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南武城人（今平邑），孔子著名弟子之一，先秦儒家学说重要的传承者与发展者，被后世称为“宗圣”。与“复圣”颜回、“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并称为“孔门四圣”。
曾参的家族源自鄫国公室，后迁于鲁。到了曾参这一代已经没落，成为普通生产劳动者。曾参之父曾点，字子晳，也是孔门弟子，以狂放闻名。曾点为人比较洒脱，在谈论志向时，说“莫（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受到孔子的赞许。曾参的性格与其父不同，是一个忠厚老实、谦虚谨慎的人。
曾参17岁开始跟随孔子学习。他非常勤奋好学，一有适宜的时间就要学习，刻苦钻研，对疑难问题总要千方百计搞明白，即便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礼记?曾子问篇》曾记载曾参向孔子请教的四十多个问题，都是出乎常理的特殊情况。曾参还积极向孔子的优秀弟子学习，尤其是颜回和子路。颜回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论语?泰伯篇》记载，曾参曾用很仰慕的语气，评论颜回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曾参以颜回为学习的榜样，养成了和颜回类似的品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记载，子贡评价曾参是“满而不满，实如虚，通之如不及”，与曾参对颜回的评价非常相似。曾参对子路充满敬畏之情。子路具有扶危济难的正气，曾参也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的豪情，二人颇为意气相投。
曾参为学注重内省，关注内在的道德修养，把为学和修身结合起来。曾参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反省为别人做事是否尽心尽力，跟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诚信，是否复习过孔子传授给他的知识。这就使曾参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曾参注重学习和实践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为己任，其决心到了“死而后已”和“君子视死如归”的程度。曾参还重视信，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就算是小孩子也不可以欺骗。曾参最突出的品质是孝。曾参奉养父母尽心尽力，晚上为父母铺床，注意调节室内温度；早晨探望慰问；给父母的饭菜注意可口、营养；尽量为父母提供好的衣食住行条件。当时的人们认为，老人只有吃肉才能吃饱。虽然曾参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是他保证父母每顿都能吃肉。曾参认为，孝子侍奉父母，要努力给父母提供好的物质条件，更要让父母过得开心，不违背父母的心意。因此，曾参和父母在一块的时候，从来不大声说话，总是很温顺；甚至，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请示父母，不敢自己做主。曾参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的“啮指痛心”，说的就是曾参的故事。
曾参被孔子认为有反应迟钝的弱点（《论语·先进篇》云“参也鲁”），然而经过刻苦学习，曾参最终对孔子的思想有了很透彻的把握，准确地将孔子之道归纳为“忠恕”二字。不过，曾参跟随孔子学习的时间只有十年左右，又反应迟钝，属于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一类，因而并没有被孔子列入最优秀的“孔门十哲”之内。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孔门弟子如丧考妣，为之服丧3年。之后，子夏、子张、子游提议孔门弟子师事分析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有若，这遭到了曾参的强烈反对。曾参认为孔子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表明曾参对孔子的热爱、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子夏、子张、子游等人，也反映了曾参敢于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特点。
史籍中记载孔子死后，齐、楚、晋等国都想聘请曾参为高官（齐相、楚令尹、晋上卿、楚尊官、齐卿等），晏婴也与之交往。但这些传说并不可信，很可能是后世儒士为美化曾参而编造的故事。比如，晏婴在曾参5岁时就去世了，不可能与成年后的曾参有交往。大体说来，曾参的生活当以收徒讲学为主，可能曾经游历诸侯，并同一些贵族保持联系。
曾参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其弟子也颇多才俊，比较著名的有子思、吴起、乐正子春、公明仪、公明子高等。子思是孔子嫡孙，也是曾参弟子中学问成就最高的一位。子思延续了曾参注重内省、强调主观意识活动的思想特点，侧重于发挥儒家思想中“内圣”的一面，开创了先秦儒家八派中的子思学派。子思的思想被孟子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思孟学派。由此可以说，思孟学派发端于曾参。吴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战国初期，魏国称霸一时，这与吴起有直接关系。吴起在楚悼王时期主持的改革名垂青史。吴起还是和孙武齐名的大军事家，所著《吴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吴起忽略了道德修养，在母亲去世后，没有回家奔丧，被曾参认为不孝而逐出师门。这表明曾参很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乐正子春是有名的孝子，其母死后，乐正子春难过得5天没有吃东西。乐正子春还以守信重诺闻名于世，齐、鲁两国曾因为谗鼎而引发冲突，为了解决冲突，齐国人希望鲁国派乐正子春为代表，齐国愿意无条件相信乐正子春的话。在齐国人眼中，乐正子春说话的分量重于鲁国国君，由此可见乐正子春在当时的声望。另外，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分为八派，其中有乐正氏之儒，学界多认为乐正氏之儒即是乐正子春一派的儒家学者。
