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湛（约生于325—330之间，卒于约395—400之间 ），字处度，高平（今济宁邹城西南）人，东晋思想家。其著作有《列子注》《养生要集》《庄子注》《文子注》等，但除《列子注》外，其他著述均已佚失不传，仅在《文选注》等文献中尚保留残篇断语。
张湛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张嶷官至正员郎，父亲张旷官至镇军司马，他亦官至中书郎、光禄勋。据张湛自己说，他的祖父张嶷与刘正舆（名陶）、傅颖根（名敷）“皆王氏之甥也”，年少之时曾常在王氏家居住。当时，他们的舅父王始周及舅父的堂兄王名宏、王弼“皆好集文籍”，家有藏书近万卷，张、刘、傅3人遂如鱼得水，“竞录奇书”。由此可知，张湛的家族于汉魏之际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
高贵的门第，优越的社会地位，使张湛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不仅为其从事学术探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丰富的物质条件，而且还使他能够自由穿梭周旋在名人学士之中，与他们切磋学术，探讨玄理，咀嚼人生，深深影响其自身思想观念的形成。此时的士人，仍延续着在抽象思辨层面上深入思考、探讨人生的文化传统。他们将玄学思想与佛教、道教理论结合起来，以解答生命的真谛、人生的价值等课题。张湛深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思想要旨的确立，与这一文化氛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张湛倾注心血最多、学术价值最大且最能代表其思想的作品是《列子注》。列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之间，其思想与老子、庄子相似，主张“贵虚”，是道家思想流派中的重要人物。张湛注《列子》，大概在东晋中后期。他在注《列子》的同时，还写成了《列子序》。在这篇序中，张湛曾就其保存、注释《列子》的过程作了大致交代。永嘉之乱时，张湛的祖父张嶷与傅颖根一道避难南行。考虑到路途遥远，盗寇甚盛，他们不得不将收藏的大量典籍忍痛割爱予以放弃。傅颖根只带了其祖父傅玄、父亲傅咸收藏的《子集》，张湛祖父张嶷只带了《列子》8篇。到江南后，8篇《列子》只剩下《杨朱》《说符》和目录，共3卷。这时，刘正舆为扬州刺史，张湛在他家里得到《列子》4卷，后来又在王弼的女婿赵季子家里得到《列子》6卷。这样一来，《列子》8篇就凑完整了。而后，张湛对这8篇《列子》进行了详细整理，然后又按照王弼作《老子注》和郭象作《庄子注》的方式，为《列子》作注。张湛在注《列子》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已有的知识和成果，引用了大量文本资料。据今人严灵峰考察，《列子注》引用古籍达25种以上。这其中除了先秦材料外，还包括大量魏晋人的著作。如玄谈之风始于何晏，可是何晏的有些著作全文已失，而张湛在《列子?天瑞篇》注中，即引用了何晏《道论》的一段，在《仲尼篇》注中，引用了何晏《无名论》的一段。尤其是《列子注》中保存了向秀《庄子注》的部分内容，在向秀《庄子注》已遗失的情形下，为研究向秀的思想、分析郭象《庄子注》和向秀《庄子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张湛的《列子注》作为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的自然观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思想理论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能够独步当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列子注》文字考释十分翔实。魏晋人如王弼、向秀、郭象等人在为前人典籍作注时，重在阐发、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对典籍原文则很少去作文字方面的考释，而《列子注》却在文字考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文字的核定、词义的解释和文字的注音等方面。张湛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在注《列子》的过程中，尽量利用前人成果但却不窃为己有。由于《列子》的内容有许多地方与《庄子》相似，而向秀、郭象对于《庄子》都潜心研究多年，且各有一部《庄子注》，张湛在遇到《列子》原文与《庄子》相同的文字时，都十分注意参考和利用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他人之美。在《列子注》里，张湛明确标明引用向秀、郭象二人《庄子注》达五十余处。在他不懂的地方，则存疑而不论，并明确地标出，从不遮掩，也不去强作解释。此外，张湛对于词语、记事有疑问之处，不强下断语，不随意否定，而采取谨慎态度，存而不论。
