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去非（1100—1184），字广道，平阴人，著名学者、佛教居士，金代中期儒学代表人物。
《金史·隐逸传》对王去非的事迹有简略记载，惟多阙而不详。王去非去世后，大定二十五年（1185）其门徒弟子为之立碑于平阴县石峡村王去非墓前，弟子党怀英亲作《醇德王先生墓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思想。据该《墓表》记载，王去非原籍“东蒙人，系出琅邪诸王”，后来迁居平阴县石峡村。王去非的曾祖王友、祖父王臻、父亲王通皆是有德之士，为乡里所敬重。王去非自幼好学，熟读经书，研习儒学，博览“六经”诸子百家之书，在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便回家与妻子儿女过起了田园生活，后又在家设馆教书，以教授学生为业。他乐善好施，急人之所急，助人之所需，甚至把学生奉赠老师的礼物也大都分给乡亲邻里。他不仅为弟子班帎女儿出嫁置办嫁妆，而且在邻家有丧事时，甚至自毁家中蚕室，使死者顺利安葬。有人向其借贷，自己贫不能给，却宁愿再去向别人借贷以遂人所求。他洁身自好，勤于修身，接人待物皆发于至诚，不仅替人借贷还贷，而且在乡野路途看到有人遗失的金帛财物，亦不动心，直守到失主来找回所丢财物为止。他待人宽厚，甚至乡里恶少醉酒骂上门来，亦坦然视之而面无愠色，直至其为他的宽容所折服，认识到自己过错。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广行善事，来实现其社会教化之目的。
王去非作为金代中期儒学的代表人物，弟子众多，门生遍于朝野。据党怀英所记，王去非的师友弟子中就有“东阿张子羽、茌平马定国、奉符王颐、东平吴大方与其兄大年、郭弼宪、赵慤、申公绰诸公”“出者闻于朝，处者行于乡”，不乏卓有成就者。另据金末元初学者杨奂《还山遗稿》卷上《锦峰王先生墓表》记载云：“世以儒道著，一时名公巨人若党怀英、赵沨，皆师尊之。”元好问《中州集》卷七《迂斋先生周驰》亦记曰：“（周）驰，字仲才，济南人，经学出于醇德先生王广道（王去非），赋学出于泰山李时亨。”其他则有如怀州修武（今属河南焦作）吕豫师从王去非学习经学，通《易》学，曾作《易说》若干卷，传习甚广，名噪一时，当时名士如秀容（今山西忻州）折安上、济阳王善、长安杨苗景皆从其学。
王去非讲学，“凡所答问，皆得孔子教仁教孝之意，或挟他□见则就其所学而引之正。有问以释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摄生者，则对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诗》之思无邪，若是者，非定慧欤。孔子语颜渊，视、听、言、动，勿以非礼，非戒欤？《易》之慎言语、节饮食，《孟子》之养心寡欲，非摄生欤？’盖未尝深诋佛老，而其徒颇自弃其学而学焉”。在教学中，他能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不为崖异，有请焉，无贤不肖，必为之尽言。或怪其不择，曰：‘善者吾奖之，不善者吾勉之，诚均入于善，奚必择焉？’故受业于门者，人皆自以为独厚于已也” 。
王去非虽负学名，但其著述多不传于世。金世宗大定年间东平府重修文庙学，学内立重修孔庙碑，王去非为撰《博州重修庙学记》，集中反映了他的儒学教化教育思想。他认为：“有国家者，欲成长久之业，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风俗，厚风俗之道，莫大乎兴学校，盖学校者教化所由出也。”他说：“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伦也。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时，乃修‘六经’以诏后世。孔子既殁之后，杨墨于战国火于秦，佛老于晋宋齐梁，然其道揭日月掀宇宙，天下遵之，以为先圣，自京师至郡县，咸立庙于学，春秋释奠，与社稷通祀，今不能易者，何也耶？