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孔晖（1479—1539），字伯潜，号玄庵，聊城堂邑（今聊城东昌府区堂邑镇）人，时称“穆阁老”，明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理学家。
穆孔晖出身官宦之家，曾祖父穆弘，做过潞州训导，祖父穆彪是朴庵处士，父亲穆清文采出众，精通儒学，乃是一介儒生。穆孔晖少时受父辈影响和书香浸淫，颖悟过人，沉静端凝，下笔则古奥绝人，为识者器重。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就有着嗜酒和尚武的社会风俗，穆孔晖也不例外。他“性豪迈，为诸生，每夜读，夫人温酒以俟，且读且饮，得意时连进巨觥，声彻四邻，是以为常” 。
弘治十七年（1504），穆孔晖赴乡试，得时任山东乡试主考官王守仁欣赏，被录为第一名，获解元。因此，他也就与王守仁建立了师生之谊。次年，穆孔晖赴礼部会试，考中进士。正德二年（1507）十月，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正德四年（1509）四月，以参与编修《孝宗敬皇帝实录》成，获赏银、纻丝等。但由于他常秉笔直书，敢于直言，得罪了时为“八虎”之一的大宦官刘瑾。当时，正值刘瑾揽权，大臣见了刘瑾皆伏谒跪，只有穆孔晖和安阳崔铣作长揖，刘瑾对此非常不满，便诬陷穆孔晖“未谙事体，令量调外任”，与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五十余人被诬陷为“奸党”，穆孔晖因此被贬为南京礼部主事。直到后来刘瑾事发被凌迟处死，穆孔晖才得以官复原职。
正德六年（1511），穆孔晖与王守仁一起为会试同考官。他爱惜人才，选贤录能，为时称道，后为著名学者的王道就是此科所录取的进士。次年，他被擢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丁忧期满后改为翰林院侍讲，充任经筵讲官。他的侍讲，不仅翔实讲解经传史鉴，而且随时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诚恳规劝，颇得武宗朱照厚尊敬。嘉靖元年（1522），穆孔晖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嘉靖四年（1525），参与编修《明武宗实录》告成，遂被擢升为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也因此享有“才如史迁”之盛誉，深受同道的尊崇。次年，充任武举会试主考官。穆孔晖凭借其干练的处世为人、精密的思辨和厚实的文笔赢得时人的赞扬。有人曾经把穆孔晖写的文章专门录出匿名拿给人看，问是谁人所作，有人便说该文能鞭辟入里，才情俱佳，非出自玄庵之笔而不能，果然被其猜中。
穆孔晖不仅熟悉经文，博学多才，他还经常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独到见解，把治国做人的道理寓于谏言之中。他入翰林院掌院兼撰文武官诰敕，所写诰敕“崇雅革浮”，“遂定为一代词令之体” ，一时间竟成为言官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世宗皇帝朱厚熜在文华殿内祭拜孔子，让诸大臣根据先师文章各讲经书一通，穆孔晖取《孟子》最后一章发表其见知闻知的道理，希望世宗皇帝能继承先圣之志，平治天下。他还借此机会，针砭时弊，发表自己的用人观点，提出当时选拔人才，存在着“使私求者易进，直道者难容”的不公平现象，因此会极大破坏社会风气，故提出“欲用人之得，其当在听言之致其审。偏听则蔽，兼听则明，以一人爱憎之口，为人才邪正之据，此用舍之际，或有未究于理者矣” 的主张，认为在用人问题上，不能偏听一人，不能根据一人的爱憎来选取人才，只有采取众人评议的方法来选取人才，才能保证用人之公正，确保国家栋梁之才被录用。在那门生故吏遍于朝堂天下的封建社会里，穆孔晖能提出这样的用人主张，实在难能可贵。穆孔晖亦因阐述道理精辟，且学识渊博而为举朝叹服。在实际生活中，穆孔晖不仅鞭辟时弊，对自己更是要求严格。嘉靖十年（1531）春，因天气阴雨，穆孔晖以为早朝可以免了，走到半路就随着其他大臣一起返回家去，一会儿又听说皇帝照例上早朝，且已到文华殿内，赶着过去时已经来不及了。对此，穆孔晖对自己身为侍讲却未去上早朝深感自责，于是上章自劾。结果第二天，世宗皇帝降旨，贬穆孔晖为南京尚宝寺卿。穆孔晖的被贬，满朝惊愕，给事中洪叶因此上书为之辩解，请求皇上额外开恩，称“穆某圣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洪叶的奏章并未能让皇帝看到。嘉靖十一年（1532），穆孔晖转任南京太仆少卿，次年为南京太常侍卿。穆孔晖德高望重，为人正派，得众臣拥戴，先后有10人上书举荐他，虽未被皇帝采纳，但亦可从中窥见其众望所归。嘉靖十三年（1534）夏，穆孔晖以身体多病为由，辞职致仕回到堂邑老家，从此以后“杜门静养，与世相忘”，潜心于著书立说，专注于理学研究。他与稍后的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人开办书院，主持讲席，大力传播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使明代东昌成为北方王学传播的重镇。
