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在继承发扬前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致力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志于学，仕于鲁，出访列国
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尼山一带）。他的祖先是宋国人，曾世代为卿大夫，为殷商王室后裔。孔子的五世祖因宋国统治集团的相互倾轧发生内乱而迁徙到鲁国，这时的孔氏家族已是日渐没落了。
孔子的父亲名叔梁纥（《左传》称为陬叔纥，陬是鲁邑名，叔梁其字，纥其名，后人据《史记》称之为叔梁纥），曾任鲁国一个职位不高的武职，为人非常勇武，在两次著名的战役中立有战功，故当时“以勇力闻于诸侯” 。不过，叔梁纥虽立有战功，但并没有加官晋爵，终其身不过为“武士”身份（是当时贵族阶层中最低级的）和一个陬邑大夫（一说陬邑宰）的低级官职而已。大概在65岁时叔梁纥娶了曲阜大族颜氏家族的女儿颜征在为妻，婚后不久，颜征在生下了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母是因为祈祷于尼丘山才有了孔子，或谓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 。
孔子3岁那年，父亲叔梁纥去世，葬于鲁国都城以东的防山（今曲阜城东防山之阴梁公林）。母亲颜征在便带着年幼的孔子迁到鲁国都城内阙里居住，靠着为人拆洗衣服以维持生计，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因此孔子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即幼年的孔子不是像其他一般儿童那样自由玩耍，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这是因为，当时贵族社会十分重视祭祀礼仪，一心要培养儿子出人头地的颜征在希望孔子能在耳濡目染的氛围中学好这些东西，作为将来回归贵族阶层的阶梯，这也充分说明颜征在十分重视对孔子的传统文化教育。
大概在孔子十六七岁时，年仅三十多岁的母亲因为既要操心维持母子生活，苦于劳作，又要教育孤儿，费心竭力，还不免带着年轻寡妇凄凉的沉重心情，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这对孔子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生活的重担也过早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后来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何谓“鄙事”？孔子未明说，今无从查考，据说如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红白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他还两次做过在贵族眼中看来是十分卑贱的工作，即在鲁国贵族季孙氏家充任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吏，一是叫乘田，一是称委吏。乘田是管理牛羊牲畜的，委吏是掌管仓库的。但无论做什么，孔子都尽心尽力，踏实能干。管理仓库，账目清楚准确；管理牲畜，牛羊长得又肥又壮。正是这种“多能鄙事”的经历，使孔子了解到民间疾苦，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为后来创立自己的思想学说奠定了基础。
孔子自幼受到严格的母教，少年时代就立下毕生从学的志向。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自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篇》）。他虚心好学，曾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故年轻的孔子对“礼义”文化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已有初步掌握与理解。特别是鲁国为周公的封地，民风淳朴，传统文化根底深厚，较好地保存了周代的礼乐制度，有“周礼尽在鲁”之美誉。受当时浓郁礼乐文化的熏陶和母亲的教导，孔子对古老的文化礼仪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学诗习礼，非常用心。不仅“入太庙，每事问”，后来更在母亲的支持下，到当地“乡校”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他刻苦努力，勤学好问，谦恭知礼，处世深沉，因此，虽涉世不久，但已在鲁国社会包括贵族中间留下了良好印象。他19岁娶宋人亓官氏女为妻，婚后年余生子，鲁国国君鲁昭公特派人送来一条鲤鱼祝贺。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鲤与礼同音，蕴含礼义之意。鲤又象征富足有余，这也是孔子的企望与追求。后来，孔门后裔中一直保留着不吃鲤鱼的习俗，这既是对先祖孔鲤的尊重，又是对鲁君赐鲤的纪念。
孔子敏而好求，学无常师。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国（今山东郯城）国君郯子到鲁国朝聘，宴会间，谈论到东夷祖先少昊氏以鸟名官的典故。孔子听说后立即去拜见郯子求教，收获很大。为此，他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孔子前往周王朝都城雒邑（今河南洛阳）学习礼仪，鲁国国君特地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位僮仆。孔子在雒邑着重考察了当地的礼制、文物与典籍，参观了周王朝的明堂、太庙等古迹，还向著名的宫廷乐师苌弘学习音乐，并拜见了当时任周王室守藏室史的老子。临别时，老子把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作为赠言送与孔子：“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此外，好学的孔子还曾专门向鲁国著名乐官师襄子学琴，学习射箭与驾车。当人们议论他“博学而无所成名” 时，孔子谦逊而自嘲式地表示：“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篇》）他后来到齐国，与齐国太师（乐官）探讨音乐，第一次听到《韶》乐时，称赞其“尽善尽美”而潜心学习，竟至“三月不知肉味”。他五十多岁时学《周易》，表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亦正如孔子自己所言：他一心向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篇》）。他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勤奋为学，积极进取，使自己拥有渊博的知识。他通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为其从政事教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发生内乱，导致鲁昭公与“三桓”（即指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公室贵族，因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称“三桓”）贵族集团的矛盾激化。“三桓”豢养家臣，经营采邑，发展武装，严重威胁鲁国君主统治。孔子为此提出“强公室，弱私家”、 堕毁“三桓”私邑的“堕三都”计划，以恢复加强国君权威，但遭到“三桓”的极力抵制，“堕三都”计划功败垂成。鲁昭公对“三桓”把持朝政也日益不满，遂在郈氏、臧氏等贵族支持下，对“三桓”用兵，结果却被“三桓”打败，被迫逃往齐国。昭公出走后，鲁国的政权完全为季氏所控制。孔子既不满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周礼的行为，也不能见容于“三桓”，遂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前往齐国。
孔子到齐国后，投靠齐国贵族高昭子，又通过高昭子的引见，结识了齐国的卿大夫们，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声誉。齐景公会见孔子，并向孔子询问如何施政，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认为他说得很好，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篇》）孔子还向景公提出“政在节财”的施政方针，齐景公对孔子的建议十分满意，打算“以尼谿田封孔子”，只是因受到大臣晏婴的反对而作罢。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孔子离齐返鲁。此时的鲁国，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等把持操纵国政，形成所谓“陪臣执国政”的局面。孔子因不满鲁国现状，故不愿出仕从政，而专心讲学授徒。至鲁定公九年（前501），阳虎叛乱失败，逃往晋国，孔子遂决意出仕，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中都位于今汶上西部）。孔子上任后，改革丧葬之制，发展生产，加强礼制教育和治安管理，并扩大学校教育规模，仅一年时间，就使“路无拾遗”和“器不雕伪”的中都成为诸侯们学习效仿的榜样。由于政绩卓著，孔子被擢任为司空（负责国家工程建设），寻又升任大司寇（负责国家的治安与司法）。
鲁国重用孔子，引起齐国注意。齐大夫黎对景公说：“鲁用孔丘，势危齐。”于是齐景公采纳臣下建议，派使臣到鲁国，邀请鲁国在夹谷（位于今莱芜境）举行会盟，借机挟制鲁国。两国君主到达夹谷后，举行会见礼，在齐国方面做出种种有违礼仪之举，欲达到挟持鲁君之目的时，被熟悉仪礼、以相礼身份参与会盟的孔子一一化解。在双方签订盟约时，齐又单方面要求在齐国用兵时，鲁国须出兵车300乘随行，否则就是违约。为此，孔子针锋相对地当即驳回，并指出是齐国违约在先。最终，齐国为缓和两国关系，只好让步，归还了此前所侵占的郓、汶阳、龟阴等鲁国土地。孔子在夹谷会盟中据理力争，以弱胜强，显示了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鲁国赢得了政治声望。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由大司寇行摄（代理）相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鲁国政治拨乱反正，社会得到较好治理，故“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鲁国主政者季桓子和鲁定公受其诱惑，怠于政事，终日游乐，轻慢大夫，国政日荒，这令孔子十分失望。同时，此时的鲁国，仍实行“尊尊、亲亲”“世卿世禄”的制度，重用姬姓贵族，而出身低下的孔子也就难于施展其政治抱负，推行其主张。于是，他愤然离鲁，开始出访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首先来到了卫国，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并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卫灵公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给予“俸粟六万”。但后来有人诋毁孔子，卫灵公听信谗言，派人秘密监视孔子。面对卫灵公的不信任，孔子担心获罪，于是离开卫国前往陈国。