盖自暴秦之后二千有余岁，其间愿治之君，有能遵夫子而行其道者，效著于当时，泽流于后裔，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是之过也。”他以汉唐盛世为例说：“汉唐之兴，莫不以敦尚经术、开设学校为先务，而继体承流者，复能守而不失。其有守臣居外，亦知学校是崇汉之文翁、唐之常衮，皆能知学校为重，所以汉唐之治庶几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后德教，政令因而失序，祸乱相仍，遂有外夷内侮之虞。而国祚独能绵绵不已至于三四百年之久者，岂非人被先王之泽至久而不能忘耶？即是而观，由其崇学校以宣教化，有国者不可以学校为缓也。”他肯定金朝统治者重教兴学的为政之策，认为金朝“兴太学于京师，设祭酒司业博士之员以作新人才，又兴天下府州县学文宣王庙，许以公府泉修治，旧有赡学田产有侵占没官者亦复给于学，此国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因此，他对博州“兴学校，崇先圣之道”给予极高评价。当时，博州重修的庙学，“广袤五亩有奇……制作灿然。宣圣之貌则取乎阙里之像，颜孟之容则法乎秘合之本，皆作藻井华盖以尊严之。升堂之像，自衮而下，绘壁之像，自而下，皆循其礼制而饬之。其赞则有唐名臣之文，讲堂虽仍旧而增檩以广其制，使宽而容，仪门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而正，从祀贤儒之庑，经籍祭器之库，肄业之馆，庖厨之室，高下相对，皆创建而一新之，壮丽宏敞，合礼应图，以至阶序之布列，垣墉之环绕，水窦之浚治，花木之栽植，如式如制” 。
王去非所撰《博州重修庙学记》碑，由党怀英书碑篆额，而由王庭筠书丹，当时有“三绝”之称。明代学者彭大翼所撰《山堂肆考》卷三一《地理篇》中即记云：“东昌府学有三绝碑。金大定间重修文庙，王去非撰记，党怀英篆额，王廷筠书丹，时号三绝。”大定二十四年（1184），王去非去世，享年84岁。
王去非饱读经书，尤重《孝经》。他认为，不管是学习还是教学都应以孝义为先，主张“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 。他在乡里传道授业，身体力行，故深为乡里之人所敬重。王去非去世后，诸生集议定其师谥为醇德先生。大定二十五年（1185），众生又为王去非立碑于平阴县石峡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当地官员还在平阴县西南20里为之建祠，是为醇德先生祠。元代平阴后学、著名学者李之绍特为王去非祠作《醇德先生王公祠记》，其文曰：圣远教废，异端乘间而起，正途壅底，风俗大坏。战国而下，迄乎隋唐，大儒相继代兴，遏欲于方炽，虽施设不同，扶世赞道之功一也。宋金之际，流俗惑于老释，牢不可破，于是求其杰然首出，表率末俗，乡先生王公一人而已……齐鲁古称多儒，复经陶铸，人材文物之盛，遂甲天下。高超者升庙堂，典词诰，隆名大节，照映当世。其次宰牧州县，惠泽加于民人者，不可胜数。乡邻化服，以不衣冠为耻，童儿妇女往往知书有礼度。乡旧名安乐，易曰居贤，著其行也。晚节自号汉上翁……先生之道，盖与韩愈氏、欧阳修氏相表里，二子达而颖，故刚以决；先生穷而约，故顺以化。《礼》曰：“有功于民则祀之。”先生阐恢至道，克绍昔贤，厥功懋矣。
文章充分肯定了王去非的为人、为学及其思想。王去非探究“六经”百家之言，但又不单单局限于学习儒家经典，主张读书要博览，眼界要开阔，所以他对老庄道家学说、佛教诸学说皆有所涉猎，并将这些思想材料用之于经学研究以求融会贯通，阐释儒家经学更深层次的意义。他提倡要本于儒家“修身养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主张“发于诚接于物”，君子得志则行道，不得志则明道。他以尧、舜、周、孔之道为诸儒倡，故四方之士翕然向风，“咸尊师之”。
尤难能可贵的是，王去非安贫乐道，坚守信仰，晚年自号“汉上翁”。其弟王去执字明道，因参加进士考试未第，亦在家究心儒学，讲学传经，与王去非齐名。去执因父母多病，遂广泛阅读医书而精通医术，金世宗时参加医经考试，以第一名成绩选入翰林院，有榆林先生之号。王氏兄弟墓在当地被称为“双王墓”。王氏兄弟与李之绍又共同被称誉为“平阴三贤”。
（殷庆双 张芃）
