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高唐）人。他在哲学、科技、军事、历史、文学、医药、地理等诸多领域皆有很深造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吕才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他从年少时便专注于学业，博览群书，精研音律，尤其擅长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令祖孝孙修订乐章，祖孝孙却与同样精通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相互质难，各主一说，持争不下。于是，唐太宗便命侍臣再去寻找能够精通音律之人。中书令温彦博经过多方寻访，向太宗推荐了吕才，说他“天悟绝人，闻见一接，辄究其妙” ，认为他聪明智慧且多才多艺，事物只要他看一次听一次，就能弄清楚其中的奥秘。侍中王珪、魏征也大力称赞吕才学术精妙。魏征告诉太宗，吕才会制作十二支一套的尺八管，它们长短不同，一支对应着十二律中的一个音调，且全都是切合音律的，音色完美，演奏十分和谐。太宗闻之，立即征用吕才，下令让他供职于弘文馆。
太宗曾经看过周武帝所撰的《三局象经》，却不能通晓其中的意思。听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候曾经玩过这种游戏，太宗便召见询问之，但他已经忘记怎么玩了，太宗只好召吕才过来，让他研究。吕才琢磨了一晚上，终于通过作图讲解出来了。蔡允恭浏览了吕才的讲解后，也回忆起少时曾玩过的方法，与吕才琢磨出来的一样。经由此事，吕才声名远播，为世人所知，本人亦累迁太常博士。
贞观六年（633），吕才任起居郎，随太宗前往庆善宫。他长于音乐之学，为此他将太宗与大臣的赋诗唱和谱成曲，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让64名少年站成八行依乐而舞，称《九功之舞》。同时，他又改编《功成庆善乐》与《秦王破阵舞》一同在宫廷中表演。次年（634），太宗将《秦王破阵乐》改名《七德舞》，命吕才教习乐工。
《阴阳书》本是常用的工具书，但传到唐代时谬误虚假、牵强附会严重。为此，唐太宗令吕才与十几位学者一起进行校正，删除浅薄庸俗的部分，保留有用的内容。贞观十五年（641）全书完成，勒成53卷，合并原书47卷，凡为百卷，唐太宗下诏颁布推行。吕才多用典故质疑或证明阴阳道理，虽然这种做法被擅长阴阳术的人忌讳，但更符合经书义理。太宗又让吕才编造《方域图》《教飞骑战阵图》等，吕才都做得非常符合太宗心意，遂擢任为太常丞。他还曾代理过司天台少监，负责历书的修订。
合婚之说在命相学中起源稍晚。至唐代，由于唐周边民族向唐王室求婚者多，出于羁縻政治的需要，唐太宗令吕才编制合婚表以为用，此表也被称为《减蛮经》。高宗永徽初年，吕才又参加编撰《文思博要》《姓氏录》等。永徽六年（655），他在太医署任尚药奉御时，受到至友栖玄法师的激发，于公务闲暇之余研习古印度逻辑学因明之学，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3卷，由此受到佛门弟子的激烈攻讦，其后一些佛学大家及知名士子纷纷卷入，引发一场学术论战。为此，吕才奉召与玄奘大师对质。在论战中，表露出他是坚定的王权拥护者。
高宗显庆年间，以古琴曲《白雪》濒临失传，吕才奉命修订增编，他认为《白雪》古琴曲是要配上歌词来唱的，但曲高和寡，自宋玉以来的上千年间没有人能歌唱《白雪》了。故此，他依照原有《白雪》古琴曲，确定宫商音调，然后教授排练，同时配上词歌唱。他选用高宗的《雪诗》作为《白雪》曲的歌词，根据从古至今乐府歌的唱法，以君主的歌词领唱，以臣子的歌词应和。教授排练正式演出后，曲调和谐，音乐优美，令高宗非常高兴，为此特意写出《白雪词》16首，交与吕才编进新的《白雪》歌。
当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书认为，陶弘景撰写的《本草》存有谬误之处。为此，吕才又奉高宗之命，与中书令许敬宗、李淳风、礼部侍中孔志约及当时著名医学家，共同修改《本草》54卷，行于当世。高宗龙朔年间，吕才任职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665），吕才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吕方毅，7岁便能朗读《周易》《诗经》，太宗听说后，特意召见，予以赏赐。吕方毅后任右卫铠曹参军，以母亲去世悲痛过度，亦随后逝世，时人都感到痛惜。
吕才是学无师承而总览百家、博学多能的思想家，其思想富有科学性且具批判精神，其著述载于《旧唐书》本传中的有《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全唐文》辑录有《进大义婚书表》《进白雪歌奏》《议僧道不应拜俗状》《因明注解之破义图序》《东皋子后序》等。从这些仅存于世的著作中，可窥见其本体论、无神论及其逻辑思想之大略。
