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为孔子第三十三代孙，祖籍曲阜，占籍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北）。孔子后裔世代居于曲阜，至汉代有孔福，为关内侯。孔福七世孙孔郁为汉代冀州刺史，其子孔杨为下博亭侯，子孙因此定居于此。孔颖达虽不是孔氏嫡裔，但因其能承袭孔子衣钵，成一代大儒，故后人亦将其当作孔子嫡传子孙对待，如明代于慎行所修《兖州府志》，便将孔颖达编入《圣里志》，《阙里志》卷九《人物志》即列有孔颖达传略。
孔颖达祖父孔硕，后魏时任治书侍御史。父亲孔安是北齐青州法曹参军。孔颖达八岁就学，聪颖过人，每日能背诵经书一千多字。数年以后，遂精通《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等典籍，同时擅长于算数历法，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
隋开皇十二年（592），孔颖达外出拜访名师。同郡的刘焯名声显达，为当时儒学大家，孔颖达慕其名前往求教。刘焯初对年少的孔颖达不以为意，言谈之中多有慢待失礼之处。但因孔颖达请学问教时所展现出来的独到见识，却使刘焯很快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表现出了对这位年轻学者的欣赏与尊重。乃至后来孔颖达要辞别归乡回家时，刘焯仍苦苦挽留。回家后的孔颖达，一度以教授为业，并坚持苦读。
大业二年（606），孔颖达参加朝廷举行的明经科考试，取得优秀成绩，被授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召诸郡儒官集于东都洛阳，命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进行学术辩论。当时，孔颖达虽年纪轻轻，但却表现不俗，致使有些虽号称先辈宿儒，实际学问平庸无比的人，在嫉妒愤怒不甘心之余，竟收买刺客欲暗中加害于孔颖达。当此之时，主持这场辩论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得知消息后，将孔颖达藏在自己家中，才使孔颖达幸免于难。不料经此一事，反使孔颖达名声更显，朝廷也再补授他为太学助教。
到大业末年，因政治腐败，群雄并起，社会陷于动乱之中。此时的孔颖达为了躲避战乱，辞官避居于虎牢关。到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先后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并设秦王府文学馆，征辟孔颖达、房玄龄、于志宁、虞世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唐代画家阎立本曾为十八学士画像，文学家褚亮为之题赞词。其中对孔颖达的赞词为“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入选秦府文学馆学士，成为孔颖达生平事业的分水岭，从此进入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武德九年（626），孔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封为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当时，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励精图治，孔颖达亦屡进谏言，深得器重。太宗曾向孔颖达问《论语》中曾子所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之意时，孔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教，为的就是引导人们谦虚谨慎。自己虽有能力，也不自高自大，仍要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知识虽丰富，仍要以少为是，还要向知识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有像没有一样，充实要像空虚一样。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之德，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炫耀自己聪明，以才智凌驾于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的短处，拒绝臣下的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背离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此番解说，不仅回答了太宗的疑惑，同时也是对太宗所进诤言，对此受到太宗的赞赏。孔颖达旋晋员外散骑常侍、行太子中允。
贞观五年（631），朝廷将造明堂，孔颖达以修养民力为重，反对大兴土木，认为为政要简约，而作《明堂议》，上表进谏，再得太宗称赏。贞观六年（632），孔颖达任国子司业，兼太子右庶子，参与《隋书》的编纂。贞观十年（636），《隋书》修成，其纪、传部分即主要出自颜师古、孔颖达二人之手。以修书之功，孔颖达加散骑常侍、行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
贞观十一年（637），孔颖达、颜师古与令狐德棻等奉旨撰定《大唐新礼》。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孔颖达作为中坚人物，他人或有疑问与不决之处，都由孔颖达断决。书修成后奏上，太宗诏所司行用之，并进孔颖达子爵，赐绢300段。
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擢任国子祭酒，仍为太子授业，同年奉旨主持编纂《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包括儒家典籍《周易正义》14卷（魏王弼注）、《尚书正义》20卷（汉孔安国传）、《毛诗正义》40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礼记正义》70卷（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36卷（晋杜预注）。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王朝的政治理论指导，儒家经典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更是维护皇朝统治的教科书。但自汉代以来，因儒学经典义疏烦琐和谶纬神学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其作为皇朝政治思想的指导作用。为此，唐朝统治者“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又鉴于年代久远，文字讹谬，先令秘书省考定“五经”，纂“五经”定本，随后即令孔颖达与当时的硕学大儒于志宁、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王德昭、朱子奢、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疏》，再为《五经定义》，以统一经学，统一学术思想，确立官方意识形态。
