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鹗（1190—1273），字百一，曹州东明人。其名字颇有来历：相传他出生时有一只大鸟恰好栖息在院落内，族人以为吉兆，乡先生张大渊认为，此鸟就是鹗鸟，预示此子日后鹏程万里，会成就大名的，因此就特意给他起名王鹗。王鹗果然不负所望，最终成为元初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
王鹗自幼聪明异常，读书刻苦，每天能背诵诗文千余言，长大后更擅辞赋。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他参加科举考试，得进士第一，高中状元。初授应奉翰林文字，后授归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再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阳令。
此时，正值蒙古大举南侵金朝之际，金朝君臣惶惶不可终日，首都也从中都（今北京）南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蒙双方大战于钧州三峰山，金军大败，主力丧失殆尽，再也无法与蒙军抗衡。在此形势下，金哀宗离开汴京北渡黄河，逃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复因归德形势恶化，再从归德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当此政治军事衰败、为挽颓势急于用人之时，哀宗看到了王鹗致时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行河南行省事武仙的上书，大为赞叹，感觉是难得的人才，便问是何人。当得知是自己即位那年的状元时，便急忙召见，授任王鹗尚书省右司都事，寻擢升为左右司郎中。王鹗亦踌躇满志，意欲有所作为。
然而，天不假时，天兴三年（1234），蔡州即为蒙古军所攻陷，金哀宗自缢而死，王鹗与金朝一班大臣，做了蒙古军的俘虏。就在即将被杀之际，闻知王鹗是个人才的蒙古万户张柔将其极力救下，安置于保州（今河北保定）。
此时，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蒙古诸王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重视学习汉地文化，主张“行汉法”，注重搜罗人才，到处访求名士。有一次，忽必烈问金进士真定学者李冶如何才能得到人才，李冶回答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可用之材……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夫四海之内，曷止此数子哉！诚能广延于外，将见云集辐凑于朝廷矣。” 于是王鹗被礼聘至忽必烈王府，每日为忽必烈讲解《孝经》《尚书》《易经》等儒家经典及齐家治国之道。有时讲到半夜，忽必烈仍余兴未尽，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这不仅反映了忽必烈对汉族儒家文化的渴求，也显示了王鹗的渊博知识及其为政思想符合蒙古统治者的需要。如此一年有余，王鹗请求还乡，忽必烈不允，特赐马一匹予以慰藉，还让近侍阔阔、柴祯等人拜王鹗为师，后又在大都（今北京）赐予一所宅第供王鹗居住。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追随他的一班近臣亦得擢任提拔。虽然此时还没有设立翰林院这样的官署（至元元年始置），但王鹗却被授任为皇帝高级秘书的翰林学士承旨一职，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史称此时“制诰典章，皆所裁定” 。王鹗认为，此时元朝新建，亟需人才，于是奏请设立提举学校官，发展学校教育，遂上书言：“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宜选博学洽闻之士提举各路学校，严加训诲，以备他日选用。”世祖准其奏，于是设立十路提举学校官 。中统四年（1263），他还奏请立选举法以选拔人才，虽有旨令商议举行，无奈有司刁难，事遂寝罢无果。随后又献策仿前代实施科举选人之制，亦未能实行。直至五十多年后的元仁宗延祐年间，元朝才正式实行科举制。