张湛的自然观是其玄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气”的观点原本在《列子》一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基于其宇宙观、本体论而提出的基本概念。如《列子?天瑞篇》言：“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行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对此，张湛进行了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提出了“太虚”“至虚”等观念。他在《天瑞篇》注中说：“易者，不穷滞之称，凝寂于太虚之域，将何所见耶？如《易系》之太极、老氏之浑成也。”在《汤问篇》注中说：“天地笼罩三光，包罗四海，大则大矣。然形器之物，会有极限。穷其极限，非虚如何？计天地在太虚之中，则如有如无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细相形，多少相悬。推之至无之极，岂穷于一天，极于一地？则天地之与万物，互相包裹，迭为国邑，岂能知其盈虚，测其头数者哉！”由此可见，在张湛的思想中，尽管天地、万物、四海看起来已经够大，然而与“太虚”相比较，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微不足道。况且万物即所谓“群有”是以“太虚”为宗本的。
张湛玄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其人生观。他在《杨朱篇》题注中说：“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乐而已耳。”生命是短暂的，人们应该珍惜宝贵的人生，享受人生的乐趣。但这里的珍惜生命、享受人生，不同于《列子》本文所宣扬的及时享乐的思想。《列子?杨朱篇》载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无一时之中尔。”并借管夷吾之口说：“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里所宣扬的是一种无是非、无高下、穷奢极欲、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对此，在本篇注中，张湛主张立足于现实人生，顺从人的本性去自然而然地生活，他认为，“若夫刻意从俗，违性顺物，失当身之暂乐，怀长愁于一世，虽支肢俱存，实邻于死者”，因此不要让外在的东西来破坏人们的“生生之趣”。这些论说，体现出张湛与《列子》在人生观方面的明显不同。可以说，张湛超越《列子》文本，发挥了自己的较为接近《庄子》理论的观点。
张湛的人生态度及其对人生的思考，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紧密相连。对此，他又与王弼、郭象、《列子》的认识有所不同。王弼主张名教以自然为本，郭象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列子》则主张任自然而忘名教，而张湛则主张任自然而顺名教。他认为，“自然”是一切事物运演的原则，天地虽然广大，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万事万物自然地发展，但却不是盲目的。他在《汤问篇》注中说：“万品万形，万性万情，各安所适，任而不执，则均于全足，不愿相易也。”也就是说，万物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与发展，这就是自然。
政治观也是张湛玄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张湛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不是消极避世的。他对儒家思想中的入世和出世主张给予了肯定，与《列子》的主张也是有所不同的。《列子?仲尼篇》主张任自然而忘名教，而张湛则认为：“唯弃礼乐之失，不弃礼乐之用，礼乐故不可弃。”又说：“若欲捐《诗》《书》，易治术者，岂救弊之道？即而不去，为而不恃，物自全矣。”在他看来，儒家礼乐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统治者怎样运用，所谓“即而不去，为而不恃”，即运用实施礼乐制度不能古板生硬，要合于时宜。他不像玄学颓废派那样对治国经世漠不关心，而是肯定儒家的治世思想，追求得道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和谐、各得其所。在《力命篇》注中，他不认可《列子》原书的安命混世态度，而主张要调和力与命，行其中道，以扶名教。 他在《杨朱篇》注中批评原文“诬贤”“过逸”之言，主张在遵守名教的要求下任性情之自然。他站在维护名教的立场上，试图纠正玄学颓废派蔑弃礼法、放纵己欲、自甘消沉的倾向。
张湛的《列子注》是一部发挥“正始之音”而又援佛入玄的著作，也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古代典籍，书中不仅系统阐明了张湛的思想理论，而且保留了大量已经遗失的珍贵资料。张湛对《列子》原文的详细考释，也为后人阅读研究《列子》提供了便利，张湛亦凭借此注在东晋玄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张丽峰）
