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256—311），字夷甫，琅邪临沂（今临沂）人。西晋末年重臣，先后任尚书令、太尉之职。出身于显赫的琅邪王氏家族，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从弟。作为西晋著名玄谈领袖之一，王衍以其思想引领了当时社会中士人尚玄轻儒的社会风气。
王衍在少年时代就以“神情明秀，风姿祥雅”出名，受到老一辈玄学家山涛的赏识：“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王衍14岁时，他的父亲平北将军王乂将要被免官，王衍去找时任尚书右仆射的舅父羊祜申诉，他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可是羊祜却不以为然。王衍并没有因为羊祜位高权重而表示屈从，王衍当即拂袖而去。他这种不惧权贵的做法引起了当时人的注意。外戚杨骏慕名要把女儿嫁给王衍为妻，王衍耻与杨骏联姻，以装疯卖傻躲避了这门亲事。不久，晋武帝也听说了王衍，便向王戎询问：“夷甫可与当今哪个人相比?”王戎回答：“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后来经过山涛、王戎等人的品评和推荐，王衍在入仕以前就已享负盛名。并且，又由于他“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因而在年轻一代士人眼中，更成了独标玄风、行步顾影的风流人物。
王衍是西晋后期玄谈领袖之一，他推崇正始玄学家王弼、何晏的贵无论，但王衍并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理论著述。王衍虽然根据何晏、王弼的“贵无”说立论，但并不理解“贵无”是为了全有，主旨在于探求宇宙的本源。王衍崇尚“贵无”，奢谈老庄之学，实际上只得其皮相，不懂“名教本于自然”的真谛。他甚至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义理有所不通时，说法就马上改变，时人称之为“口中雌黄”。王衍只是做到了“口不论世事”“口未尝言钱”和“未尝语利”，但未能把握住“贵无”的“无”是无条件的“无”，是“无”能生“有”的“无”。因此，王衍的“无”成了子虚乌有的“虚无”。
当时入世的名士们，如山涛、王戎、何曾等，虽然儒道思想分立，将儒家观念的实质内容空洞化，但他们至少还没有放弃儒学的形式，其超脱的个性和不羁的处事风格，部分可归咎于政治斗争形势所迫。而作为对儒家正直有为观念的进一步冲击，玄学虚诞的消极影响却得以继续扩大。以王衍为代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徒以玄谈自标高雅脱俗。在政治实践领域，他们把儒道哲学基本原则的对立激化至极端，遁入恣肆放纵而弃政务于不顾，在玄学清高的掩护下走向彻底堕落，及至最后国破家亡，身死异乡。因为王衍等人儒学意识十分淡薄，突出了玄学的虚诞，所以后世史家在论及西晋覆灭时多以“清谈误国”批判王衍。其实，他与魏晋禅代之际士大夫儒道兼治思想分化入世的山涛一支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受重利保身的重道轻儒哲学思想指导，只不过王衍等人的颓废日嚣尘上，且触及“永嘉之乱”的最后败亡，所以显得十分引人注目。与王衍同时的王澄、庾散、阮瞻、毕卓、谢鲲等放纵之辈，有的死于“永嘉之乱”，有的渡江至东晋一朝仍继续无所事事空谈玄风，以为续存名士风度。
虽然王衍并无突出的玄学造诣，但是他的玄虚矜高却迎合了世族阶级的生活情趣，加之地位尊显，以至形成“声名藉甚，倾动当世”的轰动效应。当后进之士以之为偶像仰慕仿效之时，“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由王衍深化的浮诞风气影响所及，流害士林，所谓“名士风流”已不具备早期内在的自由精神。《晋书?王衍传》记载：“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其妻郭氏聚敛无厌，“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这种淡泊钱财的清高品格其实不必是出于心尚玄远，如王衍般士族生活非常优裕，从不乏物质供给，故可以表现得格调非凡超俗。其本传又载：“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樏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世说新语?雅量篇》载刘孝标注云：“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这就是名士称首的风神与雅量，可是所谓的“矜高”一旦碰到具体政治实务便现出虚弱自私的原形。《晋书·王衍传》载：“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
在王衍“虚无”说的影响下，一大批士人只顾奢侈享乐，不务实事，唯以空谈玄虚为能事，颓废浮夸之风也逐渐形成。不但王衍的弟弟王澄颓废不堪，就连王衍所亲善的王敦等好友也终日纵酒闲聊消磨时光。王衍的这些追随者们大都放浪形骸，旷达不拘，玩世不恭，却以为已经得到玄学的真谛。王衍及其追随者实际上与名士头衔是名不副实的，是玄学流派中的颓废派。他们的言行既干扰了朝政，又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这种虚无荒诞的社会风气无疑加速了西晋灭亡。
