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感（生卒年不详），濮州鄄城人。唐代经学家，也是后世疑经思想的先驱者和启蒙者。
王元感少时举明经科进士，补博城县丞。后受到唐太宗之子、兖州都督、纪王李慎的敬重礼遇，为李慎之子东平王李续师。武则天天授年间，王元感升迁为左卫率府录事，同时兼直弘文馆。在武则天举行南郊、享明堂祭奠以及封禅嵩岳时，王元感皆受诏与朝中大臣共同议定相关礼仪，而凡是他所提出的意见，皆得众人推崇和佩服。之后，王元感转任为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此时的王元感虽已年迈，但仍刻苦攻读，潜心经传，甚至通宵达旦。
武则天圣历年间，针对官员丁忧服丧期限，王元感曾上书朝廷，论述三年之丧的服丧期应是36个月，以讥讽那些急于脱去丧服而谋求官职的势利之徒，认为他们为了早日回朝任官而想方设法缩短服丧时间。凤阁舍人张柬之则列举《尚书》《礼记》等书中相关例证，反驳王元感的说法，并争得了当时舆论的认同，因此王元感关于丧服期的建议也就终究没能实行。
长安三年（703），王元感上表进奏其所撰《尚书纠谬》10卷、《春秋振滞》20卷、《礼记绳愆》30卷，还有《孝经注》《史记注》等。这些著作今已失传，已无法窥其面貌。但据史料记载，《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时称“惑经三书”，主要是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针对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之所失所编著的。《尚书纠谬》中的“谬”字，是王元感认为《五经正义》之于《尚书》，主要是根据孔安国传，而孔安国传有许多谬误，需要加以纠正。《礼记绳愆》的“绳愆”，则是《五经正义》之于《礼记》，原本根据郑玄之学，但流传中失了真，所以需要纠错正误。而《春秋振滞》之作，则是王元感有感于当时学术界囿于传统经义，墨守成规，窒碍着学术的继续发展，而因此需要“振滞”。这在当时以儒学为宗的时代，王元感能敢于对儒家经典提出疑问进行纠谬，敢于对“专守先儒章句”的经学学风提出批驳，敢于向儒学权威挑战，敢于对不良学风予以鞭挞的大无畏学术精神和勇气，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凤阁舍人魏知古即盛赞王元感三书“信可谓《五经》之指南”。而王元感对《五经正义》提出的挑战，也成为当时震惊经学界的一件大事，亦自然引起一场大辩论。围绕经学义理，守旧与维新两派展开了论争。
王元感将《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三书上奏朝廷后，武则天遂即令弘文馆、崇贤馆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对三书展开讨论，议其义理。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恪守前代儒家之学，并以此为标准，对王元感大加指责，认为其著作丢失了传统旧义，牵强附会，不足为凭。而王元感面对他们的诘难，随机应答，逐条予以反辩，毫不屈服。而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等，皆雅好异闻，尊重与众不同的言论学说，他们赞赏王元感的创新反传统精神，大力支持王元感的惑经思想及其见解，并联名上书推荐王元感，要求朝廷对王元感予以褒奖。而著名学者刘知几之所以“为元感申理其义”，说明其所“雅好”“异闻”与王元感所论之义相通，这也可从刘知几所著《史通》中窥知其基本精神。刘知几《史通》外篇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儒家经典《尚书》《春秋》中讳恶失实、褒美过当等问题提出了怀疑与批判，而王元感所著书同刘知几所论观点相同，可谓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辩论的最后，武则天从巩固政权、争取庶族士人阶层和经学理论支持的需要出发，赞同王元感等人的观点，维新派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为此，武则天下诏称：王元感禀性温和聪慧，博闻强识，手不释卷，年纪虽大但治学热情弥笃。他能够指正前辈贤达的失误之处，深究古代圣人学说的主要意旨，可以称作是儒学宗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任命他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从而充分肯定了王元感对经学创新的贡献。唐代异说与守学之争，也因此由王元感开其端绪。
中宗即位后，王元感以东宫旧属，晋升为朝散大夫，仍拜崇贤馆学士。不久之后，王元感就因病去世了。
（冯雨晴）