在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境）时，孔子被误认为是曾侵犯匡地的阳货，遭到匡人围困。孔子身边的弟子十分恐慌，而孔子却镇定自若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孔子及弟子们最后都平安无事。在经过蒲地（亦在长垣境）时，又正值卫国公叔氏在蒲发动叛乱，公叔氏扣留孔子，让他不得回卫国帮助卫灵公。为脱身，孔子只好与之盟誓，答应其要求。
一个多月后，孔子回到卫国，住在大夫蘧伯玉家。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南子是宋国之女，声名不佳，曾受到宋人讥讽，但因其年轻貌美，聪明过人，嫁给卫灵公后深得宠幸。孔子虑及南子对卫国朝政的影响，接受南子邀请，孰料引起弟子子路的不满。子路认为像孔子这样的儒者，去见南子这样风流的女人，实在有失体统。孔子于是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篇》）之后，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让宦官雍渠参乘，孔子乘车随后，招摇过市。孔子深感受辱，谴责卫君好德不如好色。这一年，晋国佛肸在中牟反叛晋国执政者赵简子，佛肸使人召请孔子，孔子欲往，子路认为不该去。孔子感慨地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篇》）表露出不能施展抱负的苦恼，但终未应请。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打算去赵国寻求从政机会，但走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把曾在危难中帮助过他的两位贤人窦鸣犊、舜华杀害了，感到非常失望，于是改变了去赵国的初衷。
此时，由于卫灵公衰老，怠于政事，始终不能重用孔子。孔子感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篇》）无奈之下，他再次离开卫国，经曹国到了宋国。
孔子来到宋国时，宋国司马桓魋正为自己造一座巨型石棺椁，3年还没有建成，颇为劳民伤财。孔子批评说：“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桓魋闻之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时，桓魋偷偷派人欲砍倒大树，加害孔子。弟子们催促孔子赶快离开，孔子从容不迫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一行为避免桓魋追杀，绕道郑国，来到陈国。有一天，一只带着箭伤的隼鸟落在陈湣公的庭院，陈湣公派人请教孔子这是何箭，孔子答曰是居住在长白山一带肃慎族的箭，并讲述了此箭的来历。陈湣公对孔子知识之渊博十分佩服。
鲁哀公六年（前489），吴国伐陈，楚救陈，陈政局动荡。孔子遂离开陈国，前往负函（蔡国）。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经历了绝粮的危难。随行弟子们饥馁不堪，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有的弟子产生不满情绪，孔子就教导他们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勉励他们应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能因为受挫而动摇。也有人奉劝孔子放弃追求，明哲保身，但孔子认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同时，他还表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篇》）
到了负函以后，负函已属楚国。楚国叶公（即沈诸梁）向孔子问政，孔子不仅向其陈述“来远附迩”的治国方略，而且还与之讨论了有关伦理道德标准问题。如孔子主张当亲人犯罪时应“为亲者隐”，而叶公则主张“大义灭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叶公论政”。孔子听说楚昭王生病时仍坚持祭祀，不违背礼制，对之大加赞赏，称道楚昭王“知大道矣”。楚昭王想把700里封地赐给孔子，令尹子西对楚昭王说： “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子西因而反对说：“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听后，只好作罢。
这时，因孔子的弟子多在卫国从政，卫君也愿意孔子返卫，于是在楚国得不到信用的孔子离开楚地，再次回到卫国。孔子回到卫国后，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遂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国攻打鲁国，担任季氏宰的冉求出奇制胜，打败齐国。季康子赞扬冉求的军事才能，冉求趁机在季康子面前将孔子赞扬一番，极力举荐孔子。季康子决意请回孔子。孔子归鲁，结束了出访列国的生涯。
孔子怀抱“求仕”“行道”的理想，前后游历达14年之久，涉足卫、宋、曹、郑、陈、蔡、楚等国，其中在卫即近十年。归国后的孔子，以其德高望重被尊为“国老”，成为鲁国君主的国事顾问，执政者经常向他问询治国方略。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还向季康子举荐其学生子路、子贡、冉求等入仕，成为鲁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力量。
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前479年3月4日）孔子卒，享年73岁。“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子张篇》）。
二、事于教，敏以求，创儒家学说
孔子自幼聪颖过人，15岁而志于学，故知书识礼，博学多才，声望日显，逐渐为人所知。鲁国大夫孟釐子临终之际，曾告诫其儿子懿子说：“孔丘，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孟釐子死后不久，懿子便遵从父命和兄弟南宫敬叔一起师从孔子学礼。而孔子在步入而立之年时，为了推行他的理想与主张，遂决意创办私学收徒讲学 。几年后，“子弟稍益进焉”，追随他的学生已有颜路（字路，又名无繇、季路）、曾点（字子皙，或称曾皙）、冉耕（字伯牛）、秦商（字子丕、丕慈）、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等人。此后更是声名远扬，“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无论是孔子出仕从政，还是周游列国，他的这些弟子都追随左右，时时聆听老师的教诲。特别是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师徒们更是同甘苦，共患难，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孔子师徒仍讲诵、习礼不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但孔子究竟有多少学生，历来说法不一。据相关文献记载及后世学者考证研究，孔门弟子可考者大约在百人左右，其中记载较详细、事迹显明者大约有近三十人。这些，都使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创设较大规模私学而成就教育事业的伟大教育家。
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教育内容注重德才并重，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他以“六经”为教材，着重从文、行、忠、信等方面教育学生。他认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由此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孔子还把《诗》教、《礼》教、《乐》教等融为一体，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 在孔子的心目中，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方能从音乐的启迪中自觉陶冶性情。因此，孔子把诵诗、习乐等都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并付诸实践。
孔子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教导学生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的正确学习态度，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即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认为学思互补，教学相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学而时习之”和“温故而知新”（《为政篇》）。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注重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他曾举例说：“（冉）求也退，故进之；（仲）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故在实践教学活动中，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倡“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的教学方法。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的精神，要求弟子“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赞扬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但好学的颜回能“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篇》）。他强调学与见闻、学与行的结合，认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篇》）。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篇》）。因此，“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他紧紧围绕培养提高学生的德、智、体、美素质而传道授业解惑，受到时人和弟子们的敬佩与赞扬。颜回就曾感动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子罕篇》）子贡也赞颂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篇》）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以后，除担任“国老”以备顾问外，再无求仕之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讲学、教育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方面。孔子重视文化的传承发展，尤其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面对当时王室政治衰微、礼乐制度荒废、典籍散失严重的实际状况，他非常重视对前代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与整理。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