东晋人孙盛所著《晋阳秋》说王衍“善施舍”。其父借给穷人的钱，在父亲死后，王衍把借据都烧掉，以此来抹掉那些穷人的债务，为他们减轻负担。《世说新语》也说王衍“常嫉其妇贪浊，未尝言钱字”，说明王衍是个重义轻利之士。王敦称他“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为他作画称他“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当时就有人对这样一些说法提出质疑，东晋王隐所撰《晋书》说“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应该说这种责难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王衍在对待财物的态度上，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清高，在出世与入世方面，也表现的并不是那么高洁。
王衍作为琅邪王氏大族的一员，其妻郭氏与晋惠帝皇后贾氏又是亲戚，加上少年盛名，故在政治上得以飞黄腾达。他虽以口不论世事、唯务清谈出名，在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却并不超世脱俗，而是处处为自己打算。“八王之乱”前，他曾先后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元城令、中庶子、黄门侍郎、尚书令等职，虽官居宰辅之位，却依然“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的女儿嫁与太子司马遹为妃，元康九年（299）贾后废太子为庶人，王衍立刻上表要求让女儿与太子解除婚约，以求自保。永嘉元年（307），王衍对掌握朝廷实权的太傅司马越说：“中国已乱，应当依赖方镇，须找文武兼备之人任之。”并且提名他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两人上任前，王衍对他们说出了真心话：“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足见王衍为了自保已经精心准备好了退路。虽然王衍早已准备好了退路，却仍然没有逃脱被俘杀的命运。永嘉二年（308）五月，王弥兵临洛阳，王衍出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依靠部将北宫纯、王秉等将领的拼死力战，总算打败了王弥，暂时保住了洛阳。永嘉四年（310）三月，司马越借口出讨石勒，率兵退往许昌，以王衍为军司，所有的贤士望族壮兵强将，全部随行。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行至项县（今河南沈丘）病死，将后事托付给王衍。王衍觉得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想让襄阳王司马范当元帅。司马范也不愿意临危受命，于是2人只得共同率兵送司马越灵柩还葬东海封国。队伍走到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被石勒追及，十余万人全部被围歼，王衍与司马范等均被石勒俘虏。石勒与王衍相见，尊称王衍为王公，并问他晋朝为何灭亡，王衍分析原因声称“计不在己”，“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声称出兵作战的计策非自己所制定，自己也很少参与政事，企望得到自免，他还劝石勒篡位称帝。石勒见王衍如此为自己开脱，勃然大怒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当即下令把王衍带走，然后问身边的孔苌：“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之人，可以让他活吗？”孔苌说：“他乃晋朝三公，必定不肯为我尽力，又何足贵重！”于是派人在夜间推倒墙壁，将王衍压死了。
王衍死前，似乎有点后悔地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的检讨，在东晋成为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王衍死去一百年之后，东晋永和十二年（256）桓温自江陵北伐，与僚属登上大船楼台，遥望中原大地，还深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总算对祖尚浮虚的弊病有了反省，毕竟也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王衍崇尚玄谈，讲究风度。然而，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时代需要的是具有经世才能的人。王衍以清谈名士出仕是当时的一种风尚，但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他的一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为自己的安危而将国家大事抛之不顾，其品格并不高尚。虽说西晋末年的局势非个人所能左右，但王衍的所作所为，在其中无疑起到很大的消极作用。后世学者多鄙薄王衍，说他“清谈误国”。他的所作所为让很多正派人士所不齿，但是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想要自保，这无疑又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张丽峰）