至元元年（1264），王鹗加封资善大夫。怀着对故国的哀思和“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的愿望，他上书朝廷，认为自古得天下者，修史为要，并奏请设立史馆修史。他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世祖甚重其言，于是诏命宰制大臣议修国史之事，并附修辽、金二史。参知政事商挺亦重视此事，遂设立翰林国史院，举荐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国史院编修官，王鹗亦以翰林学士承旨、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鹗寻再上书建言设立翰林学士院，说：“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 亦得世祖批准。王鹗并举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翰林学士。元世祖此时仍留意经学学习，王鹗与商挺、姚枢、窦默、杨果等编纂《五经要语》凡28卷以进，得世祖嘉奖。
王鹗奏请设立翰林国史院、议修《金史》时，不仅举荐了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而且还亲自拟定了《金史》大纲，并且对编修人员的安排与修史所需费用、场地等细事也做了周密考虑和部署。最后历经数年，终于撰成《金史》初稿。王鹗所主修的《金史》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举凡“帝纪、列传、志书，卷帙皆有定体” ，元末所修《金史》即是以王鹗的《金史》初稿为底本完成的。
此外，王鹗非常注重举荐人才为朝廷所用。如中统四年（1263）他就举荐河北学子梁曾任中书左三部令史，至元元年（1264）又上书举荐学者刘秉忠，称：“秉忠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秉忠犹仍其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 史称元世祖览奏其书后，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后有人上奏称相非其人，请另择贤相，世祖于是召集儒臣讨论推荐宰相人选。其实此事是当时权奸阿合马欲图相位，有人从旁助力所为。众人虽知阿合马任相不当，但谁也不敢说话，只有为人正直、不畏强势、敢作敢为的王鹗站出来反对，阿合马的企图才未得逞。
至元五年（1268）王鹗以年老请求辞官，得世祖允准，但仍命照旧给予俸禄以养其天年，并且遇有大事还是遣人前往询问。至元十年（1273），王鹗病卒，赐谥“文康”，所著有《论语集义》1卷、《汝南遗事》4卷、诗文集《应物集》40卷等。但除《汝南遗事》外，其他均已亡佚不传。
《汝南遗事》是以纲目体裁，详细记载金天兴二年（1233） 六月金哀宗决定迁都蔡州城起，直至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被蒙宋联军所破期间的历史。蔡州在隋唐时为汝南郡，故王鹗将其书名为《汝南遗事》。《汝南遗事》所记为王鹗随侍金哀宗在蔡州城时的亲历亲见，颇为翔实，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评价此书是“随日编载，有纲有目，计一百七条，皆所身亲目击之事，故记载最为详确”。《汝南遗事》虽名为“遗事”，实际上是金哀宗被困蔡州时的实录，说是“遗事”不过是王鹗的自谦之词而已。他在《汝南遗事?总论》中即指出：“某起由冷族，滥窃科名，始以词赋待罪于玉堂，终于奏官承乏乎兰省。厚颜腼面，诚为我辈之羞；镂骨铭心，惧泯吾君之善。况承都元帅之命，且惟大中书之言，敢不追想前编，直书实事（某在蔡已有目录）。谨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计一百七事，冗长不文，故不足取，庶几他日为史官采择。”宋人宇文懋昭所撰《大金国志》，据考即参阅了《汝南遗事》，并把有些段落抄入书中，如记金哀宗说：义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伤王室之浸微，先朝之积弊，吏政失于苛细也，不破法以情， 将士利于征战也， 不逞兵以忿。朝臣有罪，则薄示降罚，未尝妄戮一人，母后无宫，则略加补修，未尝辄营一殿。而又敦崇儒术，遴选武臣，罢猎地以裕民，开经筵而论道。以六事课县令，田野辟而赋税均；分三路设司农，善良进而奸邪退。是致家余蓄积，户益丁黄，虽未洽于太平，亦可、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易尝不亲驭六髻，抚巡三军，出器皿以族战功，杀厩马以充犒赏，所以人百其勇，视死如归，父既受刃于前，子复操戈于后。大臣如仲德，义所感者几千人，近侍如绛山，气不夺者以万卒，死于社稷，上下一同书之简编， 古今无愧。