王元感
王元感（生卒年不详），濮州鄄城人。唐代经学家，也是后世疑经思想的先驱者和启蒙者。
王元感少时举明经科进士，补博城县丞。后受到唐太宗之子、兖州都督、纪王李慎的敬重礼遇，为李慎之子东平王李续师。武则天天授年间，王元感升迁为左卫率府录事，同时兼直弘文馆。在武则天举行南郊、享明堂祭奠以及封禅嵩岳时，王元感皆受诏与朝中大臣共同议定相关礼仪，而凡是他所提出的意见，皆得众人推崇和佩服。之后，王元感转任为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此时的王元感虽已年迈，但仍刻苦攻读，潜心经传，甚至通宵达旦。
武则天圣历年间，针对官员丁忧服丧期限，王元感曾上书朝廷，论述三年之丧的服丧期应是36个月，以讥讽那些急于脱去丧服而谋求官职的势利之徒，认为他们为了早日回朝任官而想方设法缩短服丧时间。凤阁舍人张柬之则列举《尚书》《礼记》等书中相关例证，反驳王元感的说法，并争得了当时舆论的认同，因此王元感关于丧服期的建议也就终究没能实行。
长安三年（703），王元感上表进奏其所撰《尚书纠谬》10卷、《春秋振滞》20卷、《礼记绳愆》30卷，还有《孝经注》《史记注》等。这些著作今已失传，已无法窥其面貌。但据史料记载，《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时称“惑经三书”，主要是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针对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之所失所编著的。《尚书纠谬》中的“谬”字，是王元感认为《五经正义》之于《尚书》，主要是根据孔安国传，而孔安国传有许多谬误，需要加以纠正。《礼记绳愆》的“绳愆”，则是《五经正义》之于《礼记》，原本根据郑玄之学，但流传中失了真，所以需要纠错正误。而《春秋振滞》之作，则是王元感有感于当时学术界囿于传统经义，墨守成规，窒碍着学术的继续发展，而因此需要“振滞”。这在当时以儒学为宗的时代，王元感能敢于对儒家经典提出疑问进行纠谬，敢于对“专守先儒章句”的经学学风提出批驳，敢于向儒学权威挑战，敢于对不良学风予以鞭挞的大无畏学术精神和勇气，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凤阁舍人魏知古即盛赞王元感三书“信可谓《五经》之指南”。而王元感对《五经正义》提出的挑战，也成为当时震惊经学界的一件大事，亦自然引起一场大辩论。围绕经学义理，守旧与维新两派展开了论争。
王元感将《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三书上奏朝廷后，武则天遂即令弘文馆、崇贤馆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对三书展开讨论，议其义理。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恪守前代儒家之学，并以此为标准，对王元感大加指责，认为其著作丢失了传统旧义，牵强附会，不足为凭。而王元感面对他们的诘难，随机应答，逐条予以反辩，毫不屈服。而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等，皆雅好异闻，尊重与众不同的言论学说，他们赞赏王元感的创新反传统精神，大力支持王元感的惑经思想及其见解，并联名上书推荐王元感，要求朝廷对王元感予以褒奖。而著名学者刘知几之所以“为元感申理其义”，说明其所“雅好”“异闻”与王元感所论之义相通，这也可从刘知几所著《史通》中窥知其基本精神。刘知几《史通》外篇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儒家经典《尚书》《春秋》中讳恶失实、褒美过当等问题提出了怀疑与批判，而王元感所著书同刘知几所论观点相同，可谓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辩论的最后，武则天从巩固政权、争取庶族士人阶层和经学理论支持的需要出发，赞同王元感等人的观点，维新派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为此，武则天下诏称：王元感禀性温和聪慧，博闻强识，手不释卷，年纪虽大但治学热情弥笃。他能够指正前辈贤达的失误之处，深究古代圣人学说的主要意旨，可以称作是儒学宗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任命他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从而充分肯定了王元感对经学创新的贡献。唐代异说与守学之争，也因此由王元感开其端绪。
中宗即位后，王元感以东宫旧属，晋升为朝散大夫，仍拜崇贤馆学士。不久之后，王元感就因病去世了。
（冯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