曾参的卒年有不同的说法，大致在公元前435年前后。据《论语》记载，曾参临死前，说他一生小心翼翼躬行孝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礼记》也记载，曾参临死前，听说身体下铺着大夫才可以使用的精美竹席，就不顾身体衰弱，坚持要求更换竹席，并以此事教育其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德行修养放在首位，不可苟且偷安。由此可见，曾参的一生，品学双修，“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始终不曾自我放纵。
曾参与其弟子著有《曾子》18篇，至少到唐朝初期《曾子》一书就已经佚失8篇，所以魏征奉唐太宗之命编撰《群书治要》时，所录《曾子》只有10篇。传统说法认为曾参还是《孝经》一书的作者。朱熹还认为，《大学》也是曾参及其门人所著。另外，曾参及其门人还是《论语》一书的重要编撰者。
《曾子》现存10篇。第一篇是《曾子立事》，以修身为主题，强调修身当以义为行为准则，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如何学习、思考、言行举止、接人待物等问题，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学习和修身之道。第二篇到第五篇是《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阐述了曾参的孝道思想。曾参认为，孝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爱，而不是物质。孝敬父母就是要终生行孝，时刻挂念着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志，还要爱惜自己。将孝推而广之，就是忠，孝子必是忠臣。因此，孝是礼乐教化最根本的内容，是天下最重要的法则。《孝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第六篇到第九篇是《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重点阐述君子应该具备的德行。曾参认为，君子要以仁、义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穷则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则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具体说来，包括：为人要光明磊落，待人以礼，扶危济困，谦虚谨慎，近君子远小人，努力加强知识和道德的双重修养。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要先义后利，不以利害义。第十篇是《曾子天圆》，论述了曾参的自然社会观。曾参认为，阴阳二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础，自然现象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是阴阳二气的精华，圣人则是人类的精华；圣人制礼作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要想走向繁荣昌盛，必须重视儒家的礼乐教化说。
《孝经》以孔子和曾参问答的方式，阐发了儒家的孝治思想，是一部重要的儒家伦理学著作，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传统说法都认为，曾参是《孝经》一书的作者。宋代以后，学者们对《孝经》的作者提出了不同说法，但这些说法也不否认《孝经》与曾参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认为，《孝经》与曾参的孝治思想关系比较密切。
《孝经》极为推崇孝，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人之行，莫大于孝” 。因此，以孝治国是最重要的治国方法。君主如果能用孝来治理国家，就会使得天下归心，人民和睦相处，不同阶层的人都没有怨恨。实践孝道有两个层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最低层次的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才是最高层次的孝。所以，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推行孝道，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要求。天子需要将敬爱父母的心推而广之，做到不厌恶或者不怠慢别人的父母；还要以身作则，躬行孝道，使天下人都效仿，从而使孝道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诸侯需要不骄傲放纵、节制开支、谨慎施行礼仪法度，从而能够保住祖先传下来的基业，并使民众和睦相处。卿大夫需要遵守先王制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言行举止都合乎礼法，尽心尽力服侍君主。士需要将对父亲的孝顺之心推广延伸，变成对君主的忠、顺。普通百姓应该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获取收益，省吃俭用来孝顺父母。虽然不同的阶层在孝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是人们必须坚守孝道的要求却是一样的。
实行孝道并不能只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以身作则，还需要强制手段。《孝经》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对于敢用武力胁迫君主、诽谤圣人、不孝顺父母的三种人要进行严厉镇压，因为他们是社会大乱的根源。
