践，洞朗无碍。孟秋深受诸师影响，因学《尚书》时已明目达聪，了然有悟，后来干脆闭门苦读，推辞一切，即使家徒四壁，也安然自乐潜心读书。到了实在不得已的地步，他甚至变卖屋瓦以供生活。正因其如此勤奋学习，遂成为张后觉最著名的弟子之一。
隆庆三年（1569），山东提学使邹颖泉和按察司佥事周纳溪在济南贡院讲说良知之学，孟秋执经问难，并阐述天地万物一体之理，得两公欣赏。孟秋于同年恩贡入太学，曾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讲学天仙庵。是年，河南新安学者孟化鲤亦入太学，与孟秋默契非常，两人道义相勖，不愿与流俗之辈为伍。次年，孟秋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隆庆五年（1571），又中进士，授昌黎（今属河北）知县。
当时，昌黎正因战乱而灾害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可谓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孟秋下车伊始，深入民间访问百姓疾苦，并与百姓同甘共苦，不做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他根据昌黎实际情况，提出并实施了“和惠煦育，兴条编，修城堡，振文教，收孤独”，“省徭役，兴学校，平刑狱”等一系列安民除弊、振兴昌黎的措施。不久，灾民携家以还，百姓恢复常业，社会安定。孟秋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在昌黎闲暇之时，他捐出自己的俸禄，挑选出三十余名秀出班行者给他们讲授良知之学，说除弊正风要先从自己做起，并刻碑文以示诸生。孟秋心如太虚，视世界如浮云，“虽居边圉繁邑，未尝一日辍讲” ，认为教育学生必须做到“盟必先行而后文，制外以兼内，讲肆以端其学，考核以程其规，标的以大其业，宏博以邃其思，抑扬以励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气” 。如此这般，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些措施受到了昌黎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父老乡亲互相庆贺，赞不绝口，认为这位知县与古代那些亲民爱民、勤政廉洁、政绩显著的父母官是一样的。因孟秋之善政，经数十人推荐，得擢任大理评事。万历五年（1577）他离任之时，百姓载道泣留。昌黎百姓还为孟秋树碑立传，建生祠以奉祀。
孟秋在大理寺任职两年期间，洗冤案，平刑狱，秉公执法。他还汇集学者名流一起到灵济宫讲授阴阳理学。当时，张居正任首辅，不喜讲学，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封闭书院，取缔讲舍，禁止讲学，但孟秋仍讲学不止，自然得不到赏识，遂于万历七年（1579）出职为官，主管山海关事务。此时，朝政腐败，关务久弛，一些违法乱纪的人任意出入关禁却无人敢阻拦。孟秋赴任后，严格稽查，裁减供应，整顿军纪，严惩为非作歹者，使关政肃然。但是，他也因此遭到了贪官污吏的诽谤，再加上之前得罪了张居正，故而万历九年（1581）在京官考察中被贬，当时，群臣哗然，孟秋却面无愠色，坦然视之，遂致仕还乡。回乡时，他与妻子儿女共驾一架破牛车，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沿途百姓看了都叹息不已。路过昌黎时，昌黎士人且喜且悲，为之送行。在渡滦河时，孟秋作歌“黄金满载非吾愿，白手还家未足羞。独来独往还自我，浩然天地一虚舟”，唏嘘与士人告别。回乡后，孟秋仍然不忘教育，每天在家中教子授徒。他博览群书，剖难析疑，研习文章，著书立说，并自吟云：家乡长林丰草的环境适应我，我也适应这样的环境。
自从孟秋回乡，在茌平讲学，名声渐大，四方贤士大夫相继到安平镇拜访，莫不求一见为快，有的依依数日不愿离去。著名学者许浮远路过山东时，特意登门拜访孟秋，见孟秋所居仅是几根椽木支撑的破茅屋，而书籍却散放满室，足见孟秋读书之勤奋。许浮远因此感慨万分地说：“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 而孟秋却超然作诗云：“丈夫自有经纶事，物外逍遥亦放心。”
万历十二年（1584），时张居正已下台，经黄公推荐，孟秋被起用为刑部员外郎。孟秋入京，犹鸟入山林，人人愿与之交。他虽官不过六品，但品行高尚为众人所仰慕，以德行和善行感化众人，人咸谓东鲁复有孟子焉。万历十四年（1586），孟秋升迁为尚宝丞，时孟化鲤也回京复命，调吏部考功司主事，与孟秋为邻居，饮食起居都在一起，时人称为“二孟”。黄宗羲称“二孟”如“冰壶秋月，两相辉映，以扶家传于不堕，可称北地联壁” ，给予很高评价。姚思仁亦与张阳和等人一起去谒见孟秋，一起研究理学之道。此时孟秋仍度无虚日，学识日进，依然高瞻远瞩，言简意赅，与诸学问大家交流切磋。万历十七年（1589），孟秋擢升尚宝寺少卿，谁知20天后竟卒于任上，享年64岁。姚思仁为其作碑文，开明宗义地说：“今学士大夫言圣贤之学者，皆曰齐鲁复有孟子，盖谓我疆先生”，赞誉他“笃学力行，苦节清修。以名儒特闻，以廉吏令终。治县县治，治狱狱理，司马马蕃，司刑刑清，司玺玺慎，投之所向，恢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来矣” 。