吕才的本体论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传统思想的基础上确立的。他主要依据《易经》学来构筑其思想体系。例如，他在《叙葬书》中即说：“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 他在《因明注解之破义图序》中也说：“一消一息，范围天地之仪，大哉至哉，变通爻画之纪。理则未弘于方外，事乃犹拘于域中，推浑元而莫知，穷阴阳而不测。” 他认为“浑然一元之气”是世界的本源，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生生息息运行不止的本源，万物之“理”之“气”，是在阴阳、刚柔的运动中实现的。他在与论敌明濬的论辩中，还曾将古印度学派关于原子论、元素说与中国的“太极”生成说相比论，以说明其本体论思想。
吕才具有无神论思想。他依据古代传统的易学思想，将“浑元而莫知”的“三光”“四气”等看作世界的本原，从而肯定世界物质性。同时，他将物质运动置于阴阳、刚柔等概念中进行研究，说明他已有朦胧的辩证法意识。他在《叙宅经》一文中，以丰富的历史和音乐知识为依据，明确论证了用天下万物配属宫、商、角、徵、羽五音以预测吉凶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在《叙禄命》一文中，他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并对占卜人们命运的禄命之书进行了批判，指出禄命之书不过是骗人敛财的工具，根本不可信。在《叙葬书》一文中，他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考察了丧葬的原始状况，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之例，说明丧葬因有贵贱不同，故而礼仪有别。他认为：“量事制宜，遂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违之。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而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月也。”从而得出了丧葬不择年月的结论，阐明了旧葬书的欺骗性。由此，他通过对阴阳家们的“五姓之说”“禄命”和“丧葬禁忌”等迷信思想的批驳，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
吕才的逻辑思想鲜明，这是他中年以后在对阴阳术士的批判以及对因明的研究中充分显示出来的。他好稽古，重义理，在其《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一书中对其逻辑思想作了系统地阐发。他说：“其间墨书者，即是论之本文；其朱书注者，以存师等旧说；其下墨书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决师等前义，凡有四十余条……至于文理隐伏稍难见者，仍画为义图，共相比较；更别撰一方丈图，独存才之近注论。” 他对“生因了因”“差别为性”“宗依宗体”“喻依喻体”等逻辑论题提出质疑，因难求解，在批判中确立其思想。他对阴阳书的批判是其义理逻辑的突出体现。他的义理思想源自儒家经典，同时又作出新的解释，因而富有批判精神和时代气息。他对逻辑的工具性质有相当认识。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他明确把因明看作一种事理，这种事理包括在佛教所说的引导众生获取解脱的三种途径中，也包括在万事万物之中。其义理逻辑的基点是矛盾律。他善于从矛盾律出发剖析论敌之义理乖僻，陷论敌于困境。他注重实际论辩效果，无经院之恶习，在逐题生疑、随疑设难、因难即解、有破有立、有文有图的理论辩难中，充分显示出自己在逻辑思维方面的独创精神。
因此，正像学界所指出的，吕才既是音乐家又是文学家，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既是军事学家又是逻辑学家，乃至五行、龟蓍、历算、医药、象戏、制图等，无所不通，并且各有专门著作和创造。他的不少著作是属于论战之作，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纠非审是，极其驰骋。像“这样依其博学多艺而展开无所顾虑的理论的批判，在初唐时代是罕见的” 。所以说，吕才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冯雨晴 张熙惟）
吕 才
