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养生学家和医药学家。
金大定年间，丘处机学道于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甚契玄机，与王重阳另外六弟子合称为“七真”或“全真七子”。王重阳死后，丘处机隐居溪（今陕西宝鸡东南）洞穴长达6年，苦心修道。后来又隐居陇州（今陕西陇县）龙门山励志修行7年，声誉鹊起，为金朝和蒙古帝国统治者所敬重，曾一度被金世宗下诏前往中都（今北京）传教。后来回归乡里，隐居于栖霞山。
丘处机于金皇统八年（1148）生于山东登州栖霞滨都村。自幼失去双亲，少年时栖身村北的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当时南宋高宗昏庸无能，连年向金称臣纳贡，黄河流域及苏北、皖北等地皆在金人铁蹄蹂躏之下，中原失主，战祸不息，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时年19岁的丘处机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在宁海昆嵛山（今文登市境内）出家。大定七年（1167），丘处机听闻全真教主王重阳在宁海州城传道，“遂竭蹂而往，抠衣请教”，拜王重阳为师开始学道，王重阳十分器重他，赐号“长春子”。
金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病逝于汴梁城（今河南省开封市），弥留之际将丘处机托付给马丹阳教诲。自此，在马丹阳教诲下，丘处机的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后入磻溪穴居，历时6年。据《甘水仙源录》记载：这期间，他“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策瓢不置也，人谓之蓑衣先生，昼夜不寐者七年，继而隐陇州龙门山六年”“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独坐”，生活极为清苦，但他“静思忘念，密考丹经”，潜心于养生学和道学的研究，并广交当地文人学士，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后又赴饶州龙门山（今陕西省宝鸡市）隐居潜修7年，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三月，金世宗闻其名，遣使来召。丘处机应金世宗传召，从王重阳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官庵，主持“万春节”醮事，并向皇帝作“持盈守成”的告诫，因此名声大振。金明昌二年（1191）秋，丘处机东归故里，居栖霞，修“太虚观”，又得钦赐匾额及《玄都宝藏》六千余卷。
金泰和三年（1203）全真道掌教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1203年至1219年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享有极高声望，达官贵人敬奉者日众。当时金之名臣定海军节度使刘师鲁、邹公应中二老皆为其友。金贞祐二年（1214），山东发生杨安儿起义，金朝驸马都尉仆散朝恩请丘处机协助招抚乱民，凭借丘处机的声望，登州和莱州等地很快恢复平静。金贞祐四年（1216）及其后3年间，南宋和金朝政府屡次诏请丘处机赴朝，但他都没有前往。
金兴定四年（1220），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遣近臣刘仲禄来聘。丘处机认为西行有利于拯救生灵，于是以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不计自己73岁高龄，万里赴诏、毅然西行。在李道纯《邱长春真人传》中记载，“人皆以为师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太过，况复言语不通。而我师不言，但选门人之可与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刘仲禄西行”，《磻溪集》中收录了他在出发前写的《复寄燕京道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其西行经过被徒弟李志常记载于《长春其人西游记》一书中。
丘处机此行十分辛劳，《元史》中记载：“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盖蹀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仑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丘处机不顾行路之艰辛为民请命，其爱民之心溢于言表。丘处机见成吉思汗之后，力劝太祖“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好生止杀”，不但劝其收远兵之祸、回师中原，还主张太祖定要以仁心始能平天下，赋诗云：“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师望太平。”一天，忽然天雷滚滚，太祖以此事询问丘处机，丘处机回答说：“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深契其言，说：“神仙所言，正合朕心。”
周绍贤著《道教全真大师丘长春》中有言：“长春化服成吉思汗杀掠之心，所救之生灵多矣，岂止河南北之二三万人而已哉？是真行道济世，功德无量者也。”，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次论道之言，都被礼部官员记录下来，太祖令太子诸王大臣“天稗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还以“已许不杀掠”布告中外。
金正大元年（1224）春天，丘处机应燕京官员的邀请主持“天长观”；金正大四年（1227），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改名为“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并赐“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即丘处机）处置”，实际上是下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当时人们对全真教的信仰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据《奉圣州永昌观碑记》记载：“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这就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时的盛况。总之，在这期间丘处机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
全真教的教义及宗教思想在丘处机掌教期间也得到升华。
首先，是“三教合一”的思想。丘处机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结合自己所睹尘世之灾难，悟出人生之真谛，他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他在《磻溪集?卷一》中曾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意思是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适时而用，只是世人执迷不悟，自造忧患。