孟秋博览群书，阅古问今，学识渊博，精通理学，所著有《我疆集》《道脉说》《大道吟》《志气吟》等，阐释其理学思想；另著有《战国策略》《编削明儒经翼读书管见》等。他认为：“心无方无体，凡耳目视听，一切应感皆心也。指腔子内为言者，是血肉之躯，非灵莹之天君矣。” 同时，他还阐述了心之发动与人之感觉的区别，指出：“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时？地道曾有一刻不应时？人心曾有一刻无事时？一刻无事是槁灭也，故时时必有事，亦时时未发。未发云者，发而无发之谓，非可以有感无感论也。” 天道、地道、人心时时都有感应，时时有心存其中，这是不能用人的感觉来描述的。孟秋继承张后觉的“良知”说，主张一种“现成良知”论，认为“良知”本来就是人人所现成具有者，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论。他认为：“人欲无穷，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终生去欲，劳苦烦难，何日是清净宁一时耶？” 所以，人的良知要由“顿悟”来体味，才能直抵本源。他指出：“道有本门，路无多歧，会道以心，不泥文字间。性原有本，利原无根，端本澄源，则万派千流，一清彻底矣，又何尘垢之染乎？” 他曾举一个防备盗贼的例子说，如果“家无长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卧，盗贼自不扰我，又何妨用未来则防、即来则逐乎？”孟秋强调“良知速成”说，但实际上已把心学与禅宗的顿悟说结合起来，因而与其老师张后觉一样，其学被人称为“禅学化的王学”。
孟秋平生雅致淡泊，遇事神闲气定，万夫莫能夺其志，又好交友，能学人之所长，洞彻学问，被后世评为“聊城七贤” 之一，可谓当之无愧。
（韦夏宁 张玥明）
孟 秋
孟秋（1525—1589），字子成，号我疆，茌平人，明代著名理学家、心学学者。他家境贫寒，但从小生即有大志，聪颖过人，读诗书即通大意，且不为训诂所束缚。他小时候跟随老师学习《毛诗》，当学到《桑中》诸篇时，便放弃学《诗》而转学《尚书》。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20岁的孟秋师从名儒张后觉受阴阳之学，对“耳本天聪，目本天明。因物付物，入道乃成”一语恍然有悟，遂拜张后觉为师，学习良知之学。
张后觉（1503—1578），字志仁，号弘山，茌平人。早年从学于王阳明弟子颜钥、再传弟子徐樾，论学于罗汝芳。后以取友为广，宣传自己的学说，南走金陵，北走京师，足迹遍于大江南北，把亲贤讲学当作自己的事业。邹善、罗汝芳分别为其建愿学书院和见泰书院。张后觉认为，“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 ，所阐述和传播的是典型的泰州学派思想。万历六年（1578）张后觉逝世后，孟秋亲撰《弘山张先生传》以示怀念。之后，孟秋再拜颜中溪、徐波石为师，又证学于罗汝芳等人，深思力践，洞朗无碍。孟秋深受诸师影响，因学《尚书》时已明目达聪，了然有悟，后来干脆闭门苦读，推辞一切，即使家徒四壁，也安然自乐潜心读书。到了实在不得已的地步，他甚至变卖屋瓦以供生活。正因其如此勤奋学习，遂成为张后觉最著名的弟子之一。
隆庆三年（1569），山东提学使邹颖泉和按察司佥事周纳溪在济南贡院讲说良知之学，孟秋执经问难，并阐述天地万物一体之理，得两公欣赏。孟秋于同年恩贡入太学，曾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讲学天仙庵。是年，河南新安学者孟化鲤亦入太学，与孟秋默契非常，两人道义相勖，不愿与流俗之辈为伍。次年，孟秋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隆庆五年（1571），又中进士，授昌黎（今属河北）知县。
当时，昌黎正因战乱而灾害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可谓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孟秋下车伊始，深入民间访问百姓疾苦，并与百姓同甘共苦，不做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他根据昌黎实际情况，提出并实施了“和惠煦育，兴条编，修城堡，振文教，收孤独”，“省徭役，兴学校，平刑狱”等一系列安民除弊、振兴昌黎的措施。不久，灾民携家以还，百姓恢复常业，社会安定。孟秋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在昌黎闲暇之时，他捐出自己的俸禄，挑选出三十余名秀出班行者给他们讲授良知之学，说除弊正风要先从自己做起，并刻碑文以示诸生。孟秋心如太虚，视世界如浮云，“虽居边圉繁邑，未尝一日辍讲” ，认为教育学生必须做到“盟必先行而后文，制外以兼内，讲肆以端其学，考核以程其规，标的以大其业，宏博以邃其思，抑扬以励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气” 。如此这般，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些措施受到了昌黎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父老乡亲互相庆贺，赞不绝口，认为这位知县与古代那些亲民爱民、勤政廉洁、政绩显著的父母官是一样的。因孟秋之善政，经数十人推荐，得擢任大理评事。万历五年（1577）他离任之时，百姓载道泣留。昌黎百姓还为孟秋树碑立传，建生祠以奉祀。