穆孔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继承了王守仁心学之良知说及致良知说。最初，他并不相信和认同王守仁的思想学说，而是专注于古文辞研究。在南京任职期间，因多次听王守仁讲学，便于正德七年（1512）正式拜王守仁为师，专心致志学习心学，成为阳明心学在北方的重要传播者，对以后心学发展有一定影响。他因此也逐渐放弃所爱好并从事多年的古文辞研究，“知其无益，弃不复为，乃笃志正学，研究义理，体之身心” 。
穆孔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具有认真执着的精神，为官如此，在研究阳明心学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敢于打破人云亦云的思维定式，创新提出更深入的理学研究方法。他反对程朱理学“天理至上”的观点，认为程朱理学多流于空谈，并不能反映儒学真谛。他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与传统的佛老著述结合起来相印证，认为儒与释老不可强分彼此疆界，因为“性中固无是分别相也” 。王守仁的“良知”说，源于《孟子》，原指一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意识。王守仁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即是说，人们只要除去私欲蒙蔽，依照良知去做事，便自然合乎道德的标准。而佛学的“顿悟说”，则是指人对真理的顿然觉悟，认为人人自心本有佛性，悟即一切悟，当下明心见性，便可灵性成佛。“良知”即天理，“自本心即佛性”都是说人的本心是好的，在于你自己能不能顿悟或发现。穆孔晖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认为心学的精华是“空”和“寂”。他说：“镜照妍媸而妍媸不著于镜，心应事物而事物不著于心。自来自去，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 即是说，镜子可以照出美或丑的样子，但美和丑都不会留在镜子里，心对事物有所感应，但事物不会留在心里。这就好像鸟在空中飞过，空中依然如故，并没有留下鸟的痕迹。掌握了心学，则能“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外物如同幻化，不能给人以干扰，也就能达到至高境界。这里提倡的实际是释家性空和禅宗顿悟的旨趣。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也非常类似禅家。黄佐在《南雍志》中为穆孔晖作传说：“穆孔晖晚年笃信阳明之说，并‘深造禅学顿宗’。”所以，其临死前作佛家偈语，有“到此方为了事人” 之句。《明世宗实录》也记载，穆孔晖死后，“棺敛如西竺法” 。因此，黄宗羲说他是“学阳明而流于禅” 。黄泰泉说他“虽阳明所取士，未尝宗其说而菲薄宋儒” 。但是，这既冤枉了穆孔晖，也冤枉了王阳明。因为，把儒释熔于一炉，把儒学禅学化，正是良知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佛教禅宗所论述的心性之学与儒学相沟通，禅宗的心外无佛、即心是佛，作用是见性成佛，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人人可以成佛等论旨，都被王阳明包装后改头换面囊括于他自己的良知学说之中，甚至表现在引喻取譬、讲学作风上。而王学能得到如此广泛传播，正是这种汇通儒释的思想。
嘉靖十三年（1534），穆孔晖致仕后，在堂邑开门授徒。他与王道、张后觉、孟秋等理学硕儒，大力推广传播阳明心学，东昌一座座书院相继建起，使东昌府成为明代中后期北方理学的重镇和传播中心。
穆孔晖的生活极简朴，居官30年，住的房子也仅能遮风挡雨。但是，他能安逸自在，事变猝至，亦能泰然处之。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读易录》《尚书困学》《大学千虑》《玄庵晚稿》《穆孔晖文集》等。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穆孔晖因病卒于家，享年60岁，诰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
（韦夏宁）