其次，他还主张“修心见性”的思想。他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即把成仙真正的根据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这就超出了生死或长生成仙之道。他认为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乱而不自觉，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便可于一念间顿悟，乃至超出生死。丘处机在《北游语录》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如心定，有为也是，无为也是；心不定，处有为也不是，无为也不是。”他的《无俗念?性通》中也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法轮初转，慧风生，陡觉清凉无极。皓色凝空嘉气会，豁荡尘烦胸臆。五贼奔亡，三户逃循，表里无踪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动戈戟。”又如：“放四大，优游无所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临风对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钟美酒，日月循环不老伊。”
再次，他主张“外修功行”。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中认为：“丹阳（马钰）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丘处机开创的龙门派，一方面重视修心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内外结合实际上就是儒道结合，内道外儒，这也是王重阳“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种体现。
丘处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除了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以外还体现在其“济世安民”的思想中。前面提到的丘处机西行劝阻成吉思汗发动战乱以救民于水火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跋长春真人手帖》中所言：“（丘处机）虽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实欲匡济斯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体现了其救世济民的思想。
丘处机不仅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和济世安民的抱负，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卓越贡献。从其保留下来的近五百首诗和150首词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唐诗宋词之长，不追求辞藻之华丽，自有朴实、流畅、明快之风格，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另外，丘处机对道教传统文化的汇集也尤为重视，“尝视道经泯灭，宜为修复之事”。他晚年组织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历时8年，重印《道藏》120卷，不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时也弘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他生平还著有《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书。
（李晗）
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养生学家和医药学家。
金大定年间，丘处机学道于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甚契玄机，与王重阳另外六弟子合称为“七真”或“全真七子”。王重阳死后，丘处机隐居溪（今陕西宝鸡东南）洞穴长达6年，苦心修道。后来又隐居陇州（今陕西陇县）龙门山励志修行7年，声誉鹊起，为金朝和蒙古帝国统治者所敬重，曾一度被金世宗下诏前往中都（今北京）传教。后来回归乡里，隐居于栖霞山。
丘处机于金皇统八年（1148）生于山东登州栖霞滨都村。自幼失去双亲，少年时栖身村北的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当时南宋高宗昏庸无能，连年向金称臣纳贡，黄河流域及苏北、皖北等地皆在金人铁蹄蹂躏之下，中原失主，战祸不息，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时年19岁的丘处机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在宁海昆嵛山（今文登市境内）出家。大定七年（1167），丘处机听闻全真教主王重阳在宁海州城传道，“遂竭蹂而往，抠衣请教”，拜王重阳为师开始学道，王重阳十分器重他，赐号“长春子”。
金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病逝于汴梁城（今河南省开封市），弥留之际将丘处机托付给马丹阳教诲。自此，在马丹阳教诲下，丘处机的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后入磻溪穴居，历时6年。据《甘水仙源录》记载：这期间，他“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策瓢不置也，人谓之蓑衣先生，昼夜不寐者七年，继而隐陇州龙门山六年”“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独坐”，生活极为清苦，但他“静思忘念，密考丹经”，潜心于养生学和道学的研究，并广交当地文人学士，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后又赴饶州龙门山（今陕西省宝鸡市）隐居潜修7年，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三月，金世宗闻其名，遣使来召。丘处机应金世宗传召，从王重阳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官庵，主持“万春节”醮事，并向皇帝作“持盈守成”的告诫，因此名声大振。金明昌二年（1191）秋，丘处机东归故里，居栖霞，修“太虚观”，又得钦赐匾额及《玄都宝藏》六千余卷。
金泰和三年（1203）全真道掌教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1203年至1219年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享有极高声望，达官贵人敬奉者日众。当时金之名臣定海军节度使刘师鲁、邹公应中二老皆为其友。金贞祐二年（1214），山东发生杨安儿起义，金朝驸马都尉仆散朝恩请丘处机协助招抚乱民，凭借丘处机的声望，登州和莱州等地很快恢复平静。金贞祐四年（1216）及其后3年间，南宋和金朝政府屡次诏请丘处机赴朝，但他都没有前往。
金兴定四年（1220），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遣近臣刘仲禄来聘。丘处机认为西行有利于拯救生灵，于是以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不计自己73岁高龄，万里赴诏、毅然西行。在李道纯《邱长春真人传》中记载，“人皆以为师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太过，况复言语不通。而我师不言，但选门人之可与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刘仲禄西行”，《磻溪集》中收录了他在出发前写的《复寄燕京道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其西行经过被徒弟李志常记载于《长春其人西游记》一书中。
