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特立（1179—1253），字文举，曹州东明人。初名永，为避金卫绍王讳而改今名。以学识渊博、品格正直而闻名于当时，是金元之际著名儒士、经学家。
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张特立进士及第，先被任命为偃师主簿，后又改任宣德州司候。当时，在宣德州居住有为数众多的金国的皇亲国戚和显赫之家，在这一地区任职的官员对这些人的身份地位有所忌惮，即使他们为非作歹、有违法纪也不敢依法论罪，导致此地以难以治理而闻名。张特立到任后，一一拜访了这些贵族家庭。当地有位五将军率领家奴抢夺掠取民众的羊群，张特立令人在乡里大加搜索，经过五将军家门的时候，张特立温言哄骗他只是顺便进去看看，以便堵住众人之口，以防旁人有所议论，从而获得五将军同意，一行得以进入其府中进行搜查。结果在其后院搜到数十只羊，于是便把他的家奴绑起来关进狱中，他的儿子虽然事先逃亡他地，最终也在其藏身之地被抓捕，但因为他是皇家近族，所以其子得以免死。经过此事，豪贵之家看到张特立不畏显贵，刚正不阿，所以十分忌惮他，自此都遵守律令，不敢为祸百姓，当地百姓则依赖特立得以安居乐业。
之后，张特立奉调为莱州节度使判官。他没有立即赴任，而是留在杞之圉城（今圉镇）耕作于田间，学习钻研经学，生活十分闲适。张特立因在地方上任职期间治理有方、不畏强权、政绩显著而为人所知。至金哀宗正大初年，张特立得左丞侯挚、参政师安石共同举荐，被擢任为洛阳令。此时，金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朝廷内部矛盾丛生、吏治腐败，在各种苛捐杂税、沉重徭役的重压下，老百姓生活艰辛，穷困潦倒。而强盛的蒙古军又集结南下，入侵金朝，使金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对百姓来说，频繁的军事行动无疑对其生活是雪上加霜，为供给战争所需兵源和粮食、布帛等物资，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卖妻鬻子，失去劳动力的州县连正常的农业生产也无法进行，以致地方为之衰落不堪，已经到了无粮可输、无人可供的境地。当时，金朝东帅纥石烈兀斛奉命移镇陕右，途经洛阳。纥石烈兀斛一向好大自矜，傲慢无礼，尤其对儒士态度轻慢。他见张特立是一位醇厚古朴的儒士，故不仅不以礼相待，且故意刁难，令张特立为其置办粮食器具等，还宣称3天之内必须按规定数量置好，否则就以军法论处。张特立为官一向正直无私、深明大义，县民都十分敬重他，愿意帮其解难，于是大家争先恐后把所征集的粮食和所需器具等送到官府。纥石烈兀斛见到这番情景，也感到惊奇不已，遂对张特立另眼相看。
金正大四年（1227），张特立迁任监察御史。他不随流俗，敢于直言，针对当时朝廷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遂连续上疏论曰：“镐、厉二宅，久加禁锢，棘围柝警，如防寇盗。近降赦恩，谋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独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灵在天，得无伤其心乎。圣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敌，百姓凋敝，宰执非才，臣恐中兴之功未可以岁月期也。”再言：“尚书右丞颜盏世鲁遣其奴与小民争田，失大臣体。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得居其位。皆宜罢之。” 张特立认为大敌当前，朝廷应以大局为重，切忌内部争斗。天下大赦，即使是谋反叛逆者都能够得到豁免，所以先前触犯朝廷的金室宗亲不宜继续被幽囚。同时，他对当时朝中用人非才、谄媚事主得以为官的现象也直言不讳，并且建议应该罢免这些人的官职；对豪贵之家借其权势掠夺民财、侵渔百姓的行为也加以批驳，尤其指责了当政的尚书右丞颜盏世鲁和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张特立直言不讳的这些言论，引起当权者的嫉恨，所以他们便暗中排挤张特立。平章事白撒的掾属高桢等接受别人请托，饮酒于娼妓之家，被张特立弹劾。当时正值白撒自陕西犒劳军队归来，高桢等便向白撒泣诉此事。白撒以省掾王宾与高桢等一同饮酒行乐，而张特立因自己系王宾进士所以没有弹劾王宾为由，认为张特立徇私枉法，并上书攻讦。张特立和王宾一并受到处罚，张特立左迁邳州军事判官，王宾遭罢官。张特立以刚正不阿、品质高尚而被贬谪，这令朝中有识之士感到异常可惜。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蒙古军灭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金亡后，张特立遂返归故里，隐居不仕，以讲学为业，生活恬淡清闲，但不忘忧国为民，为此作诗云：“陵迁谷变海波翻，筑室渠能返故村。夜雨对床闲练句，春风满座共开樽。却无北阙功名想，且喜南山气象存。才大到头潜不得，已传华萼出蓬门。”
此时，投依蒙古的山东世侯严实建立东平行省，注重兴礼化民，倡导儒家文化，网罗人才，接纳儒生文士，复建东平府学。因此，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如宋子贞、刘肃、李昶、王磐、康晔、商挺以及张特立等人皆被接至东平，或任“行台”官员，或为东平府学教授。据《元史?宋子贞传》载：此时宋子贞任东平行台详议官兼提举学校，“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子贞多方赈救，全活者万余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覉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才，多于他镇” 。
