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1487—1547），字纯甫，号顺渠，德州武城人，明代学者。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散馆时因故乡山东发生“盗贼”之乱，他为与祖母等一起到江南避难，遂上疏求任应天府教授，后改任吏部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大学士方献夫认为他学行俱佳，极力推荐，擢任为春坊左谕德。后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南京户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定”。著有《易诗书大学亿》《顺渠先生文录》等。
王道喜欢读书，爱好思考。他在南京为官之际，正值王守仁和湛若水两位大师讲学，颇负盛名。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影响较大，迅速传播，这引起了王道的极大兴趣，于是他追随王守仁学习心学。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王守仁之说，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故被师门认为没有“求益之心”。后来又师从湛若水，也不肯完全遵从师道，被认为“其学亦非师门之旨”。尽管如此，跟随二位大师学习，还是使王道的学问颇有长进，特别是他发展和创新了两位老师的某些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唯物论气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其入“甘泉学案”。
王道的理论学说在某些层面上与王阳明心学之“心统万物”说异曲同工，但是他所说的“道”仍与心学有很大差别。王道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是由“阴阳” 二气构成的，并提出“盈天地之间，本一气而已”。他认为，对宇宙的混沌不能作出判别的状态就是太极，太极之气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逐渐产生明显的升降变化，这种升降变化中有“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流行往来变化即形成“道”，循着“道”的变化而脉络清晰不紊乱即是“理”；在宇宙之间，能够为人所见的称之为“象”，有形的事物称之为“器”，对于那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又“体物而不遗”者便可称之为“道”。因此，王道所坚持的仍是气本论，这既不同于朱熹的“理在气先”，也与王守仁的“心造万物”说及湛若水的“心包乎万物之外，贯乎万物之中”的观点，有较大差异。
王道的人性论也与师门有所不同，他以其所提出的“气本论”为依据，认为人性不能够脱离自己的躯体之形而独立存在，提出“性生于气”的观点。王道认为“性情皆一气之流行”，人性的生成跟随气之流行，每个人的聪明与智慧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一开始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智愚贤肖之别，只是因为秉气的区别。他赞同孟子“牛犬之性不与人同”的说法，认为人性与动物之行“合下不同”，这无疑与朱熹人性与物性同出一理的说法大有不同，同时也是对心学“心造万物”的一种否定。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对其思想给予高度评价：“先生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锢于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
王道在认识论方面受心学的影响很大。他曾说：“若论道之本体，天大无外，心大亦无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浑然一理，何所分别。吾心体会尽天下之理，亦只是吾心之所固有而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某些层面上与王阳明的“心即理”很难区别开来。但是，王道的“格物”即格外物，与孔子所提出的“克己”有相同之处。王道对师门所教并不绝对遵从，他能够摒弃门户之见，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提出批评，认为王守仁的一切皆求于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会将人的思想引向绝境。王道认为，做学问贵在“日用应酬人物外，观其会通”，“天理平铺于人情物理之间”。王道的这种认识论与他的“格物”观点虽有出入，但是他认识到了“人情物理”的重要性，体现出他讲求实效的一面。
王道注重经世致用，反对南宋以来道学家的浮夸之风，并对南宋以来知识分子对道学的崇尚和追求进行批判。他认为那种浮夸的风气对国计民生没有益处，“上不能收善治之效，下不见成命世之才”，只能空疏清谈无实际意义。可见他也是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的这种注重实学，讲求实际的思想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所吸收运用，发展为较为完善的实学思想。
王道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十几岁中举人，二十多岁中进士。嘉靖年间，他任礼部侍郎，当时严嵩任礼部尚书，严嵩总是利用他主考官的身份，收受应试者的贿赂，不向他贿赂者则大多不能入选。但是，王道刚直无私，廉洁奉公，从不受贿，坚持用人标准，择优录取，以贤取士，因而总是在录取标准和录取何人上与严嵩产生分歧，争执不断。曾有一位名叫纪晓堂的人，因没有送礼给严嵩，即使考了第一名也差点落选，是王道与严嵩据理力争，才使他能够成为进士，为国效力。
嘉靖中期，由于世宗长期迷于修道，追求长生不老，不理朝政，严嵩借此机会专权擅政，可谓权倾朝野。一些忠臣满怀义愤之情却仍敢怒不敢言，独王道不畏权势，经常与严嵩争论。当时，因为严嵩专政和王道的正直廉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并编演成戏剧，广为后人所知。最终由于势单力薄无法与专权跋扈的严嵩一伙抗衡，他感慨不能为朝廷效力，遂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愤然辞职。此时，世宗亦意识到王道是一位有作为的忠正之臣，曾多次派人请其回京复职，但因严嵩未除他没有答应，这表现了他对朝政为奸人所掌的不满和不愿与奸人共事的浩然正气。
《明儒学案》评价他“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锢于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张晓静）