丘处机此行十分辛劳，《元史》中记载：“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盖蹀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仑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丘处机不顾行路之艰辛为民请命，其爱民之心溢于言表。丘处机见成吉思汗之后，力劝太祖“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好生止杀”，不但劝其收远兵之祸、回师中原，还主张太祖定要以仁心始能平天下，赋诗云：“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师望太平。”一天，忽然天雷滚滚，太祖以此事询问丘处机，丘处机回答说：“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深契其言，说：“神仙所言，正合朕心。”
周绍贤著《道教全真大师丘长春》中有言：“长春化服成吉思汗杀掠之心，所救之生灵多矣，岂止河南北之二三万人而已哉？是真行道济世，功德无量者也。”，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次论道之言，都被礼部官员记录下来，太祖令太子诸王大臣“天稗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还以“已许不杀掠”布告中外。
金正大元年（1224）春天，丘处机应燕京官员的邀请主持“天长观”；金正大四年（1227），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改名为“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并赐“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即丘处机）处置”，实际上是下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当时人们对全真教的信仰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据《奉圣州永昌观碑记》记载：“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这就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时的盛况。总之，在这期间丘处机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
全真教的教义及宗教思想在丘处机掌教期间也得到升华。
首先，是“三教合一”的思想。丘处机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结合自己所睹尘世之灾难，悟出人生之真谛，他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他在《磻溪集?卷一》中曾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意思是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适时而用，只是世人执迷不悟，自造忧患。
其次，他还主张“修心见性”的思想。他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即把成仙真正的根据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这就超出了生死或长生成仙之道。他认为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乱而不自觉，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便可于一念间顿悟，乃至超出生死。丘处机在《北游语录》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如心定，有为也是，无为也是；心不定，处有为也不是，无为也不是。”他的《无俗念?性通》中也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法轮初转，慧风生，陡觉清凉无极。皓色凝空嘉气会，豁荡尘烦胸臆。五贼奔亡，三户逃循，表里无踪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动戈戟。”又如：“放四大，优游无所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临风对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钟美酒，日月循环不老伊。”
再次，他主张“外修功行”。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中认为：“丹阳（马钰）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丘处机开创的龙门派，一方面重视修心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内外结合实际上就是儒道结合，内道外儒，这也是王重阳“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种体现。
丘处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除了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以外还体现在其“济世安民”的思想中。前面提到的丘处机西行劝阻成吉思汗发动战乱以救民于水火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跋长春真人手帖》中所言：“（丘处机）虽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实欲匡济斯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体现了其救世济民的思想。
丘处机不仅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和济世安民的抱负，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卓越贡献。从其保留下来的近五百首诗和150首词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唐诗宋词之长，不追求辞藻之华丽，自有朴实、流畅、明快之风格，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另外，丘处机对道教传统文化的汇集也尤为重视，“尝视道经泯灭，宜为修复之事”。他晚年组织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历时8年，重印《道藏》120卷，不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时也弘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他生平还著有《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书。
（李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