穆孔晖
穆孔晖（1479—1539），字伯潜，号玄庵，聊城堂邑（今聊城东昌府区堂邑镇）人，时称“穆阁老”，明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理学家。
穆孔晖出身官宦之家，曾祖父穆弘，做过潞州训导，祖父穆彪是朴庵处士，父亲穆清文采出众，精通儒学，乃是一介儒生。穆孔晖少时受父辈影响和书香浸淫，颖悟过人，沉静端凝，下笔则古奥绝人，为识者器重。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就有着嗜酒和尚武的社会风俗，穆孔晖也不例外。他“性豪迈，为诸生，每夜读，夫人温酒以俟，且读且饮，得意时连进巨觥，声彻四邻，是以为常” 。
弘治十七年（1504），穆孔晖赴乡试，得时任山东乡试主考官王守仁欣赏，被录为第一名，获解元。因此，他也就与王守仁建立了师生之谊。次年，穆孔晖赴礼部会试，考中进士。正德二年（1507）十月，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正德四年（1509）四月，以参与编修《孝宗敬皇帝实录》成，获赏银、纻丝等。但由于他常秉笔直书，敢于直言，得罪了时为“八虎”之一的大宦官刘瑾。当时，正值刘瑾揽权，大臣见了刘瑾皆伏谒跪，只有穆孔晖和安阳崔铣作长揖，刘瑾对此非常不满，便诬陷穆孔晖“未谙事体，令量调外任”，与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五十余人被诬陷为“奸党”，穆孔晖因此被贬为南京礼部主事。直到后来刘瑾事发被凌迟处死，穆孔晖才得以官复原职。
正德六年（1511），穆孔晖与王守仁一起为会试同考官。他爱惜人才，选贤录能，为时称道，后为著名学者的王道就是此科所录取的进士。次年，他被擢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丁忧期满后改为翰林院侍讲，充任经筵讲官。他的侍讲，不仅翔实讲解经传史鉴，而且随时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诚恳规劝，颇得武宗朱照厚尊敬。嘉靖元年（1522），穆孔晖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嘉靖四年（1525），参与编修《明武宗实录》告成，遂被擢升为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也因此享有“才如史迁”之盛誉，深受同道的尊崇。次年，充任武举会试主考官。穆孔晖凭借其干练的处世为人、精密的思辨和厚实的文笔赢得时人的赞扬。有人曾经把穆孔晖写的文章专门录出匿名拿给人看，问是谁人所作，有人便说该文能鞭辟入里，才情俱佳，非出自玄庵之笔而不能，果然被其猜中。
穆孔晖不仅熟悉经文，博学多才，他还经常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独到见解，把治国做人的道理寓于谏言之中。他入翰林院掌院兼撰文武官诰敕，所写诰敕“崇雅革浮”，“遂定为一代词令之体” ，一时间竟成为言官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世宗皇帝朱厚熜在文华殿内祭拜孔子，让诸大臣根据先师文章各讲经书一通，穆孔晖取《孟子》最后一章发表其见知闻知的道理，希望世宗皇帝能继承先圣之志，平治天下。他还借此机会，针砭时弊，发表自己的用人观点，提出当时选拔人才，存在着“使私求者易进，直道者难容”的不公平现象，因此会极大破坏社会风气，故提出“欲用人之得，其当在听言之致其审。偏听则蔽，兼听则明，以一人爱憎之口，为人才邪正之据，此用舍之际，或有未究于理者矣” 的主张，认为在用人问题上，不能偏听一人，不能根据一人的爱憎来选取人才，只有采取众人评议的方法来选取人才，才能保证用人之公正，确保国家栋梁之才被录用。在那门生故吏遍于朝堂天下的封建社会里，穆孔晖能提出这样的用人主张，实在难能可贵。穆孔晖亦因阐述道理精辟，且学识渊博而为举朝叹服。在实际生活中，穆孔晖不仅鞭辟时弊，对自己更是要求严格。嘉靖十年（1531）春，因天气阴雨，穆孔晖以为早朝可以免了，走到半路就随着其他大臣一起返回家去，一会儿又听说皇帝照例上早朝，且已到文华殿内，赶着过去时已经来不及了。对此，穆孔晖对自己身为侍讲却未去上早朝深感自责，于是上章自劾。结果第二天，世宗皇帝降旨，贬穆孔晖为南京尚宝寺卿。穆孔晖的被贬，满朝惊愕，给事中洪叶因此上书为之辩解，请求皇上额外开恩，称“穆某圣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洪叶的奏章并未能让皇帝看到。嘉靖十一年（1532），穆孔晖转任南京太仆少卿，次年为南京太常侍卿。穆孔晖德高望重，为人正派，得众臣拥戴，先后有10人上书举荐他，虽未被皇帝采纳，但亦可从中窥见其众望所归。嘉靖十三年（1534）夏，穆孔晖以身体多病为由，辞职致仕回到堂邑老家，从此以后“杜门静养，与世相忘”，潜心于著书立说，专注于理学研究。他与稍后的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人开办书院，主持讲席，大力传播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使明代东昌成为北方王学传播的重镇。