《五经正义》的编纂，主要是正前人的儒经义疏，对儒经注疏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在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孔颖达将前人注疏视为基本资料，通过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采用传统经学的训诂、注释、义疏等方法，选择优秀注释作标准本，然后进行疏通阐释，系统整理。可以说，通过《五经正义》的编纂，鲜明展现了孔颖达的政治思想。首先，立足于隋朝何以灭亡、唐朝如何能长治久安这个根本点，孔颖达提出君王应该研究历代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为政借鉴。历代统治者多依恃君权神授理论，维护自己的皇位，但孔颖达却将天命解读为至公至善的力量，主张以民命代天命，用“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来解释天命，提出做君主的只要能长养百姓，便能免除天罚，保证国运长存。其次，孔颖达系统论述了朝廷处理君民关系的几个重要环节，第一，君王要以己之正而正天下，时时持有敬戒之心，始终坚持美好德行；第二，君主要求贤于野，疏远佞臣，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第三，朝廷要精简祭祀，废除繁琐礼数，慎重兵戎之事等。就政治观念而言，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把重点放在了清除魏晋玄学带来的重道家、轻儒家的思想影响上，以期重建礼乐秩序，重新确立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统治地位。因此，《五经正义》的编纂，不仅对儒学发展，而且对整个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五经正义》中对心性义理的探讨，实开汉学向宋学过渡之先声，对宋学的创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从重训诂考据的汉儒之学，到重性命义理的宋儒之学，《五经正义》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亲临国子监视察，并观看国子监举行的释奠礼。奠礼后，又旁听孔颖达为学生讲解《孝经》。孔颖达上《释奠颂》一篇，得太宗手诏褒美，称赞此佳作。实际上，孔颖达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长期的教育实践，也使他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实践家。他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故他把“教化其民”，即加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视之为教育的重中之重。
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主持复审《五经正义》定本，太宗下诏褒美，并付国子监施行，赐孔颖达绸绢300段。贞观十七年（643），孔颖达以年老辞职，不准。后经坚辞，始得致仕归家。太宗特别诏令优待其俸禄不减。还派中书令马周前往慰问，以示荣宠。
孔颖达有三子：志玄、志约、志亮。孔志玄担任国子司业至去世，其子孔惠元力学寡言，由国子司业擢为太子谕德。孔家三世担任国子司业，当时传为美谈。孔志约担任礼部郎中。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奉命刊定《五经正义》时，孔志约子承父业，以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身份入其列。
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十八日，孔颖达卒于万年县平康里宅中。诏赠绸绢100段，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号“宪”。
（冯雨晴）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为孔子第三十三代孙，祖籍曲阜，占籍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北）。孔子后裔世代居于曲阜，至汉代有孔福，为关内侯。孔福七世孙孔郁为汉代冀州刺史，其子孔杨为下博亭侯，子孙因此定居于此。孔颖达虽不是孔氏嫡裔，但因其能承袭孔子衣钵，成一代大儒，故后人亦将其当作孔子嫡传子孙对待，如明代于慎行所修《兖州府志》，便将孔颖达编入《圣里志》，《阙里志》卷九《人物志》即列有孔颖达传略。
孔颖达祖父孔硕，后魏时任治书侍御史。父亲孔安是北齐青州法曹参军。孔颖达八岁就学，聪颖过人，每日能背诵经书一千多字。数年以后，遂精通《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等典籍，同时擅长于算数历法，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
隋开皇十二年（592），孔颖达外出拜访名师。同郡的刘焯名声显达，为当时儒学大家，孔颖达慕其名前往求教。刘焯初对年少的孔颖达不以为意，言谈之中多有慢待失礼之处。但因孔颖达请学问教时所展现出来的独到见识，却使刘焯很快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表现出了对这位年轻学者的欣赏与尊重。乃至后来孔颖达要辞别归乡回家时，刘焯仍苦苦挽留。回家后的孔颖达，一度以教授为业，并坚持苦读。
大业二年（606），孔颖达参加朝廷举行的明经科考试，取得优秀成绩，被授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召诸郡儒官集于东都洛阳，命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进行学术辩论。当时，孔颖达虽年纪轻轻，但却表现不俗，致使有些虽号称先辈宿儒，实际学问平庸无比的人，在嫉妒愤怒不甘心之余，竟收买刺客欲暗中加害于孔颖达。当此之时，主持这场辩论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得知消息后，将孔颖达藏在自己家中，才使孔颖达幸免于难。不料经此一事，反使孔颖达名声更显，朝廷也再补授他为太学助教。
到大业末年，因政治腐败，群雄并起，社会陷于动乱之中。此时的孔颖达为了躲避战乱，辞官避居于虎牢关。到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先后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并设秦王府文学馆，征辟孔颖达、房玄龄、于志宁、虞世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唐代画家阎立本曾为十八学士画像，文学家褚亮为之题赞词。其中对孔颖达的赞词为“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入选秦府文学馆学士，成为孔颖达生平事业的分水岭，从此进入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武德九年（626），孔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封为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当时，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励精图治，孔颖达亦屡进谏言，深得器重。太宗曾向孔颖达问《论语》中曾子所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之意时，孔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教，为的就是引导人们谦虚谨慎。自己虽有能力，也不自高自大，仍要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知识虽丰富，仍要以少为是，还要向知识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有像没有一样，充实要像空虚一样。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之德，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炫耀自己聪明，以才智凌驾于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的短处，拒绝臣下的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背离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此番解说，不仅回答了太宗的疑惑，同时也是对太宗所进诤言，对此受到太宗的赞赏。孔颖达旋晋员外散骑常侍、行太子中允。