此段文字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哀宗的眷恋之情和哀悼之思，这与《元史?王鹗传》所载入蒙以后王鹗经忽必烈允准祭祀哀宗一事，“犹有惓惓故主之心”是一脉相承的。而《大金国志》说哀宗“‘尊师重道，经筵有官；劝农薄赋，黜陟有条；寸兵尺铁，不挑衅于四方；因陋就简，增广于宫阙。一意俭约，勤心抚摩，河南士庶稍归之，谓之守成之会主则可’，不过是根据《汝南遗事》的评价稍加改写罢了” 。
尤其是元末官修《金史》，即多取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刘祁的《归潜志》以及王鹗的《汝南遗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汝南遗事》之价值时即说：“《金史》哀宗本纪及乌库哩镐（按：即《金史》中的乌古论镐）、完颜仲德、张天纲等传，皆全采用之，足证其言皆实录矣。”其实，除了《哀宗本纪》《完颜仲德传》《乌古论镐传》《张天纲传》主要是取材于《汝南遗事》，《金史》中的其他传如《蒲察官奴传》《王宾传》《石抹世传》《国用安传》《武仙传》《温敦昌孙传》《乌林答胡土传》《武亢传》《乌古论黑汉传》《完颜赛娄室传》《乌古论先生传》以及《食货志》《五行志》等，皆或全部照抄《汝南遗事》，抑或稍作改易。且《汝南遗事》在记事方面比《金史》更为准确，可纠《金史》之误，且有《金史》未载的资料，可补其不足。可见《汝南遗事》对《金史》的撰述意义重大，对研究金代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学界所指出的，“元修宋、辽、金三史，《金史》独善，金实录与刘祁、元好问所撰之书固然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无论是《金史》旧底的确核，还是元人对《金史》的经营，都与王鹗的艰辛努力密不可分。如果说王鹗的史学活动为《金史》独善奠定了基础，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
王鹗平生为学，以探研穷理、经世致用为本，尝曰：“学者当以穷理为先，分章析句，乃经生举子之业，非为己之学也。” 为文不尚雕琢，史还称其“尝言诗”，说明其文学、《诗》学造诣亦颇深，这些都奠定了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之地位。
（陈树淑 张熙惟）
王 鹗
王鹗（1190—1273），字百一，曹州东明人。其名字颇有来历：相传他出生时有一只大鸟恰好栖息在院落内，族人以为吉兆，乡先生张大渊认为，此鸟就是鹗鸟，预示此子日后鹏程万里，会成就大名的，因此就特意给他起名王鹗。王鹗果然不负所望，最终成为元初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
王鹗自幼聪明异常，读书刻苦，每天能背诵诗文千余言，长大后更擅辞赋。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他参加科举考试，得进士第一，高中状元。初授应奉翰林文字，后授归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再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阳令。
此时，正值蒙古大举南侵金朝之际，金朝君臣惶惶不可终日，首都也从中都（今北京）南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蒙双方大战于钧州三峰山，金军大败，主力丧失殆尽，再也无法与蒙军抗衡。在此形势下，金哀宗离开汴京北渡黄河，逃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复因归德形势恶化，再从归德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当此政治军事衰败、为挽颓势急于用人之时，哀宗看到了王鹗致时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行河南行省事武仙的上书，大为赞叹，感觉是难得的人才，便问是何人。当得知是自己即位那年的状元时，便急忙召见，授任王鹗尚书省右司都事，寻擢升为左右司郎中。王鹗亦踌躇满志，意欲有所作为。
然而，天不假时，天兴三年（1234），蔡州即为蒙古军所攻陷，金哀宗自缢而死，王鹗与金朝一班大臣，做了蒙古军的俘虏。就在即将被杀之际，闻知王鹗是个人才的蒙古万户张柔将其极力救下，安置于保州（今河北保定）。