《孝经》适应了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文侯、梁武帝、梁简文帝、唐太宗、清顺治帝等都曾经为《孝经》作过注；汉文帝为《孝经》立博士，并躬行孝道；汉武帝以后的汉朝政府以“孝”“廉”为标准来选拔官员。在民间，“忠”“孝”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道德准则。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早期并没有被人们特别注意。到了宋代，二程非常重视《大学》，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大学》的文本次序，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为“格物致知”章作了著名的《补传》。朱熹将《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为之章句，作《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大学》成为显学。元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学》就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礼记》并未说明《大学》的作者，后世学者有许多推测。朱熹认为，传十章大体为曾参的思想，有可能成于曾参门人之手。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曾参的思想确实与《大学》非常相近，都注重内省，提倡“正心诚意”的修身之道；都注重孝道，认为孝悌能够推衍为忠，因而孝治思想可以成为治国的理论；都强调忠恕之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因此，《大学》应该与曾参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朱熹将《大学》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要发扬光大上天赋予人的光明品德。亲民，就是在发扬了自身的光明品德之后，要推己及人，让民众也发扬其光明品德（王守仁认为，亲民当解释为亲近民众）。止于至善，就是经过明明德、亲民之后，要求全社会都达到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八条目则是三纲领细化后的具体内容。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八条目的枢纽，向内发展，就是诚意、正心的内圣之道；向外发展，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大学》是儒家的政治纲领，也是儒家的学习纲领，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
《论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论语》是由孔子后学编纂而成的，曾参一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者都认为曾参的门人是《论语》的最后编订者。《论语》一书还是研究曾参思想重要而可靠的材料，可以和《曾子》一书互相佐证。
曾参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些创新和发展。曾参强调内省自求，注重内在人格品质的修养，对儒家“内圣”一派具有启发作用。曾参注重孝道，提倡以孝治国，对后世历史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曾参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学派，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二程、朱熹等人称为颜回之后的孔门正宗。因此，曾参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衣抚生）
曾 参
曾参（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南武城人（今平邑），孔子著名弟子之一，先秦儒家学说重要的传承者与发展者，被后世称为“宗圣”。与“复圣”颜回、“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并称为“孔门四圣”。
曾参的家族源自鄫国公室，后迁于鲁。到了曾参这一代已经没落，成为普通生产劳动者。曾参之父曾点，字子晳，也是孔门弟子，以狂放闻名。曾点为人比较洒脱，在谈论志向时，说“莫（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受到孔子的赞许。曾参的性格与其父不同，是一个忠厚老实、谦虚谨慎的人。
曾参17岁开始跟随孔子学习。他非常勤奋好学，一有适宜的时间就要学习，刻苦钻研，对疑难问题总要千方百计搞明白，即便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礼记?曾子问篇》曾记载曾参向孔子请教的四十多个问题，都是出乎常理的特殊情况。曾参还积极向孔子的优秀弟子学习，尤其是颜回和子路。颜回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论语?泰伯篇》记载，曾参曾用很仰慕的语气，评论颜回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曾参以颜回为学习的榜样，养成了和颜回类似的品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记载，子贡评价曾参是“满而不满，实如虚，通之如不及”，与曾参对颜回的评价非常相似。曾参对子路充满敬畏之情。子路具有扶危济难的正气，曾参也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的豪情，二人颇为意气相投。
曾参为学注重内省，关注内在的道德修养，把为学和修身结合起来。曾参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反省为别人做事是否尽心尽力，跟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诚信，是否复习过孔子传授给他的知识。这就使曾参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曾参注重学习和实践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为己任，其决心到了“死而后已”和“君子视死如归”的程度。曾参还重视信，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就算是小孩子也不可以欺骗。曾参最突出的品质是孝。曾参奉养父母尽心尽力，晚上为父母铺床，注意调节室内温度；早晨探望慰问；给父母的饭菜注意可口、营养；尽量为父母提供好的衣食住行条件。当时的人们认为，老人只有吃肉才能吃饱。虽然曾参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是他保证父母每顿都能吃肉。曾参认为，孝子侍奉父母，要努力给父母提供好的物质条件，更要让父母过得开心，不违背父母的心意。因此，曾参和父母在一块的时候，从来不大声说话，总是很温顺；甚至，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请示父母，不敢自己做主。曾参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的“啮指痛心”，说的就是曾参的故事。