孟秋在大理寺任职两年期间，洗冤案，平刑狱，秉公执法。他还汇集学者名流一起到灵济宫讲授阴阳理学。当时，张居正任首辅，不喜讲学，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封闭书院，取缔讲舍，禁止讲学，但孟秋仍讲学不止，自然得不到赏识，遂于万历七年（1579）出职为官，主管山海关事务。此时，朝政腐败，关务久弛，一些违法乱纪的人任意出入关禁却无人敢阻拦。孟秋赴任后，严格稽查，裁减供应，整顿军纪，严惩为非作歹者，使关政肃然。但是，他也因此遭到了贪官污吏的诽谤，再加上之前得罪了张居正，故而万历九年（1581）在京官考察中被贬，当时，群臣哗然，孟秋却面无愠色，坦然视之，遂致仕还乡。回乡时，他与妻子儿女共驾一架破牛车，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沿途百姓看了都叹息不已。路过昌黎时，昌黎士人且喜且悲，为之送行。在渡滦河时，孟秋作歌“黄金满载非吾愿，白手还家未足羞。独来独往还自我，浩然天地一虚舟”，唏嘘与士人告别。回乡后，孟秋仍然不忘教育，每天在家中教子授徒。他博览群书，剖难析疑，研习文章，著书立说，并自吟云：家乡长林丰草的环境适应我，我也适应这样的环境。
自从孟秋回乡，在茌平讲学，名声渐大，四方贤士大夫相继到安平镇拜访，莫不求一见为快，有的依依数日不愿离去。著名学者许浮远路过山东时，特意登门拜访孟秋，见孟秋所居仅是几根椽木支撑的破茅屋，而书籍却散放满室，足见孟秋读书之勤奋。许浮远因此感慨万分地说：“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 而孟秋却超然作诗云：“丈夫自有经纶事，物外逍遥亦放心。”
万历十二年（1584），时张居正已下台，经黄公推荐，孟秋被起用为刑部员外郎。孟秋入京，犹鸟入山林，人人愿与之交。他虽官不过六品，但品行高尚为众人所仰慕，以德行和善行感化众人，人咸谓东鲁复有孟子焉。万历十四年（1586），孟秋升迁为尚宝丞，时孟化鲤也回京复命，调吏部考功司主事，与孟秋为邻居，饮食起居都在一起，时人称为“二孟”。黄宗羲称“二孟”如“冰壶秋月，两相辉映，以扶家传于不堕，可称北地联壁” ，给予很高评价。姚思仁亦与张阳和等人一起去谒见孟秋，一起研究理学之道。此时孟秋仍度无虚日，学识日进，依然高瞻远瞩，言简意赅，与诸学问大家交流切磋。万历十七年（1589），孟秋擢升尚宝寺少卿，谁知20天后竟卒于任上，享年64岁。姚思仁为其作碑文，开明宗义地说：“今学士大夫言圣贤之学者，皆曰齐鲁复有孟子，盖谓我疆先生”，赞誉他“笃学力行，苦节清修。以名儒特闻，以廉吏令终。治县县治，治狱狱理，司马马蕃，司刑刑清，司玺玺慎，投之所向，恢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来矣” 。
孟秋博览群书，阅古问今，学识渊博，精通理学，所著有《我疆集》《道脉说》《大道吟》《志气吟》等，阐释其理学思想；另著有《战国策略》《编削明儒经翼读书管见》等。他认为：“心无方无体，凡耳目视听，一切应感皆心也。指腔子内为言者，是血肉之躯，非灵莹之天君矣。” 同时，他还阐述了心之发动与人之感觉的区别，指出：“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时？地道曾有一刻不应时？人心曾有一刻无事时？一刻无事是槁灭也，故时时必有事，亦时时未发。未发云者，发而无发之谓，非可以有感无感论也。” 天道、地道、人心时时都有感应，时时有心存其中，这是不能用人的感觉来描述的。孟秋继承张后觉的“良知”说，主张一种“现成良知”论，认为“良知”本来就是人人所现成具有者，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论。他认为：“人欲无穷，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终生去欲，劳苦烦难，何日是清净宁一时耶？” 所以，人的良知要由“顿悟”来体味，才能直抵本源。他指出：“道有本门，路无多歧，会道以心，不泥文字间。性原有本，利原无根，端本澄源，则万派千流，一清彻底矣，又何尘垢之染乎？” 他曾举一个防备盗贼的例子说，如果“家无长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卧，盗贼自不扰我，又何妨用未来则防、即来则逐乎？”孟秋强调“良知速成”说，但实际上已把心学与禅宗的顿悟说结合起来，因而与其老师张后觉一样，其学被人称为“禅学化的王学”。
孟秋平生雅致淡泊，遇事神闲气定，万夫莫能夺其志，又好交友，能学人之所长，洞彻学问，被后世评为“聊城七贤” 之一，可谓当之无愧。
（韦夏宁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