孔子对前代文化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文献的学习、研究与整理、编次方面。
《诗》在孔子以前早已形成，但因长期转相传授，传本零落不全，错讹在所难免，或有句而不成章，或有章而不成篇，或辞曲不得其位。为此，孔子参照各种抄本，进行校勘核对，配合辞曲，整理编次。《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非常重视学习《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他认为，学《诗》可使人“温柔敦厚”，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他还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因此，他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齐家治国的重要手段。
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孔子在整理《诗》时，都配了乐谱，所有的诗皆可按乐谱演奏歌唱。孔子晚年也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对古代《乐》进行过整理，并用整理过的《乐》教授学生，以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丰富音乐知识，陶冶情操。孔子本身也追求精湛的琴瑟演奏技艺，重视领悟体会乐曲的旨趣与意境。只是在历史的沿传中，古《乐》却佚失了，惟“《诗》三百”留传下来。
孔子一生最重视“礼”，司马迁称颂孔子能“追迹三代之礼”。他曾参观、访问、搜集各种资料，对“礼”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把“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学科目。《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亦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由此可知，《礼经》（即《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
《书》，后世称为《尚书》或《书经》。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文篇流行于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也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所以，今存《尚书》，也有孔子的贡献。
《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孔子传《易》于（商）瞿。”由此可知，孔子不但学过《易》，而且还作过《易传》，传授过弟子。故《论语》记载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说明孔子的确钻研、整理并讲授过《易经》，《易经》的流传也就有着孔子的贡献。
《春秋》原是鲁国的编年史书，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鲁国史事，自来被认为是经孔子修订整理的。《孟子?滕文公篇》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杜预《春秋序》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春秋》用简约的文字表达了复杂的微言大义，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今天流传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是孔子呕心沥血之作，也是其晚年的心血结晶。
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现存“五经”），不仅成为儒家学说所依据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而且更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是富有巨大学术价值的文化瑰宝。孔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故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孔子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王充《论衡?超奇篇》也赞颂说：“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代君王立法，行君王之道，因无君王之位，故称孔子为“素王”。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面对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他“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汲取夏商文化营养，继承周代文化传统，创造出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思想内容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其思想体系的哲学概括，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总纲。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明确提出“仁”就是“爱人”的思想，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篇》）。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后来孟子据此概括为“仁者爱人” 。而且，孔子把这种思想贯穿到其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如，他崇尚“礼”，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他倡导“孝悌”，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與”。他主张“为政以德”，因此“德”亦是“仁”的精神体现。他提出“道千乘之国”的基本原则就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因管仲能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之力，故他极力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他认为，“仁德”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也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凡是有道德的人、乐观而有高尚情操的人以及追求真理的人，都具有“仁者”之人格。他教导他的学生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所以当子张问“仁”时，孔子就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孔子历来强调的“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他还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篇》）的英雄气概，明确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包括孝悌、忠信、恭敬、智勇、宽让、节俭、良善、谦和、敏慧、好学、知耻等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其心目中“仁”的精神得到初步贯彻的“小康”社会图景：“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并进而发展到“仁”的精神充分而全面体现的“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同“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即“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仅次于仁的重要观念，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礼”虽然由来已久，但孔子特别推崇“周礼”，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篇》）。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知礼”的意义十分重大。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他曾感叹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所以，当弟子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篇》）在孔子的礼仪思想中，“礼”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外在形式，对这些礼节仪式，要认真学习，亲履亲行，严格遵守，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篇》）。