王去非
王去非（1100—1184），字广道，平阴人，著名学者、佛教居士，金代中期儒学代表人物。
《金史·隐逸传》对王去非的事迹有简略记载，惟多阙而不详。王去非去世后，大定二十五年（1185）其门徒弟子为之立碑于平阴县石峡村王去非墓前，弟子党怀英亲作《醇德王先生墓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思想。据该《墓表》记载，王去非原籍“东蒙人，系出琅邪诸王”，后来迁居平阴县石峡村。王去非的曾祖王友、祖父王臻、父亲王通皆是有德之士，为乡里所敬重。王去非自幼好学，熟读经书，研习儒学，博览“六经”诸子百家之书，在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便回家与妻子儿女过起了田园生活，后又在家设馆教书，以教授学生为业。他乐善好施，急人之所急，助人之所需，甚至把学生奉赠老师的礼物也大都分给乡亲邻里。他不仅为弟子班帎女儿出嫁置办嫁妆，而且在邻家有丧事时，甚至自毁家中蚕室，使死者顺利安葬。有人向其借贷，自己贫不能给，却宁愿再去向别人借贷以遂人所求。他洁身自好，勤于修身，接人待物皆发于至诚，不仅替人借贷还贷，而且在乡野路途看到有人遗失的金帛财物，亦不动心，直守到失主来找回所丢财物为止。他待人宽厚，甚至乡里恶少醉酒骂上门来，亦坦然视之而面无愠色，直至其为他的宽容所折服，认识到自己过错。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广行善事，来实现其社会教化之目的。
王去非作为金代中期儒学的代表人物，弟子众多，门生遍于朝野。据党怀英所记，王去非的师友弟子中就有“东阿张子羽、茌平马定国、奉符王颐、东平吴大方与其兄大年、郭弼宪、赵慤、申公绰诸公”“出者闻于朝，处者行于乡”，不乏卓有成就者。另据金末元初学者杨奂《还山遗稿》卷上《锦峰王先生墓表》记载云：“世以儒道著，一时名公巨人若党怀英、赵沨，皆师尊之。”元好问《中州集》卷七《迂斋先生周驰》亦记曰：“（周）驰，字仲才，济南人，经学出于醇德先生王广道（王去非），赋学出于泰山李时亨。”其他则有如怀州修武（今属河南焦作）吕豫师从王去非学习经学，通《易》学，曾作《易说》若干卷，传习甚广，名噪一时，当时名士如秀容（今山西忻州）折安上、济阳王善、长安杨苗景皆从其学。
王去非讲学，“凡所答问，皆得孔子教仁教孝之意，或挟他□见则就其所学而引之正。有问以释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摄生者，则对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诗》之思无邪，若是者，非定慧欤。孔子语颜渊，视、听、言、动，勿以非礼，非戒欤？《易》之慎言语、节饮食，《孟子》之养心寡欲，非摄生欤？’盖未尝深诋佛老，而其徒颇自弃其学而学焉”。在教学中，他能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不为崖异，有请焉，无贤不肖，必为之尽言。或怪其不择，曰：‘善者吾奖之，不善者吾勉之，诚均入于善，奚必择焉？’故受业于门者，人皆自以为独厚于已也” 。
王去非虽负学名，但其著述多不传于世。金世宗大定年间东平府重修文庙学，学内立重修孔庙碑，王去非为撰《博州重修庙学记》，集中反映了他的儒学教化教育思想。他认为：“有国家者，欲成长久之业，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风俗，厚风俗之道，莫大乎兴学校，盖学校者教化所由出也。”他说：“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伦也。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时，乃修‘六经’以诏后世。孔子既殁之后，杨墨于战国火于秦，佛老于晋宋齐梁，然其道揭日月掀宇宙，天下遵之，以为先圣，自京师至郡县，咸立庙于学，春秋释奠，与社稷通祀，今不能易者，何也耶？盖自暴秦之后二千有余岁，其间愿治之君，有能遵夫子而行其道者，效著于当时，泽流于后裔，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是之过也。”