张 湛
张湛（约生于325—330之间，卒于约395—400之间 ），字处度，高平（今济宁邹城西南）人，东晋思想家。其著作有《列子注》《养生要集》《庄子注》《文子注》等，但除《列子注》外，其他著述均已佚失不传，仅在《文选注》等文献中尚保留残篇断语。
张湛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张嶷官至正员郎，父亲张旷官至镇军司马，他亦官至中书郎、光禄勋。据张湛自己说，他的祖父张嶷与刘正舆（名陶）、傅颖根（名敷）“皆王氏之甥也”，年少之时曾常在王氏家居住。当时，他们的舅父王始周及舅父的堂兄王名宏、王弼“皆好集文籍”，家有藏书近万卷，张、刘、傅3人遂如鱼得水，“竞录奇书”。由此可知，张湛的家族于汉魏之际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
高贵的门第，优越的社会地位，使张湛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不仅为其从事学术探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丰富的物质条件，而且还使他能够自由穿梭周旋在名人学士之中，与他们切磋学术，探讨玄理，咀嚼人生，深深影响其自身思想观念的形成。此时的士人，仍延续着在抽象思辨层面上深入思考、探讨人生的文化传统。他们将玄学思想与佛教、道教理论结合起来，以解答生命的真谛、人生的价值等课题。张湛深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思想要旨的确立，与这一文化氛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张湛倾注心血最多、学术价值最大且最能代表其思想的作品是《列子注》。列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之间，其思想与老子、庄子相似，主张“贵虚”，是道家思想流派中的重要人物。张湛注《列子》，大概在东晋中后期。他在注《列子》的同时，还写成了《列子序》。在这篇序中，张湛曾就其保存、注释《列子》的过程作了大致交代。永嘉之乱时，张湛的祖父张嶷与傅颖根一道避难南行。考虑到路途遥远，盗寇甚盛，他们不得不将收藏的大量典籍忍痛割爱予以放弃。傅颖根只带了其祖父傅玄、父亲傅咸收藏的《子集》，张湛祖父张嶷只带了《列子》8篇。到江南后，8篇《列子》只剩下《杨朱》《说符》和目录，共3卷。这时，刘正舆为扬州刺史，张湛在他家里得到《列子》4卷，后来又在王弼的女婿赵季子家里得到《列子》6卷。这样一来，《列子》8篇就凑完整了。而后，张湛对这8篇《列子》进行了详细整理，然后又按照王弼作《老子注》和郭象作《庄子注》的方式，为《列子》作注。张湛在注《列子》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已有的知识和成果，引用了大量文本资料。据今人严灵峰考察，《列子注》引用古籍达25种以上。这其中除了先秦材料外，还包括大量魏晋人的著作。如玄谈之风始于何晏，可是何晏的有些著作全文已失，而张湛在《列子?天瑞篇》注中，即引用了何晏《道论》的一段，在《仲尼篇》注中，引用了何晏《无名论》的一段。尤其是《列子注》中保存了向秀《庄子注》的部分内容，在向秀《庄子注》已遗失的情形下，为研究向秀的思想、分析郭象《庄子注》和向秀《庄子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张湛的《列子注》作为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的自然观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思想理论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能够独步当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列子注》文字考释十分翔实。魏晋人如王弼、向秀、郭象等人在为前人典籍作注时，重在阐发、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对典籍原文则很少去作文字方面的考释，而《列子注》却在文字考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文字的核定、词义的解释和文字的注音等方面。张湛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在注《列子》的过程中，尽量利用前人成果但却不窃为己有。由于《列子》的内容有许多地方与《庄子》相似，而向秀、郭象对于《庄子》都潜心研究多年，且各有一部《庄子注》，张湛在遇到《列子》原文与《庄子》相同的文字时，都十分注意参考和利用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他人之美。在《列子注》里，张湛明确标明引用向秀、郭象二人《庄子注》达五十余处。在他不懂的地方，则存疑而不论，并明确地标出，从不遮掩，也不去强作解释。此外，张湛对于词语、记事有疑问之处，不强下断语，不随意否定，而采取谨慎态度，存而不论。