张特立通晓《程氏易》，并以所习之经学传授诸生，所著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颇负学者之名。为此，他不仅得到严实的礼遇，还先后得蒙古统治者下诏褒奖。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潜邸初受王印，即传旨赞谕张特立曰：“前监察御史张特立，素养丘园，易代如一，今年几七十，研究圣经，宜锡嘉名，以光潜德，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忽必烈有意请张特立出仕为官，但因其年事已高，又患眼疾，难以成行，遂再谕令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赵宝臣谕意，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 宪宗二年（1252），又降玺书嘉奖，称誉张特立“白首穷经，诲人不倦，无过不及，学者宗之，昔已赐嘉名，今复谕意。”孰料次年（1253），张特立便因病去世，享年75岁。
张特立平生为人正直，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晚年则致力于经学研究，教书育人，由此获得“中庸先生”之称号。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朝廷再次下诏表彰其曰：“中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丧乱，不改故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窀穸之悲。可复赐前号，以彰宠数。” 元仁宗时，学者李简撰《学易记》9卷，史称其书即采自子夏《易传》以逮张特立、刘肃之说凡64家而成书，由此说明其经学造诣颇深，《易》学思想影响之深远。《元史?隐逸传序》云：“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尝不欲仕，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岂少哉。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这说明，张特立是一位审时度势、学有根基的思想家。
（殷庆双 张玥明）
张特立
张特立（1179—1253），字文举，曹州东明人。初名永，为避金卫绍王讳而改今名。以学识渊博、品格正直而闻名于当时，是金元之际著名儒士、经学家。
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张特立进士及第，先被任命为偃师主簿，后又改任宣德州司候。当时，在宣德州居住有为数众多的金国的皇亲国戚和显赫之家，在这一地区任职的官员对这些人的身份地位有所忌惮，即使他们为非作歹、有违法纪也不敢依法论罪，导致此地以难以治理而闻名。张特立到任后，一一拜访了这些贵族家庭。当地有位五将军率领家奴抢夺掠取民众的羊群，张特立令人在乡里大加搜索，经过五将军家门的时候，张特立温言哄骗他只是顺便进去看看，以便堵住众人之口，以防旁人有所议论，从而获得五将军同意，一行得以进入其府中进行搜查。结果在其后院搜到数十只羊，于是便把他的家奴绑起来关进狱中，他的儿子虽然事先逃亡他地，最终也在其藏身之地被抓捕，但因为他是皇家近族，所以其子得以免死。经过此事，豪贵之家看到张特立不畏显贵，刚正不阿，所以十分忌惮他，自此都遵守律令，不敢为祸百姓，当地百姓则依赖特立得以安居乐业。
之后，张特立奉调为莱州节度使判官。他没有立即赴任，而是留在杞之圉城（今圉镇）耕作于田间，学习钻研经学，生活十分闲适。张特立因在地方上任职期间治理有方、不畏强权、政绩显著而为人所知。至金哀宗正大初年，张特立得左丞侯挚、参政师安石共同举荐，被擢任为洛阳令。此时，金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朝廷内部矛盾丛生、吏治腐败，在各种苛捐杂税、沉重徭役的重压下，老百姓生活艰辛，穷困潦倒。而强盛的蒙古军又集结南下，入侵金朝，使金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对百姓来说，频繁的军事行动无疑对其生活是雪上加霜，为供给战争所需兵源和粮食、布帛等物资，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卖妻鬻子，失去劳动力的州县连正常的农业生产也无法进行，以致地方为之衰落不堪，已经到了无粮可输、无人可供的境地。当时，金朝东帅纥石烈兀斛奉命移镇陕右，途经洛阳。纥石烈兀斛一向好大自矜，傲慢无礼，尤其对儒士态度轻慢。他见张特立是一位醇厚古朴的儒士，故不仅不以礼相待，且故意刁难，令张特立为其置办粮食器具等，还宣称3天之内必须按规定数量置好，否则就以军法论处。张特立为官一向正直无私、深明大义，县民都十分敬重他，愿意帮其解难，于是大家争先恐后把所征集的粮食和所需器具等送到官府。纥石烈兀斛见到这番情景，也感到惊奇不已，遂对张特立另眼相看。