政治上，不仅做臣下的要“事君尽礼”，做君主的，也必须“使臣以礼”（《八佾篇》），并进一步提出“忠君尊王”的政治思想路线。故“学礼”“知礼”“讲礼”，重要的不在于了解其具体形式，而重在贯彻其内在精神。因此，他教育弟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篇》），要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孔子特别强调“礼仪”与“仁德”的互相渗透贯通与统一。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是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则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也强调民众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从社会政治方面看，若只有礼而没有仁，那就会加深对立，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危机；若只有仁而没有礼，就会产生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致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只有使仁与礼相互制约，相互辅佐，才能达到一种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有仁爱但不无区别的对立与和谐的统一，达到生活安定富裕的理想状态。若再从伦理学角度看，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只有外在约束而无内在自觉，则人的行为完全成为强制的结果，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只有内在自觉而无外在约束，则人人都按自己的标准行事，不能保 持尊卑上下的秩序。因此外与内、礼与仁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以仁的自觉复礼。故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
孔子的“中庸”思想，则是作为其仁德思想的人生哲学方法论，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始终贯彻这种思想。所谓中，即中正，中和；所谓庸，即用也，常也。中庸即是“用中为常道也”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中庸”不仅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孔子曾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孔子方法论的中庸思想，其主要特征一是“过犹不及”，二是“和而不同”，三是“时中”与“权”。所以，他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就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篇》）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从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孔子的思想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从汉代起就被确立为历代皇朝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历代尊崇，光耀后世
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在当世和以后的战国时期，虽然被尊为“显学”，但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说。到汉代，汉朝统治者总结秦朝的灭亡教训和历史经验，以及对百家学说的选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历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千余年的传统时代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历代帝王相继为孔子加封追谥，其政治历史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也受到世人的敬仰。
汉武帝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历代皇朝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对孔子屡加谥封褒扬，或亲至孔子庙堂祭祀，或遣官致祭，可谓隆崇之至。
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亲致诔文，尊孔子为“尼父”。西汉平帝追封他为“褒成宣尼公”，隋文帝追尊他为“先师尼父”，北魏孝文帝追尊他为“文圣尼父”，北周静帝追封他为“邹国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高宗追尊他为“太师”，唐玄宗追封他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尊他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尊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他为“至圣先师”，清顺治帝加尊他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时，从西汉迄清代，先后有12位皇帝亲诣曲阜阙里祭祀孔子，计20次之多。如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刘邦自淮南过鲁，即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夏四月，孝文帝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唐乾封元年（666）封禅泰山，高宗李治至曲阜祭祀孔子。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封禅泰山，亦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十月封禅泰山，真宗也亲至曲阜祭祀孔子。直至清代，清乾隆皇帝更先后8次亲诣阙里祭祀孔子。
在推崇孔子的同时，历代皇朝也泽及孔子的后人，对孔子嫡长孙一再赐官晋爵。从汉高祖刘邦始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祀事，以后历代屡有加封，至宋代改封嫡孙为世袭罔替的衍圣公。孔子嫡孙成为中国历时最久的贵族世家，衍圣公府也成为传世最久、规模最大的贵族庄园。
孔子去世后，后人以其宅为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桓帝永寿二年（156） 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始逐步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至清末民初，孔庙已被营造为一个世界罕见的庞大建筑群。孔庙建筑仿帝王宫殿之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如大成殿祀奉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主要传人四圣、十二哲，两庑供奉孔子弟子及历代受儒家推崇和对儒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贤、先儒。这使孔庙不仅以其特有的深广内涵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而且在中国建筑史、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葬于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也从冢而葬，遂逐渐扩展成延续时间最长的孔氏家族墓地，墓地面积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今天总面积达一百八十多公顷的孔林。1994年，孔庙、孔林、孔府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实例和吸引海内外游人观瞻的重要人文景观。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既注重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又努力实践兼济天下的政治目标，即使身处逆境也矢志不渝，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坚忍不拔、乐而忘忧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铸就了中华民族正直刚毅、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本质，以礼为规范，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求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造福于民。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也使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得以发扬光大。孔子整理的文化典籍，为后世留下了夏、商、周和春秋时期诸多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不朽贡献。习近平也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的思想学说也远播世界各地。如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蒐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儒家学说传入日本。372年，高句丽依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史记》《汉书》等作为太学教材。1687年，巴黎出版《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孔子学说正式传入西方。
（张熙惟）