曾参被孔子认为有反应迟钝的弱点（《论语·先进篇》云“参也鲁”），然而经过刻苦学习，曾参最终对孔子的思想有了很透彻的把握，准确地将孔子之道归纳为“忠恕”二字。不过，曾参跟随孔子学习的时间只有十年左右，又反应迟钝，属于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一类，因而并没有被孔子列入最优秀的“孔门十哲”之内。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孔门弟子如丧考妣，为之服丧3年。之后，子夏、子张、子游提议孔门弟子师事分析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有若，这遭到了曾参的强烈反对。曾参认为孔子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表明曾参对孔子的热爱、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子夏、子张、子游等人，也反映了曾参敢于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特点。
史籍中记载孔子死后，齐、楚、晋等国都想聘请曾参为高官（齐相、楚令尹、晋上卿、楚尊官、齐卿等），晏婴也与之交往。但这些传说并不可信，很可能是后世儒士为美化曾参而编造的故事。比如，晏婴在曾参5岁时就去世了，不可能与成年后的曾参有交往。大体说来，曾参的生活当以收徒讲学为主，可能曾经游历诸侯，并同一些贵族保持联系。
曾参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其弟子也颇多才俊，比较著名的有子思、吴起、乐正子春、公明仪、公明子高等。子思是孔子嫡孙，也是曾参弟子中学问成就最高的一位。子思延续了曾参注重内省、强调主观意识活动的思想特点，侧重于发挥儒家思想中“内圣”的一面，开创了先秦儒家八派中的子思学派。子思的思想被孟子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思孟学派。由此可以说，思孟学派发端于曾参。吴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战国初期，魏国称霸一时，这与吴起有直接关系。吴起在楚悼王时期主持的改革名垂青史。吴起还是和孙武齐名的大军事家，所著《吴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吴起忽略了道德修养，在母亲去世后，没有回家奔丧，被曾参认为不孝而逐出师门。这表明曾参很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乐正子春是有名的孝子，其母死后，乐正子春难过得5天没有吃东西。乐正子春还以守信重诺闻名于世，齐、鲁两国曾因为谗鼎而引发冲突，为了解决冲突，齐国人希望鲁国派乐正子春为代表，齐国愿意无条件相信乐正子春的话。在齐国人眼中，乐正子春说话的分量重于鲁国国君，由此可见乐正子春在当时的声望。另外，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分为八派，其中有乐正氏之儒，学界多认为乐正氏之儒即是乐正子春一派的儒家学者。
曾参的卒年有不同的说法，大致在公元前435年前后。据《论语》记载，曾参临死前，说他一生小心翼翼躬行孝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礼记》也记载，曾参临死前，听说身体下铺着大夫才可以使用的精美竹席，就不顾身体衰弱，坚持要求更换竹席，并以此事教育其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德行修养放在首位，不可苟且偷安。由此可见，曾参的一生，品学双修，“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始终不曾自我放纵。
曾参与其弟子著有《曾子》18篇，至少到唐朝初期《曾子》一书就已经佚失8篇，所以魏征奉唐太宗之命编撰《群书治要》时，所录《曾子》只有10篇。传统说法认为曾参还是《孝经》一书的作者。朱熹还认为，《大学》也是曾参及其门人所著。另外，曾参及其门人还是《论语》一书的重要编撰者。
《曾子》现存10篇。第一篇是《曾子立事》，以修身为主题，强调修身当以义为行为准则，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如何学习、思考、言行举止、接人待物等问题，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学习和修身之道。第二篇到第五篇是《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阐述了曾参的孝道思想。曾参认为，孝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爱，而不是物质。孝敬父母就是要终生行孝，时刻挂念着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志，还要爱惜自己。将孝推而广之，就是忠，孝子必是忠臣。因此，孝是礼乐教化最根本的内容，是天下最重要的法则。《孝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第六篇到第九篇是《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重点阐述君子应该具备的德行。曾参认为，君子要以仁、义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穷则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则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具体说来，包括：为人要光明磊落，待人以礼，扶危济困，谦虚谨慎，近君子远小人，努力加强知识和道德的双重修养。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要先义后利，不以利害义。第十篇是《曾子天圆》，论述了曾参的自然社会观。曾参认为，阴阳二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础，自然现象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是阴阳二气的精华，圣人则是人类的精华；圣人制礼作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要想走向繁荣昌盛，必须重视儒家的礼乐教化说。