王 道
王道（1487—1547），字纯甫，号顺渠，德州武城人，明代学者。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散馆时因故乡山东发生“盗贼”之乱，他为与祖母等一起到江南避难，遂上疏求任应天府教授，后改任吏部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大学士方献夫认为他学行俱佳，极力推荐，擢任为春坊左谕德。后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南京户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定”。著有《易诗书大学亿》《顺渠先生文录》等。
王道喜欢读书，爱好思考。他在南京为官之际，正值王守仁和湛若水两位大师讲学，颇负盛名。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影响较大，迅速传播，这引起了王道的极大兴趣，于是他追随王守仁学习心学。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王守仁之说，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故被师门认为没有“求益之心”。后来又师从湛若水，也不肯完全遵从师道，被认为“其学亦非师门之旨”。尽管如此，跟随二位大师学习，还是使王道的学问颇有长进，特别是他发展和创新了两位老师的某些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唯物论气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其入“甘泉学案”。
王道的理论学说在某些层面上与王阳明心学之“心统万物”说异曲同工，但是他所说的“道”仍与心学有很大差别。王道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是由“阴阳” 二气构成的，并提出“盈天地之间，本一气而已”。他认为，对宇宙的混沌不能作出判别的状态就是太极，太极之气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逐渐产生明显的升降变化，这种升降变化中有“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流行往来变化即形成“道”，循着“道”的变化而脉络清晰不紊乱即是“理”；在宇宙之间，能够为人所见的称之为“象”，有形的事物称之为“器”，对于那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又“体物而不遗”者便可称之为“道”。因此，王道所坚持的仍是气本论，这既不同于朱熹的“理在气先”，也与王守仁的“心造万物”说及湛若水的“心包乎万物之外，贯乎万物之中”的观点，有较大差异。
王道的人性论也与师门有所不同，他以其所提出的“气本论”为依据，认为人性不能够脱离自己的躯体之形而独立存在，提出“性生于气”的观点。王道认为“性情皆一气之流行”，人性的生成跟随气之流行，每个人的聪明与智慧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一开始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智愚贤肖之别，只是因为秉气的区别。他赞同孟子“牛犬之性不与人同”的说法，认为人性与动物之行“合下不同”，这无疑与朱熹人性与物性同出一理的说法大有不同，同时也是对心学“心造万物”的一种否定。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对其思想给予高度评价：“先生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锢于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
王道在认识论方面受心学的影响很大。他曾说：“若论道之本体，天大无外，心大亦无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浑然一理，何所分别。吾心体会尽天下之理，亦只是吾心之所固有而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某些层面上与王阳明的“心即理”很难区别开来。但是，王道的“格物”即格外物，与孔子所提出的“克己”有相同之处。王道对师门所教并不绝对遵从，他能够摒弃门户之见，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提出批评，认为王守仁的一切皆求于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会将人的思想引向绝境。王道认为，做学问贵在“日用应酬人物外，观其会通”，“天理平铺于人情物理之间”。王道的这种认识论与他的“格物”观点虽有出入，但是他认识到了“人情物理”的重要性，体现出他讲求实效的一面。
王道注重经世致用，反对南宋以来道学家的浮夸之风，并对南宋以来知识分子对道学的崇尚和追求进行批判。他认为那种浮夸的风气对国计民生没有益处，“上不能收善治之效，下不见成命世之才”，只能空疏清谈无实际意义。可见他也是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的这种注重实学，讲求实际的思想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所吸收运用，发展为较为完善的实学思想。
王道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十几岁中举人，二十多岁中进士。嘉靖年间，他任礼部侍郎，当时严嵩任礼部尚书，严嵩总是利用他主考官的身份，收受应试者的贿赂，不向他贿赂者则大多不能入选。但是，王道刚直无私，廉洁奉公，从不受贿，坚持用人标准，择优录取，以贤取士，因而总是在录取标准和录取何人上与严嵩产生分歧，争执不断。曾有一位名叫纪晓堂的人，因没有送礼给严嵩，即使考了第一名也差点落选，是王道与严嵩据理力争，才使他能够成为进士，为国效力。
嘉靖中期，由于世宗长期迷于修道，追求长生不老，不理朝政，严嵩借此机会专权擅政，可谓权倾朝野。一些忠臣满怀义愤之情却仍敢怒不敢言，独王道不畏权势，经常与严嵩争论。当时，因为严嵩专政和王道的正直廉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并编演成戏剧，广为后人所知。最终由于势单力薄无法与专权跋扈的严嵩一伙抗衡，他感慨不能为朝廷效力，遂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愤然辞职。此时，世宗亦意识到王道是一位有作为的忠正之臣，曾多次派人请其回京复职，但因严嵩未除他没有答应，这表现了他对朝政为奸人所掌的不满和不愿与奸人共事的浩然正气。
《明儒学案》评价他“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锢于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张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