张湛的自然观是其玄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气”的观点原本在《列子》一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基于其宇宙观、本体论而提出的基本概念。如《列子?天瑞篇》言：“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行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对此，张湛进行了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提出了“太虚”“至虚”等观念。他在《天瑞篇》注中说：“易者，不穷滞之称，凝寂于太虚之域，将何所见耶？如《易系》之太极、老氏之浑成也。”在《汤问篇》注中说：“天地笼罩三光，包罗四海，大则大矣。然形器之物，会有极限。穷其极限，非虚如何？计天地在太虚之中，则如有如无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细相形，多少相悬。推之至无之极，岂穷于一天，极于一地？则天地之与万物，互相包裹，迭为国邑，岂能知其盈虚，测其头数者哉！”由此可见，在张湛的思想中，尽管天地、万物、四海看起来已经够大，然而与“太虚”相比较，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微不足道。况且万物即所谓“群有”是以“太虚”为宗本的。
张湛玄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其人生观。他在《杨朱篇》题注中说：“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乐而已耳。”生命是短暂的，人们应该珍惜宝贵的人生，享受人生的乐趣。但这里的珍惜生命、享受人生，不同于《列子》本文所宣扬的及时享乐的思想。《列子?杨朱篇》载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无一时之中尔。”并借管夷吾之口说：“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里所宣扬的是一种无是非、无高下、穷奢极欲、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对此，在本篇注中，张湛主张立足于现实人生，顺从人的本性去自然而然地生活，他认为，“若夫刻意从俗，违性顺物，失当身之暂乐，怀长愁于一世，虽支肢俱存，实邻于死者”，因此不要让外在的东西来破坏人们的“生生之趣”。这些论说，体现出张湛与《列子》在人生观方面的明显不同。可以说，张湛超越《列子》文本，发挥了自己的较为接近《庄子》理论的观点。
张湛的人生态度及其对人生的思考，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紧密相连。对此，他又与王弼、郭象、《列子》的认识有所不同。王弼主张名教以自然为本，郭象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列子》则主张任自然而忘名教，而张湛则主张任自然而顺名教。他认为，“自然”是一切事物运演的原则，天地虽然广大，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万事万物自然地发展，但却不是盲目的。他在《汤问篇》注中说：“万品万形，万性万情，各安所适，任而不执，则均于全足，不愿相易也。”也就是说，万物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与发展，这就是自然。
政治观也是张湛玄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张湛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不是消极避世的。他对儒家思想中的入世和出世主张给予了肯定，与《列子》的主张也是有所不同的。《列子?仲尼篇》主张任自然而忘名教，而张湛则认为：“唯弃礼乐之失，不弃礼乐之用，礼乐故不可弃。”又说：“若欲捐《诗》《书》，易治术者，岂救弊之道？即而不去，为而不恃，物自全矣。”在他看来，儒家礼乐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统治者怎样运用，所谓“即而不去，为而不恃”，即运用实施礼乐制度不能古板生硬，要合于时宜。他不像玄学颓废派那样对治国经世漠不关心，而是肯定儒家的治世思想，追求得道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和谐、各得其所。在《力命篇》注中，他不认可《列子》原书的安命混世态度，而主张要调和力与命，行其中道，以扶名教。 他在《杨朱篇》注中批评原文“诬贤”“过逸”之言，主张在遵守名教的要求下任性情之自然。他站在维护名教的立场上，试图纠正玄学颓废派蔑弃礼法、放纵己欲、自甘消沉的倾向。
张湛的《列子注》是一部发挥“正始之音”而又援佛入玄的著作，也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古代典籍，书中不仅系统阐明了张湛的思想理论，而且保留了大量已经遗失的珍贵资料。张湛对《列子》原文的详细考释，也为后人阅读研究《列子》提供了便利，张湛亦凭借此注在东晋玄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张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