此时，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蒙古诸王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重视学习汉地文化，主张“行汉法”，注重搜罗人才，到处访求名士。有一次，忽必烈问金进士真定学者李冶如何才能得到人才，李冶回答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可用之材……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夫四海之内，曷止此数子哉！诚能广延于外，将见云集辐凑于朝廷矣。” 于是王鹗被礼聘至忽必烈王府，每日为忽必烈讲解《孝经》《尚书》《易经》等儒家经典及齐家治国之道。有时讲到半夜，忽必烈仍余兴未尽，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这不仅反映了忽必烈对汉族儒家文化的渴求，也显示了王鹗的渊博知识及其为政思想符合蒙古统治者的需要。如此一年有余，王鹗请求还乡，忽必烈不允，特赐马一匹予以慰藉，还让近侍阔阔、柴祯等人拜王鹗为师，后又在大都（今北京）赐予一所宅第供王鹗居住。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追随他的一班近臣亦得擢任提拔。虽然此时还没有设立翰林院这样的官署（至元元年始置），但王鹗却被授任为皇帝高级秘书的翰林学士承旨一职，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史称此时“制诰典章，皆所裁定” 。王鹗认为，此时元朝新建，亟需人才，于是奏请设立提举学校官，发展学校教育，遂上书言：“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宜选博学洽闻之士提举各路学校，严加训诲，以备他日选用。”世祖准其奏，于是设立十路提举学校官 。中统四年（1263），他还奏请立选举法以选拔人才，虽有旨令商议举行，无奈有司刁难，事遂寝罢无果。随后又献策仿前代实施科举选人之制，亦未能实行。直至五十多年后的元仁宗延祐年间，元朝才正式实行科举制。
至元元年（1264），王鹗加封资善大夫。怀着对故国的哀思和“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的愿望，他上书朝廷，认为自古得天下者，修史为要，并奏请设立史馆修史。他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世祖甚重其言，于是诏命宰制大臣议修国史之事，并附修辽、金二史。参知政事商挺亦重视此事，遂设立翰林国史院，举荐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国史院编修官，王鹗亦以翰林学士承旨、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鹗寻再上书建言设立翰林学士院，说：“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 亦得世祖批准。王鹗并举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翰林学士。元世祖此时仍留意经学学习，王鹗与商挺、姚枢、窦默、杨果等编纂《五经要语》凡28卷以进，得世祖嘉奖。
王鹗奏请设立翰林国史院、议修《金史》时，不仅举荐了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而且还亲自拟定了《金史》大纲，并且对编修人员的安排与修史所需费用、场地等细事也做了周密考虑和部署。最后历经数年，终于撰成《金史》初稿。王鹗所主修的《金史》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举凡“帝纪、列传、志书，卷帙皆有定体” ，元末所修《金史》即是以王鹗的《金史》初稿为底本完成的。
此外，王鹗非常注重举荐人才为朝廷所用。如中统四年（1263）他就举荐河北学子梁曾任中书左三部令史，至元元年（1264）又上书举荐学者刘秉忠，称：“秉忠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秉忠犹仍其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 史称元世祖览奏其书后，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后有人上奏称相非其人，请另择贤相，世祖于是召集儒臣讨论推荐宰相人选。其实此事是当时权奸阿合马欲图相位，有人从旁助力所为。众人虽知阿合马任相不当，但谁也不敢说话，只有为人正直、不畏强势、敢作敢为的王鹗站出来反对，阿合马的企图才未得逞。
至元五年（1268）王鹗以年老请求辞官，得世祖允准，但仍命照旧给予俸禄以养其天年，并且遇有大事还是遣人前往询问。至元十年（1273），王鹗病卒，赐谥“文康”，所著有《论语集义》1卷、《汝南遗事》4卷、诗文集《应物集》40卷等。但除《汝南遗事》外，其他均已亡佚不传。