贞观五年（631），朝廷将造明堂，孔颖达以修养民力为重，反对大兴土木，认为为政要简约，而作《明堂议》，上表进谏，再得太宗称赏。贞观六年（632），孔颖达任国子司业，兼太子右庶子，参与《隋书》的编纂。贞观十年（636），《隋书》修成，其纪、传部分即主要出自颜师古、孔颖达二人之手。以修书之功，孔颖达加散骑常侍、行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
贞观十一年（637），孔颖达、颜师古与令狐德棻等奉旨撰定《大唐新礼》。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孔颖达作为中坚人物，他人或有疑问与不决之处，都由孔颖达断决。书修成后奏上，太宗诏所司行用之，并进孔颖达子爵，赐绢300段。
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擢任国子祭酒，仍为太子授业，同年奉旨主持编纂《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包括儒家典籍《周易正义》14卷（魏王弼注）、《尚书正义》20卷（汉孔安国传）、《毛诗正义》40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礼记正义》70卷（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36卷（晋杜预注）。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王朝的政治理论指导，儒家经典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更是维护皇朝统治的教科书。但自汉代以来，因儒学经典义疏烦琐和谶纬神学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其作为皇朝政治思想的指导作用。为此，唐朝统治者“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又鉴于年代久远，文字讹谬，先令秘书省考定“五经”，纂“五经”定本，随后即令孔颖达与当时的硕学大儒于志宁、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王德昭、朱子奢、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疏》，再为《五经定义》，以统一经学，统一学术思想，确立官方意识形态。
《五经正义》的编纂，主要是正前人的儒经义疏，对儒经注疏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在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孔颖达将前人注疏视为基本资料，通过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采用传统经学的训诂、注释、义疏等方法，选择优秀注释作标准本，然后进行疏通阐释，系统整理。可以说，通过《五经正义》的编纂，鲜明展现了孔颖达的政治思想。首先，立足于隋朝何以灭亡、唐朝如何能长治久安这个根本点，孔颖达提出君王应该研究历代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为政借鉴。历代统治者多依恃君权神授理论，维护自己的皇位，但孔颖达却将天命解读为至公至善的力量，主张以民命代天命，用“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来解释天命，提出做君主的只要能长养百姓，便能免除天罚，保证国运长存。其次，孔颖达系统论述了朝廷处理君民关系的几个重要环节，第一，君王要以己之正而正天下，时时持有敬戒之心，始终坚持美好德行；第二，君主要求贤于野，疏远佞臣，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第三，朝廷要精简祭祀，废除繁琐礼数，慎重兵戎之事等。就政治观念而言，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把重点放在了清除魏晋玄学带来的重道家、轻儒家的思想影响上，以期重建礼乐秩序，重新确立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统治地位。因此，《五经正义》的编纂，不仅对儒学发展，而且对整个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五经正义》中对心性义理的探讨，实开汉学向宋学过渡之先声，对宋学的创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从重训诂考据的汉儒之学，到重性命义理的宋儒之学，《五经正义》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亲临国子监视察，并观看国子监举行的释奠礼。奠礼后，又旁听孔颖达为学生讲解《孝经》。孔颖达上《释奠颂》一篇，得太宗手诏褒美，称赞此佳作。实际上，孔颖达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长期的教育实践，也使他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实践家。他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故他把“教化其民”，即加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视之为教育的重中之重。
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主持复审《五经正义》定本，太宗下诏褒美，并付国子监施行，赐孔颖达绸绢300段。贞观十七年（643），孔颖达以年老辞职，不准。后经坚辞，始得致仕归家。太宗特别诏令优待其俸禄不减。还派中书令马周前往慰问，以示荣宠。
孔颖达有三子：志玄、志约、志亮。孔志玄担任国子司业至去世，其子孔惠元力学寡言，由国子司业擢为太子谕德。孔家三世担任国子司业，当时传为美谈。孔志约担任礼部郎中。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奉命刊定《五经正义》时，孔志约子承父业，以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身份入其列。
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十八日，孔颖达卒于万年县平康里宅中。诏赠绸绢100段，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号“宪”。
（冯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