《孝经》以孔子和曾参问答的方式，阐发了儒家的孝治思想，是一部重要的儒家伦理学著作，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传统说法都认为，曾参是《孝经》一书的作者。宋代以后，学者们对《孝经》的作者提出了不同说法，但这些说法也不否认《孝经》与曾参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认为，《孝经》与曾参的孝治思想关系比较密切。
《孝经》极为推崇孝，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人之行，莫大于孝” 。因此，以孝治国是最重要的治国方法。君主如果能用孝来治理国家，就会使得天下归心，人民和睦相处，不同阶层的人都没有怨恨。实践孝道有两个层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最低层次的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才是最高层次的孝。所以，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推行孝道，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要求。天子需要将敬爱父母的心推而广之，做到不厌恶或者不怠慢别人的父母；还要以身作则，躬行孝道，使天下人都效仿，从而使孝道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诸侯需要不骄傲放纵、节制开支、谨慎施行礼仪法度，从而能够保住祖先传下来的基业，并使民众和睦相处。卿大夫需要遵守先王制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言行举止都合乎礼法，尽心尽力服侍君主。士需要将对父亲的孝顺之心推广延伸，变成对君主的忠、顺。普通百姓应该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获取收益，省吃俭用来孝顺父母。虽然不同的阶层在孝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是人们必须坚守孝道的要求却是一样的。
实行孝道并不能只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以身作则，还需要强制手段。《孝经》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对于敢用武力胁迫君主、诽谤圣人、不孝顺父母的三种人要进行严厉镇压，因为他们是社会大乱的根源。
《孝经》适应了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文侯、梁武帝、梁简文帝、唐太宗、清顺治帝等都曾经为《孝经》作过注；汉文帝为《孝经》立博士，并躬行孝道；汉武帝以后的汉朝政府以“孝”“廉”为标准来选拔官员。在民间，“忠”“孝”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道德准则。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早期并没有被人们特别注意。到了宋代，二程非常重视《大学》，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大学》的文本次序，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为“格物致知”章作了著名的《补传》。朱熹将《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为之章句，作《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大学》成为显学。元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学》就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礼记》并未说明《大学》的作者，后世学者有许多推测。朱熹认为，传十章大体为曾参的思想，有可能成于曾参门人之手。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曾参的思想确实与《大学》非常相近，都注重内省，提倡“正心诚意”的修身之道；都注重孝道，认为孝悌能够推衍为忠，因而孝治思想可以成为治国的理论；都强调忠恕之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因此，《大学》应该与曾参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朱熹将《大学》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要发扬光大上天赋予人的光明品德。亲民，就是在发扬了自身的光明品德之后，要推己及人，让民众也发扬其光明品德（王守仁认为，亲民当解释为亲近民众）。止于至善，就是经过明明德、亲民之后，要求全社会都达到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八条目则是三纲领细化后的具体内容。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八条目的枢纽，向内发展，就是诚意、正心的内圣之道；向外发展，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大学》是儒家的政治纲领，也是儒家的学习纲领，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
《论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论语》是由孔子后学编纂而成的，曾参一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者都认为曾参的门人是《论语》的最后编订者。《论语》一书还是研究曾参思想重要而可靠的材料，可以和《曾子》一书互相佐证。
曾参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些创新和发展。曾参强调内省自求，注重内在人格品质的修养，对儒家“内圣”一派具有启发作用。曾参注重孝道，提倡以孝治国，对后世历史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曾参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学派，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二程、朱熹等人称为颜回之后的孔门正宗。因此，曾参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衣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