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弼（1159—？），金元之际东平须城（今东平）人。金亡北归，晚年教授东平府学而终，著名教育家。他自少从外家受孙明复《春秋》，深得其宗旨和要义。金贞祐初年，李世弼三赴廷试都不第，因推恩而授彭城主簿。为此，他抑郁不乐。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又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在李彦榜下及第。梦醒后，他查阅当时考试之人，却没有叫李彦的，当时他儿子李昶已经16岁了，文才俱佳，颇有前途，于是李世弼便为李昶改名李彦。
金兴定二年（1218），父子二人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同进廷试，结果竟然如他前所梦到的那样，他的儿子李昶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李世弼自己则中第三甲第三人，父子同时登科，被时人比作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其子李昶中进士后，初授征事郎、孟州温县丞之职，迈入仕途，入元后先任东平行台经历，复为东平府学教授，后官至礼部尚书，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致仕，著述有《春秋左氏遗意》《孟子权衡遗说》等。
金元之际，李世弼与元好问、杜仁杰、张特立、康晔等，相聚于东平严实幕下，成为东平府学的骨干力量，为当时教育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此时的东平府学，成为北方儒学复兴的重要阵地，府学儒师们重扬儒家传统精神，重视对经学与道德教育，遂使东平学风为之一振。李世弼在《褒崇祖庙记》一文中即阐释其儒学思想说：凡圣君贤臣，循吏孝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举在于此。由之则昌，忽之则亡，顺之则治，逆之则乱，道固不变也。夫子，道之宰也，何莫由斯道也。道日新而无穷，孔氏子孙，宜与之而无穷。百王知道之可尊，所以尊夫子也。万古知夫子之可尊，庎以尊道也。夫子之道，如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无得而言焉。其见于诸子，载于史籍，志于传记者，特太山之一尘，沧海之一滴，适所以赘也，故得而言焉。
要复兴儒学，关键在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唐宋以来科举制度的实施，让儒学的官学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儒家思想规范化和制度化，也为皇朝君主和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从而进一步在制度上实现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为此，李世弼曾撰文道出其精微所在：“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摛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科举之功不綦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綦大乎。”
对当时科举制的实施情形，李世弼有《登科记序》一文，进行了较为翔实地阐述：道散而有“六经”，“六经”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证于“六经”。六经之折衷，必本诸道。道也者，适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传是已。三代而上，道见于事业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纯于事业。故乡举里选，取人之事业也；射策较艺，取人之文章也。两汉以经术取士，六朝以荐举得人，莫不稽举于经传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举，自是盛于唐，增光于宋，迄于金，又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卒不以“六艺”为致治之成法。进士之目，名以乡贡进士者，本周之乡举之遗意也；试之以赋义策论者，本汉射策之遗法也。
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庭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府州。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试；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析津府，收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群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
经义之初，诏试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也。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止以词赋取人。明昌初，诏复兴经义。此经义之大略也。
天眷二年，令大河以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开辟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择日。以定为例，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大定间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此限定场数人数格也。
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初贞祐三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
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余皆从仕郎，后不得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余皆受三官。此授官之法也。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此除授之格也。
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摛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綦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綦大乎。
李世弼此序，不仅论述了儒学之道、“六经”与子史之间的关系，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各个朝代的科举情况；又记述了金朝为选取人才、安附新归附的民众，在金太宗继位元年即进行科举取士的情况，尤其详尽地论述了金朝科举考试大抵以词赋为重、经义次之、考场考试、录取人数以及进士授官之法等内容，从而也使该文成为后世研究金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文献之一。清“三通馆”馆臣即云：“按金进士之制特重，而诸纪中于廷试事多阙而不书……惟载李世弼一序。” 李世弼其他著述无存，但仅从以上所引文献，也显示出他的博学及其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崔靖娟 张玥明）
李世弼
李世弼（1159—？），金元之际东平须城（今东平）人。金亡北归，晚年教授东平府学而终，著名教育家。他自少从外家受孙明复《春秋》，深得其宗旨和要义。金贞祐初年，李世弼三赴廷试都不第，因推恩而授彭城主簿。为此，他抑郁不乐。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又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在李彦榜下及第。梦醒后，他查阅当时考试之人，却没有叫李彦的，当时他儿子李昶已经16岁了，文才俱佳，颇有前途，于是李世弼便为李昶改名李彦。
金兴定二年（1218），父子二人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同进廷试，结果竟然如他前所梦到的那样，他的儿子李昶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李世弼自己则中第三甲第三人，父子同时登科，被时人比作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其子李昶中进士后，初授征事郎、孟州温县丞之职，迈入仕途，入元后先任东平行台经历，复为东平府学教授，后官至礼部尚书，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致仕，著述有《春秋左氏遗意》《孟子权衡遗说》等。
金元之际，李世弼与元好问、杜仁杰、张特立、康晔等，相聚于东平严实幕下，成为东平府学的骨干力量，为当时教育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此时的东平府学，成为北方儒学复兴的重要阵地，府学儒师们重扬儒家传统精神，重视对经学与道德教育，遂使东平学风为之一振。李世弼在《褒崇祖庙记》一文中即阐释其儒学思想说：凡圣君贤臣，循吏孝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举在于此。由之则昌，忽之则亡，顺之则治，逆之则乱，道固不变也。夫子，道之宰也，何莫由斯道也。道日新而无穷，孔氏子孙，宜与之而无穷。百王知道之可尊，所以尊夫子也。万古知夫子之可尊，庎以尊道也。夫子之道，如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无得而言焉。其见于诸子，载于史籍，志于传记者，特太山之一尘，沧海之一滴，适所以赘也，故得而言焉。
要复兴儒学，关键在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唐宋以来科举制度的实施，让儒学的官学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儒家思想规范化和制度化，也为皇朝君主和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从而进一步在制度上实现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为此，李世弼曾撰文道出其精微所在：“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摛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科举之功不綦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綦大乎。”
对当时科举制的实施情形，李世弼有《登科记序》一文，进行了较为翔实地阐述：道散而有“六经”，“六经”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证于“六经”。六经之折衷，必本诸道。道也者，适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传是已。三代而上，道见于事业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纯于事业。故乡举里选，取人之事业也；射策较艺，取人之文章也。两汉以经术取士，六朝以荐举得人，莫不稽举于经传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举，自是盛于唐，增光于宋，迄于金，又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卒不以“六艺”为致治之成法。进士之目，名以乡贡进士者，本周之乡举之遗意也；试之以赋义策论者，本汉射策之遗法也。
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庭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府州。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试；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析津府，收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群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
经义之初，诏试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也。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止以词赋取人。明昌初，诏复兴经义。此经义之大略也。
天眷二年，令大河以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开辟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择日。以定为例，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大定间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此限定场数人数格也。
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初贞祐三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
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余皆从仕郎，后不得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余皆受三官。此授官之法也。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此除授之格也。
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摛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綦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綦大乎。
李世弼此序，不仅论述了儒学之道、“六经”与子史之间的关系，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各个朝代的科举情况；又记述了金朝为选取人才、安附新归附的民众，在金太宗继位元年即进行科举取士的情况，尤其详尽地论述了金朝科举考试大抵以词赋为重、经义次之、考场考试、录取人数以及进士授官之法等内容，从而也使该文成为后世研究金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文献之一。清“三通馆”馆臣即云：“按金进士之制特重，而诸纪中于廷试事多阙而不书……惟载李世弼一序。” 李世弼其他著述无存，但仅从以上所引文献，也显示出他的博学及其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崔靖娟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