他以汉唐盛世为例说：“汉唐之兴，莫不以敦尚经术、开设学校为先务，而继体承流者，复能守而不失。其有守臣居外，亦知学校是崇汉之文翁、唐之常衮，皆能知学校为重，所以汉唐之治庶几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后德教，政令因而失序，祸乱相仍，遂有外夷内侮之虞。而国祚独能绵绵不已至于三四百年之久者，岂非人被先王之泽至久而不能忘耶？即是而观，由其崇学校以宣教化，有国者不可以学校为缓也。”他肯定金朝统治者重教兴学的为政之策，认为金朝“兴太学于京师，设祭酒司业博士之员以作新人才，又兴天下府州县学文宣王庙，许以公府泉修治，旧有赡学田产有侵占没官者亦复给于学，此国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因此，他对博州“兴学校，崇先圣之道”给予极高评价。当时，博州重修的庙学，“广袤五亩有奇……制作灿然。宣圣之貌则取乎阙里之像，颜孟之容则法乎秘合之本，皆作藻井华盖以尊严之。升堂之像，自衮而下，绘壁之像，自而下，皆循其礼制而饬之。其赞则有唐名臣之文，讲堂虽仍旧而增檩以广其制，使宽而容，仪门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而正，从祀贤儒之庑，经籍祭器之库，肄业之馆，庖厨之室，高下相对，皆创建而一新之，壮丽宏敞，合礼应图，以至阶序之布列，垣墉之环绕，水窦之浚治，花木之栽植，如式如制” 。
王去非所撰《博州重修庙学记》碑，由党怀英书碑篆额，而由王庭筠书丹，当时有“三绝”之称。明代学者彭大翼所撰《山堂肆考》卷三一《地理篇》中即记云：“东昌府学有三绝碑。金大定间重修文庙，王去非撰记，党怀英篆额，王廷筠书丹，时号三绝。”大定二十四年（1184），王去非去世，享年84岁。
王去非饱读经书，尤重《孝经》。他认为，不管是学习还是教学都应以孝义为先，主张“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 。他在乡里传道授业，身体力行，故深为乡里之人所敬重。王去非去世后，诸生集议定其师谥为醇德先生。大定二十五年（1185），众生又为王去非立碑于平阴县石峡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当地官员还在平阴县西南20里为之建祠，是为醇德先生祠。元代平阴后学、著名学者李之绍特为王去非祠作《醇德先生王公祠记》，其文曰：圣远教废，异端乘间而起，正途壅底，风俗大坏。战国而下，迄乎隋唐，大儒相继代兴，遏欲于方炽，虽施设不同，扶世赞道之功一也。宋金之际，流俗惑于老释，牢不可破，于是求其杰然首出，表率末俗，乡先生王公一人而已……齐鲁古称多儒，复经陶铸，人材文物之盛，遂甲天下。高超者升庙堂，典词诰，隆名大节，照映当世。其次宰牧州县，惠泽加于民人者，不可胜数。乡邻化服，以不衣冠为耻，童儿妇女往往知书有礼度。乡旧名安乐，易曰居贤，著其行也。晚节自号汉上翁……先生之道，盖与韩愈氏、欧阳修氏相表里，二子达而颖，故刚以决；先生穷而约，故顺以化。《礼》曰：“有功于民则祀之。”先生阐恢至道，克绍昔贤，厥功懋矣。
文章充分肯定了王去非的为人、为学及其思想。王去非探究“六经”百家之言，但又不单单局限于学习儒家经典，主张读书要博览，眼界要开阔，所以他对老庄道家学说、佛教诸学说皆有所涉猎，并将这些思想材料用之于经学研究以求融会贯通，阐释儒家经学更深层次的意义。他提倡要本于儒家“修身养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主张“发于诚接于物”，君子得志则行道，不得志则明道。他以尧、舜、周、孔之道为诸儒倡，故四方之士翕然向风，“咸尊师之”。
尤难能可贵的是，王去非安贫乐道，坚守信仰，晚年自号“汉上翁”。其弟王去执字明道，因参加进士考试未第，亦在家究心儒学，讲学传经，与王去非齐名。去执因父母多病，遂广泛阅读医书而精通医术，金世宗时参加医经考试，以第一名成绩选入翰林院，有榆林先生之号。王氏兄弟墓在当地被称为“双王墓”。王氏兄弟与李之绍又共同被称誉为“平阴三贤”。
（殷庆双 张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