穆孔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继承了王守仁心学之良知说及致良知说。最初，他并不相信和认同王守仁的思想学说，而是专注于古文辞研究。在南京任职期间，因多次听王守仁讲学，便于正德七年（1512）正式拜王守仁为师，专心致志学习心学，成为阳明心学在北方的重要传播者，对以后心学发展有一定影响。他因此也逐渐放弃所爱好并从事多年的古文辞研究，“知其无益，弃不复为，乃笃志正学，研究义理，体之身心” 。
穆孔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具有认真执着的精神，为官如此，在研究阳明心学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敢于打破人云亦云的思维定式，创新提出更深入的理学研究方法。他反对程朱理学“天理至上”的观点，认为程朱理学多流于空谈，并不能反映儒学真谛。他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与传统的佛老著述结合起来相印证，认为儒与释老不可强分彼此疆界，因为“性中固无是分别相也” 。王守仁的“良知”说，源于《孟子》，原指一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意识。王守仁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即是说，人们只要除去私欲蒙蔽，依照良知去做事，便自然合乎道德的标准。而佛学的“顿悟说”，则是指人对真理的顿然觉悟，认为人人自心本有佛性，悟即一切悟，当下明心见性，便可灵性成佛。“良知”即天理，“自本心即佛性”都是说人的本心是好的，在于你自己能不能顿悟或发现。穆孔晖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认为心学的精华是“空”和“寂”。他说：“镜照妍媸而妍媸不著于镜，心应事物而事物不著于心。自来自去，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 即是说，镜子可以照出美或丑的样子，但美和丑都不会留在镜子里，心对事物有所感应，但事物不会留在心里。这就好像鸟在空中飞过，空中依然如故，并没有留下鸟的痕迹。掌握了心学，则能“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外物如同幻化，不能给人以干扰，也就能达到至高境界。这里提倡的实际是释家性空和禅宗顿悟的旨趣。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也非常类似禅家。黄佐在《南雍志》中为穆孔晖作传说：“穆孔晖晚年笃信阳明之说，并‘深造禅学顿宗’。”所以，其临死前作佛家偈语，有“到此方为了事人” 之句。《明世宗实录》也记载，穆孔晖死后，“棺敛如西竺法” 。因此，黄宗羲说他是“学阳明而流于禅” 。黄泰泉说他“虽阳明所取士，未尝宗其说而菲薄宋儒” 。但是，这既冤枉了穆孔晖，也冤枉了王阳明。因为，把儒释熔于一炉，把儒学禅学化，正是良知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佛教禅宗所论述的心性之学与儒学相沟通，禅宗的心外无佛、即心是佛，作用是见性成佛，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人人可以成佛等论旨，都被王阳明包装后改头换面囊括于他自己的良知学说之中，甚至表现在引喻取譬、讲学作风上。而王学能得到如此广泛传播，正是这种汇通儒释的思想。
嘉靖十三年（1534），穆孔晖致仕后，在堂邑开门授徒。他与王道、张后觉、孟秋等理学硕儒，大力推广传播阳明心学，东昌一座座书院相继建起，使东昌府成为明代中后期北方理学的重镇和传播中心。
穆孔晖的生活极简朴，居官30年，住的房子也仅能遮风挡雨。但是，他能安逸自在，事变猝至，亦能泰然处之。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读易录》《尚书困学》《大学千虑》《玄庵晚稿》《穆孔晖文集》等。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穆孔晖因病卒于家，享年60岁，诰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
（韦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