《汝南遗事》是以纲目体裁，详细记载金天兴二年（1233） 六月金哀宗决定迁都蔡州城起，直至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被蒙宋联军所破期间的历史。蔡州在隋唐时为汝南郡，故王鹗将其书名为《汝南遗事》。《汝南遗事》所记为王鹗随侍金哀宗在蔡州城时的亲历亲见，颇为翔实，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评价此书是“随日编载，有纲有目，计一百七条，皆所身亲目击之事，故记载最为详确”。《汝南遗事》虽名为“遗事”，实际上是金哀宗被困蔡州时的实录，说是“遗事”不过是王鹗的自谦之词而已。他在《汝南遗事?总论》中即指出：“某起由冷族，滥窃科名，始以词赋待罪于玉堂，终于奏官承乏乎兰省。厚颜腼面，诚为我辈之羞；镂骨铭心，惧泯吾君之善。况承都元帅之命，且惟大中书之言，敢不追想前编，直书实事（某在蔡已有目录）。谨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计一百七事，冗长不文，故不足取，庶几他日为史官采择。”宋人宇文懋昭所撰《大金国志》，据考即参阅了《汝南遗事》，并把有些段落抄入书中，如记金哀宗说：义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伤王室之浸微，先朝之积弊，吏政失于苛细也，不破法以情， 将士利于征战也， 不逞兵以忿。朝臣有罪，则薄示降罚，未尝妄戮一人，母后无宫，则略加补修，未尝辄营一殿。而又敦崇儒术，遴选武臣，罢猎地以裕民，开经筵而论道。以六事课县令，田野辟而赋税均；分三路设司农，善良进而奸邪退。是致家余蓄积，户益丁黄，虽未洽于太平，亦可、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易尝不亲驭六髻，抚巡三军，出器皿以族战功，杀厩马以充犒赏，所以人百其勇，视死如归，父既受刃于前，子复操戈于后。大臣如仲德，义所感者几千人，近侍如绛山，气不夺者以万卒，死于社稷，上下一同书之简编， 古今无愧。
此段文字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哀宗的眷恋之情和哀悼之思，这与《元史?王鹗传》所载入蒙以后王鹗经忽必烈允准祭祀哀宗一事，“犹有惓惓故主之心”是一脉相承的。而《大金国志》说哀宗“‘尊师重道，经筵有官；劝农薄赋，黜陟有条；寸兵尺铁，不挑衅于四方；因陋就简，增广于宫阙。一意俭约，勤心抚摩，河南士庶稍归之，谓之守成之会主则可’，不过是根据《汝南遗事》的评价稍加改写罢了” 。
尤其是元末官修《金史》，即多取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刘祁的《归潜志》以及王鹗的《汝南遗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汝南遗事》之价值时即说：“《金史》哀宗本纪及乌库哩镐（按：即《金史》中的乌古论镐）、完颜仲德、张天纲等传，皆全采用之，足证其言皆实录矣。”其实，除了《哀宗本纪》《完颜仲德传》《乌古论镐传》《张天纲传》主要是取材于《汝南遗事》，《金史》中的其他传如《蒲察官奴传》《王宾传》《石抹世传》《国用安传》《武仙传》《温敦昌孙传》《乌林答胡土传》《武亢传》《乌古论黑汉传》《完颜赛娄室传》《乌古论先生传》以及《食货志》《五行志》等，皆或全部照抄《汝南遗事》，抑或稍作改易。且《汝南遗事》在记事方面比《金史》更为准确，可纠《金史》之误，且有《金史》未载的资料，可补其不足。可见《汝南遗事》对《金史》的撰述意义重大，对研究金代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学界所指出的，“元修宋、辽、金三史，《金史》独善，金实录与刘祁、元好问所撰之书固然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无论是《金史》旧底的确核，还是元人对《金史》的经营，都与王鹗的艰辛努力密不可分。如果说王鹗的史学活动为《金史》独善奠定了基础，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
王鹗平生为学，以探研穷理、经世致用为本，尝曰：“学者当以穷理为先，分章析句，乃经生举子之业，非为己之学也。” 为文不尚雕琢，史还称其“尝言诗”，说明其文学、《诗》学造诣亦颇深，这些都奠定了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之地位。
（陈树淑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