王 衍
王衍（256—311），字夷甫，琅邪临沂（今临沂）人。西晋末年重臣，先后任尚书令、太尉之职。出身于显赫的琅邪王氏家族，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从弟。作为西晋著名玄谈领袖之一，王衍以其思想引领了当时社会中士人尚玄轻儒的社会风气。
王衍在少年时代就以“神情明秀，风姿祥雅”出名，受到老一辈玄学家山涛的赏识：“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王衍14岁时，他的父亲平北将军王乂将要被免官，王衍去找时任尚书右仆射的舅父羊祜申诉，他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可是羊祜却不以为然。王衍并没有因为羊祜位高权重而表示屈从，王衍当即拂袖而去。他这种不惧权贵的做法引起了当时人的注意。外戚杨骏慕名要把女儿嫁给王衍为妻，王衍耻与杨骏联姻，以装疯卖傻躲避了这门亲事。不久，晋武帝也听说了王衍，便向王戎询问：“夷甫可与当今哪个人相比?”王戎回答：“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后来经过山涛、王戎等人的品评和推荐，王衍在入仕以前就已享负盛名。并且，又由于他“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因而在年轻一代士人眼中，更成了独标玄风、行步顾影的风流人物。
王衍是西晋后期玄谈领袖之一，他推崇正始玄学家王弼、何晏的贵无论，但王衍并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理论著述。王衍虽然根据何晏、王弼的“贵无”说立论，但并不理解“贵无”是为了全有，主旨在于探求宇宙的本源。王衍崇尚“贵无”，奢谈老庄之学，实际上只得其皮相，不懂“名教本于自然”的真谛。他甚至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义理有所不通时，说法就马上改变，时人称之为“口中雌黄”。王衍只是做到了“口不论世事”“口未尝言钱”和“未尝语利”，但未能把握住“贵无”的“无”是无条件的“无”，是“无”能生“有”的“无”。因此，王衍的“无”成了子虚乌有的“虚无”。
当时入世的名士们，如山涛、王戎、何曾等，虽然儒道思想分立，将儒家观念的实质内容空洞化，但他们至少还没有放弃儒学的形式，其超脱的个性和不羁的处事风格，部分可归咎于政治斗争形势所迫。而作为对儒家正直有为观念的进一步冲击，玄学虚诞的消极影响却得以继续扩大。以王衍为代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徒以玄谈自标高雅脱俗。在政治实践领域，他们把儒道哲学基本原则的对立激化至极端，遁入恣肆放纵而弃政务于不顾，在玄学清高的掩护下走向彻底堕落，及至最后国破家亡，身死异乡。因为王衍等人儒学意识十分淡薄，突出了玄学的虚诞，所以后世史家在论及西晋覆灭时多以“清谈误国”批判王衍。其实，他与魏晋禅代之际士大夫儒道兼治思想分化入世的山涛一支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受重利保身的重道轻儒哲学思想指导，只不过王衍等人的颓废日嚣尘上，且触及“永嘉之乱”的最后败亡，所以显得十分引人注目。与王衍同时的王澄、庾散、阮瞻、毕卓、谢鲲等放纵之辈，有的死于“永嘉之乱”，有的渡江至东晋一朝仍继续无所事事空谈玄风，以为续存名士风度。
虽然王衍并无突出的玄学造诣，但是他的玄虚矜高却迎合了世族阶级的生活情趣，加之地位尊显，以至形成“声名藉甚，倾动当世”的轰动效应。当后进之士以之为偶像仰慕仿效之时，“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由王衍深化的浮诞风气影响所及，流害士林，所谓“名士风流”已不具备早期内在的自由精神。《晋书?王衍传》记载：“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其妻郭氏聚敛无厌，“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这种淡泊钱财的清高品格其实不必是出于心尚玄远，如王衍般士族生活非常优裕，从不乏物质供给，故可以表现得格调非凡超俗。其本传又载：“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樏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世说新语?雅量篇》载刘孝标注云：“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这就是名士称首的风神与雅量，可是所谓的“矜高”一旦碰到具体政治实务便现出虚弱自私的原形。《晋书·王衍传》载：“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
在王衍“虚无”说的影响下，一大批士人只顾奢侈享乐，不务实事，唯以空谈玄虚为能事，颓废浮夸之风也逐渐形成。不但王衍的弟弟王澄颓废不堪，就连王衍所亲善的王敦等好友也终日纵酒闲聊消磨时光。王衍的这些追随者们大都放浪形骸，旷达不拘，玩世不恭，却以为已经得到玄学的真谛。王衍及其追随者实际上与名士头衔是名不副实的，是玄学流派中的颓废派。他们的言行既干扰了朝政，又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这种虚无荒诞的社会风气无疑加速了西晋灭亡。