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在继承发扬前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致力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志于学，仕于鲁，出访列国
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尼山一带）。他的祖先是宋国人，曾世代为卿大夫，为殷商王室后裔。孔子的五世祖因宋国统治集团的相互倾轧发生内乱而迁徙到鲁国，这时的孔氏家族已是日渐没落了。
孔子的父亲名叔梁纥（《左传》称为陬叔纥，陬是鲁邑名，叔梁其字，纥其名，后人据《史记》称之为叔梁纥），曾任鲁国一个职位不高的武职，为人非常勇武，在两次著名的战役中立有战功，故当时“以勇力闻于诸侯” 。不过，叔梁纥虽立有战功，但并没有加官晋爵，终其身不过为“武士”身份（是当时贵族阶层中最低级的）和一个陬邑大夫（一说陬邑宰）的低级官职而已。大概在65岁时叔梁纥娶了曲阜大族颜氏家族的女儿颜征在为妻，婚后不久，颜征在生下了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母是因为祈祷于尼丘山才有了孔子，或谓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 。
孔子3岁那年，父亲叔梁纥去世，葬于鲁国都城以东的防山（今曲阜城东防山之阴梁公林）。母亲颜征在便带着年幼的孔子迁到鲁国都城内阙里居住，靠着为人拆洗衣服以维持生计，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因此孔子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即幼年的孔子不是像其他一般儿童那样自由玩耍，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这是因为，当时贵族社会十分重视祭祀礼仪，一心要培养儿子出人头地的颜征在希望孔子能在耳濡目染的氛围中学好这些东西，作为将来回归贵族阶层的阶梯，这也充分说明颜征在十分重视对孔子的传统文化教育。
大概在孔子十六七岁时，年仅三十多岁的母亲因为既要操心维持母子生活，苦于劳作，又要教育孤儿，费心竭力，还不免带着年轻寡妇凄凉的沉重心情，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这对孔子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生活的重担也过早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后来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何谓“鄙事”？孔子未明说，今无从查考，据说如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红白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他还两次做过在贵族眼中看来是十分卑贱的工作，即在鲁国贵族季孙氏家充任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吏，一是叫乘田，一是称委吏。乘田是管理牛羊牲畜的，委吏是掌管仓库的。但无论做什么，孔子都尽心尽力，踏实能干。管理仓库，账目清楚准确；管理牲畜，牛羊长得又肥又壮。正是这种“多能鄙事”的经历，使孔子了解到民间疾苦，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为后来创立自己的思想学说奠定了基础。
孔子自幼受到严格的母教，少年时代就立下毕生从学的志向。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自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篇》）。他虚心好学，曾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故年轻的孔子对“礼义”文化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已有初步掌握与理解。特别是鲁国为周公的封地，民风淳朴，传统文化根底深厚，较好地保存了周代的礼乐制度，有“周礼尽在鲁”之美誉。受当时浓郁礼乐文化的熏陶和母亲的教导，孔子对古老的文化礼仪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学诗习礼，非常用心。不仅“入太庙，每事问”，后来更在母亲的支持下，到当地“乡校”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他刻苦努力，勤学好问，谦恭知礼，处世深沉，因此，虽涉世不久，但已在鲁国社会包括贵族中间留下了良好印象。他19岁娶宋人亓官氏女为妻，婚后年余生子，鲁国国君鲁昭公特派人送来一条鲤鱼祝贺。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鲤与礼同音，蕴含礼义之意。鲤又象征富足有余，这也是孔子的企望与追求。后来，孔门后裔中一直保留着不吃鲤鱼的习俗，这既是对先祖孔鲤的尊重，又是对鲁君赐鲤的纪念。
孔子敏而好求，学无常师。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国（今山东郯城）国君郯子到鲁国朝聘，宴会间，谈论到东夷祖先少昊氏以鸟名官的典故。孔子听说后立即去拜见郯子求教，收获很大。为此，他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孔子前往周王朝都城雒邑（今河南洛阳）学习礼仪，鲁国国君特地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位僮仆。孔子在雒邑着重考察了当地的礼制、文物与典籍，参观了周王朝的明堂、太庙等古迹，还向著名的宫廷乐师苌弘学习音乐，并拜见了当时任周王室守藏室史的老子。临别时，老子把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作为赠言送与孔子：“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此外，好学的孔子还曾专门向鲁国著名乐官师襄子学琴，学习射箭与驾车。当人们议论他“博学而无所成名” 时，孔子谦逊而自嘲式地表示：“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篇》）他后来到齐国，与齐国太师（乐官）探讨音乐，第一次听到《韶》乐时，称赞其“尽善尽美”而潜心学习，竟至“三月不知肉味”。他五十多岁时学《周易》，表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亦正如孔子自己所言：他一心向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篇》）。他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勤奋为学，积极进取，使自己拥有渊博的知识。他通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为其从政事教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发生内乱，导致鲁昭公与“三桓”（即指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公室贵族，因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称“三桓”）贵族集团的矛盾激化。“三桓”豢养家臣，经营采邑，发展武装，严重威胁鲁国君主统治。孔子为此提出“强公室，弱私家”、 堕毁“三桓”私邑的“堕三都”计划，以恢复加强国君权威，但遭到“三桓”的极力抵制，“堕三都”计划功败垂成。鲁昭公对“三桓”把持朝政也日益不满，遂在郈氏、臧氏等贵族支持下，对“三桓”用兵，结果却被“三桓”打败，被迫逃往齐国。昭公出走后，鲁国的政权完全为季氏所控制。孔子既不满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周礼的行为，也不能见容于“三桓”，遂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前往齐国。
孔子到齐国后，投靠齐国贵族高昭子，又通过高昭子的引见，结识了齐国的卿大夫们，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声誉。齐景公会见孔子，并向孔子询问如何施政，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认为他说得很好，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篇》）孔子还向景公提出“政在节财”的施政方针，齐景公对孔子的建议十分满意，打算“以尼谿田封孔子”，只是因受到大臣晏婴的反对而作罢。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孔子离齐返鲁。此时的鲁国，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等把持操纵国政，形成所谓“陪臣执国政”的局面。孔子因不满鲁国现状，故不愿出仕从政，而专心讲学授徒。至鲁定公九年（前501），阳虎叛乱失败，逃往晋国，孔子遂决意出仕，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中都位于今汶上西部）。孔子上任后，改革丧葬之制，发展生产，加强礼制教育和治安管理，并扩大学校教育规模，仅一年时间，就使“路无拾遗”和“器不雕伪”的中都成为诸侯们学习效仿的榜样。由于政绩卓著，孔子被擢任为司空（负责国家工程建设），寻又升任大司寇（负责国家的治安与司法）。
鲁国重用孔子，引起齐国注意。齐大夫黎对景公说：“鲁用孔丘，势危齐。”于是齐景公采纳臣下建议，派使臣到鲁国，邀请鲁国在夹谷（位于今莱芜境）举行会盟，借机挟制鲁国。两国君主到达夹谷后，举行会见礼，在齐国方面做出种种有违礼仪之举，欲达到挟持鲁君之目的时，被熟悉仪礼、以相礼身份参与会盟的孔子一一化解。在双方签订盟约时，齐又单方面要求在齐国用兵时，鲁国须出兵车300乘随行，否则就是违约。为此，孔子针锋相对地当即驳回，并指出是齐国违约在先。最终，齐国为缓和两国关系，只好让步，归还了此前所侵占的郓、汶阳、龟阴等鲁国土地。孔子在夹谷会盟中据理力争，以弱胜强，显示了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鲁国赢得了政治声望。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由大司寇行摄（代理）相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鲁国政治拨乱反正，社会得到较好治理，故“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鲁国主政者季桓子和鲁定公受其诱惑，怠于政事，终日游乐，轻慢大夫，国政日荒，这令孔子十分失望。同时，此时的鲁国，仍实行“尊尊、亲亲”“世卿世禄”的制度，重用姬姓贵族，而出身低下的孔子也就难于施展其政治抱负，推行其主张。于是，他愤然离鲁，开始出访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首先来到了卫国，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并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卫灵公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给予“俸粟六万”。但后来有人诋毁孔子，卫灵公听信谗言，派人秘密监视孔子。面对卫灵公的不信任，孔子担心获罪，于是离开卫国前往陈国。