金正大四年（1227），张特立迁任监察御史。他不随流俗，敢于直言，针对当时朝廷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遂连续上疏论曰：“镐、厉二宅，久加禁锢，棘围柝警，如防寇盗。近降赦恩，谋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独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灵在天，得无伤其心乎。圣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敌，百姓凋敝，宰执非才，臣恐中兴之功未可以岁月期也。”再言：“尚书右丞颜盏世鲁遣其奴与小民争田，失大臣体。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得居其位。皆宜罢之。” 张特立认为大敌当前，朝廷应以大局为重，切忌内部争斗。天下大赦，即使是谋反叛逆者都能够得到豁免，所以先前触犯朝廷的金室宗亲不宜继续被幽囚。同时，他对当时朝中用人非才、谄媚事主得以为官的现象也直言不讳，并且建议应该罢免这些人的官职；对豪贵之家借其权势掠夺民财、侵渔百姓的行为也加以批驳，尤其指责了当政的尚书右丞颜盏世鲁和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张特立直言不讳的这些言论，引起当权者的嫉恨，所以他们便暗中排挤张特立。平章事白撒的掾属高桢等接受别人请托，饮酒于娼妓之家，被张特立弹劾。当时正值白撒自陕西犒劳军队归来，高桢等便向白撒泣诉此事。白撒以省掾王宾与高桢等一同饮酒行乐，而张特立因自己系王宾进士所以没有弹劾王宾为由，认为张特立徇私枉法，并上书攻讦。张特立和王宾一并受到处罚，张特立左迁邳州军事判官，王宾遭罢官。张特立以刚正不阿、品质高尚而被贬谪，这令朝中有识之士感到异常可惜。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蒙古军灭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金亡后，张特立遂返归故里，隐居不仕，以讲学为业，生活恬淡清闲，但不忘忧国为民，为此作诗云：“陵迁谷变海波翻，筑室渠能返故村。夜雨对床闲练句，春风满座共开樽。却无北阙功名想，且喜南山气象存。才大到头潜不得，已传华萼出蓬门。”
此时，投依蒙古的山东世侯严实建立东平行省，注重兴礼化民，倡导儒家文化，网罗人才，接纳儒生文士，复建东平府学。因此，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如宋子贞、刘肃、李昶、王磐、康晔、商挺以及张特立等人皆被接至东平，或任“行台”官员，或为东平府学教授。据《元史?宋子贞传》载：此时宋子贞任东平行台详议官兼提举学校，“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子贞多方赈救，全活者万余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覉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才，多于他镇” 。
张特立通晓《程氏易》，并以所习之经学传授诸生，所著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颇负学者之名。为此，他不仅得到严实的礼遇，还先后得蒙古统治者下诏褒奖。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潜邸初受王印，即传旨赞谕张特立曰：“前监察御史张特立，素养丘园，易代如一，今年几七十，研究圣经，宜锡嘉名，以光潜德，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忽必烈有意请张特立出仕为官，但因其年事已高，又患眼疾，难以成行，遂再谕令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赵宝臣谕意，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 宪宗二年（1252），又降玺书嘉奖，称誉张特立“白首穷经，诲人不倦，无过不及，学者宗之，昔已赐嘉名，今复谕意。”孰料次年（1253），张特立便因病去世，享年75岁。
张特立平生为人正直，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晚年则致力于经学研究，教书育人，由此获得“中庸先生”之称号。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朝廷再次下诏表彰其曰：“中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丧乱，不改故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窀穸之悲。可复赐前号，以彰宠数。” 元仁宗时，学者李简撰《学易记》9卷，史称其书即采自子夏《易传》以逮张特立、刘肃之说凡64家而成书，由此说明其经学造诣颇深，《易》学思想影响之深远。《元史?隐逸传序》云：“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尝不欲仕，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岂少哉。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这说明，张特立是一位审时度势、学有根基的思想家。
（殷庆双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