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高唐）人。他在哲学、科技、军事、历史、文学、医药、地理等诸多领域皆有很深造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吕才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他从年少时便专注于学业，博览群书，精研音律，尤其擅长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令祖孝孙修订乐章，祖孝孙却与同样精通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相互质难，各主一说，持争不下。于是，唐太宗便命侍臣再去寻找能够精通音律之人。中书令温彦博经过多方寻访，向太宗推荐了吕才，说他“天悟绝人，闻见一接，辄究其妙” ，认为他聪明智慧且多才多艺，事物只要他看一次听一次，就能弄清楚其中的奥秘。侍中王珪、魏征也大力称赞吕才学术精妙。魏征告诉太宗，吕才会制作十二支一套的尺八管，它们长短不同，一支对应着十二律中的一个音调，且全都是切合音律的，音色完美，演奏十分和谐。太宗闻之，立即征用吕才，下令让他供职于弘文馆。
太宗曾经看过周武帝所撰的《三局象经》，却不能通晓其中的意思。听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候曾经玩过这种游戏，太宗便召见询问之，但他已经忘记怎么玩了，太宗只好召吕才过来，让他研究。吕才琢磨了一晚上，终于通过作图讲解出来了。蔡允恭浏览了吕才的讲解后，也回忆起少时曾玩过的方法，与吕才琢磨出来的一样。经由此事，吕才声名远播，为世人所知，本人亦累迁太常博士。
贞观六年（633），吕才任起居郎，随太宗前往庆善宫。他长于音乐之学，为此他将太宗与大臣的赋诗唱和谱成曲，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让64名少年站成八行依乐而舞，称《九功之舞》。同时，他又改编《功成庆善乐》与《秦王破阵舞》一同在宫廷中表演。次年（634），太宗将《秦王破阵乐》改名《七德舞》，命吕才教习乐工。
《阴阳书》本是常用的工具书，但传到唐代时谬误虚假、牵强附会严重。为此，唐太宗令吕才与十几位学者一起进行校正，删除浅薄庸俗的部分，保留有用的内容。贞观十五年（641）全书完成，勒成53卷，合并原书47卷，凡为百卷，唐太宗下诏颁布推行。吕才多用典故质疑或证明阴阳道理，虽然这种做法被擅长阴阳术的人忌讳，但更符合经书义理。太宗又让吕才编造《方域图》《教飞骑战阵图》等，吕才都做得非常符合太宗心意，遂擢任为太常丞。他还曾代理过司天台少监，负责历书的修订。
合婚之说在命相学中起源稍晚。至唐代，由于唐周边民族向唐王室求婚者多，出于羁縻政治的需要，唐太宗令吕才编制合婚表以为用，此表也被称为《减蛮经》。高宗永徽初年，吕才又参加编撰《文思博要》《姓氏录》等。永徽六年（655），他在太医署任尚药奉御时，受到至友栖玄法师的激发，于公务闲暇之余研习古印度逻辑学因明之学，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3卷，由此受到佛门弟子的激烈攻讦，其后一些佛学大家及知名士子纷纷卷入，引发一场学术论战。为此，吕才奉召与玄奘大师对质。在论战中，表露出他是坚定的王权拥护者。
高宗显庆年间，以古琴曲《白雪》濒临失传，吕才奉命修订增编，他认为《白雪》古琴曲是要配上歌词来唱的，但曲高和寡，自宋玉以来的上千年间没有人能歌唱《白雪》了。故此，他依照原有《白雪》古琴曲，确定宫商音调，然后教授排练，同时配上词歌唱。他选用高宗的《雪诗》作为《白雪》曲的歌词，根据从古至今乐府歌的唱法，以君主的歌词领唱，以臣子的歌词应和。教授排练正式演出后，曲调和谐，音乐优美，令高宗非常高兴，为此特意写出《白雪词》16首，交与吕才编进新的《白雪》歌。
当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书认为，陶弘景撰写的《本草》存有谬误之处。为此，吕才又奉高宗之命，与中书令许敬宗、李淳风、礼部侍中孔志约及当时著名医学家，共同修改《本草》54卷，行于当世。高宗龙朔年间，吕才任职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665），吕才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吕方毅，7岁便能朗读《周易》《诗经》，太宗听说后，特意召见，予以赏赐。吕方毅后任右卫铠曹参军，以母亲去世悲痛过度，亦随后逝世，时人都感到痛惜。
吕才是学无师承而总览百家、博学多能的思想家，其思想富有科学性且具批判精神，其著述载于《旧唐书》本传中的有《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全唐文》辑录有《进大义婚书表》《进白雪歌奏》《议僧道不应拜俗状》《因明注解之破义图序》《东皋子后序》等。从这些仅存于世的著作中，可窥见其本体论、无神论及其逻辑思想之大略。