在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境）时，孔子被误认为是曾侵犯匡地的阳货，遭到匡人围困。孔子身边的弟子十分恐慌，而孔子却镇定自若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孔子及弟子们最后都平安无事。在经过蒲地（亦在长垣境）时，又正值卫国公叔氏在蒲发动叛乱，公叔氏扣留孔子，让他不得回卫国帮助卫灵公。为脱身，孔子只好与之盟誓，答应其要求。
一个多月后，孔子回到卫国，住在大夫蘧伯玉家。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南子是宋国之女，声名不佳，曾受到宋人讥讽，但因其年轻貌美，聪明过人，嫁给卫灵公后深得宠幸。孔子虑及南子对卫国朝政的影响，接受南子邀请，孰料引起弟子子路的不满。子路认为像孔子这样的儒者，去见南子这样风流的女人，实在有失体统。孔子于是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篇》）之后，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让宦官雍渠参乘，孔子乘车随后，招摇过市。孔子深感受辱，谴责卫君好德不如好色。这一年，晋国佛肸在中牟反叛晋国执政者赵简子，佛肸使人召请孔子，孔子欲往，子路认为不该去。孔子感慨地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篇》）表露出不能施展抱负的苦恼，但终未应请。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打算去赵国寻求从政机会，但走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把曾在危难中帮助过他的两位贤人窦鸣犊、舜华杀害了，感到非常失望，于是改变了去赵国的初衷。
此时，由于卫灵公衰老，怠于政事，始终不能重用孔子。孔子感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篇》）无奈之下，他再次离开卫国，经曹国到了宋国。
孔子来到宋国时，宋国司马桓魋正为自己造一座巨型石棺椁，3年还没有建成，颇为劳民伤财。孔子批评说：“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桓魋闻之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时，桓魋偷偷派人欲砍倒大树，加害孔子。弟子们催促孔子赶快离开，孔子从容不迫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一行为避免桓魋追杀，绕道郑国，来到陈国。有一天，一只带着箭伤的隼鸟落在陈湣公的庭院，陈湣公派人请教孔子这是何箭，孔子答曰是居住在长白山一带肃慎族的箭，并讲述了此箭的来历。陈湣公对孔子知识之渊博十分佩服。
鲁哀公六年（前489），吴国伐陈，楚救陈，陈政局动荡。孔子遂离开陈国，前往负函（蔡国）。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经历了绝粮的危难。随行弟子们饥馁不堪，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有的弟子产生不满情绪，孔子就教导他们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勉励他们应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能因为受挫而动摇。也有人奉劝孔子放弃追求，明哲保身，但孔子认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同时，他还表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篇》）
到了负函以后，负函已属楚国。楚国叶公（即沈诸梁）向孔子问政，孔子不仅向其陈述“来远附迩”的治国方略，而且还与之讨论了有关伦理道德标准问题。如孔子主张当亲人犯罪时应“为亲者隐”，而叶公则主张“大义灭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叶公论政”。孔子听说楚昭王生病时仍坚持祭祀，不违背礼制，对之大加赞赏，称道楚昭王“知大道矣”。楚昭王想把700里封地赐给孔子，令尹子西对楚昭王说： “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子西因而反对说：“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听后，只好作罢。
这时，因孔子的弟子多在卫国从政，卫君也愿意孔子返卫，于是在楚国得不到信用的孔子离开楚地，再次回到卫国。孔子回到卫国后，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遂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国攻打鲁国，担任季氏宰的冉求出奇制胜，打败齐国。季康子赞扬冉求的军事才能，冉求趁机在季康子面前将孔子赞扬一番，极力举荐孔子。季康子决意请回孔子。孔子归鲁，结束了出访列国的生涯。
孔子怀抱“求仕”“行道”的理想，前后游历达14年之久，涉足卫、宋、曹、郑、陈、蔡、楚等国，其中在卫即近十年。归国后的孔子，以其德高望重被尊为“国老”，成为鲁国君主的国事顾问，执政者经常向他问询治国方略。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还向季康子举荐其学生子路、子贡、冉求等入仕，成为鲁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力量。
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前479年3月4日）孔子卒，享年73岁。“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子张篇》）。
二、事于教，敏以求，创儒家学说
孔子自幼聪颖过人，15岁而志于学，故知书识礼，博学多才，声望日显，逐渐为人所知。鲁国大夫孟釐子临终之际，曾告诫其儿子懿子说：“孔丘，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孟釐子死后不久，懿子便遵从父命和兄弟南宫敬叔一起师从孔子学礼。而孔子在步入而立之年时，为了推行他的理想与主张，遂决意创办私学收徒讲学 。几年后，“子弟稍益进焉”，追随他的学生已有颜路（字路，又名无繇、季路）、曾点（字子皙，或称曾皙）、冉耕（字伯牛）、秦商（字子丕、丕慈）、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等人。此后更是声名远扬，“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无论是孔子出仕从政，还是周游列国，他的这些弟子都追随左右，时时聆听老师的教诲。特别是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师徒们更是同甘苦，共患难，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孔子师徒仍讲诵、习礼不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但孔子究竟有多少学生，历来说法不一。据相关文献记载及后世学者考证研究，孔门弟子可考者大约在百人左右，其中记载较详细、事迹显明者大约有近三十人。这些，都使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创设较大规模私学而成就教育事业的伟大教育家。
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教育内容注重德才并重，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他以“六经”为教材，着重从文、行、忠、信等方面教育学生。他认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由此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孔子还把《诗》教、《礼》教、《乐》教等融为一体，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 在孔子的心目中，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方能从音乐的启迪中自觉陶冶性情。因此，孔子把诵诗、习乐等都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并付诸实践。
孔子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教导学生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的正确学习态度，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即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认为学思互补，教学相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学而时习之”和“温故而知新”（《为政篇》）。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注重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他曾举例说：“（冉）求也退，故进之；（仲）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故在实践教学活动中，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倡“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的教学方法。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的精神，要求弟子“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赞扬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但好学的颜回能“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篇》）。他强调学与见闻、学与行的结合，认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篇》）。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篇》）。因此，“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他紧紧围绕培养提高学生的德、智、体、美素质而传道授业解惑，受到时人和弟子们的敬佩与赞扬。颜回就曾感动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子罕篇》）子贡也赞颂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篇》）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以后，除担任“国老”以备顾问外，再无求仕之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讲学、教育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方面。孔子重视文化的传承发展，尤其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面对当时王室政治衰微、礼乐制度荒废、典籍散失严重的实际状况，他非常重视对前代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与整理。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