东晋人孙盛所著《晋阳秋》说王衍“善施舍”。其父借给穷人的钱，在父亲死后，王衍把借据都烧掉，以此来抹掉那些穷人的债务，为他们减轻负担。《世说新语》也说王衍“常嫉其妇贪浊，未尝言钱字”，说明王衍是个重义轻利之士。王敦称他“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为他作画称他“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当时就有人对这样一些说法提出质疑，东晋王隐所撰《晋书》说“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应该说这种责难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王衍在对待财物的态度上，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清高，在出世与入世方面，也表现的并不是那么高洁。
王衍作为琅邪王氏大族的一员，其妻郭氏与晋惠帝皇后贾氏又是亲戚，加上少年盛名，故在政治上得以飞黄腾达。他虽以口不论世事、唯务清谈出名，在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却并不超世脱俗，而是处处为自己打算。“八王之乱”前，他曾先后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元城令、中庶子、黄门侍郎、尚书令等职，虽官居宰辅之位，却依然“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的女儿嫁与太子司马遹为妃，元康九年（299）贾后废太子为庶人，王衍立刻上表要求让女儿与太子解除婚约，以求自保。永嘉元年（307），王衍对掌握朝廷实权的太傅司马越说：“中国已乱，应当依赖方镇，须找文武兼备之人任之。”并且提名他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两人上任前，王衍对他们说出了真心话：“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足见王衍为了自保已经精心准备好了退路。虽然王衍早已准备好了退路，却仍然没有逃脱被俘杀的命运。永嘉二年（308）五月，王弥兵临洛阳，王衍出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依靠部将北宫纯、王秉等将领的拼死力战，总算打败了王弥，暂时保住了洛阳。永嘉四年（310）三月，司马越借口出讨石勒，率兵退往许昌，以王衍为军司，所有的贤士望族壮兵强将，全部随行。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行至项县（今河南沈丘）病死，将后事托付给王衍。王衍觉得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想让襄阳王司马范当元帅。司马范也不愿意临危受命，于是2人只得共同率兵送司马越灵柩还葬东海封国。队伍走到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被石勒追及，十余万人全部被围歼，王衍与司马范等均被石勒俘虏。石勒与王衍相见，尊称王衍为王公，并问他晋朝为何灭亡，王衍分析原因声称“计不在己”，“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声称出兵作战的计策非自己所制定，自己也很少参与政事，企望得到自免，他还劝石勒篡位称帝。石勒见王衍如此为自己开脱，勃然大怒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当即下令把王衍带走，然后问身边的孔苌：“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之人，可以让他活吗？”孔苌说：“他乃晋朝三公，必定不肯为我尽力，又何足贵重！”于是派人在夜间推倒墙壁，将王衍压死了。
王衍死前，似乎有点后悔地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的检讨，在东晋成为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王衍死去一百年之后，东晋永和十二年（256）桓温自江陵北伐，与僚属登上大船楼台，遥望中原大地，还深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总算对祖尚浮虚的弊病有了反省，毕竟也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王衍崇尚玄谈，讲究风度。然而，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时代需要的是具有经世才能的人。王衍以清谈名士出仕是当时的一种风尚，但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他的一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为自己的安危而将国家大事抛之不顾，其品格并不高尚。虽说西晋末年的局势非个人所能左右，但王衍的所作所为，在其中无疑起到很大的消极作用。后世学者多鄙薄王衍，说他“清谈误国”。他的所作所为让很多正派人士所不齿，但是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想要自保，这无疑又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张丽峰）