吕才的本体论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传统思想的基础上确立的。他主要依据《易经》学来构筑其思想体系。例如，他在《叙葬书》中即说：“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 他在《因明注解之破义图序》中也说：“一消一息，范围天地之仪，大哉至哉，变通爻画之纪。理则未弘于方外，事乃犹拘于域中，推浑元而莫知，穷阴阳而不测。” 他认为“浑然一元之气”是世界的本源，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生生息息运行不止的本源，万物之“理”之“气”，是在阴阳、刚柔的运动中实现的。他在与论敌明濬的论辩中，还曾将古印度学派关于原子论、元素说与中国的“太极”生成说相比论，以说明其本体论思想。
吕才具有无神论思想。他依据古代传统的易学思想，将“浑元而莫知”的“三光”“四气”等看作世界的本原，从而肯定世界物质性。同时，他将物质运动置于阴阳、刚柔等概念中进行研究，说明他已有朦胧的辩证法意识。他在《叙宅经》一文中，以丰富的历史和音乐知识为依据，明确论证了用天下万物配属宫、商、角、徵、羽五音以预测吉凶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在《叙禄命》一文中，他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并对占卜人们命运的禄命之书进行了批判，指出禄命之书不过是骗人敛财的工具，根本不可信。在《叙葬书》一文中，他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考察了丧葬的原始状况，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之例，说明丧葬因有贵贱不同，故而礼仪有别。他认为：“量事制宜，遂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违之。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而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月也。”从而得出了丧葬不择年月的结论，阐明了旧葬书的欺骗性。由此，他通过对阴阳家们的“五姓之说”“禄命”和“丧葬禁忌”等迷信思想的批驳，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
吕才的逻辑思想鲜明，这是他中年以后在对阴阳术士的批判以及对因明的研究中充分显示出来的。他好稽古，重义理，在其《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一书中对其逻辑思想作了系统地阐发。他说：“其间墨书者，即是论之本文；其朱书注者，以存师等旧说；其下墨书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决师等前义，凡有四十余条……至于文理隐伏稍难见者，仍画为义图，共相比较；更别撰一方丈图，独存才之近注论。” 他对“生因了因”“差别为性”“宗依宗体”“喻依喻体”等逻辑论题提出质疑，因难求解，在批判中确立其思想。他对阴阳书的批判是其义理逻辑的突出体现。他的义理思想源自儒家经典，同时又作出新的解释，因而富有批判精神和时代气息。他对逻辑的工具性质有相当认识。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他明确把因明看作一种事理，这种事理包括在佛教所说的引导众生获取解脱的三种途径中，也包括在万事万物之中。其义理逻辑的基点是矛盾律。他善于从矛盾律出发剖析论敌之义理乖僻，陷论敌于困境。他注重实际论辩效果，无经院之恶习，在逐题生疑、随疑设难、因难即解、有破有立、有文有图的理论辩难中，充分显示出自己在逻辑思维方面的独创精神。
因此，正像学界所指出的，吕才既是音乐家又是文学家，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既是军事学家又是逻辑学家，乃至五行、龟蓍、历算、医药、象戏、制图等，无所不通，并且各有专门著作和创造。他的不少著作是属于论战之作，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纠非审是，极其驰骋。像“这样依其博学多艺而展开无所顾虑的理论的批判，在初唐时代是罕见的” 。所以说，吕才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冯雨晴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