孔子对前代文化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文献的学习、研究与整理、编次方面。
《诗》在孔子以前早已形成，但因长期转相传授，传本零落不全，错讹在所难免，或有句而不成章，或有章而不成篇，或辞曲不得其位。为此，孔子参照各种抄本，进行校勘核对，配合辞曲，整理编次。《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非常重视学习《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他认为，学《诗》可使人“温柔敦厚”，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他还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因此，他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齐家治国的重要手段。
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孔子在整理《诗》时，都配了乐谱，所有的诗皆可按乐谱演奏歌唱。孔子晚年也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对古代《乐》进行过整理，并用整理过的《乐》教授学生，以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丰富音乐知识，陶冶情操。孔子本身也追求精湛的琴瑟演奏技艺，重视领悟体会乐曲的旨趣与意境。只是在历史的沿传中，古《乐》却佚失了，惟“《诗》三百”留传下来。
孔子一生最重视“礼”，司马迁称颂孔子能“追迹三代之礼”。他曾参观、访问、搜集各种资料，对“礼”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把“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学科目。《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亦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由此可知，《礼经》（即《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
《书》，后世称为《尚书》或《书经》。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文篇流行于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也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所以，今存《尚书》，也有孔子的贡献。
《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孔子传《易》于（商）瞿。”由此可知，孔子不但学过《易》，而且还作过《易传》，传授过弟子。故《论语》记载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说明孔子的确钻研、整理并讲授过《易经》，《易经》的流传也就有着孔子的贡献。
《春秋》原是鲁国的编年史书，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鲁国史事，自来被认为是经孔子修订整理的。《孟子?滕文公篇》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杜预《春秋序》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春秋》用简约的文字表达了复杂的微言大义，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今天流传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是孔子呕心沥血之作，也是其晚年的心血结晶。
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现存“五经”），不仅成为儒家学说所依据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而且更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是富有巨大学术价值的文化瑰宝。孔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故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孔子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王充《论衡?超奇篇》也赞颂说：“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代君王立法，行君王之道，因无君王之位，故称孔子为“素王”。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面对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他“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汲取夏商文化营养，继承周代文化传统，创造出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思想内容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其思想体系的哲学概括，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总纲。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明确提出“仁”就是“爱人”的思想，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篇》）。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后来孟子据此概括为“仁者爱人” 。而且，孔子把这种思想贯穿到其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如，他崇尚“礼”，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他倡导“孝悌”，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與”。他主张“为政以德”，因此“德”亦是“仁”的精神体现。他提出“道千乘之国”的基本原则就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因管仲能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之力，故他极力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他认为，“仁德”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也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凡是有道德的人、乐观而有高尚情操的人以及追求真理的人，都具有“仁者”之人格。他教导他的学生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所以当子张问“仁”时，孔子就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孔子历来强调的“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他还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篇》）的英雄气概，明确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包括孝悌、忠信、恭敬、智勇、宽让、节俭、良善、谦和、敏慧、好学、知耻等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其心目中“仁”的精神得到初步贯彻的“小康”社会图景：“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并进而发展到“仁”的精神充分而全面体现的“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同“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即“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仅次于仁的重要观念，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礼”虽然由来已久，但孔子特别推崇“周礼”，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篇》）。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知礼”的意义十分重大。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他曾感叹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所以，当弟子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篇》）在孔子的礼仪思想中，“礼”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外在形式，对这些礼节仪式，要认真学习，亲履亲行，严格遵守，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篇》）。政治上，不仅做臣下的要“事君尽礼”，做君主的，也必须“使臣以礼”（《八佾篇》），并进一步提出“忠君尊王”的政治思想路线。故“学礼”“知礼”“讲礼”，重要的不在于了解其具体形式，而重在贯彻其内在精神。因此，他教育弟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篇》），要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孔子特别强调“礼仪”与“仁德”的互相渗透贯通与统一。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是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则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也强调民众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从社会政治方面看，若只有礼而没有仁，那就会加深对立，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危机；若只有仁而没有礼，就会产生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致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只有使仁与礼相互制约，相互辅佐，才能达到一种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有仁爱但不无区别的对立与和谐的统一，达到生活安定富裕的理想状态。若再从伦理学角度看，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只有外在约束而无内在自觉，则人的行为完全成为强制的结果，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只有内在自觉而无外在约束，则人人都按自己的标准行事，不能保 持尊卑上下的秩序。因此外与内、礼与仁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以仁的自觉复礼。故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
孔子的“中庸”思想，则是作为其仁德思想的人生哲学方法论，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始终贯彻这种思想。所谓中，即中正，中和；所谓庸，即用也，常也。中庸即是“用中为常道也”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中庸”不仅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孔子曾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孔子方法论的中庸思想，其主要特征一是“过犹不及”，二是“和而不同”，三是“时中”与“权”。所以，他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就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篇》）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从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孔子的思想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从汉代起就被确立为历代皇朝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历代尊崇，光耀后世
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在当世和以后的战国时期，虽然被尊为“显学”，但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说。到汉代，汉朝统治者总结秦朝的灭亡教训和历史经验，以及对百家学说的选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历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千余年的传统时代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历代帝王相继为孔子加封追谥，其政治历史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也受到世人的敬仰。
汉武帝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历代皇朝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对孔子屡加谥封褒扬，或亲至孔子庙堂祭祀，或遣官致祭，可谓隆崇之至。
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亲致诔文，尊孔子为“尼父”。西汉平帝追封他为“褒成宣尼公”，隋文帝追尊他为“先师尼父”，北魏孝文帝追尊他为“文圣尼父”，北周静帝追封他为“邹国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高宗追尊他为“太师”，唐玄宗追封他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尊他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尊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他为“至圣先师”，清顺治帝加尊他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时，从西汉迄清代，先后有12位皇帝亲诣曲阜阙里祭祀孔子，计20次之多。如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刘邦自淮南过鲁，即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夏四月，孝文帝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唐乾封元年（666）封禅泰山，高宗李治至曲阜祭祀孔子。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封禅泰山，亦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十月封禅泰山，真宗也亲至曲阜祭祀孔子。直至清代，清乾隆皇帝更先后8次亲诣阙里祭祀孔子。
在推崇孔子的同时，历代皇朝也泽及孔子的后人，对孔子嫡长孙一再赐官晋爵。从汉高祖刘邦始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祀事，以后历代屡有加封，至宋代改封嫡孙为世袭罔替的衍圣公。孔子嫡孙成为中国历时最久的贵族世家，衍圣公府也成为传世最久、规模最大的贵族庄园。
孔子去世后，后人以其宅为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桓帝永寿二年（156） 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始逐步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至清末民初，孔庙已被营造为一个世界罕见的庞大建筑群。孔庙建筑仿帝王宫殿之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如大成殿祀奉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主要传人四圣、十二哲，两庑供奉孔子弟子及历代受儒家推崇和对儒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贤、先儒。这使孔庙不仅以其特有的深广内涵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而且在中国建筑史、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葬于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也从冢而葬，遂逐渐扩展成延续时间最长的孔氏家族墓地，墓地面积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今天总面积达一百八十多公顷的孔林。1994年，孔庙、孔林、孔府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实例和吸引海内外游人观瞻的重要人文景观。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既注重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又努力实践兼济天下的政治目标，即使身处逆境也矢志不渝，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坚忍不拔、乐而忘忧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铸就了中华民族正直刚毅、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本质，以礼为规范，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求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造福于民。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也使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得以发扬光大。孔子整理的文化典籍，为后世留下了夏、商、周和春秋时期诸多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不朽贡献。习近平也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的思想学说也远播世界各地。如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蒐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儒家学说传入日本。372年，高句丽依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史记》《汉书》等作为太学教材。1687年，巴黎出版《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孔子学说正式传入西方。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